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执政党在社会阶层分化问题上面对的若干争论

2008-10-14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邱巍
作者简介：邱巍，男，浙江省委党校党史党建部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执政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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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我们党内及理论界、学术界，对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有了一系列的理论争论。对这些争论进行清理，分析其与执政党执政理念和政策的影响和互动，对于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推动执政党的理论创新均有重要参考意义，也可为今后把握类似争论提供一个明确的参照。
关键词：执政党；阶层分化；争论
中图分类号：D6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08)02-0043-0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动。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阶层分化，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显得尤为迫切。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我们党内及理论界、学术界，对社会阶层分化问题有了一系列的理论争论。这些争论既取得了一定的共识，也面临着不少分歧，适时检视这些争论，对于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推动执政党的理论创新和自身建设均有重要参考意义。
一、阶级还是阶层
1997年，作家梁晓声在他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用了这样一个比喻：落后的生产力是梳子，而先进的生产力是蓖子，前者梳理出的是阶级，而后者梳理出的是阶层。所以在今天生产力日益发达的中国，对社会分层的分析工具应是阶层而不是阶级。[1]比喻总是既有其传神之点，又难免以偏概全之处。但梁晓声的比喻却验证和继续验证着这样的理论背景，即对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分析正从阶级分析向阶层分析过渡，即从马克思主义传统向韦伯主义传统的转换。2004年，经济学者毛立言把这个过程描述为在“社会分层问题上的‘从阶级到阶层’的公共语境转换，研究方法上的‘从马克思到韦伯’的替代。”不过，他持的是相反的立场，他对于学界“讳言‘阶级’，用‘阶层’概念替代‘阶级’概念；否定‘阶级分析方法’，用马克斯•韦伯阶层分析方法取代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2]十分遗憾和不满。虽然立场不同，但认为目前理论界已实现从阶级分析到阶层分析的转换却是众多学者的共识。
在对于社会阶层分化的分析中，马克思传统主要是根据对生产资料占有来划分社会阶层；韦伯传统则推崇多指标体系来划分，韦伯所确定的财富、声望和权力三个指标具有示范意义。在革命和建设的很长一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一直是以阶级分析方法来对待社会分层问题的。文革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正是这种传统的极端方式的表达。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迅速变化，使中国共产党也日益认识到阶级分析方法的局限性，传统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公式已经远远不能描述和分析当代中国社会，从巩固自身的执政地位、增强执政能力的需要出发，探索、丰富和完善相关理论是大势所趋。
社会科学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关注中国的社会阶层分化问题。努力之一就是尝试从学理上梳理阶级、阶层这两个概念的关系。社会学家郑杭生从90年代起就强调这样的观点：从理论的一贯性来讲，阶层应是个大概念，而阶级是个小概念。“因为阶层是按一般的概念‘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来区分的，而阶级则是一种按特殊的社会资源——生产资料来分层的结果。”由于在中国阶级概念的被扭曲，现实中国的复杂性以及马克思主义者从革命者向建设者角色的转换，“在现阶段我国所处的内外环境中，用阶层范畴来适度淡化阶级概念不仅是必要的、及时的，而且是符合我国社会差异实际的……”，认为应逐步淡化阶级概念而大力普及阶层概念。[3]虽然论证的方法各异，但淡化阶级、强调阶层应当说是社会科学界的主流。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理论界在处理社会分层问题上，已经基本实现了范式的转换。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强认为阶级这一词汇的遗留实际上只是历史惯性之下，人们的权宜之计。“当时人们纠缠于阶级、阶层的概念区分只是表明在新的社会现实面前，人们力图引进西方的多元分层观点，但是又害怕违背了阶级分析方法。因为当时采用‘阶级’一词意味着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而采用‘阶层’一词则似乎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4]这样的转换是以中国的社会的迅速变化为基础的，而执政党的理论和政策要应对和体现不断变化的现实，理论界的成果和意见在党内发生影响也就势所必然。2001年江泽民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标志着在执政理论上，阶级与阶层此消彼涨的实现。在报告中，江泽民指出了中国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并概括出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这六个新的社会阶层。