神马文学网扶阳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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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阳面面观1：扶阳派的历代传人
前言
近年来在中医理论领域内，有一个扶阳学派在崛起，扶阳的观点早在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中就有提过，但一直为后人所忽视，以至断代一千多年，直到晚清时期才由四川的郑钦安重新举起，传承4代，形成以重用姜附桂为主的扶阳派或叫火神派。该派的理论基础仍是“周易”、“黄帝内经”和“伤寒论”，但与目前充斥于高校的中医经典教材的观点大为不同，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更关键的是它疗效确切，慢性病可治，重症急症病亦可治；不仅近期疗效好，而且长远疗效也好，这是很难得的。它为我国中医教育和传承开辟了一条新路，因此本博将从今天开始，分期介绍这个学派的有关文章和故事，以期与网友一起学习、分享。
扶阳派历代传人简介
郑钦安
郑钦安(1824--1911)，名寿全。清代医家，享年97岁。原籍安徽，其祖游宦四川，遂寓居邛崃。幼习经史，后从刘芷塘学医。道光中叶行医于成都。
学本《黄帝内经》、《周易》太极、仲景之奥旨，谓“人生立命全在坎中一阳”，强调元阳真气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治病立法重在扶阳，用药多为大剂姜、附、桂等辛温之品，人称“姜附先生”、“郑火神”。
精研《伤寒论》，谓六经辨证可愈外感，亦可治内伤。著《伤寒恒论》十卷（1869年），释方辨脉，颇切实际。又撰《医法圆通》四卷（1874年）、《医理真传》四卷（1869年），论乾坤坎离、五行、四诊、辨阳虚阴虚、杂病内外虚实及经方时方之要。弟子甚众，门人卢铸之，颇得其传。
卢铸之
卢禹臣，字铸之，晚号金寿老人，四川德阳人。生于1876年，卒于1963年，享年87岁。清光绪十五年秀才。出生世家，历代业医。少时随姑父颜龙臣习文学医。
1890年拜于邛州郑钦安门下，乃钦安思想之重要继承人。
清末民初，于成都开办“养正医馆”。为昭隆所学，以承师志，立“扶阳讲坛”，亲自主讲《周易》、《内经》、《伤寒》及钦安三书。
卢铸之秉承师学，参以己慧，扶阳之学，更为精粹，有“卢火神”之称。其子卢永定，其孙卢崇汉，皆继承铸之之学，亦为川中名医。
卢永定
卢永定，字云龙，禹臣长子，亦号“火神”。生于1901年，卒于1986年，享年85岁。幼承庭训，刻苦努力，初习外科及太乙神针，16岁即能行针疗疾，后渐习内科，20岁即独立应诊。学术上一承父教，善用辛温扶阳，60余年医道，屡起沉疴大疾，活人无数。临证尤精脉法，断人生死，毫厘不爽，诊时勤于笔录，计医案无数，现尚存者即有30万人次，于钦安卢氏医学之累积整理，其功甚伟。20世纪50年代末，即于“扶阳讲坛”担任助教，铸之逝后，乃独立任教，直至20世纪80年代方止。永定一生，心系病众，其于耄耋之际，有“八十舒怀”，于此可观其志也：
医之为道，广博精深，历数千年，渊源奥秘，岂乎穷哉！
然其旨万理归一，在乎济世活人，强壮民族。
虚怀若谷者成，固步自矜者毁。
愿诸君光扬医德，恢宏医道，不齿名利，戮力奋进，各展鹏翼，其能恪守，吾愿足矣。
卢崇汉
卢崇汉，男，1947年生，四川德阳人，扶阳学派第四代传人。出身中医世家，幼小承庭训，师从祖父卢铸之先生、伯父卢永定先生。
深得祖父二辈悉心教培，医道日进，十七岁即悬壶蓉城，十九岁已有医名。
临证善用姜桂附起沉疴大疾，亦有“火神”之称。现供职于成都中医药大学。
扶阳面面观2：扶阳理论的历史形成
扶阳学派的公认创始人是郑钦安，之后是卢氏几代人（卢铸之、卢永定、卢崇汉）在郑钦安先生的医学思想基础上，不断地创新和发展，形成了今天说的钦安卢氏医学，即扶阳理论。
2008年10月在北京举行了第二届全国扶阳论坛大会，首先由论坛主席卢崇汉作一天报告，以下是摘要其中的第一部分内容：
卢崇汉：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钦安卢氏医学的扶阳理论及其临床应用”。实际上这个题目我在很多场合、很多地方都谈过，现在到北京我想再强调一下，就是为什么叫钦安卢氏医学。
钦安卢氏医学从创立到我这一代已经四代人了。郑钦安先生是公认的创始人，卢氏几代人（卢铸之、卢永定、卢崇汉）又在郑钦安先生的医学思想基础上，不断地创新和发展。所以我谈的这个钦安卢氏医学，在中医界已经有这种称呼和这种认可了。当然，我想通过对扶阳理念的传播，使扶阳这种思想能够逐渐被大家接受。如果你对钦安卢氏医学思想真正理解了、掌握了、运用了，那你将在临床上取得很好的治疗效果。
关于钦安卢氏医学的创立，实际上是在《内经》、仲景思想的指导下慢慢形成的。但为什么现在大家又对扶阳这个问题感兴趣了呢？实际上，仲景以后，一千多年来可以说断代了，没有人明确倡导扶阳、主张扶阳、应用扶阳。一直到晚清，才有郑钦安先生举起这一面旗帜。郑钦安先生的扶阳思想是在刘沅先生的影响和指导下形成的。
刘沅先生是郑钦安的师父，又称为刘止唐。在郑钦安的医书里面谈到了刘止唐，却没有见到刘沅这个名。实际上，刘沅是姓名，字止唐，号清阳居士，四川双流人，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生，卒于咸丰五年（1855年），享年88岁。刘沅先生有很多著述。对他本人的介绍在《清国史馆•刘沅本传》、《清史稿》里均有记载。由于他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医学家，所以在我们 四川称颂刘沅为“一代大儒”、“通天教主”、“川西夫子”。大家都很敬重他，视他为四川的孔夫子、孔圣人。他对儒、释、道都相当精通，将三教的思想融会贯通，对儒、释、道思想均有很大发展。
刘沅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中了举人，在道光六年（1826年）被授予湖北天门县的知县，但由于他不愿外任，所以改为国子监典簿。在那个时候，他由双流移居到成都市区纯化街。他的家确实很大，我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去过。后来由于城市改造，他的故居现在已经没有了。因为他住的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槐树，所以他将自己的住宅称为槐轩。
刘沅先生几乎每天都在槐轩给门人讲学。他创立了槐轩学说，在文学界、经学界、佛教界和道教界都是非常认可的。
2006年巴蜀书社将刘沅先生的著作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的重大项目予以出版，出版发行了一套《槐轩全书》。这套书400万字，收集了刘沅先生著述的一部分著作，其中有《大学恒解》、《中庸恒解》、《论语恒解》、《孟子恒解》、《诗经恒解》、《书经恒解》、《周易恒解》、《礼记恒解》、《春秋恒解》、《周官恒解》、《仪礼恒解》、《史存》、《蒙训》、《孝经直解》、《大学古本质言》《槐轩杂著》、《槐轩约言》、《子问》、《又问》、《性命微言》和《医理大概约说》等30余部（包括中医著作）。还有几部与医有关的书，如《圣余医案》、《活幼心法》、《保生立命要言》，当时在出版《槐轩全书》的时候，由于版本不好，所以未收进去。
刘沅先生不是单纯的医家，有记载显示，他常利用在槐轩书院讲学的空余时间为人看病，所以我说他属于票友，很高级的票友。他不是通过行医养家糊口。就是这样一位大儒，培养出了郑钦安先生。
郑钦安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才逐渐得到中医界的认可，认为他是“伤寒学派”南派的代表人物。
郑钦安，名寿全，中医学家关于他的出生年代，现在有点儿乱套。我在20世纪80年代曾写过一篇文章，阐明他准确的出生时间应该是清嘉庆九年，就是1804年，卒于清光绪27年，即1901年（享年97）。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祖父从拜师起就一直生活在郑钦安先生的身边，一直跟了他11年，直到他去世。在我们家里，过去就一直供奉着郑钦安先生的牌位，因为古人讲，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郑钦安的牌位上也有他出生的年月和去世的年月。
