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拿走了我们的同情心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8 17:35:56
董 寅 舒黎明 兰 岚 索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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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号:【大中小】
新同事小廖,在逛完深圳有名的东门步行街之后,带回来两朵玫瑰花,花瓣都已经凋萎发黑,价格却不菲:人民币二十元整。原来,小廖和男友碰上了两个卖花的小女孩,其中一个,抱住她男友的大腿,用她的话来说,“可怜兮兮”地“恳求”他们买花。她心一软,便让男友花十块钱买了,又不忍见旁边另一个失望而归,于是买了第二朵。
她口中“可怜兮兮”的卖花小女孩,在我们这些老深圳的眼中,实在可恶得紧,死皮赖脸讹钱的本事比苍蝇还讨厌。
听了我们的评价,小廖红着脸为她们辩护说:“她们这么小就出来卖花赚钱,好可怜的。就算是做好事了。”一句话,说得我们唏嘘不已。
差不多的话,我们何尝没有说过?初入社会,或是更早些时候,我们想的又何尝和她不一样呢?甚至,为了要不要多给乞丐五块钱的事,现在最理性的李姐还曾当街怒骂男朋友冷酷自私,闹到差点分手的地步。
那时的我们,个个心地善良,打心底里可怜那些乞丐和卖花的小女孩,同情心简直旺盛到了泛滥的地步,恨不能一手把他们救出苦海。
而在工作多年以后,在小廖这种初出社会的人面前,我们才猛然发觉了自己的改变。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人在我们眼中,再也不复可同情的样貌,只有无穷尽的需要提防的骗子和讨厌鬼,包括乞丐,包括卖花的小女孩,甚至包括一些不好说出口的人。这中间,很少有同情心存活的余地。
今日的我们,就是日后的小廖。到那时,她也许和我们一样,要在社会新鲜人的比照之下,才发觉自己的同情心早已在不知不觉中远去。
推已及人,我们所经历的,又何尝不是这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经验呢?
无可否认,原本的我们,充满了同情心。那,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变成如今这般冷漠?
到底是谁拿走了我们的同情心?
案例一:骗局骗走了我的同情心
受访者:俞敏莉,28岁,政府公务员,现居广州 采访:索蕾
要说同情心啊,我承认,是比以前少了,可这能怪我吗?一再地上当受骗,不学聪明一点,那真是无可救药了。 先不说路边的乞丐了,据说,那些缺胳膊少腿的小孩子,都是被人偷来、骗来控制住的。给他们钱,无异于养肥那些残害他们的畜生,给一块就造一块的孽。
真正影响我的,是去年的一件事。当时大概是四月份,我到林和西路附近买东西,出来的时候碰到一个看上去是外地来的年轻人。广州四月的天气很热了,他还穿着厚厚的毛衣,背上背一个鼓囊囊的旅行包,满脸油黑,边走边看路边的建筑物。林和西路靠近火车东站,所以他很有可能是刚从内地过来找工作的学生。我不由得多看了几眼。说实话,我到广州实习那会儿,也是这副狼狈样。
就这几眼间,对他的同情已经在我心里不可遏制地生了根。
小伙子注意到我,受到鼓舞似地上前对我说:“大姐,不好意思,我跟同学走散了,钱包证件都在他们身上。你能不能帮个忙?”
在广州呆了几年,按理说我的警惕性应该是很高的,但看到他身上自己曾经有过的青春稚嫩和彷徨无助,同情心毫不犹豫地压倒了理性,我非常和善地“嗯”了一声。
“可以借你的手机打一下吗?我同学有手机,我问清楚地方,只要一分钟就好!”我有点犹豫,是他接下来的一句话打消了我的疑虑:“我知道长途和漫游费很贵,我身上还有两块钱,全都给你好不好?”
这种直愣愣的说话方式,果然是个单纯的学生!
不过未免也太看不起我了,难道我是那种小气到连一两块钱都要斤斤计较的小市民吗?
我掏出手机:“打吧,说什么钱不钱的!”
他的眼睛一亮,激动地说:“谢谢大姐!”