其中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对阶层概念的使用，二是对这些新阶层的概括所用的标准不再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主要是职业身份。在此以后，出现的众多对“七•一”讲话的学习、分析的理论文章中，也都改变了以前在阶级阶层问题上遮遮掩掩的做法，许多文章明确指出上述概括完成了从阶级分析到阶层分析转换。而这一分析框架转换背后是理论目标的转换，即对社会分层结构进行分析时，主观目的由社会冲突转为社会合作。这种转向有的学者将其概括为“‘从阶级斗争到阶层和谐’是我们党阶级阶层分析理论与时俱进的关键”[5]，可以说代表了一种普遍的思路。不过在另一方面，阶级分析的方法也并没有被抛弃。这不仅表现在执政党对自身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强调上，也表现在理论界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自觉追求上。尤其是近年来由于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党的传统政治基础工人、农民社会经济地位下降，而同时富人的财富集聚在进一步加快，重新引入和强调阶级分析方法取得了某种道义上的支持。如下的问题被一再追问：“为什么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国家居然会‘忽视’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分析方法在我国何以为不能，又何以为可能?”[6]“在‘阶级’一词被淡化的同时，学者们开始对‘阶层’概念情有独钟。并且，这种概念替代的背后所隐藏的在研究方法上的根本差异，也并没有在相关的学术领域引起较大的显形争论”[7]这样的现象让相当的学者感到疑惑和不安。应当说近年对阶级分析方法的重新关注和90年代初的坚守已经不在同一层次上了。这也表明冲突向合作转向的概括还不能穷尽当代中国阶级和阶层之争的全部内涵。一位理论专家在评述近年双方的争论时说，“从当前争论的问题来看，表面上的主要分歧，好像是在于用阶级分析方法还是用阶层分析方法，或者说是阶级分析方法过时没过时。但是我认为，这里的潜台词才是关键。在潜台词里，包含的是一种两极对立，或者说，包含了一种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的变化的一种估价，和寻求一种导向。”[8]其言下之意在于，在新的时期，阶级分析还是阶层分析的争论已经成为对中国改革开放道路反思分歧的一个直接表现。
二、私营企业主入党问题的争论
私营企业主入党的问题，本身直接牵涉的对象并不多，但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却成为近十年中不多见的理论热点。其中原因就在于这一争论的背后反映的是对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基本认识和执政党对自身境地和方向的基本判断。虽然2001年江泽民的建党80周年讲话已经在理论和政策技术上回答了这一问题。但梳理和分析这一争论对我们理解社会阶层分化和执政党的理论建设仍然有意义。
1989年，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政治氛围下，中央曾在《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中明文规定：“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私营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实际上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9]事实上，在革命和建设不同的时期，针对不同的情况，我们党对有剥削行为的人能否入党有过不同和矛盾的阐释和规定。1989年的文件只是类似文件中的一个而已。这个规定最初几年似乎波澜不惊，不过随着90年代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私营企业主群体的日益壮大。私营企业主入党的问题也渐渐汇聚成为一个众目睽睽的理论热点，并在90年代末和世纪初形成了比较激烈的争论。
当时和私营企业主有紧密联系的部门和相当多的理论工作者均对私营企业主入党持支持意见。比如北京工商联合会的负责人表示“非公企业一些职工，甚至有一些企业的投资者、所有者也迫切要求加入党组织。在非公企业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加强党建工作，已是迫在眉睫，十分现实，具体、实在的问题。”[10]这是从非公企业党建的技术操作上希望非公企业主能入党。而一些理论专家的态度更全面。时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君如在《“三个代表”与党的建设》访谈录中说：“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又是执政党，不代表渴望获得新生活的比较贫穷的群众，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如果不代表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并且已经富裕起来的人民群众，行不行呢?显然，这样的问题必须好好研究，应有一种科学的回答。”[11]言下之意实际上很明确，应当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中央党校王长江认为“判断一个党的性质，主要看它的纲领是不是反映工人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它的党员和干部是不是全心全意地为实现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以及这个党是不是用这样的要求来教育党员，约束党员的行动。在这样的大前提下，一个公民只要愿意接受党纲和党的纪律的约束，愿意履行党员的义务，那么，不管他是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或其他革命分子，都有资格申请加入共产党”[12]。持反对意见者除了一些理论工作者以《真理的追求》和《中流》等杂志为基地外，一些党内的高层领导的意见也相当引人注目。如下的观点可以相当程度反映当时党内中高层的一种普遍的认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永远不能变。否则就意味着党的变质和覆灭。