我不知道现在他的生卒年代怎么会出现多种版本，有的说是l824年出生，1911年去世的，甚至还有的说他是20世纪20年代去世的。查“中华民国”三年的《邛崃县志》已经有了关于郑钦安的记载。1991年官方出版的《四川省志》明确谈到了郑钦安先生的生卒时间，也就是1804年出生，1901年去世。
郑钦安享年97岁，听我祖父讲，他到96岁还在为人看病。当然这个时候大部分病人是由我祖父来看。因为郑钦安先生有两个女儿，那时他的女儿也七八十岁了，不在他身边，所以钦安先生家里的情况可以说是我祖父在打理。
那么到底他是哪里人呢？都说他是邛崃人，不是的，他是安徽人，郑钦安的祖籍是安徽，是他的祖父做官到了四川，郑家的人才在四川落户的。
郑钦安先生家里都是做官的，他父亲也很有学问，所以郑钦安先生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教育。钦安先生在嘉庆末年考中了秀才。他父亲希望他走仕途，所以就带他从邛崃到成都，希望找一个更好的老师，这才拜到刘沅门下。他开始在刘沅门下学习，并不是学医，是学四书五经，为的是走仕途。在这期间，他受到刘沅先生为人治病高尚境界的影响，用了大量的时间研习中医经典。刘沅先生亦认为郑钦安是可造之才，所以在医学方面，要求郑钦安投入更多的精力，这样才有了以后郑钦安整个一生的医学生涯。
对于学医，刘沅先生要求很严格，除了儒、释、道的著作需通读和理解外，还要对中医的经典，如《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周易》、《神农本草经》等进行深入研究。不仅要读书、背书，还要真正理解，既能钻进去，又能跳出来，这样才能学好中医。
郑钦安先生经常给我祖父讲，他是穷究了几十年，对经典的学习从来没有放松过。这些经典——《黄帝内经》、《伤寒论》并不是读一两遍就行了，作为一个医生要一辈子研习，这样才能够悟出经典的精髓。实际上，你读一大篇，能够悟出两三个字来就不简单了。
郑钦安先生学有所成之后，在道光年间开始正式悬壶。刚开始，他在“用”上并不是很理想，也跟其他中医一样，对中医理解得并不深。正如他在著作里所说的，他不断思索了20余年，还有前头的十余年。前头的十余年是走了弯路的，他的著述成书时已经60多岁了。这时他已经从医近50年，到那个时候才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中医，也才有了《医理真传》、《医法圆通》和《伤寒恒论》等扶阳的经典著作问世。
郑钦安先生真正得道是在40岁后，并且在60岁后才开始讲扶阳思想、扶阳的理念和治法。虽然经常有10-20人来听讲，但真正继承他学术的人却没有。直到他80岁后，将我祖父卢铸之收为入室弟子，长期跟随他11年，才成为他唯一的学术继承人。由于他在临床上大量使用姜附等辛温扶阳药物，疗效又好，所以被人称为“姜附先生”，又称“郑火神”。
郑钦安先生在同治年间，在融汇了《黄帝内经》、《周易》和《伤寒论》精旨的前提下，写出了《医理真传》和《医法圆通》。 在光绪20年（1894年）他已经老了，在我祖父协助下，整理出版了《伤寒恒论》。这本书不拘于前人的一些说法，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大胆创新，发挥了仲景的扶阳思想。
对于郑钦安的扶阳思想有很多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在他的《医理真传》和《医法圆通》里，既有阳虚门，又有阴虚门，实际并不矛盾。因为这两部书出版时，郑钦安60多岁，到了90多岁他又有所提高，扶阳理念更强烈，用药更精纯。我祖父继承了郑钦安晚年成熟的扶阳思想，提出了“病在阳者扶阳抑阴；病在阴者用阳化阴”这一扶阳纲领。在临床上能够做到用阳化阴，可以说是上了一个台阶，这对于扶阳学派的确立起着关键作用。
扶阳面面观3：以阴阳为纲，判分万病
吴佩衡先生说过，“真传一张纸，假传万卷书。”是说在探索、总结前人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时，力求做到简明扼要，准确无误。我们在学习、研究火神派的过程中，一定要探明其理论真谛和用药特色，力争做到“真传一张纸”， 而不限于简单的“徒记几个汤头，几味药品， 不求至理，不探玄奥”（郑钦安语）。下面分五个方面，谈谈本人学习、研究火神派的体会， 不当之处，还望指正。
以阴阳为纲，判分万病，是火神派最基本的学术观点
郑钦安以《易经》、《内经》、《伤寒论》为宗，“沉潜于斯二十余载，始知人身阴阳合一之道。”“思之日久，偶悟得天地一阴阳耳，分之为亿万阴阳，合之为一阴阳。于是以病参究，一病有一病之虚实，一病有一病之阴阳，知此始明仲景之六经还是一经，人身之五气还是一气，三焦还是一焦，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医法圆通•郑序》）。“一病有一病之阴阳”，“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突出阴阳作为总纲的地位，这就是郑氏临床辨证最基本的学术思想，这一观点他称之为“阴阳至理”。由此，临床上“认证只分阴阳”，“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套用一句《内经》的话说，就是“谨熟阴阳，无与众谋”。
刘力红教授曾言：“抱定这个阴阳，朝于斯， 夕于斯，流离于斯，颠沛于斯。果能如此，不出数年，包管大家在中医上有一个境界，也包管大家能够真正列入仲景门墙。”
本人体会，艰苦摸索二十余年，于今方有登堂入室之感，上了“一个境界”，就在于明白了阴阳至理，这是学习火神派的首要收获，其意义不下于掌握附子的运用方法。
为了准确辨认阴阳，郑钦安提出了“阴阳辨诀”又称“阴阳实据”，作为辨认阴证阳证的标准，称之为“辨症认症之子午针”，在《医理真传》“钦安用药金针”中他明确：“予考究多年，用药有一点真机与众不同。无论一切上中下诸病，不同男妇老幼，但见舌青，满口津液，脉息无神，其人安静，唇口淡白，口不渴，即渴而喜热饮，二便自利者，即外现大热，身疼头痛，目肿，口疮，一切诸症，一概不究，用药专在这先天立极真种子上治之，百发百中。若见舌苔干黄，津液枯槁，口渴饮冷，脉息有神，其人烦躁，即身冷如冰，一概不究，专在这先天立极之元阴上求之，百发百中。” 这就是郑钦安为我们提供的衡量阴证和阳证的两把尺子，判断阴虚阳虚的“秘诀”。
为了更有条理起见，我们以“舌脉神色口气便”七项为纲，将郑氏“阳虚辨诀”重新归纳如下：
舌—舌青滑或淡白，满口津液；
脉— 脉息无神，浮空或细微无力；
神—其人安静，目暝倦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
色—面色唇口淡白；
口气—口不渴，即渴而喜热饮；
便— 二便自利。
这样应该更清晰，便于掌握了。“阴虚辨诀”则与之相反。
其中郑氏将舌象列在首位，强调舌的认证价值，是其独到之处，许多医家往往单凭一个舌象就能作出阴证的判断。 今天，即使用教科书的标准衡量，郑氏的阴阳辨诀也是中规中矩的，并无出格之处，都是我们所公认的。
但即使拥有了这样所谓公认的东西，我们的很多同道却迷失方向，一遇到具体病症就发懵，阴阳不辨，寒热不分。典型的就是对常见病如肝炎、肾炎、前列腺炎、糖尿病、高血压、咽炎、精神分裂症、顽固性发热、各种出血症等，跟着西医的诊断走，习惯于按照湿热、阴虚、火热等来认证，将西医的指标如体温、血压、白细胞计数等理解为阳亢、热证，采用寒凉方药治疗，结果必然离题太远，甚至南辕北辙，说到底是中医西化的倾向在作怪。
郑钦安提出的阴阳辨诀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对上述通常按照湿热、阴虚、阳亢、实热等来认识的病变，用这两把尺子衡量，不难辨认出其阳虚阴盛的实质，从而用扶阳法治疗取得可靠疗效，这对目前严重的中医西化倾向，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也是学习火神派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你就不敢用附子。
这里仅举一个典型例子：吴佩衡治一重型肺脓疡： 女患者甲，行剖腹产失血过多，经输血抢救后，突然高热40℃以上。经用青霉素、链霉素等治疗，数日后体温降低，但一般情况反见恶化，神识昏愦，面唇青紫灰黯，舌质青乌，呼吸困难，白细胞高达2 万以上。十指连甲青乌，脉弦硬而紧，按之无力而空。认为心肾之阳衰弱已极，一线残阳将绝，唯有扶阳抑阴，强心固肾，主以大剂回阳饮(即四逆汤加肉桂)：附片150g，干姜50g，上肉桂10g(研末，泡水兑入)，甘草2g 克。 服上方后呕吐涎痰已见转机，两颊紫红，咯吐大量脓痰，仍以扶阳温化主之：附片200g，干姜100g，茯苓30g，上肉桂10g(研末，泡水兑入)，公丁5g，法夏10g，橘红10g，甘草8g，细辛5g。药后情况好转，X 线检查发现双肺有多个大小不等的圆形空洞，细菌培养，检出耐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最后诊为“重型肺脓疡”。处方：附片150g，干姜50g，广陈皮8g，杏仁8g(捣)，炙麻茸8g。连服四剂，喜笑言谈自如，病状若失(《吴佩衡医案》)。
