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十二五”大规模城市化建设所引发的担忧(下)

对“十二五”大规模城市化建设所引发的担忧(下)
（三）靠投资率拉动城市发展的策略，已经不能长此为续。
在很多各地“十二五”规划和专家学者的文章中，不管是“未来10年中国经济高速”、“20年高速”、“30年高增长”，其中都把“投资加速城市化”作为了“主要动力”。这或多或少地又回到了“投资为主导”的老路上。
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中国的投资率始终保持在30%以上，1992年以后又进一步上升到35%以上，截止到2008年，平均投资率为37.4%。2008年达45.1%，2009年更达到92.3%。自1980年以来，世界平均投资率为22.7%，中国是世界平均水平的近两倍。
高投资率对中国经济的拉动，的确起到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在宏观经济学中，还有“投资边际效益”和“投资机会成本”两个量要考虑。考虑到这两个参量，靠投资拉动城市发展的策略，将不可长期为续。
GDP中关于“投资拉动”的量，不是人们所称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而是“资本形成总额”。“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要经过转换才能成为“资本形成总额”，才能被加入到GDP的“投资”中。这种转换，可以用两者的“比例”关系来表述。

过去30年，中国GDP中资本形成总额即投资部分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例一直在下降（如图）。从2000年开始，这个比例逐渐低于100%，也就是说，GDP中的资本形成总额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到了最近几年，全社会每投入100元的固定资产投资，只能形成80多元的投资GDP了。

这个差额从2004年起由负转正，2007年达到了2.58万亿，2008年有所下降，2009年达到了创纪录的3.12万亿。
过去30年，中国GDP中的”资本形成总额”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例一直在下降，从2000年开始的接近100%左右，直到2004年之后的比例低于100%（即投资效益小于1）。
1981年、2000年、2008年，随着投资对GDP占比的不断增加，但一元钱固定资产投资对GDP资本形成的贡献率却在逐年下降，分别为1.39元、1.03元、0.86元。数据表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续。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请看下图解释：

根据国家统计局支出法GDP统计方式，固定资产投资中土地、旧设备、旧建筑物的交易由于不是生产性的，要从中除去。而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没有包括的房地产开发商的销售收入高于建筑成本的增加值，50万元以下的城乡居民投资，无形资产投资和库存变动都要加上，从而最终形成GDP中投资部分。
土地、旧设备、旧建筑物的交易是减少项，其他的为增加项。在所有的增加项中，只有库存变动有可能为负值，其他项目一般都为正值。而且根据历史数据，中国的库存变动在过去几十年里只有2009年为负值，大约为-0.28万亿。
GDP中投资部分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这说明减少项的数额超过了增加项的数额。也就是说全国卖地、卖旧设备、卖旧建筑的总金额，超过了房地产开发商的销售收入高于建筑成本的增加值，50万元以下的城乡居民投资，无形资产投资和库存变动的总合。
这样看来，由于“投资边际效益递减”，使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效益越来越低，成本越来越高，对GDP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呈低效。故向城市里“砸钱”就想获得“10年”、“20年”、“30年”高速发展的模式，在“投资边际效益递减”的经济规律下，显得越来越不能为续了。
有什么办法改变呢？
有，这就是我一直主张的注重中小和卫星城市、镇、乡发展的建设思路。从宏观经济投资“机会成本”的原理解释，同样投资一元钱，它所产生的投资效益要大于对大中城市的投资。
其道理很简单。仍看上图，由于中小城市、镇、乡的“土地，旧房，旧设备”的交易成本低，使其“减少项”缩小，从而提高了投资对资本形成的贡献率，故同样的投资，构成了比前一种投资模式更高的GDP增长率。
有的官员不是很“崇拜GDP增长”吗？你用我这一思路去试一试，同样的投资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政绩和GDP增长。
（四）“加速城市化进程”的许多论据，缺乏系统工程概念分析。
我看了不少“十二五”及“城市化建设”规划书和专家论文，让我很激动。但也深感在一些城市规划中的论据，是缺乏系统工程理念的。只强调某几个相关因素而不系统全面分析，这样的规划就容易出现“短板”效应，从而使美好的规划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比如：在强调“加强要素流动”时，提倡“更多的农村劳力进入城市”，但却不分析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环境的承受能力。
