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发现另一个中国的钥匙

凡是脱离当时社会秩序的约束与庇护，游荡于城镇之间，没有固定的谋生手段，迫于生计，以出卖体力或脑力为主，也有以不正当手段取得生活资料的人们，都可视为游民。有没有文化并非是决定性因素。    游民不等于流氓
2006年以来，冠以“江湖”的图书不在少数，上海学者朱大可的《流氓的盛宴》更以其一贯的独特风格受到拥趸追捧。在这背后，人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前辈学者王学泰先生和他的代表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7月底，邵燕祥、蓝英年、张鸣、雷颐、王毅、金雁、李洪岩、崔卫平、钱理群等学者齐聚同心出版社，研讨该社的增修版《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王学泰回忆，民国元年的名报人黄远生曾撰文指出“吾国数千年之政治，一游民之政治而已”。其后，学者杜亚泉分析中国政治革命成效甚微和社会革命难以发生时，把原因归结为中国有个游民阶层和他们在中国的政治动乱与社会变迁中的作用。而社会学家萨孟武在《〈水浒传〉与中国社会》中指出，中国古代社会中最有力的是豪绅和流氓两个阶层。
1991年，王学泰第一本论述游民文化的专著《中国流民》在香港中华书局出版，1999年又出版了《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凡是脱离当时社会秩序的约束与庇护，游荡于城镇之间，没有固定的谋生手段，迫于生计，以出卖体力或脑力为主，也有以不正当手段取得生活资料的人们，都可视为游民。有没有文化并非是决定性因素。”
这次增修，王学泰在原书50万字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约20万字，重点增加了对游民文化的精神源头、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的探讨，尤其是对宋代城市的畸形繁荣和游民文化蓬勃兴盛的关系的探讨。王学泰认为，历来农民起义的领导者实际上都是游民，游民的精神更多地继承了春秋以来苏秦、张仪式游士的不讲是非的实用主义价值观。
王学泰特别强调，“游民”跟“流氓”不能划等号，古代的“游民”和“流氓”这两个词并没有本质区别，“但现在讲到‘流氓’这个词有贬斥的意思。我觉得用‘流氓’来形容游民是不好的，所以希望学界和新闻界谈到游民学时，不要和流氓学画等号。”
“张艺谋的思想就是游民思想”
为了向抱病与会因而随时都可能提前返回医院的王学泰表达特别的感谢，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抢着趁王学泰还在会场的时候发言。去年春节，崔卫平把张艺谋的电影从《红高粱》到当时最新的《千里走单骑》全部看了一遍，“看到一半我就慢慢浮现王学泰老师在这本书中的那个视角”，“我觉得张艺谋不仅仅是一个摄影系出身的很好的电影修辞学家，他还是有思想的人，他的思想就是游民思想。”
有了这个得意发现，崔卫平专门写下一篇两万字的长文分析张艺谋电影中的游民意识：《红高粱》中“我爷爷”是乡村轿夫，走来走去；《菊豆》中，“菊豆”牵着一批马回来；《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颂莲”自己拎着箱子走进剧中的人家；《活着》中，富贵演皮影戏走来走去，走得更加具有流动的色彩——“这些游走性主人公有一个特点，有身份焦虑。这个使游民不同于武侠，武侠是超越的，他们跟谁都没有关系，他们也不受你这个世界等级制度的压抑，而游民离这个社会不远，他感到很压抑、被排斥。”
一番纵向考察，崔卫平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张艺谋电影中游民意识的种种体现——色厉内茬、首鼠两端，封闭、怯懦、却富有挑衅性，从不问真理与真相，只顾埋头算自己的进账、随机应变灵活多端等等，并非张艺谋本人的独创，而是因袭传统而来、并在这个社会大放异彩的流行思想。
“作为导演，张艺谋不过是给这种东西押上韵脚。而既然游民意识与游民文化这类现象古已有之，当然并不十分奇怪和可怕，令人诧异的是这种原本处于边缘的社会文化现象，在今天的中国何以大摇大摆，登堂入室，以‘老百姓’的名义畅通无阻”，崔卫平剖析道，“不只是在张艺谋电影当中，这种游民文化、游民意识在许多正式场合同样得到公开的承认和传播，其中一个便是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比如赵本山表演的小品，其中以自损而损人、以自我矮化以矮化他人、以自我愚弄而遏制他人的思考，其中所包含的‘反智主义’态度，正是混世游民心态的集中体现。分析在中国当代文化中游民意识种种，是一件非常重要和有意思的工作。”
“现、当代游民问题的研究有待于新的开拓”
“学泰先生指明‘阿Q就是游民’，一语道破了我们多年争论而说不清楚的阿Q的典型性问题。”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三句话不离本行。
据他考证，鲁迅早在1926年就表示，“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式的革命党出现”，“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后。”鲁迅的洞察力让钱理群非常佩服：“他深知，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很容易培育出‘阿Q式的革命党’，出现‘阿Q式的革命和改革’；至少说，在中国‘其后’的革命和改革中必然打上‘游民文化’的烙印。”
钱理群进一步分析说，阿Q的造反有一定的合理性，“学泰先生强调‘游民’不是一个简单的内含贬义的概念，应该区分‘游民’与‘流氓’（阿Q就不是流氓，只是一个沾染了流氓气的游民），就是提醒我们要注意游民反抗、阿Q造反的合理性。”
“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大量的农民脱离了土地，流向城市。这也可以算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吧”，退休之后的钱理群发现，城市吸纳了农民工作为劳动力使用，却没有给予相应的权利，既允许农民脱离土地，又保留着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这就有了形成‘游民阶层’的可能”，“如果说第一代的农民工，主要感受的是脱离土地的自由，因而对恶劣的劳动条件和依然存在的不平等，基本上采取容忍的态度”，“到第二代、第三代的农民工，就不再能容忍自己既不能为城市所容纳、又绝不愿意回到农村的流民地位，不满情绪的日益增长，容易导致非理性的行为”，“这些年连续发生的恶性事件，一些第二、三代农民工成为城市黑社会的后备力量，当不是偶然的，其危害性也是显然的。”
“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堵塞了农民子弟向上流动的渠道，而城市取向的教育（包括农村教育）又使得他们远离土地，即使被城市抛出，也回不去了：他们只能成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游民，并迅速为流氓意识所支配”，钱理群希望社会更多关注新的弱势群体，“学泰先生的著作，开创了一个‘游民学研究’的新领域，应该继续做下去，特别是现、当代游民问题的研究，还有待于新的开拓。”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