按：此症凶险至极，若从发热、咯吐脓痰、金黄色葡萄球菌、肺脓疡、白细胞2 万等着眼， 势必陷入到痰热蕴肺，热毒盛极的认识中，难免大剂黄芩、鱼腥草之类苦寒套方，后果可想而知。吴氏不为其所惑，从舌脉神色断为阴寒内盛，“一线残阳将绝”，处以大剂回阳饮，附片从150 克增至200 克，挽起此等重症，最显火神派风格。
唐步祺先生称：“数十年临床经验，凡遇阳虚症，无论一般所称之肾炎、肝炎、肺炎、心肌炎、胃炎等等，只要临床症状有阳虚之实据，即不考虑炎症，辄以四逆汤加味治疗，取得满意效果，益佩郑氏之卓见。”这就是两把尺子的价值和作用。
除了对于体温、血压、炎症等西医指标的误读之外，还有一个常见大病，即肿瘤的辨识也具有代表性。目前大多数医家都认为肿瘤是热毒为患，癌细胞等同于热毒，用药不离白花蛇舌草、半枝莲等寒凉药物，其疗效不尽人意。如果我们以阴阳两把尺子判断肿瘤的属性，不难看出大多数肿瘤都属于阳虚阴盛。按此认识投以姜附之品，可以收到较为满意的效果。天津肿瘤专家孙秉严先生根据对1000 例肿瘤患者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不论是长江以北还是长江以南，也不论是沿海还是内地，寒型和偏寒型证候者最多，约80%。”据此他用大剂量附子（30g）、干姜、肉桂治愈许多癌症患者，其疗效大概时人罕有其匹，可参见《孙秉严40 年治癌经验集》（华龄出版社）一书。
陈修园有一句名言：“良医之救人，不过能辨认此阴阳而己；庸医之杀人，不过错认此阴阳而己。”可见辨清阴阳的重要意义。
扶阳面面观4：重视阳气，擅用附子
阳主阴从，重视肾阳
上面提到火神派以阴阳为纲来判别百病。表面看，在阴阳两纲中，阴阳处于等同地位，缺一不可。然而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却有主次之分。火神派特别强调阳气的作用，认为“阳者阴之根”，“阳主而阴从”，“阳统乎阴”，但是阳气有上中下部位之分，上焦有心肺之阳，中焦有脾胃之阳，下焦有肝肾之阳，而“下阳为上、中二阳之根”，下焦肾阳是上焦中焦阳气之根。也就是说，在诸种阳气中，郑钦安又特别强调肾阳的作用，“人生立命全在坎中一阳”，肾阳为人身阳气之本，立命之根，这是郑氏火神派的理论核心，也是他倡用附子、四逆辈温扶肾阳的理论依据。
擅用附子，独树一帜
温扶阳气郑氏最推崇附子，认为“热不过附子”，为热药“立极”之品。唐步祺指出：郑氏善用附子、四逆辈，化裁而治疗百余种病，是“为郑氏一生最得力处”，“直可说前无古人”，确实一语中的。后来祝味菊尊附子“为百药之长”，唐步祺推“附子为热药之冠”，李可称“附子为药中第一大将”，卢崇汉视附子为“扶阳第一要药”，应该都是从郑氏对附子的推崇演绎而来。
已故名医何少奇先生总结得很全面：“附子一物，可上可下，可补可攻，可寒可热，可行可止，可内可外，随其配伍之异而变化无穷，用之得当，疗效卓著，在群药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说它是‘百药之长’是并不过分的。”
顺便说一下，我之发现并研究火神派就是从何先生的一篇文章起步的。 在火神派眼里这么好的一味附子，许多医家却畏若虎狼，“甚至终身行医，而终身视附子为蛇蝎”，不敢用，为什么呢？因为附子药性峻烈，景岳称“附子性悍”，大辛大热，历代本草都说附子有大毒，其甚者说“附子不可服，服之必发狂而九窍流血；服之必发火而痈毒顿生； 服之必内烂五脏，今年服之，明年毒发”（张隐庵（《本草崇原》）。说得非常吓人，乃至许多医家终身难得一用附子。
客观的说，附子治病救人是事实，性悍有毒也是事实，以致恽铁樵说：“附子最有用，亦最难用。”事实上，药之本性在毒，无毒则不成药。李可老师认为：“附子为强心主将，其毒性正是起死回生药效之所在”。近代医家杨华亭指出：“乌头虽毒极，而入药主治之功能，则为诸药所莫及。”“惟能用毒药，方为良医。”近代浙江名医范文甫先生有一句名言，“不杀人不足为名医”，意谓不善用峻烈药（峻烈到能杀人）者，难以成为名医。因此，是否善于运用毒药、峻药，最大限度的发挥附子的作用，是衡量一个名医的重要标准，对于传承火神派的学术思想，尤具现实意义。
祝味菊甚至说：“变更附子的毒性，发挥附子的特长，医之能事毕矣”。是说医生的全部本事就在于擅用附子，可见熟练应用附子的意义多么重要。 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不仅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人人皆知的口号，对当时庸医害人也有着深刻的认识：“古之时庸医杀人；今之时庸医不杀人亦不活人，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间，其病日深而卒至于死。……今之用药者，大抵泛杂而均停，既见之不明，而又治之不勇，病所以不能愈也。”所谓用药“泛杂而均停”，“治之不勇”，即指用药泛泛，只求轻清平和，不敢用峻药，遑论附子了。至“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间”，正是“今之时庸医”也。
归纳郑钦安擅用附子的经验，可以概括为广用、重用（从几十克到几百克）、专用等几个方面，这是火神派最突出的风格，众多火神派医家以大剂附子治愈急危重症的验案，确实惊世骇俗，令人钦佩，乃至被冠以“某火神”或“某附子”雅号。关于广用、重用附子的问题，许多前辈都说了很多，这里我只想讲两个比较独特的问题：
1.附子，不夹阴药
郑钦安与张景岳在理论上都重视阳气，但在具体用药上则大相径庭。张景岳温补讲究阴阳互济，熟地与附子常常同用，体现阴中求阳；郑钦安则专用姜附等纯阳温热之药，讲究单刀直入，不夹阴药。郑钦安在《医法圆通》“阳虚一切病证忌滋阴也”一节中明确表示：“凡阳虚之人，多属气衰血盛，无论发何疾病，多缘阴邪为殃，切不可再滋其阴。若更滋其阴，则阴愈盛而阳愈消，每每酿出真阳外越之候，不可不知。” “今人亦有知得此方（指四逆汤）者，信之不真，认之不定，即用四逆汤，而又加以参、归、熟地，羁绊附子回阳之力，亦不见效。病家等毙，医生束手，自以为用药无差，不知用药之未当甚矣”《医理真传卷四》）。他多次批评将阳八味（金匮肾气丸）视为扶阳必用之方的观点：“方中桂、附二物，力能扶坎中真阳，用此便合圣经，何得又用熟地、枣皮之滋阴，阴邪既盛，就不该用此。丹皮之泻火，益火而反泻火，实属不通”《医法圆通卷四》）。
说郑氏这些观点，确实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单从逻辑上讲，也是顺理成章的。看吴佩衡先生在用四逆汤时，多加肉桂，而不是人参，称为回阳饮。范中林先生初诊选用理中汤、真武汤、小青龙汤等方时，一般均去掉方中的人参、白芍、五味子等阴药，更有“理中汤去人参”的习惯用法。推其用意，嫌其恋阴，都体现了这种精神。为《医法园通》做批注的湖北麻城名儒敬云樵先生，写了几十条夹批，最有见识的有两条，其中之一是：郑氏所谓“甘温固元，是姜、附、草，不是参、芪、术，学者不可不知也”（《医法圆通卷二》），可谓一针见血。运用附子单刀直入，不夹阴药，这是火神派十分重要的观点，这就无怪乎火神派应用最多的方剂是四逆汤了。许多医家在用附子时经常夹以人参、熟地、白术等药，恐怕就没弄明白这一点。
2.附子的用药反应
桂附干姜等辛热之品大多药性峻猛，古人有“桂枝下咽，阳盛则毙”之训，服用辛热药物确实可能引起一些不适甚至剧烈反应，颇似“变证蜂起”，《友渔斋医话》曾谓：“凉药误人，人不易觉；热药误人，一服便见。”使得病人惊惧，医家疑惑，乃至中断用药，迷失正确治疗方向。 郑钦安认为，凡服药后常有“变动”，要知道这些变动有的是“药与病相攻者，病与药相拒者，”均属于正常的药物反应，他对热药反应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体会，这也是其擅用姜附的重要体现。
他说：“初服辛温，有胸中烦躁者，有昏死一二时者，有鼻血出者，有满口起疱者，有喉干喉痛、目赤者，此是阳药运行，阴邪化去， 从上窍而出也。以不思冷水吃为准（即只要不想喝冷水，就无妨）。服辛温四五剂，或七八剂，忽咳嗽痰多，日夜不辍，此是肺胃之阴邪，从上出也，切不可清润。服辛温十余剂后，忽然周身面目浮肿，或发现斑点，痛痒异常，或汗出，此是阳药运行，阴邪化去，从七窍而出（此句疑为“周身”之误）也，以饮食渐加为准。服辛温十余剂，或二十余剂，或腹痛泄泻，此是阳药运行，阴邪化去，从下窍而出也。但人必困倦数日，饮食懒餐，三五日自已。其中尚有辛温回阳，而周身反见大痛大热者，阴陷于内，得阳运而外解也，半日即愈。”
