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十二五”大规模城市化建设所引发的担忧(上)

对“十二五”大规模城市化建设所引发的担忧(上)
对“十二五”大规模城市化建设所引发的担忧
——几千万失地农民进城怎么办，规划得并不完善
（2010.8.8.海南国际论坛会）
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合作促进会常务副会长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亚洲院士陆德
“十二五”计划明年开始启动。“十二五”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性五年，是调整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发展建设思路、理念的五年。
下面，我就针对“十二五”大规模兴起的城镇化建设问题，提出几点自己的看法。
一．“城乡一体化”不等于大规模城镇化建设。
近一年来，在讨论“十二五”的规划中，有专家学者认为：“加速城镇化建设是‘十二五’的五大发展动力”，说“假定城镇化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意味着每年1000多万人进城……，那么住房和道路，水，暖，电，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的建设将会带来巨大的市场”；有的学者认为：“经过两年的调整，目前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繁荣期，……从长期来看，城市化建设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并因此会将中国经济再“持续30年高增长”。有的学者从“要素流动”的角度，呼吁赶快消除户籍障碍，把大量的农民聚集到城里来。有的并且搬出国外理论，认为中国已经到达人均3000~5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阶段，势不可挡地必然会出现“城镇化投资建设高潮”。
这些观点和呼吁，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不无道理。但若从系统工程的角度来说，偏执强调某一观点而不顾及其它因素，可能会引起“短板效应”而事倍功半。
“城乡一体化”建设，不是去大量投入钢筋和水泥。
我理解的“城乡一体化”，是基于“发展红利”的理念。这一理念，是世界经济由“国际分工”向“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转变过程中产生的一个理念。它表明，当经济主体从一个低级平台向一个高级平台整合时，由于生产力要素组合的趋好、资源配置的优化、专业分工的趋强、发展成本的趋低，将使“发展红利”呈“非线性”增长。比如，乡级经济规模向地市级经济规模整合时，发展红利将在原有基础上平均提高10倍；而从地市级经济规模向省级规模整合时，其发展红利将在原有基础上平均提高100倍。举个简单的例子：乡里为发展经济要修一条马路，但乡级财力不够，修不起，市财政有此财力，经统筹规划，修出了这条路，实现了乡镇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市级经济的发展。
我理解，“城乡一体化”首先是城市向农村的投入和付出，即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是个“反哺、多予少取、一体化综合配套”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培育农村的“造血机能”，并最终使农村，乡镇由这种“外生性”的支持转向“内生性”发展，反过来又促进、刺激了城市经济的全面发展，形成“良性互动”。
所以，“城乡一体化”绝不是“跑马占地”、“搞房地产”，绝不是又回到30年来“搞投资建设高潮”的老路上去。“造血机能”是一步步培育，拿什么去立即“大规模投资”？只能是负债累累。它是个长期的慢热过程。
现在，虽然全国都在积极制订“城乡一体化”，但其思路和做法却是两种情况，一种是反哺、造血、一体化配套，另一种是借此又大兴土木、大搞城镇化建设，以期用高投资再推高GDP。从当前国务院对控制房地产的“国十条”发布近4个月了，但多数省市的“实施细则”仍迟迟不见出台，即可见其习惯势力和惯性的强大。
二．二十世纪世界“城市化”进程及带来的反思
20世纪，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全球出现了“城市化”高潮。城市化是20世纪影响人类社会和经济形态的重要力量，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进程。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但同时，也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
现将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建设情况及引发的问题，列举如下：