比如：提出“据测算，城市人口每增加一个人，用于消费的支出会增加5倍左右，另外拉动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潜在投资需求是10万元左右”，以此来证明农民进城对消费和投资的拉动及对GDP的贡献，但就是没有分析农民进城后如何去解决5倍收入（对应5倍消费）和每年城市财政如何去解决新增1万4千亿（对应1400万新进城人员）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费用哪里来？这里，对“就业和收入”及“财政收入和支出”这两方面问题的论述，却找不到下文了。
比如：前面已提，有的（规划，文章）把“城镇化率”分析得很周详，有的把“就业分配”论述得很精辟，但就是不去用系统工程的观点把它放在统一坐标中去分析，结果，合起来一看——“不同步”！
现在有的“规划”是各部门管各部门的指标，数据各做各的，然后拼凑起来，就是个大型的“规划”。这能叫“规划”吗？
经济学中有一个“短板效应”，是说如果由二十条板做成的水桶，不管你把其它19条板修得多高，费多大功本，水的高度始终是在短板的高度。此时只有加高短板，水桶内的水位才能抬高，而加高其它长坂都是无用的，是劳民伤财。系统工程学的作法，是尽量收集所有相关要素，分析它的特性和与其它要素的相关属性，做出统一规划，使各要素均衡或动态均衡。此时漏掉一个要素，就可能形成“短板”，而使整个规划的效用大打折扣。
（五）“十二五”规划，还要考虑到周边环境。有可能“十二五”计划执行的中期，会遇到重大冲击和波动。
制定“十二五”规划，还要考虑到国际环境。
当前的国际环境是本次全球经济危机的“后危机”阶段。此次全球经济危机的复苏，可能还要有3~5年或更长的时间。
由于美国经济复苏的艰难和欧盟主权危机及财政紧缩，加上在这次经济危机后发达国家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增加储蓄、减弱过度消费），世界经济在未来两三年有极大可能要预防二次下滑的可能性，或者是长期走不出萧条影响的可能性。这一阶段，世界经济形势可能是“低利率、低增长和高通胀预期”并存，而此段的世界贸易也可能陷入长期不振。
世界经济二次下滑的风险与中国的第二轮产能释放（第一轮产能过剩现象，现在已出现）可能都会集中在“十二五”的中期。2013年我国新产能释放将约40%，而中金公司预测“四万亿”计划结束时，我国将可能增加2000~3000万人失业。所以，由“十一五”期间所延续过来的各种内部外部矛盾，可能会在“十二五”的中期集中爆发。
这一点，是我要向各位经济学家、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发出“警示”的。所以，我们的“十二五”规划的主题，不应是象一些主流经济学者所说的“进入新一轮高速发展”“v型反弹格局已经形成”。“十二五”的主题不应是“大发展”的主题，而应是“适度发展和预防冲击”为主题。
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在短期是一种“负相关”关系，结构的调整将会影响到速度的增长。我预测，在当前状况下，若政策保持不变，我国第二季度、第三季度、第四季度、甚至到明年第一季度的GDP，都将会呈连续下滑的状态。这还刚刚触及到部分调整。此时，是放弃结构调整去保增长呢？还是继续把改革进行到底？等等。
对“十二五”规划，应该有个全局性的决策和分析。有可能“十二五”计划执行的中期，会遇到重大冲击和波动。估计“十二五”将会在“适度高速与温和通胀”的环境中度过。而现在许多（地方）的“十二五规划”，都是在“加快”和“大上”,似乎并不去考虑“后危机期”中的影响。
四．我赞同“城乡一体化”方略，但在执行中我主张应使大量农民“离土不离乡”。
国家“城乡一体化”的方针、策略是好的，我完全赞同和拥护。
但在如何执行和怎样实现的问题上，我和一些同志及学者发生了重大分歧。
第一：我认为“城乡一体化”是转变经济结构，改变“城乡二元化”的一项改革，根本不是单纯的“加大投资建设”和“房地产”业务。
第二：我认为这是一项长期的战略调整计划，根本不是“大干快上”和“加速”就能解决的。在我国，凡是“大干快上”就要出乱子。
第三：“十二五”是关键的转型期。我认为，这次转型期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就业，增加劳动者收入，从而提升消费能力，而不是加大投资拉动。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讲，投资也要向“调整收入结构、促进就业”的大方向去转移，而不是去加大矛盾和冲突。
把“加速城市化发展”作为“10年”，“20年”，“30年”高速发展的“主要动力”，我们也要看一下国家的现实能力。
从土地资源上讲，有学者测算：到2040年我国土地缺口达8亿~12亿亩；
从能源上讲，有学者测算：到2040年我国要耗费全世界50%的能源；
从淡水资源上讲，有学者测算：到2030年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已接近极限。而到2040年，淡水供求缺口将达2000~3000亿立方米。要注意，其它资源可以进口，而水资源又向谁买？
再从劳动力资源分析，当前我国劳动力资源接近8亿，是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总和，但它们的产能是中国的10倍。换句话说，去除技术因素，你再怎么宏观分析也不能让中国的8亿劳动力全部都有工作。