此外，郑氏还总结了其他一些服用热药之反应，如发热身疼、小便痛甚、口中异常气味等，显示的似乎都是热象，初用者难免疑惧。而郑氏均认定为“阳药运行，阴邪化去”的正常反应，是药效，不是药误，继续用药，“按既定方针办”。要知道，未服阳药之前机体无力抗邪，故无反应。服用阳药后，阳气振奋，兴起抗邪，正邪交争，尖锐对立，故有看似异常，实则正常的剧烈反应，切不可为这些反应所迷惑而中断治疗，或改投清凉，误入歧途。
初用附子者，必须要过这一关。这个问题不解决，你就不会用附子。郑钦安关于服用附子的反应鼓励我们守定真情，坚持既定方案，“切不可清润”。吴佩衡、范中林等辈，皆对服用大剂姜附的反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使得他们临证之际进退自如，胸有成竹。当然，在已经出现异常反应的情况下，继续使用辛热药物，确实存在风险，应当慎重。判认其是药误还是药效，确实重要，用郑钦安的话讲，“此道最微，理实无穷，学者当须细心求之。”
扶阳面面观5：详辨阴火，精深独到
详辨阴火，精深独到，这是火神派最精华的部分
郑氏重视阳气，擅用附子，是其学术体系的核心，在我看来，并非最精华的东西。真正独特的是对阴火的认识上。单纯的阴证辨认并不难，“阳虚辨诀”指示得非常明确。重要的是，郑氏对阴寒偏盛所致虚阳上浮、外越、下陷所引起的种种假热之象，他称之为“阴火”者，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
所谓“阴火”即阴证所生之火（与东垣之阴火不同），又称假火，本质是阴寒偏盛，导致虚阳上浮、外越、下陷而引起的种种“肿痛火形”其实是假象，常见的如慢性咽炎、口腔溃疡、牙龈肿痛、舌疮、口臭、头痛、颧红、目赤、耳鸣（以上各症即俗话所谓“上火”）以及内伤发热、皮肤包块红斑、足心发热如焚等都是极为常见的病症，看似火热之象，其实是真寒假热亦即阴火，极易被误认作火症和阴虚火旺，俗医治以滋阴泻火之法，“实不啻雪地加霜”。范中林先生说过：“口内少实火”，确为阅历有得之论。
顺便说一下，以上各症本人施以潜阳封髓丹、四逆辈等均能取得满意疗效，而且凡是久治不愈的病例可谓大多经过泻火滋阴屡屡误治者。郑钦安有一句名言：“总之众人皆云是火， 我不敢即云是火。”就是说的阴火，差不多有“世人皆醉吾独醒”的意味。他用大量篇幅阐明阴火的假象与本质，勘破阴霾，指点迷津，这是他最深刻的学术见解，充满真知灼见，因此我称之为学术思想中最精华的部分。
唐步祺先生说：“郑氏所特别指出而为一般医家所忽略的，是阴气盛而真阳上浮之病。”即指阴火辨识而言。 可以说，火神派的学问不止在擅用大剂附子上，更重要的是对阴火、假热证的辨认上， 这是眼下医界多数人仍不知觉的东西，今天尤具重要的现实意义。敬云樵先生最有见识的第二条批注就是：“齿牙肿痛，本属小症，然有经年累月而不愈者，平时若不究明阴阳虚实，治之未能就痊，未免贻笑大方，学者勿因其小而失之。”此语意味深长，“粗工不知”，有多少医家至今仍在重复着这种“贻笑大方”的错误呢。
扶阳面面观6：阴盛阳衰的病势观
火神派之所以擅用附子，广用四逆辈，是因为有着广泛、大量的病症需要温阳。“不知予非专用姜、附者也，只因病当服此。”这就涉及到一个医家的病势观了。
所谓病势观，是指医家对群体社会的发病特点和大体趋势的概括认识，它是关系到医家和学派的学术特点和认识疾病的前提，一般与社会、时代及地域、气候特点密切相关。
例如，仲景著《伤寒论》，是因其宗族大量死亡的原因中，“伤寒十居其七”，伤寒为疾病大趋势。而东垣倡导补土派，是因其所处金元时代，战乱频仍，人民生活极不安定，所患疾病多为劳役过度损伤脾胃所致。
那么，火神派怎样认识近现代的疾病大趋势呢？这也是火神派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一百多年前，郑钦安说过：“阴阳不明，医门坏极。喜清凉而恶辛温，无怪乎阴盛阳衰矣”(《医法圆通卷二》)。是说俗医“喜清凉而恶辛温”，滥用寒凉伤阳，导致世人“阴盛阳衰”的基本态势，指出阴证、寒证占了大多数（盛），而阳证、热证则少见（衰）。一百多年过去了，今天郑钦安关于“阴盛阳衰”的病势观，仍然是适用的，这正是火神派重视扶阳、擅用附子的现实基础，也是我们传承、弘扬火神派的缘由所在。至于如何形成这种阴盛阳衰的大趋势， 我在《中医火神派探讨》中有详细论述，这里不赘。
现代许多火神派名家都对阴盛阳衰的基本病势发表了十分鲜明的、话语都十分相似的观点：
祝味菊说：“余治医三十年，习见可温者十之八九，可清者百无一二。”他说：“秦汉体格，去古已远，今人禀赋更薄，斫伤更甚，虚多实少，彰彰然也。大凡壮实之人，能受清药；虚怯之体，只宜温养。”（《伤寒质难第十四篇》）
已故河南名医周连三（1889～1969）先生亦持相同观点，他说：“阳虚之证十之七八，阴虚之证十无二三。”当然，他称得上是火神派名家，对于通常被认为是热症、阳证的疔毒、目疾、癫狂等病，也以附子投治。
卢崇汉教授说：“举目望去，现在有几个是阳实的啊？真正阳实的没有几个。……我的用方可以说99%的都是纯辛温药物组成的。”（《扶阳讲记》）
李可先生说：“阳虚的人十占八九，真正阴虚的百不见一。”（《人体阳气和疾病》）卢崇汉教授甚至说到：“末世的很多医者确实搞不清阴阳寒热了，那怎么办呢？就去守这个‘法宝’吧。开个玩笑，如果你能守好这个‘法宝’，就是乱打也会打中百分之七十。换句话说，你乱打都会变成中工，因为十愈六七就算中工”（《扶阳讲记》）。他所称的“法宝”指的是陈修园那句话—“宁事温补，勿事寒凉”。
当然，火神派并不否认阳证的存在，郑钦安在《医理真传》中从来都是阴阳并列、对等论述的，对阳证擅用石膏、大黄、白虎、承气，称附子、大黄为阴阳二证的两大柱脚，说火神派只会用附子只能说是片面看法。
扶阳面面观7：坚持辨证论治原则应用火神派理论
1．火神派的用药风格
每个学派都有自己鲜明的用药风格。火神派根源于伤寒派，用药具有明显的经方风格，用方大都是经方，药味少，药量重，每方用药多在三五味、七八味之间，加减不过二三味，精纯不杂，不乱堆砌药物，法度甚严，达到郑钦安所称“理精艺熟，头头是道，随拈二三味，皆是妙法奇方”（《医法圆通卷一》）的纯熟地步，此即郑氏用药的鲜明风格，本人称之为“经典火神派”，即较为忠实的继承了郑钦安的学术思想，选方用药带有明显的郑氏风格。具体而言，除广用、重用附子（一般出手就是30 克、60 克）以外，倡导专用附子，不夹阴药，讲究单刀直入，仅此一点可以显示出与温补派的不同。按此标准衡量，吴佩衡、范中林、唐步祺等可谓经典火神派。我觉得经典火神派是一种较为纯正的境界，一般人不容易达到。
但是，我想说明的是，分经典火神派、广义火神派完全是出于研究的需要，绝非要分出高低，不是说经典火神派就比广义火神派高明， 广义火神派就不如经典火神派。事实上，广义火神派恰恰丰富和发展了火神派的学术思想， 开拓了用药思路，如祝味菊先生的温潜法，李可先生脾肾并重的观点、补晓岚先生温辛并重的“补一大汤药”，以及在座诸位的独特经验等，都推动了火神派的学术发展，让这一学派更加丰富多彩。其实学术流派中派内有派是很正常的，历史上，温病派有叶、薛、吴、王之分，温补派也有薛、张、赵、李之别，致于伤寒派内分派更是大家所熟知的，可以说，没有哪个学派是完全一致的。从这一点上说，各位专家、学者在交流、学习中应该多一些包容与宽和的心态。
2． 坚持辨证论治的原则应用火神派理论
火神派诞生一百多年来，对它一直有各种非议，作为“传统国医中最年轻的一个流派”，这是很正常的。
历史上，许多新学派都是在争议中发展起来的。其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是，火神派用药偏颇，似乎什么病都用附子。火神派是否火走一经，剑走偏锋，只会用附子、四逆汤？历史上，各家流派作为独特的学术体系，其议论必然有所侧重，强调一说，滋阴派如此， 寒凉派也如此，这是可以理解的。火神派强调阳主阴从，与阴阳并重的理论就有不同，唯其如此，才显出其观点的独特性和侧重面。全面研究各家学派，不难发现虽然各有侧重，但始终都未离开辨证论治这一最根本的原则。作为临床大家，郑钦安极力倡导辨证论治的原则，屡屡批评拘执套方套药的积习，可以说见一病，批一回，强调“用药一道，关系生死。原不可以执方，亦不可以执药，贵在认证之有实据耳……病之当服，附子、大黄、砒霜，皆是至宝。病之不当服，参、芪、鹿茸、枸杞，都是砒霜”（《医法圆通卷一》）。
火神派擅用姜附，并非一概滥用，而是在准确辨证，认定阴证的前提下施之，他说：“总之用姜附亦必究其虚实，相其阴阳，观其神色，当凉则凉，当热则热，何拘拘以姜附为咎哉? ” 可见立论施法并不偏颇。当然，我们弘扬火神派学术思想，不要为一家之说所囿，乃至宗阳虚者则凡病无不阳虚，不自觉地陷入偏执之中，这一点其实属于常识范围，有些人对火神派有片面认识，不无微词，说到底，是这个问题没弄清楚。