……明确规定，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但至今有的人不执行这个规定，甚至提出私营企业主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这是完全错误的。”“私营企业主不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不是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如果允许他们入党，就会动摇党的工人阶级基础，模糊阶级界限，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决不能有丝毫含糊。”［13]这样的观点即使在私营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也不乏呼应。“要明确私营企业主不能入党。”“否则，将会模糊党的性质和工人阶级先锋队战士的标准，产生‘谁是富有者谁就具备入党条件’的误导，以至使深知旧社会嫌贫爱富之苦的广大工农基本群众在思想上误解党，在感情疏远党，影响和削弱党的群众基础。”[14]而一些中西部省份的领导者的意见更为尖锐，直接和左派理论工作者站在一起，他们表明：“共产党不能吸收资本家入党，党内不能有资产阶级代理人。”“私营企业主入了党，能量会比大多数工农出身的普通党员大得多。”“这些人如果真入了党，其能量首先会用于在党内争夺领导权，改变党的性质。而且，这种改变会具有不可逆性。”“这是当前中国工人阶级与新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制高点’，是两军志在必得的政治‘上甘岭’。”[15]如此火药味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理论争论中是比较少见的。
2001年7月，江泽民庆祝建党80周年的讲话，使这场激烈的争论在党的方针政策那里有了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一争论在理论界随后转化成两股支流：一是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及剥削问题的讨论，二是对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问题的讨论。虽说这两个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为私营企业主可以入党这一答案，提供更广大、更深入的理论支持。但在客观上，也确实使我们对在执政条件下党应对社会分层问题有了更多的认识。从另一方面说，私营企业主入党的问题本身只是一个切入口，背后的问题即是，在面对社会阶层高度分化、出现众多新的社会阶层的情况下，执政党如何调整自己的执政策略，扩大执政基础。而“七•一”讲话在这一问题上的突破使得一年以后党的十六大上将党定位于“既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显得顺理成章。虽然在私营企业主能否入党这样的问题上有了突破，但这种点的突破能在多大程度和多大范围上影响党的执政理论和执政理念却又并不是完全明朗的。实际上，党内外对于如何判断和把握中国的社会阶层分化这一问题认识远未统一。这在随后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的评价中就可见一斑。
三、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的评论
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研究课题、国家“十五”图书重点规划项目于2002年初面世[16]，时值江泽民建党80周年讲话之后，而“七•一”讲话除了对“三个代表”思想的全面阐释外，突出的一点是对中国新的社会阶层的新概括。报告可谓适逢其时。《南方周末》的报道援引陆学艺的话称，“这项研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社科院院长李铁映直接布置的；1999年初，数十位专家就开始进行调查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李铁映同志多次听取汇报，作出指示。”“报告提前问世，因为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发表后，社会上对当前社会阶层变动状况特别关注，有关方面要求课题组能及早提供调查数据和成果。”[17]强调的是报告的半官方色彩及与“七•一”讲话的关联。作者在全书的前言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这种刻意强调和这本书后来的被停止销售，形成了鲜明对照。《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所引起的反响是巨大的。此前对于中国社会阶层分化虽然有过众多的研究，但研究者大多是单兵作战，在经费和规模上不能和此书相比，这些研究也基本上只在相关的研究圈中产生影响。而《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则使中国的社会阶层分化问题全面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从而引发了激烈的反响，赞之者称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批之者称“《报告》搞乱了舆论”。
报告认为，简单地照用马克思针对19世纪早期欧洲资本主义提出的阶级分析理论，或者毛泽东针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提出的阶级分析理论，来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阶层问题，是不够的。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应当是社会分层的惟一标准。对社会阶层分化的分析思路应从“冲突论”转向“功能论”。研究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问题的目的，应当是为了团结和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来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目标，是为了建设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报告最引人注目的是它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作为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把当今中国的社会群体划分为五大等级、十个阶层。五大社会经济等级是：上层、中上层、中中层、中下层、底层。十大社会阶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也正是这十大社会阶层的划分集中了大部分的赞誉和批评。