从经济学的观点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人口众多和资源匮乏两大因素的制约，它不是用钱或“人均3000至5000美元”就能解决的。中国的发展要根据国情走自己的路。超越阶段的城市化，已经使拉美和印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是个非常好的政策。但在操作和执行中，我不主张全面铺开，全面铺开就没有重点，且资金力量也不够。我主张应侧重在中小、卫星城市、乡、镇的投资建设上。“卫星城”是1915年由美国学者泰勤提出的，其特点是位居在中心城市四周，与中心城市分隔，但却是市区功能的延伸，目的在于分散中心城市的人口和工业区。我前面已分析：中小、卫星城市、乡、镇的投资对GDP资本形成的贡献率高过大中城市，用同样的投资可以产生更大的效益。“城乡一体化”过程，通过大中城市的“带动”和“反哺”（注：城市既要顾及自身的建设，又要反哺农村，财力已很紧张，再不能加大负担让它“透支”了。去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7.38万亿，今年估计要突破10万亿。），产业的转移带来了卫星城、乡、镇的工业化，而工业化又促进了卫星城、乡、镇的城市化——此时表明“造血功能”已显现，资金也多了起来，有钱了才能拉动消费和投资。根据经济学“增长极”的概念，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首先以不同的强度出现在一些点（增长极）上，然后它会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从而对整个经济产生最终影响。这些中小、卫星城市、乡、镇的经济活力，又向四周起到“辐射功能”和“乘数效应”，以“点”带“面”，又推动了整个区域（地区）的经济发展。乡、镇的广大农民，失去了土地，而在本地区从事第二产和第三产，提高了收入，安居乐业，实现了“离土不离乡”，这又大大减轻了大中城市人口及就业的压力。（注：南方如常州地区，还给每个农民保留了土地）。
我们一定要破除简单模仿发达国家的认识误区——认为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越低，农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例越小，现代化的程度就越高。拉美国家大量土地被少数人占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力流向城市，这些国家符合上面的两个条件，但却长期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并没有“现代化”。中国有8亿劳动力要解决工作，有13亿人口要吃饭，中国的发展只能走自己的路。中国要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离土不离乡”和“人力资源流动”之间，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我们反对的是无序发展、揠苗助长。要素禀赋，要点是差异，没有差异，就没有发展和变化，流动配置的最终结果是趋于均衡。同时，在市场经济中的“人力资源配置”，从来是要考虑“二元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而不能用“市场经济”中解决其它任何要素的配置方法，来解决人力资源的配置问题。这是常识。
去年，中央一位负责同志对外宣称：未来20年中国将出现大规模城市化浪潮，将有约3亿农村人口移居城市。我认为，当前解决城镇化问题，只有“加大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及“离土不离乡”这两种比较好的途径。
在这次论坛上，有不少学者和不少研究机构，你们可以对比一下传统的城市化建设及我所提议的优先注重中小、卫星城市、乡、镇投资和农民“离土不离乡”，到底哪一个方案效益更高，社会改革成本更低些。可以做两个数学模型，对比一下。
作为学术理论，“离土不离乡”的概念，不是我提的。它是1981年改革开放初，家父向胡耀邦总书记提出的。81年，家父在江南农村进行调研后，向耀邦总书记写信，提出两个观点：一是家乡地少人多，“人均4分地怎么富得起来”，呼吁中央应该支持社队企业（注当时乡镇企业称“社队企业”），而不应该打击它，并提出“谁打击社队企业谁就是打击八亿农民”（注：1984年中央1号文件，终于第一次把“支持和扶植农村乡镇企业”写上了文件）；第二是，中国不能走发达国家以牺牲农村经济、导致大量农民流入城市来发展经济的路子，中国应该通过发展乡镇工业或第三产业来吸收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使农民做到“离土不离乡”，这样即发展了农村经济、又不会给城市造成压力。
经过这麽多年的学习和实践，我更坚定地认为，家父提出的“离土不离乡”理念，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一条城镇化建设理念。
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流入城市，他们以后怎么办？农民“离土不离乡”是否是一个正确的理念？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对比，我们10年以后再来评价它。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