前言
近年来在中医理论领域内，有一个扶阳学派在崛起，扶阳的观点早在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中就有提过，但一直为后人所忽视，以至断代一千多年，直到晚清时期才由四川的郑钦安重新举起，传承4代，形成以重用姜附桂为主的扶阳派或叫火神派。该派的理论基础仍是“周易”、“黄帝内经”和“伤寒论”，但与目前充斥于高校的中医经典教材的观点大为不同，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更关键的是它疗效确切，慢性病可治，重症急症病亦可治；不仅近期疗效好，而且长远疗效也好，这是很难得的。它为我国中医教育和传承开辟了一条新路，因此本博将从今天开始，分期介绍这个学派的有关文章和故事，以期与网友一起学习、分享。
扶阳派历代传人简介
郑钦安
郑钦安(1824--1911)，名寿全。清代医家，享年97岁。原籍安徽，其祖游宦四川，遂寓居邛崃。幼习经史，后从刘芷塘学医。道光中叶行医于成都。
学本《黄帝内经》、《周易》太极、仲景之奥旨，谓“人生立命全在坎中一阳”，强调元阳真气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治病立法重在扶阳，用药多为大剂姜、附、桂等辛温之品，人称“姜附先生”、“郑火神”。
精研《伤寒论》，谓六经辨证可愈外感，亦可治内伤。著《伤寒恒论》十卷（1869年），释方辨脉，颇切实际。又撰《医法圆通》四卷（1874年）、《医理真传》四卷（1869年），论乾坤坎离、五行、四诊、辨阳虚阴虚、杂病内外虚实及经方时方之要。弟子甚众，门人卢铸之，颇得其传。
卢铸之
卢禹臣，字铸之，晚号金寿老人，四川德阳人。生于1876年，卒于1963年，享年87岁。清光绪十五年秀才。出生世家，历代业医。少时随姑父颜龙臣习文学医。
1890年拜于邛州郑钦安门下，乃钦安思想之重要继承人。
清末民初，于成都开办“养正医馆”。为昭隆所学，以承师志，立“扶阳讲坛”，亲自主讲《周易》、《内经》、《伤寒》及钦安三书。
卢铸之秉承师学，参以己慧，扶阳之学，更为精粹，有“卢火神”之称。其子卢永定，其孙卢崇汉，皆继承铸之之学，亦为川中名医。
卢永定
卢永定，字云龙，禹臣长子，亦号“火神”。生于1901年，卒于1986年，享年85岁。幼承庭训，刻苦努力，初习外科及太乙神针，16岁即能行针疗疾，后渐习内科，20岁即独立应诊。学术上一承父教，善用辛温扶阳，60余年医道，屡起沉疴大疾，活人无数。临证尤精脉法，断人生死，毫厘不爽，诊时勤于笔录，计医案无数，现尚存者即有30万人次，于钦安卢氏医学之累积整理，其功甚伟。20世纪50年代末，即于“扶阳讲坛”担任助教，铸之逝后，乃独立任教，直至20世纪80年代方止。永定一生，心系病众，其于耄耋之际，有“八十舒怀”，于此可观其志也：
医之为道，广博精深，历数千年，渊源奥秘，岂乎穷哉！
然其旨万理归一，在乎济世活人，强壮民族。
虚怀若谷者成，固步自矜者毁。
愿诸君光扬医德，恢宏医道，不齿名利，戮力奋进，各展鹏翼，其能恪守，吾愿足矣。
卢崇汉
卢崇汉，男，1947年生，四川德阳人，扶阳学派第四代传人。出身中医世家，幼小承庭训，师从祖父卢铸之先生、伯父卢永定先生。
深得祖父二辈悉心教培，医道日进，十七岁即悬壶蓉城，十九岁已有医名。
临证善用姜桂附起沉疴大疾，亦有“火神”之称。现供职于成都中医药大学。
扶阳面面观2：扶阳理论的历史形成
扶阳学派的公认创始人是郑钦安，之后是卢氏几代人（卢铸之、卢永定、卢崇汉）在郑钦安先生的医学思想基础上，不断地创新和发展，形成了今天说的钦安卢氏医学，即扶阳理论。
2008年10月在北京举行了第二届全国扶阳论坛大会，首先由论坛主席卢崇汉作一天报告，以下是摘要其中的第一部分内容：
卢崇汉：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钦安卢氏医学的扶阳理论及其临床应用”。实际上这个题目我在很多场合、很多地方都谈过，现在到北京我想再强调一下，就是为什么叫钦安卢氏医学。
钦安卢氏医学从创立到我这一代已经四代人了。郑钦安先生是公认的创始人，卢氏几代人（卢铸之、卢永定、卢崇汉）又在郑钦安先生的医学思想基础上，不断地创新和发展。所以我谈的这个钦安卢氏医学，在中医界已经有这种称呼和这种认可了。当然，我想通过对扶阳理念的传播，使扶阳这种思想能够逐渐被大家接受。如果你对钦安卢氏医学思想真正理解了、掌握了、运用了，那你将在临床上取得很好的治疗效果。
关于钦安卢氏医学的创立，实际上是在《内经》、仲景思想的指导下慢慢形成的。但为什么现在大家又对扶阳这个问题感兴趣了呢？实际上，仲景以后，一千多年来可以说断代了，没有人明确倡导扶阳、主张扶阳、应用扶阳。一直到晚清，才有郑钦安先生举起这一面旗帜。郑钦安先生的扶阳思想是在刘沅先生的影响和指导下形成的。
刘沅先生是郑钦安的师父，又称为刘止唐。在郑钦安的医书里面谈到了刘止唐，却没有见到刘沅这个名。实际上，刘沅是姓名，字止唐，号清阳居士，四川双流人，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生，卒于咸丰五年（1855年），享年88岁。刘沅先生有很多著述。对他本人的介绍在《清国史馆•刘沅本传》、《清史稿》里均有记载。由于他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医学家，所以在我们 四川称颂刘沅为“一代大儒”、“通天教主”、“川西夫子”。大家都很敬重他，视他为四川的孔夫子、孔圣人。他对儒、释、道都相当精通，将三教的思想融会贯通，对儒、释、道思想均有很大发展。
刘沅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中了举人，在道光六年（1826年）被授予湖北天门县的知县，但由于他不愿外任，所以改为国子监典簿。在那个时候，他由双流移居到成都市区纯化街。他的家确实很大，我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去过。后来由于城市改造，他的故居现在已经没有了。因为他住的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槐树，所以他将自己的住宅称为槐轩。
刘沅先生几乎每天都在槐轩给门人讲学。他创立了槐轩学说，在文学界、经学界、佛教界和道教界都是非常认可的。
2006年巴蜀书社将刘沅先生的著作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的重大项目予以出版，出版发行了一套《槐轩全书》。这套书400万字，收集了刘沅先生著述的一部分著作，其中有《大学恒解》、《中庸恒解》、《论语恒解》、《孟子恒解》、《诗经恒解》、《书经恒解》、《周易恒解》、《礼记恒解》、《春秋恒解》、《周官恒解》、《仪礼恒解》、《史存》、《蒙训》、《孝经直解》、《大学古本质言》《槐轩杂著》、《槐轩约言》、《子问》、《又问》、《性命微言》和《医理大概约说》等30余部（包括中医著作）。还有几部与医有关的书，如《圣余医案》、《活幼心法》、《保生立命要言》，当时在出版《槐轩全书》的时候，由于版本不好，所以未收进去。
刘沅先生不是单纯的医家，有记载显示，他常利用在槐轩书院讲学的空余时间为人看病，所以我说他属于票友，很高级的票友。他不是通过行医养家糊口。就是这样一位大儒，培养出了郑钦安先生。
郑钦安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才逐渐得到中医界的认可，认为他是“伤寒学派”南派的代表人物。
郑钦安，名寿全，中医学家关于他的出生年代，现在有点儿乱套。我在20世纪80年代曾写过一篇文章，阐明他准确的出生时间应该是清嘉庆九年，就是1804年，卒于清光绪27年，即1901年（享年97）。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祖父从拜师起就一直生活在郑钦安先生的身边，一直跟了他11年，直到他去世。在我们家里，过去就一直供奉着郑钦安先生的牌位，因为古人讲，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郑钦安的牌位上也有他出生的年月和去世的年月。
我不知道现在他的生卒年代怎么会出现多种版本，有的说是l824年出生，1911年去世的，甚至还有的说他是20世纪20年代去世的。查“中华民国”三年的《邛崃县志》已经有了关于郑钦安的记载。1991年官方出版的《四川省志》明确谈到了郑钦安先生的生卒时间，也就是1804年出生，1901年去世。