应该说，就对社会阶层分化的研究来说，报告尚不是和传统观点走得最远的。它受的批评更主要的反倒是它的某种半官方色彩导致的树大招风。由于十大阶层分了五个有上有下的等级，且原来作为我们党的执政基础的工人和农民分别处在第八层和第九层，这为不少的理论研究者和权威部门所很难接受。适值当时包括传统的工人、农民等群众上访事件日益增多，使这份报告中将工人、农民地位的描述受到更多关注。而且其中指出的，执政党的社会基础逐步地向“拥有经济和文化资源的阶层倾斜”的问题也容易左右不讨好[18]。在报告之后出版的一本名为《社会阶层构成的新变化》的著作，虽然没有直接提到此报告，但其中申明的原则，却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很有针对性。“对当前社会阶层的新变化的研究、分析时，应该注意把握以下几个原则：第一，要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体，如果把我们的领导阶级和主导力量列为社会的低层，那么这个国体就要改变了；第二，一定要坚持人与人平等，阶层与阶层平等，群体与群体平等，不能有高低贵贱之分，这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我们决不能把社会分出高低贵贱；第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这‘两阶级和一个阶层’始终是我国的主导力量，当然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要发展，会出现许多新情况，但他们作为主导力量必须坚持。”[19]
也许从学术积累的角度看，《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的贡献不是最大的，但就其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来说，《报告》远非一般的学术研究可比。事实上，报告的出版和相关的争论成为推动党内外开始直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新变化，并反思相关理论和政策的契机之一。2004年，陆学艺又率领他的课题组推出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的续篇《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虽然媒体用《干部的子女更易当干部》这样的吸引眼球的标题来推介这部著作，但相比前一报告，却没有了什么明显的批评的声音。这也表明理论学术研究中的许多结论已经被社会和党内所容纳和接受。虽然不过两年的时间，但历史已经又往前推进了一个阶段。
四、对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估价
在对方法、具体政策、具体结论进行很多讨论之后，随着中国社会的迅速变化，执政党和理论学术界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怎样估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的迅速分化?如果仅从学理上说，这个问题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现阶段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二是造成这样的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对第一个问题学术界各存所见，但也有一定的共识，而对第二个问题回答的对立则更加明显，其中的不同取向成为近年国内思想界争论的起点。这些不同的意见和争论透过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相互链接的圆圈，对近年执政党的理论创新起到了非常明显的推动作用。
就学术界内部来说，对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判断，存在着明显的争论。李春玲在《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研究》一书中，将目前的争论概括为四种观点，即孙立平的“断裂社会”理论，陆学艺等人的“中产化现代社会”观点，李强和李培林提出“碎片化”分析和李路路提出的“结构化”论点[20]。张宛丽则在《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层近期研究综述》一文中，将众多争论概括为三种不同的判断：即陆学艺的“层化论”、李强的“碎片论”和孙立平的“断裂论”[21]。这些概括都有其合理之处。但如果大而化之地说，众多意见实际上只分为两种，一种是悲观的，一种是乐观的。
悲观的观点认为，贫富差距已使中国社会处于断裂状态。“断裂”论的代表者孙立平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社会分化导致了一个“断裂社会”的出现，其表现形态为：整个社会分裂为相互隔绝、差异鲜明的两个部分——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经济财富以及其他各类资源越来越多地集聚于上层社会和少数精英手中，而弱势群体所能分享到的利益则越来越少，他们与社会上层精英的社会经济差距越拉越大，从而形成与上层社会相隔绝的底层社会[22]。李强提出的“丁字型”结构的观点也指出社会的断裂。他根据对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研究，认为中国社会结构是一个比金字塔型还要差的倒过来的“丁字型”[23]。孙立平、李路路等同时用“结构化”、“常规化”等术语表明，这样一种不平衡的社会分层状况正在固定下来，社会流动在减弱。孙立平更尖锐的概括为“上层的寡头化和下层的民粹化”。