★在城镇化率从20%提高到40%的过程中，英国经历了120年，法国100年，德国80年，美国40年，前苏联和日本分别经历了30年，而中国仅用了22年。
★拉美国家是快速城市化，在人均3000~5000美元时，他们就实现78%的城市化率，从70年代开始仅用了20多年时间，形成了大规模的“城市贫民窟”。由于得到政府必要的城市福利和公共服务，故这一社会群体收入较低但相对稳定，形成了所谓民粹主义的政治经济体系。拉美国家普遍第一第三产业较强，但第二产业长期停滞，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印度的城市率为30%,其中约35%是居住在城市“贫民窟”的贫民，他们大多来自没有土地的农民，就业不足，收入低。基础设施严重不足，政府财政对此没有什么作为。
★东亚模式：尽量压低城市化进程，并保持制造和加工业的竞争优势（他不象服务业是自我服务，制造加工业具有全球扩张特征，市场是全球性的），是选择制造业来转移劳动力。中国也不例外。东亚特点：制造业强，服务业弱，城市化率低，居民福利保障低。
★台湾：上世纪八十年代城市化水平已达65%，由于土地、房产私有化，可变现，有一定资本，故城市中80%以上居民都有私房，迁居的农民在城市大量的小企业和服务业中得到就业。没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韩国、新加坡：韩国“城市化”中，政府出资建房，解决了1/4城市居民住房问题；新加坡采用政府补贴的“公屋”形式供中低收入市民居住，而高收入者则自购高价商品房解决。
城市化的问题，归结起来大致有人口及就业压力、资源与环境承受能力、社会问题三大类，细分又可以分解出若干类问题。
拉美和印度的城市化快速发展，形成了“城市贫民窟”，把我们所说的“城乡二元化”（城市居民，农民）变成了拉美和印度的“城市二元化”（富民，贫民）。
拉美的“贫民窟”还能得到政府必要的城市福利和公共服务，而印度的“贫民窟”则政府无力承担，更惨。两国的居民收入常期处于停滞装态，严重贫富分化，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东亚模式则是尽量压低城市化进程，并以保持制造业和加工业来转移劳动力。城市化率低。
台湾等“四小龙”，由于农民进城和手中有钱（土地私有化，土地分配比较平均，可兑换成大量资金），且当时大批农民进城是在房价地价低廉时期，并有大量就业机会，故虽城市化率高，但较好解决了住房和就业问题。韩国和新加坡则由政府“公房”解决了贫困人群的住房问题。
在这些国家城市化进程中，有些城市化率较高，有些则不高，在经济发展状态中，像拉美、泰国、马来西亚等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四小龙”则成功突破陷阱。
三．中国要根据本国国情来推行城市化道路
我们不能一味照搬西方的理论。一味强调GDP，结果带来了资源超常消耗和严重环境污染。发展中国家有其“后发优势”，我们应该借鉴前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少走弯路，根据本国的国情来发展自己的城镇化建设道路。
中国的特点是：
我们今年即可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同时我们又是人均GDP排行世界104位，人均收入排行全世界109位的“大国”；
我们又是一个人均资源匮乏的国家，按照09年的消费量，我国剩余的石油资源仅可供7.08年，铁矿资源16年，天然气39年，煤炭108年的国家；
我国劳动力人口接近8亿，相当于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力资源的总和，而我国的生产量（GDP占比）却不足他们总量的十分之一，劳动力怎么安排。
这就是中国的特色，这就是中国与其它国家类型相比所没有的特色。它不是拿一个“人均收入达3000~5000美元”就必然会掀起“城市化建设高潮”的理论能“套”住的。
我不同意当前大搞什么“城市化建设高潮”，我主张“分步、梯次、渐进发展”，而且我认为，这种大搞投资高潮式的“城乡一体化”，并不能改变投资与消费不均衡的旧格局。
其论据如下：
（一）大量失地农民入城，无法就业怎么办？
我国当前城镇率是46.6%，按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的平均速度，“十二五”末将达51.6%。从中国人口年会上得知，“十二五”末的全国人口将达13.9亿左右，则“十二五”期间将会约有6950万失地农民变为城镇居民。
而据劳动部门的数据是：“今后一个时期，每年需要就业的城镇劳动力超过2400万人，而在经济正常增长条件下，就业岗位每年只能安排1200万个左右，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相当突出”。“2010年新进入（城镇）人口资源市场的劳动力将达到1500万人。……此外，每年还需要转移大约800~900万（农村富余劳动力）”。另外，据2009年财政部、商务部、全国总工会三个部门的预计：“我国今年待就业人数达4000万人”，比人保部提供的数据高出近1倍。
也就是说，若按人保部低端数据分析，按经济正常发展年份，每年还有1200万（原城镇300万，农村转移城镇800~900万）人处于失业和待就业状态。