郑钦安享年97岁，听我祖父讲，他到96岁还在为人看病。当然这个时候大部分病人是由我祖父来看。因为郑钦安先生有两个女儿，那时他的女儿也七八十岁了，不在他身边，所以钦安先生家里的情况可以说是我祖父在打理。
那么到底他是哪里人呢？都说他是邛崃人，不是的，他是安徽人，郑钦安的祖籍是安徽，是他的祖父做官到了四川，郑家的人才在四川落户的。
郑钦安先生家里都是做官的，他父亲也很有学问，所以郑钦安先生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教育。钦安先生在嘉庆末年考中了秀才。他父亲希望他走仕途，所以就带他从邛崃到成都，希望找一个更好的老师，这才拜到刘沅门下。他开始在刘沅门下学习，并不是学医，是学四书五经，为的是走仕途。在这期间，他受到刘沅先生为人治病高尚境界的影响，用了大量的时间研习中医经典。刘沅先生亦认为郑钦安是可造之才，所以在医学方面，要求郑钦安投入更多的精力，这样才有了以后郑钦安整个一生的医学生涯。
对于学医，刘沅先生要求很严格，除了儒、释、道的著作需通读和理解外，还要对中医的经典，如《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周易》、《神农本草经》等进行深入研究。不仅要读书、背书，还要真正理解，既能钻进去，又能跳出来，这样才能学好中医。
郑钦安先生经常给我祖父讲，他是穷究了几十年，对经典的学习从来没有放松过。这些经典——《黄帝内经》、《伤寒论》并不是读一两遍就行了，作为一个医生要一辈子研习，这样才能够悟出经典的精髓。实际上，你读一大篇，能够悟出两三个字来就不简单了。
郑钦安先生学有所成之后，在道光年间开始正式悬壶。刚开始，他在“用”上并不是很理想，也跟其他中医一样，对中医理解得并不深。正如他在著作里所说的，他不断思索了20余年，还有前头的十余年。前头的十余年是走了弯路的，他的著述成书时已经60多岁了。这时他已经从医近50年，到那个时候才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中医，也才有了《医理真传》、《医法圆通》和《伤寒恒论》等扶阳的经典著作问世。
郑钦安先生真正得道是在40岁后，并且在60岁后才开始讲扶阳思想、扶阳的理念和治法。虽然经常有10-20人来听讲，但真正继承他学术的人却没有。直到他80岁后，将我祖父卢铸之收为入室弟子，长期跟随他11年，才成为他唯一的学术继承人。由于他在临床上大量使用姜附等辛温扶阳药物，疗效又好，所以被人称为“姜附先生”，又称“郑火神”。
郑钦安先生在同治年间，在融汇了《黄帝内经》、《周易》和《伤寒论》精旨的前提下，写出了《医理真传》和《医法圆通》。 在光绪20年（1894年）他已经老了，在我祖父协助下，整理出版了《伤寒恒论》。这本书不拘于前人的一些说法，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大胆创新，发挥了仲景的扶阳思想。
对于郑钦安的扶阳思想有很多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在他的《医理真传》和《医法圆通》里，既有阳虚门，又有阴虚门，实际并不矛盾。因为这两部书出版时，郑钦安60多岁，到了90多岁他又有所提高，扶阳理念更强烈，用药更精纯。我祖父继承了郑钦安晚年成熟的扶阳思想，提出了“病在阳者扶阳抑阴；病在阴者用阳化阴”这一扶阳纲领。在临床上能够做到用阳化阴，可以说是上了一个台阶，这对于扶阳学派的确立起着关键作用。
扶阳面面观3：以阴阳为纲，判分万病
吴佩衡先生说过，“真传一张纸，假传万卷书。”是说在探索、总结前人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时，力求做到简明扼要，准确无误。我们在学习、研究火神派的过程中，一定要探明其理论真谛和用药特色，力争做到“真传一张纸”， 而不限于简单的“徒记几个汤头，几味药品， 不求至理，不探玄奥”（郑钦安语）。下面分五个方面，谈谈本人学习、研究火神派的体会， 不当之处，还望指正。
以阴阳为纲，判分万病，是火神派最基本的学术观点
郑钦安以《易经》、《内经》、《伤寒论》为宗，“沉潜于斯二十余载，始知人身阴阳合一之道。”“思之日久，偶悟得天地一阴阳耳，分之为亿万阴阳，合之为一阴阳。于是以病参究，一病有一病之虚实，一病有一病之阴阳，知此始明仲景之六经还是一经，人身之五气还是一气，三焦还是一焦，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医法圆通•郑序》）。“一病有一病之阴阳”，“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突出阴阳作为总纲的地位，这就是郑氏临床辨证最基本的学术思想，这一观点他称之为“阴阳至理”。由此，临床上“认证只分阴阳”，“功夫全在阴阳上打算”，套用一句《内经》的话说，就是“谨熟阴阳，无与众谋”。
刘力红教授曾言：“抱定这个阴阳，朝于斯， 夕于斯，流离于斯，颠沛于斯。果能如此，不出数年，包管大家在中医上有一个境界，也包管大家能够真正列入仲景门墙。”
本人体会，艰苦摸索二十余年，于今方有登堂入室之感，上了“一个境界”，就在于明白了阴阳至理，这是学习火神派的首要收获，其意义不下于掌握附子的运用方法。
为了准确辨认阴阳，郑钦安提出了“阴阳辨诀”又称“阴阳实据”，作为辨认阴证阳证的标准，称之为“辨症认症之子午针”，在《医理真传》“钦安用药金针”中他明确：“予考究多年，用药有一点真机与众不同。无论一切上中下诸病，不同男妇老幼，但见舌青，满口津液，脉息无神，其人安静，唇口淡白，口不渴，即渴而喜热饮，二便自利者，即外现大热，身疼头痛，目肿，口疮，一切诸症，一概不究，用药专在这先天立极真种子上治之，百发百中。若见舌苔干黄，津液枯槁，口渴饮冷，脉息有神，其人烦躁，即身冷如冰，一概不究，专在这先天立极之元阴上求之，百发百中。” 这就是郑钦安为我们提供的衡量阴证和阳证的两把尺子，判断阴虚阳虚的“秘诀”。
为了更有条理起见，我们以“舌脉神色口气便”七项为纲，将郑氏“阳虚辨诀”重新归纳如下：
舌—舌青滑或淡白，满口津液；
脉— 脉息无神，浮空或细微无力；
神—其人安静，目暝倦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
色—面色唇口淡白；
口气—口不渴，即渴而喜热饮；
便— 二便自利。
这样应该更清晰，便于掌握了。“阴虚辨诀”则与之相反。
其中郑氏将舌象列在首位，强调舌的认证价值，是其独到之处，许多医家往往单凭一个舌象就能作出阴证的判断。 今天，即使用教科书的标准衡量，郑氏的阴阳辨诀也是中规中矩的，并无出格之处，都是我们所公认的。
但即使拥有了这样所谓公认的东西，我们的很多同道却迷失方向，一遇到具体病症就发懵，阴阳不辨，寒热不分。典型的就是对常见病如肝炎、肾炎、前列腺炎、糖尿病、高血压、咽炎、精神分裂症、顽固性发热、各种出血症等，跟着西医的诊断走，习惯于按照湿热、阴虚、火热等来认证，将西医的指标如体温、血压、白细胞计数等理解为阳亢、热证，采用寒凉方药治疗，结果必然离题太远，甚至南辕北辙，说到底是中医西化的倾向在作怪。
郑钦安提出的阴阳辨诀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对上述通常按照湿热、阴虚、阳亢、实热等来认识的病变，用这两把尺子衡量，不难辨认出其阳虚阴盛的实质，从而用扶阳法治疗取得可靠疗效，这对目前严重的中医西化倾向，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也是学习火神派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你就不敢用附子。
这里仅举一个典型例子：吴佩衡治一重型肺脓疡： 女患者甲，行剖腹产失血过多，经输血抢救后，突然高热40℃以上。经用青霉素、链霉素等治疗，数日后体温降低，但一般情况反见恶化，神识昏愦，面唇青紫灰黯，舌质青乌，呼吸困难，白细胞高达2 万以上。十指连甲青乌，脉弦硬而紧，按之无力而空。认为心肾之阳衰弱已极，一线残阳将绝，唯有扶阳抑阴，强心固肾，主以大剂回阳饮(即四逆汤加肉桂)：附片150g，干姜50g，上肉桂10g(研末，泡水兑入)，甘草2g 克。 服上方后呕吐涎痰已见转机，两颊紫红，咯吐大量脓痰，仍以扶阳温化主之：附片200g，干姜100g，茯苓30g，上肉桂10g(研末，泡水兑入)，公丁5g，法夏10g，橘红10g，甘草8g，细辛5g。药后情况好转，X 线检查发现双肺有多个大小不等的圆形空洞，细菌培养，检出耐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最后诊为“重型肺脓疡”。处方：附片150g，干姜50g，广陈皮8g，杏仁8g(捣)，炙麻茸8g。连服四剂，喜笑言谈自如，病状若失(《吴佩衡医案》)。