阳光太毒辣,我拎着东西,稍微退到远一点的阴凉地方去了。
他拿着我的手机踱了两步,拨号,而后眉头紧皱,大声地说:“咦,没信号?”周同有好几幢高楼,我想信号一时变差也不是没可能的事。他退开几步,继续拨号。从他的表情』:看,应该是拨通了。奈何旁边的车辆川流不息,他“喂喂”了好几声,非常痛苦:“怎么听不到呢?”
他再走了几步,边走边继续“喂喂”地朝手机喊话。我觉得有点滑稽,他大概是不习惯用手机吧,要知道,新款的诺基亚手机,各方面的功能尤其通话效果好是公认的。我没有发现,他已经不知不觉走到了小巷口。
等我终于发觉情况有点不对头的时候,他留给了我一个背着背包的背影,从容地消失在了弯弯曲曲的巷子里。
我呆若木鸡,甚至忘了要去追回我的手机。真是难以置信,他怎么可能是个骗子?他明明就是个学生,是个和我当年一样彷徨无助的毕业新生啊!付出全部的信任,却给了一个最不该被同情的骗子。我被骗走的,不仅仅是手机,还有我一分钟前满腔真诚的同情和怜惜。我最看重的,却被他冷冰冰地踩在脚下。
我不得不收起我的同情心。骗子的花招层出不穷,我不敢确定哪天又会被骗了去。假如心情好零钱多,我是不介意给乞丐几个的,但是看见求助的可怜人,我只会视若无睹。因为,同情心被抬起来越高,跌下去就摔得越痛。
案例二:我看到了可怜之人的可恨之处
受访者:蒙慧,26岁。企业设计师,现居北京 采访:小林
我是2002年到的北京,住地下室,找工作,吃了不少苦头。独自在京城觅食,让我深切地体会到了生存的艰辛。稳定下来以后,已到了=三月份,报纸上开始铺天盖地地宣传一对外地来京夫妇产下五胞胎的爱心报道。
若非之前的艰辛,若非那对打工夫妇正好是我的同乡,我不会过多地注意他们。所谓同情,必定是对对方的情况感同身受吧。
一胎生下五个孩子,可谓奇迹;而来自农村的夫妇俩将如何承担生养五个孩子的昂贵费用,不但成为社会各界,也成为我这个普通人密切关注的一件事。在他们困窘的处境和五个可爱的孩子面前,大家的同情心泛滥如洪水。孩子一出生,报纸进行了报道,当天就有热心人送去了红糖和五百块钱。我想,我也一定得为这对夫妇做点什么才行。
那时我真的很穷,来北京是借了一笔钱才出发的,拿工资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还钱,每一分都精打细算。我想,养孩子需要奶粉,我送不起贵的东西,买点奶粉总可以的吧,就到大超市去挑。不挑不知道,一挑吓一跳,奶粉原来好贵!导购员说杂牌子的对孩子不好,介绍了一个经常打广告的名牌。我一看价格,一小罐就是三百多!要知道,我自己买奶粉冲着喝一个月才十几块钱哪。
咬着牙还是买了一罐。这意味着接下来的二十几天中,我能吃到的最好的菜是炒鸡蛋。不过没什么,能帮到那对夫妇,我苦个把两个月又算得了什么?
给五个孩子送东西的人很多。听说一个大集团和夫妇俩签下协议,负担起孩子们的所有奶粉。此外还有送纸尿裤的,鲜鸡蛋的,也有送母鸡的。爱和同情,是无私地交汇在了一起,让人感动。
我和北京城里所有的好心人一道,乐滋滋地为帮到了那对夫妇而欣慰。
没过多久,忽然有这样一个消息:之所以会出现“五胞胎”,是因为夫妇俩一心想要个儿子,滥吃药物所致!