五年中，就是6000万失业和待业人群！
我从来不相信所谓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因为数据不透明。去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城镇登记失业率4.3%，……登记失业人数首次突破900万，达915万人”。此数据，按劳动力=失业人数/失业率的公式推导，则计算出城镇劳动力总数为2.13亿人。怎么回事？！国家正式公布的我国“城镇职工总数为4.1亿人”，怎么一下子就少了2亿职工？连小学3~4年级的孩子都会推导出这个数据不准。我是比较信服中国社科学的“城镇调查失业率”9.6%的数据，我的测算与它差不多，也是在9%左右。
但是，失业率的“国际警戒线”是7%！
如若是4%的失业率，我们可“高枕无忧”；但如若是9%的失业率呢？就要“全民总动员”了。两组不同的数据，将会误导中央的重大决策。
何况，这5年内若再增加6000多万的失业人群，原来的“失业率”不管是4%还是9%，都要被提到15%以上！将是国际“警戒线”的两倍！
有的学者提出解决方案：用加大第三产业的GDP占比来解决就业问题。这一思路是完全正确的，但却是书呆子“闭门造车”，缺乏一线的实践。要知道，若要把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从43.35%提升到一般“中等收入国家”的53%，这意味着每年第三产业至少要增加3.3万亿的产值，相当于在09年GDP原有9.1%的增速上再加9.6个百分点。而这种3.3万亿产值增加的配比变化，至少需要两个“五年计划”的过程才能显现。我们从2004~2009年5年时间中，第三产业占比仅提高3个百分点。故加大三产的配比与解决就业问题“并不同步”，6000万的就业问题仍不能在“十二五”解决。
故思路是好的，但缺乏系统工程分析（后面还会论述）。不能同步解决，就仍是个大问题。
按“人口红利”观点，我国在2009年将达最高获利点，但劳动人口的绝对数仍会继续增加，预计到2017年达到峰值，为10.01亿劳动力。故“十二五”仍是解决待就业问题的“高峰期”。而人口的总量高峰，将在2032年左右出现，达14.7亿人左右。
我们难道不能对农民进城“先抑后扬”，使“进城”与“三产”的调整基本同步吗！而在今后5~10年期间，通过加速中小、卫星城市、镇、乡的建设，大量就地解决就业问题，减轻大中城市的压力，使农民“离土不离乡”。这样的一种规划思路，是否可降低“改革成本”呢？
（二）5年内6000多万农民进城，资源与环境的承受能力
我国人均资源匮乏，且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也是在上世纪90年代才兴起，城市基础建设和公共设施承压力还很脆弱。
如淡水资源供应，全国667个城市中有420个城市缺水，近200个城市严重缺水；如垃圾处理，城镇居民每人每年保守估计产生200公斤生活垃圾，城市每年将产生生活垃圾1.2亿吨，当前至少有120多个城市处于垃圾包围中。
一些专家建议赶快把农民聚集到城市中，但他忘记了城市生态和能源承载力。
以北京为例：按国务院审定的北京的城市规划，北京常住人口“十一五”应控制在1200万人左右，但截止去年底，北京常住人口已达1972万人，其中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约726万人。从2006年起的4年内，北京人口年均增长54.3万人，其中70%是流动人口。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预计将达2500万人，将远远超出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20年控制在1800万人”的目标。
其结果是：
·2009年户籍人口中60岁以上者比例高达18.3%，北京已提前进入“老龄社会”。预计2020年户籍人口老龄化程度将达29%；
·98%的能源要靠外地调入；
·近1/3的用水要靠消耗水库库容和超采地下水供应；
·在全国113个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中，北京被排倒数第六；
·交通：六环内日出行3500万人次，拥挤不堪；
·教育：教育资源的40%要用于外来子女义务教育上；
·治安：9成犯罪系流动人口所涉案。
这是北京首都当前的状况。700多万人的涌入，已使首都生态、能源、资源、交通和政府财政的承载能力重不堪言。而随后的10年，又将再涌进600万流动人口和面对29%的老龄社会问题，压力可想而知。
故考虑提高“城市化率”，还要同时考虑到城市生态和能源的“承载力”，缺一不可。据住建部的调查显示：一个城市居民消费的能源，相当于3个农民消耗量。另据报道，我国前期规划中要求到2020年一次能源消费总量要“控制在30亿吨标准煤”，但实际上，我国今年已接近29亿吨。“加大城市建设”，“加快农民进城”，只会加大这种不平衡，使之恶性发展，而不是缓解和消除它。而若加快乡镇建设，农民生活提高了，使其“离土不离乡”，既缓解了城市就业、城市生态和能源的压力，又促进了社会和谐，我以为，这才是一种更好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