按：此症凶险至极，若从发热、咯吐脓痰、金黄色葡萄球菌、肺脓疡、白细胞2 万等着眼， 势必陷入到痰热蕴肺，热毒盛极的认识中，难免大剂黄芩、鱼腥草之类苦寒套方，后果可想而知。吴氏不为其所惑，从舌脉神色断为阴寒内盛，“一线残阳将绝”，处以大剂回阳饮，附片从150 克增至200 克，挽起此等重症，最显火神派风格。
唐步祺先生称：“数十年临床经验，凡遇阳虚症，无论一般所称之肾炎、肝炎、肺炎、心肌炎、胃炎等等，只要临床症状有阳虚之实据，即不考虑炎症，辄以四逆汤加味治疗，取得满意效果，益佩郑氏之卓见。”这就是两把尺子的价值和作用。
除了对于体温、血压、炎症等西医指标的误读之外，还有一个常见大病，即肿瘤的辨识也具有代表性。目前大多数医家都认为肿瘤是热毒为患，癌细胞等同于热毒，用药不离白花蛇舌草、半枝莲等寒凉药物，其疗效不尽人意。如果我们以阴阳两把尺子判断肿瘤的属性，不难看出大多数肿瘤都属于阳虚阴盛。按此认识投以姜附之品，可以收到较为满意的效果。天津肿瘤专家孙秉严先生根据对1000 例肿瘤患者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不论是长江以北还是长江以南，也不论是沿海还是内地，寒型和偏寒型证候者最多，约80%。”据此他用大剂量附子（30g）、干姜、肉桂治愈许多癌症患者，其疗效大概时人罕有其匹，可参见《孙秉严40 年治癌经验集》（华龄出版社）一书。
陈修园有一句名言：“良医之救人，不过能辨认此阴阳而己；庸医之杀人，不过错认此阴阳而己。”可见辨清阴阳的重要意义。
扶阳面面观4：重视阳气，擅用附子
阳主阴从，重视肾阳
上面提到火神派以阴阳为纲来判别百病。表面看，在阴阳两纲中，阴阳处于等同地位，缺一不可。然而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却有主次之分。火神派特别强调阳气的作用，认为“阳者阴之根”，“阳主而阴从”，“阳统乎阴”，但是阳气有上中下部位之分，上焦有心肺之阳，中焦有脾胃之阳，下焦有肝肾之阳，而“下阳为上、中二阳之根”，下焦肾阳是上焦中焦阳气之根。也就是说，在诸种阳气中，郑钦安又特别强调肾阳的作用，“人生立命全在坎中一阳”，肾阳为人身阳气之本，立命之根，这是郑氏火神派的理论核心，也是他倡用附子、四逆辈温扶肾阳的理论依据。
擅用附子，独树一帜
温扶阳气郑氏最推崇附子，认为“热不过附子”，为热药“立极”之品。唐步祺指出：郑氏善用附子、四逆辈，化裁而治疗百余种病，是“为郑氏一生最得力处”，“直可说前无古人”，确实一语中的。后来祝味菊尊附子“为百药之长”，唐步祺推“附子为热药之冠”，李可称“附子为药中第一大将”，卢崇汉视附子为“扶阳第一要药”，应该都是从郑氏对附子的推崇演绎而来。
已故名医何少奇先生总结得很全面：“附子一物，可上可下，可补可攻，可寒可热，可行可止，可内可外，随其配伍之异而变化无穷，用之得当，疗效卓著，在群药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说它是‘百药之长’是并不过分的。”
顺便说一下，我之发现并研究火神派就是从何先生的一篇文章起步的。 在火神派眼里这么好的一味附子，许多医家却畏若虎狼，“甚至终身行医，而终身视附子为蛇蝎”，不敢用，为什么呢？因为附子药性峻烈，景岳称“附子性悍”，大辛大热，历代本草都说附子有大毒，其甚者说“附子不可服，服之必发狂而九窍流血；服之必发火而痈毒顿生； 服之必内烂五脏，今年服之，明年毒发”（张隐庵（《本草崇原》）。说得非常吓人，乃至许多医家终身难得一用附子。
客观的说，附子治病救人是事实，性悍有毒也是事实，以致恽铁樵说：“附子最有用，亦最难用。”事实上，药之本性在毒，无毒则不成药。李可老师认为：“附子为强心主将，其毒性正是起死回生药效之所在”。近代医家杨华亭指出：“乌头虽毒极，而入药主治之功能，则为诸药所莫及。”“惟能用毒药，方为良医。”近代浙江名医范文甫先生有一句名言，“不杀人不足为名医”，意谓不善用峻烈药（峻烈到能杀人）者，难以成为名医。因此，是否善于运用毒药、峻药，最大限度的发挥附子的作用，是衡量一个名医的重要标准，对于传承火神派的学术思想，尤具现实意义。
祝味菊甚至说：“变更附子的毒性，发挥附子的特长，医之能事毕矣”。是说医生的全部本事就在于擅用附子，可见熟练应用附子的意义多么重要。 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不仅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人人皆知的口号，对当时庸医害人也有着深刻的认识：“古之时庸医杀人；今之时庸医不杀人亦不活人，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间，其病日深而卒至于死。……今之用药者，大抵泛杂而均停，既见之不明，而又治之不勇，病所以不能愈也。”所谓用药“泛杂而均停”，“治之不勇”，即指用药泛泛，只求轻清平和，不敢用峻药，遑论附子了。至“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间”，正是“今之时庸医”也。
归纳郑钦安擅用附子的经验，可以概括为广用、重用（从几十克到几百克）、专用等几个方面，这是火神派最突出的风格，众多火神派医家以大剂附子治愈急危重症的验案，确实惊世骇俗，令人钦佩，乃至被冠以“某火神”或“某附子”雅号。关于广用、重用附子的问题，许多前辈都说了很多，这里我只想讲两个比较独特的问题：
1.附子，不夹阴药
郑钦安与张景岳在理论上都重视阳气，但在具体用药上则大相径庭。张景岳温补讲究阴阳互济，熟地与附子常常同用，体现阴中求阳；郑钦安则专用姜附等纯阳温热之药，讲究单刀直入，不夹阴药。郑钦安在《医法圆通》“阳虚一切病证忌滋阴也”一节中明确表示：“凡阳虚之人，多属气衰血盛，无论发何疾病，多缘阴邪为殃，切不可再滋其阴。若更滋其阴，则阴愈盛而阳愈消，每每酿出真阳外越之候，不可不知。” “今人亦有知得此方（指四逆汤）者，信之不真，认之不定，即用四逆汤，而又加以参、归、熟地，羁绊附子回阳之力，亦不见效。病家等毙，医生束手，自以为用药无差，不知用药之未当甚矣”《医理真传卷四》）。他多次批评将阳八味（金匮肾气丸）视为扶阳必用之方的观点：“方中桂、附二物，力能扶坎中真阳，用此便合圣经，何得又用熟地、枣皮之滋阴，阴邪既盛，就不该用此。丹皮之泻火，益火而反泻火，实属不通”《医法圆通卷四》）。
说郑氏这些观点，确实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单从逻辑上讲，也是顺理成章的。看吴佩衡先生在用四逆汤时，多加肉桂，而不是人参，称为回阳饮。范中林先生初诊选用理中汤、真武汤、小青龙汤等方时，一般均去掉方中的人参、白芍、五味子等阴药，更有“理中汤去人参”的习惯用法。推其用意，嫌其恋阴，都体现了这种精神。为《医法园通》做批注的湖北麻城名儒敬云樵先生，写了几十条夹批，最有见识的有两条，其中之一是：郑氏所谓“甘温固元，是姜、附、草，不是参、芪、术，学者不可不知也”（《医法圆通卷二》），可谓一针见血。运用附子单刀直入，不夹阴药，这是火神派十分重要的观点，这就无怪乎火神派应用最多的方剂是四逆汤了。许多医家在用附子时经常夹以人参、熟地、白术等药，恐怕就没弄明白这一点。
2.附子的用药反应
桂附干姜等辛热之品大多药性峻猛，古人有“桂枝下咽，阳盛则毙”之训，服用辛热药物确实可能引起一些不适甚至剧烈反应，颇似“变证蜂起”，《友渔斋医话》曾谓：“凉药误人，人不易觉；热药误人，一服便见。”使得病人惊惧，医家疑惑，乃至中断用药，迷失正确治疗方向。 郑钦安认为，凡服药后常有“变动”，要知道这些变动有的是“药与病相攻者，病与药相拒者，”均属于正常的药物反应，他对热药反应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体会，这也是其擅用姜附的重要体现。
他说：“初服辛温，有胸中烦躁者，有昏死一二时者，有鼻血出者，有满口起疱者，有喉干喉痛、目赤者，此是阳药运行，阴邪化去， 从上窍而出也。以不思冷水吃为准（即只要不想喝冷水，就无妨）。服辛温四五剂，或七八剂，忽咳嗽痰多，日夜不辍，此是肺胃之阴邪，从上出也，切不可清润。服辛温十余剂后，忽然周身面目浮肿，或发现斑点，痛痒异常，或汗出，此是阳药运行，阴邪化去，从七窍而出（此句疑为“周身”之误）也，以饮食渐加为准。服辛温十余剂，或二十余剂，或腹痛泄泻，此是阳药运行，阴邪化去，从下窍而出也。但人必困倦数日，饮食懒餐，三五日自已。其中尚有辛温回阳，而周身反见大痛大热者，阴陷于内，得阳运而外解也，半日即愈。”