这种药,在老家我曾听人说过,据说吃了就一定会生男孩,实际上,不过是促使女性排卵罢了,因对母亲以及胎儿有危害,公开的场合里是受到了禁止。可私底下,许多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的人家却纷纷抢购。
身为女性,无论是站在“女儿”的角度还是基于“妻子”的立场,我都无法容忍这种药物的存在,更憎恶那些利用药物的人。
五胞胎还在医院里,个个可怜可爱;那对夫妇,面对巨额的医疗费和将来的重担,仍是眉头紧锁。这不能不让人同情。可是,一想到他们曾经那么不希望一个和我同性别的女孩的降生;一想到纯真无邪的孩子背后,有太多人工的刻意,我清楚地听到了同情心断裂的声音。
我自暴自弃地用两天的伙食费买了一块肉,为了小数点后的两位数该不该补上一点,我和那个看起来很可怜的大妈辩论了一番。何必同情?也许,该值得同情的,反倒是连续吃了N多天榨菜炒鸡蛋的我吧。
案例三:同情心也是会损耗的
受访者:余珍,35岁,家庭主妇,现居深圳 采访:兰岚
来深圳之前,我和老公就听说深圳人情凉薄,连亲戚之间都不例外。比如说,洗手的时候水龙头不能开太久,否则主人会有意见:那都是钱啊。
我和老公付诸一笑:幸好,我们都是极富同情心的人,绝不会变得那么冷血。
深圳并没有遍地黄金,一开始我们过了好几年穷日子,不过深圳的穷比起老公老家的穷,却又要好得多。
老公老家在粤北的穷山沟,母亲去得早,父亲一手把兄弟两个拉扯成人,过得清寒不言而喻。我老公肯读书会读书,他弟弟自认没有念书的天分,早早退学务农,成家生子。穷,家不成个样,要啥没啥,窗上的玻璃破了也舍不得换块新的,用报纸一糊就那样任它发黄发黑。
老公起初瞒着我往家里寄钱,怕我不高兴。其实,我是真的非常愿意帮助二弟,一方面,彼此是一家人,不能不管;最重要的是,他们那样苦哈哈地熬日子,我打心底里同情,真心诚意地愿帮他们过得更好些。
我和老公谈了一次,接济老家的二弟成了家里的一项习惯,手头紧的时候少寄点,手头宽松了就多寄点,总之十几年下来,断断续续地没停过。
我孩子四岁那年,侄子高烧不退,送进县城医院的时候已经快烧成了肺炎。对二弟来说,三千块钱的住院费实在是个天文数字!弟媳连夜给我们打电话,泣不成声。我看自家的孩子窝在沙发上舒服地看电视,想着侄子痛苦地躺在病床上却无力得救,心如刀绞,也忍不住跟着哭了起来。第二天,三千块钱马上汇到了他们账上。
回家过年时,弟媳对我们是又感激又愧疚,说以后一定会把钱给还上。我非常诚恳地告诉她:“钱不是问题,只要你们过得好,花再多的钱我们也心甘情愿。”
丈夫后来发展得很顺,自己开了家小公司,我辞职在家做全职太太。我们过得越好,就越注意关照二弟一家。二弟一直走霉运,承包鱼塘被人放毒,破案后才知道那毒原本是要投到隔壁家的,弄错了。弟媳打电话过来,我们马上寄了五千块钱,助他们再买鱼苗;成绩一向不错的侄子考重点中学时发挥失常,差了整整二十分,二弟愁苦不堪,我们又寄去几千块钱交择校费……
那年侄子住院以后,每次要用钱,弟媳就会打电话过来哭诉。我多次对她说:“有什么难处,你只管开口。”她诺诺答应,下次遇到事情了,还是兜兜转转一大圈。
我仍旧每次都捧着话筒听她说,渐渐却无法进入她的情绪之中,有时边听边想要买的东西,有时打开电脑浏览网页。她的放事,仍跟我们息息相关,侄子考重点中学时,我的儿子也正面临期终考试,但他们的悲惨遭遇,却再也不能让我泪流满面。
甚至有的时候,一想到我们施以援于那么多年,而他们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种无力感和挫败感就沉重地压倒了同情怜悯之意。仍旧接济他们,更多足尽兄弟本分,而不是发自内心的同情。
罪恶感深深攫住了我的心。我不是很有同怙心吗?为什么亲人遭了那么大的罪,我竟然_兀法真心去同情?
