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书生傻气》:顾准的绝望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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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好理解,再怎么说,顾准也是他们的爹呀!没错,当时的顾准确实又“黑”又“脏”,谁沾边谁倒霉,但也不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顾准的弟弟陈敏之、老朋友骆耕漠、弟子吴敬琏等等就没有回避(顾准病危时他们都在床前陪伴),就连张纯音的女儿咪咪(徐方),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也和顾准成为朋友。就在顾准的子女拒绝来医院看望护理他时,远在兰州的咪咪却给她敬爱的顾伯伯写信说:“我就是你的亲女儿。”两两对比,难道不发人深思吗?难怪当顾淑林和顾逸东参加告别仪式时,一位老先生看他们的眼光,会“像刀子一般”。
我曾经一遍遍问自己,有些话,有些事,顾准能不能不说、不做?结论是不能。1962年秋,顾准曾在苏州和张秀彬、徐文娟夫妇彻夜长谈。在说到历次运动和极左路线造成的种种灾难,说到“大跃进”和“共产风”时,顾准悲从中来,愤怒地喊道:“老和尚不出来检讨,不足以平民愤啊!”表妹徐文娟闻言大惊失色,这不是“犯忌”吗?顾准当然也知道这话有“违碍之处”,但他不能不说。因为他在商城县之所见,不是什么“形势大好”,而是哀鸿遍野,人争相食。他亲眼看见老百姓一个个被活活饿死,生计无着,求告无门。如果他不说出来,天良何在?
不能说,又不能不说,这是矛盾所在,也是痛苦的根源。
这种痛苦于知识分子尤甚。因为知识分子非他,乃是社会的良知与良心。如果知识分子发现了社会的错误,看见了社会的不公,也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甚至昧着良心说假话,那就愧称“知识分子”,没脸在世上做人。但是,面对社会的错误和不公,知识分子又是最无能为力的。百无一用是书生。他一无权,二无势,三无财,四无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又能干什么?唯一能做的,也就是把眼之所见耳之所闻心之所想说出来吧?叫他不说,哪里做得到?
因此,该说还得说。而且,还得说真话,不说假话。这里说的“真”,不是真诚,而是真实。“文革”中,有多少人“真诚”地说假话啊!以至于事后一想起来就羞愧难言——不仅为“假话”,更为“真诚”。显然,真实才是更重要的。你可以不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必须真实,这也是一条底线。
至于顾准,对自己的要求就更高了。他不但要求自己所说的全部真实,而且还要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这就注定了他必定要受苦受难。因为即便只是不说谎,有时也是要受罪的。“文革”中,顾准因为不肯按照某些人事先指定的内容或思路交代问题、出具证明,便不知挨了多少打。但在顾准看来,无论出卖灵魂,还是出卖朋友,都是不可容忍的可耻行为;而实事求是和决不为虎作伥,则是做人的起码准则。为此,他甚至不愿意对与他有隙、曾经整过他的人落井下石,更不要说把患难与共的同志和朋友出卖给恶魔了。1965年2月,他被康生下令秘密逮捕。面对威胁利诱,顾准不惜以绝食相抗争,打死不开口,使张闻天、孙冶方、骆耕漠、狄超白、林里夫、巫宝三、李云等人和各个时期的熟人无一受到政治牵连,自己却因“态度特别恶劣”而罪加一等,成为“极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