此外，郑氏还总结了其他一些服用热药之反应，如发热身疼、小便痛甚、口中异常气味等，显示的似乎都是热象，初用者难免疑惧。而郑氏均认定为“阳药运行，阴邪化去”的正常反应，是药效，不是药误，继续用药，“按既定方针办”。要知道，未服阳药之前机体无力抗邪，故无反应。服用阳药后，阳气振奋，兴起抗邪，正邪交争，尖锐对立，故有看似异常，实则正常的剧烈反应，切不可为这些反应所迷惑而中断治疗，或改投清凉，误入歧途。
初用附子者，必须要过这一关。这个问题不解决，你就不会用附子。郑钦安关于服用附子的反应鼓励我们守定真情，坚持既定方案，“切不可清润”。吴佩衡、范中林等辈，皆对服用大剂姜附的反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使得他们临证之际进退自如，胸有成竹。当然，在已经出现异常反应的情况下，继续使用辛热药物，确实存在风险，应当慎重。判认其是药误还是药效，确实重要，用郑钦安的话讲，“此道最微，理实无穷，学者当须细心求之。”
扶阳面面观5：详辨阴火，精深独到
详辨阴火，精深独到，这是火神派最精华的部分
郑氏重视阳气，擅用附子，是其学术体系的核心，在我看来，并非最精华的东西。真正独特的是对阴火的认识上。单纯的阴证辨认并不难，“阳虚辨诀”指示得非常明确。重要的是，郑氏对阴寒偏盛所致虚阳上浮、外越、下陷所引起的种种假热之象，他称之为“阴火”者，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
所谓“阴火”即阴证所生之火（与东垣之阴火不同），又称假火，本质是阴寒偏盛，导致虚阳上浮、外越、下陷而引起的种种“肿痛火形”其实是假象，常见的如慢性咽炎、口腔溃疡、牙龈肿痛、舌疮、口臭、头痛、颧红、目赤、耳鸣（以上各症即俗话所谓“上火”）以及内伤发热、皮肤包块红斑、足心发热如焚等都是极为常见的病症，看似火热之象，其实是真寒假热亦即阴火，极易被误认作火症和阴虚火旺，俗医治以滋阴泻火之法，“实不啻雪地加霜”。范中林先生说过：“口内少实火”，确为阅历有得之论。
顺便说一下，以上各症本人施以潜阳封髓丹、四逆辈等均能取得满意疗效，而且凡是久治不愈的病例可谓大多经过泻火滋阴屡屡误治者。郑钦安有一句名言：“总之众人皆云是火， 我不敢即云是火。”就是说的阴火，差不多有“世人皆醉吾独醒”的意味。他用大量篇幅阐明阴火的假象与本质，勘破阴霾，指点迷津，这是他最深刻的学术见解，充满真知灼见，因此我称之为学术思想中最精华的部分。
唐步祺先生说：“郑氏所特别指出而为一般医家所忽略的，是阴气盛而真阳上浮之病。”即指阴火辨识而言。 可以说，火神派的学问不止在擅用大剂附子上，更重要的是对阴火、假热证的辨认上， 这是眼下医界多数人仍不知觉的东西，今天尤具重要的现实意义。敬云樵先生最有见识的第二条批注就是：“齿牙肿痛，本属小症，然有经年累月而不愈者，平时若不究明阴阳虚实，治之未能就痊，未免贻笑大方，学者勿因其小而失之。”此语意味深长，“粗工不知”，有多少医家至今仍在重复着这种“贻笑大方”的错误呢。
扶阳面面观6：阴盛阳衰的病势观
火神派之所以擅用附子，广用四逆辈，是因为有着广泛、大量的病症需要温阳。“不知予非专用姜、附者也，只因病当服此。”这就涉及到一个医家的病势观了。
所谓病势观，是指医家对群体社会的发病特点和大体趋势的概括认识，它是关系到医家和学派的学术特点和认识疾病的前提，一般与社会、时代及地域、气候特点密切相关。
例如，仲景著《伤寒论》，是因其宗族大量死亡的原因中，“伤寒十居其七”，伤寒为疾病大趋势。而东垣倡导补土派，是因其所处金元时代，战乱频仍，人民生活极不安定，所患疾病多为劳役过度损伤脾胃所致。
那么，火神派怎样认识近现代的疾病大趋势呢？这也是火神派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一百多年前，郑钦安说过：“阴阳不明，医门坏极。喜清凉而恶辛温，无怪乎阴盛阳衰矣”(《医法圆通卷二》)。是说俗医“喜清凉而恶辛温”，滥用寒凉伤阳，导致世人“阴盛阳衰”的基本态势，指出阴证、寒证占了大多数（盛），而阳证、热证则少见（衰）。一百多年过去了，今天郑钦安关于“阴盛阳衰”的病势观，仍然是适用的，这正是火神派重视扶阳、擅用附子的现实基础，也是我们传承、弘扬火神派的缘由所在。至于如何形成这种阴盛阳衰的大趋势， 我在《中医火神派探讨》中有详细论述，这里不赘。
现代许多火神派名家都对阴盛阳衰的基本病势发表了十分鲜明的、话语都十分相似的观点：
祝味菊说：“余治医三十年，习见可温者十之八九，可清者百无一二。”他说：“秦汉体格，去古已远，今人禀赋更薄，斫伤更甚，虚多实少，彰彰然也。大凡壮实之人，能受清药；虚怯之体，只宜温养。”（《伤寒质难第十四篇》）
已故河南名医周连三（1889～1969）先生亦持相同观点，他说：“阳虚之证十之七八，阴虚之证十无二三。”当然，他称得上是火神派名家，对于通常被认为是热症、阳证的疔毒、目疾、癫狂等病，也以附子投治。
卢崇汉教授说：“举目望去，现在有几个是阳实的啊？真正阳实的没有几个。……我的用方可以说99%的都是纯辛温药物组成的。”（《扶阳讲记》）
李可先生说：“阳虚的人十占八九，真正阴虚的百不见一。”（《人体阳气和疾病》）卢崇汉教授甚至说到：“末世的很多医者确实搞不清阴阳寒热了，那怎么办呢？就去守这个‘法宝’吧。开个玩笑，如果你能守好这个‘法宝’，就是乱打也会打中百分之七十。换句话说，你乱打都会变成中工，因为十愈六七就算中工”（《扶阳讲记》）。他所称的“法宝”指的是陈修园那句话—“宁事温补，勿事寒凉”。
当然，火神派并不否认阳证的存在，郑钦安在《医理真传》中从来都是阴阳并列、对等论述的，对阳证擅用石膏、大黄、白虎、承气，称附子、大黄为阴阳二证的两大柱脚，说火神派只会用附子只能说是片面看法。
扶阳面面观7：坚持辨证论治原则应用火神派理论
1．火神派的用药风格
每个学派都有自己鲜明的用药风格。火神派根源于伤寒派，用药具有明显的经方风格，用方大都是经方，药味少，药量重，每方用药多在三五味、七八味之间，加减不过二三味，精纯不杂，不乱堆砌药物，法度甚严，达到郑钦安所称“理精艺熟，头头是道，随拈二三味，皆是妙法奇方”（《医法圆通卷一》）的纯熟地步，此即郑氏用药的鲜明风格，本人称之为“经典火神派”，即较为忠实的继承了郑钦安的学术思想，选方用药带有明显的郑氏风格。具体而言，除广用、重用附子（一般出手就是30 克、60 克）以外，倡导专用附子，不夹阴药，讲究单刀直入，仅此一点可以显示出与温补派的不同。按此标准衡量，吴佩衡、范中林、唐步祺等可谓经典火神派。我觉得经典火神派是一种较为纯正的境界，一般人不容易达到。
但是，我想说明的是，分经典火神派、广义火神派完全是出于研究的需要，绝非要分出高低，不是说经典火神派就比广义火神派高明， 广义火神派就不如经典火神派。事实上，广义火神派恰恰丰富和发展了火神派的学术思想， 开拓了用药思路，如祝味菊先生的温潜法，李可先生脾肾并重的观点、补晓岚先生温辛并重的“补一大汤药”，以及在座诸位的独特经验等，都推动了火神派的学术发展，让这一学派更加丰富多彩。其实学术流派中派内有派是很正常的，历史上，温病派有叶、薛、吴、王之分，温补派也有薛、张、赵、李之别，致于伤寒派内分派更是大家所熟知的，可以说，没有哪个学派是完全一致的。从这一点上说，各位专家、学者在交流、学习中应该多一些包容与宽和的心态。
2． 坚持辨证论治的原则应用火神派理论
火神派诞生一百多年来，对它一直有各种非议，作为“传统国医中最年轻的一个流派”，这是很正常的。
历史上，许多新学派都是在争议中发展起来的。其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是，火神派用药偏颇，似乎什么病都用附子。火神派是否火走一经，剑走偏锋，只会用附子、四逆汤？历史上，各家流派作为独特的学术体系，其议论必然有所侧重，强调一说，滋阴派如此， 寒凉派也如此，这是可以理解的。火神派强调阳主阴从，与阴阳并重的理论就有不同，唯其如此，才显出其观点的独特性和侧重面。全面研究各家学派，不难发现虽然各有侧重，但始终都未离开辨证论治这一最根本的原则。作为临床大家，郑钦安极力倡导辨证论治的原则，屡屡批评拘执套方套药的积习，可以说见一病，批一回，强调“用药一道，关系生死。原不可以执方，亦不可以执药，贵在认证之有实据耳……病之当服，附子、大黄、砒霜，皆是至宝。病之不当服，参、芪、鹿茸、枸杞，都是砒霜”（《医法圆通卷一》）。
火神派擅用姜附，并非一概滥用，而是在准确辨证，认定阴证的前提下施之，他说：“总之用姜附亦必究其虚实，相其阴阳，观其神色，当凉则凉，当热则热，何拘拘以姜附为咎哉? ” 可见立论施法并不偏颇。当然，我们弘扬火神派学术思想，不要为一家之说所囿，乃至宗阳虚者则凡病无不阳虚，不自觉地陷入偏执之中，这一点其实属于常识范围，有些人对火神派有片面认识，不无微词，说到底，是这个问题没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