有一天,我刚把话筒放下,老公忽地长叹一口气道:“他们家也真是的……”
我无奈地点头:“唉……”
几乎是同时发觉彼此对亲戚的冷漠,我和老公相对尴尬而笑。还好现在的经济条件比较优裕,万一哪天我们有了什么变故,嘴上不说,心底里也许会怨恨他们的拖累,也许会变成那种传说中连洗手都要临控的刻薄亲戚也说不定呢。
老公汕汕地说:“我们没那么凉薄吧?林妹妹的眼泪 也有哭干的时候,更何况我们的同情心呢?”
随着传媒的日益发达,真相越来越容易为公众所了解,深圳街头一名扮作落难女教师的骗子,骗讨不到几个星期便被媒体曝光。曾施舍过她的人,同情心被狠狠涮了一把之后,气愤异常,纷纷在网路上发表感言,发誓再也不会同情这类人。
太多类似的故事,迫使在面对需要帮助的人时,公众的反映更多是谨慎和冷淡。我们的同情心,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灭项之灾。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却又看到,无论真相被揭露过几回,乞丐并未绝迹,骗子也还是屡屡得手。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总有傻子,实在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的同情心尽管被打压在理性之下,仍时不时要跑出来“兴风作浪”一番。碰上一个乞丐一次,你不给他钱,碰上的次数多了,尽管拿不定主意他会不会过得比你还好,但同情心一冒头,想想钱不多,也就给了。
在“心安理得”和“上当受骗”之间,我们如走铜索,颤颤巍巍地寻找着平衡。一不留神,看到昨天施舍的乞丐神气地进出你不敢去的大酒楼,知道自己上当受骗,必定是咬牙切齿,赌咒发誓从此再不“发傻”;然而,与同情心这种与生俱来的东西作对,无异于自残。打压同情心,明哲保身,心里却明白自己冷酷的丑陋。
四十岁以后,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脸负责,谁愿意让冷酷在自己的额头上刻出最丑陋的一道呢?
善待同情心,就是善待我们自己。
一、保护好自已,这是善待同情心的首要条件。
大多数人是因为怕受伤害,所以不敢去同情。懂得保护自己,同情心才不至于夹在帮与不帮之间受苦。
基本的坚持:手机、银行卡、钱包等等,不要脱离自己的掌控。假如陌生人需借手机一用,不妨保持适当距离,让对方告诉你需要联系的电话号码以及事项,由你转述即可。
确定的选择:看上去值得同情的人,背后也许另有隐情。选择不同情,不要后悔;选择同情,也请坚持。
二、同情心要用得有成效,“可持续发展”。
但凡牵涉到“心”字,就必然图个我心换你心,若不是心理执拗,再无私再温情也希望看到所同情的一方得到帮助后能大有收益。一味给钱、给物、给时间,且不说自己做不做得起“超人”,单是看对方因此而徒增依赖,也够让你产生无力感和厌烦之意了。
也许,犹太人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
《科学大观园》曾经提到过犹太人的“扶贫”办法:
犹太人虽然不是个个富翁,但是至少你不会见到有流落街头、靠乞讨为生的犹太人。只要你是犹太人,哪怕身无分文来到异国他乡,只要当地有犹太人组织,只要你找到他们,你的吃饭住宿问题就立刻会得到解决。当然.犹太组织不是永远提供慈善服务的机构。永远提供免费吃喝,再多的钱也支撑不起,也不符合犹太人精于理财的传统。犹太人的精明之处在于,他们很快就会找到一个愿意帮助落难者的犹太商人。该商人怎么帮助自己的同胞呢?假如这是一个鞋商,他就时落难的同胞说,我这鞋店目前只在西边发展,这座城市的东面还没一家分店。你就到东面去开分店吧,我借钱给你去租店铺,货我也先提供给你,等你卖掉了鞋,赚到了钱再连本带利还给我。你站住脚了这应该没问题,我会帮你站住脚,我就是你的长期供货商。