而陆学艺等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和《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中的观点则相对乐观。他们认为，随着市场化的推进，中国社会分化出等级性的几大阶层，而与此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又导致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以及白领职业迅速扩张，人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上升流动机会，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社会中间层日益壮大，而社会顶层和底层都将缩小，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趋势是由“金字塔形”转变为“橄榄形”，即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为主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不过，即使乐观的观点，也不认为中产化是短期内的现实，只不过是对中产化趋势相对乐观而已。总体上应当说，学术理论界对当前中国社会分层存在两极化还是有着较为普遍的共识的。
社会学界较少地将自己的关注范围扩大到对社会分层问题的宏观归因上，而这恰是近年的一些思想争论聚集的主要领域。最集中的就是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派的争论。在对社会分层极化的归因上，新左派认为这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必然结果，同时也和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秩序密切相关。社会分层极化、贫富分化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在推进市场经济过程中，国家忽视了“社会公正”这样的核心价值。强调国家应对经济、社会生活要积极的干预。而自由主义派则认为是这些问题不是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在向市场经济转化期间政治权力不受制约而造成的,也可以说是“权力介入了市场”所造成的，是政府的“看得见的脚”踩住了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的结果[24]。虽然这样的争论主要局限在学术界、思想界内，而且在双方各自复杂的理论谱系里面，不乏各种极端的主张，而容易使人对双方的理解产生偏颇。但有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在争论的过程中的，双方的一些合理的核心价值却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比如新左派的“社会公正”理念，比如自由主义派的防范权力寻租的理念。和前述的争论相伴随的是，近年来，执政党的理论创新的步伐和力度都在加大。而这些理论创新中相当程度上体现和回应了在社会阶层分化问题上学术争论的观点。这一点最集中地体现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和谐社会思想的内涵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社会公平的基础上协调各社会阶层的关系。在倡导和谐社会中，中央一再强调的是，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要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十七大报告也一再强调社会公平，提出要“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而若要将社会公平落到实处，真正实现发展成果的共享的目标，那么，协调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差距、优化社会阶层结构就成为基本的政策思路。
在党的十六大上，就首次提出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表明中间阶层和中产阶级问题开始进入执政党的政治视野。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进一步提出了“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将壮大中间阶层和缩小贫富差距并举，表明缩小社会分层极化的问题摆上了执政党的议事日程。而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同样的意思表述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这里表达的是处理阶层分化要以社会公平这一理念为指导，当务之急是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长期任务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而在《决定》中，促进“阶层关系”的和谐也成为促进社会和谐的基本内容。可以看出，从十六大以来，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历次重要文件中，都始终强调坚持调整收入差距的战略，其核心思想是要优化阶级阶层结构，要扩大社会中间层，使社会从“金字塔”型转变为“橄榄形结构”或“纺锤形结构”。这样的政策取向从客观上来说，是对前述在阶层分化上悲观观点的回应，表明执政党将采取措施，防止断裂社会的出现。同时也是对乐观观点的承诺，期待通过相应的社会政策实现社会阶层结构的优化。
中国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还处于进行时当中，对许多复杂的现象和问题的认识和把握肯定不会是一蹴而就。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分歧和争论实属正常，而且这些争论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认识问题。作为执政党来说，面对这样的争论需要分清主次、把握方向，既要从争论中发掘理论创新的源泉，也需要使争论和分歧保持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保持社会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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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