这样犹太人不但帮助了落难者自立,同时又扩张了自己的生意。正因为这种帮助人的模式对提供帮助者本身是有利的,因此这种慈善行为才能长期持久地延续下来。
重建同情心
在我们身边,还有这么一些人:他们的同情心同样受到过严重的挫败,他们同样冷漠过,然而,经过坎坷的心路历程,他们的同情心不消反长,帮助别人的信念也更加坚定。
《阳光行动》栏目是湖北电视台的品牌栏目,每期都讲述一个催人泪下的真实故事,将慈善事业与电视手段相结合,以达到“安老、扶幼、助学、济困”的目的。
本刊记者特地采访了《阳光行动》的编导王琰琰。也许在这样一个长期接触慈善事业的人身上,我们更能体会到如何坚持同情心:
和大多数人一样,我的同情心也曾遭受重大打击,因为一位可憎的父亲。
他是武汉郊区的一位农民,5岁多的儿子不幸患上白血病,一家人倾家荡产筹集医疗费,含辛茹苦的样子非常让人同情。幸好,太子轩酒家的老板前后共捐给了他们7万元,孩子神奇地好了起来,不久后还可以正常地去学校上学了。和以往一样,我们为自己的节目能够搭起这种桥梁而开心。
两个多月后,这位父亲打来了一个电话,感谢我们,说太子轩老板安排他们两口子到酒店做事了,非常得意。忽然,他话锋一转,压低了声音叨咕着说:家里穷,还有两个女儿,希望我们再做一期节目,看谁愿意收养她们,谁出钱就让谁领走……
天啊!我听了之后非常气愤,我见过他家的女儿,十分可爱,成绩也特别好。我意识到,这位“伟大的”父亲有严重的道德问题。我愤怒地问,你这样做你老婆同意吗?孩子同意吗?他嘻嘻一笑回答说:“不用跟她们说!”我气得头晕目眩,动了肝火,当即就回绝并批评了他这种想法。
因为这件事,我对节目的宗旨、对我们的同情心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和动摇。孩子的监护人是这样的素质,我们的同情和帮助怎么可能有效?再说,救得了他一时,救得了他一世吗?
带着这种疑虑继续做了几期节目。今年八月份,因为栏目的关系,我们到湖南采访了一家人。
那是有关一个不幸男孩的故事。男孩的父亲在他未出生时就失踪了,母亲独力将他和姐姐抚养成人。今年,他中考成绩很好,可保送到重点中学,但要交一年3600的学费。为此,他的姐姐辍学去广东打工,每月400元的工资,20元留用,其余的380全都寄回湖南老家。
一个正在发育中的青春少女,在广东的工厂里,吃没有油水的饭食,担负沉重的体力劳动,每个月只用20块钱是个什么样的概念?这位姐姐的付出深深打动了我们,就算只为了她,我们也一定要把节目做得更好。
有一个被讲了无数遍的故事,助我在同情心最初的崩溃之后,重新坚定自己的信念:
在暴风雨后的一个早晨,一个男人来到海边散步。他一边沿海边走着,一边注意到,在沙滩的浅水洼里,有许多被昨夜的暴风雨卷上岸来的小鱼。它们被困在浅水洼里,回不了大海了,虽然近在咫尺。被困的小鱼,也许有几百条,甚至几千条。用不了多久,浅水洼里的水就会被沙粒吸干,被太阳蒸干,这些小鱼都会干死。
男人继续朝前走着。他忽然看见前面有一个小男孩,走得很慢,而且不停地在每一个水洼旁弯下腰去——他在捡起水洼里的小鱼,并且用力把它们扔回大海。这个男人停下来,注视着这个小男孩,看他拯救着小鱼们的生命。
终于.这个男人忍不住走过去问:“孩子,这水洼里有几百几千条小鱼,你救不过来的。”
“我知道。”小男孩头也不抬地回答。
“哦?那你为什么还扔?谁在乎呢?”
“这条小鱼在乎!”男孩儿一边回答,一边拾起一条鱼扔进大海。“这条在乎,这条也在乎!还有这一条、这一条、这一条……”
哪怕只有一个人是在乎的,哪怕只能帮助一个人一天,我们的同情心就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