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之藩与胡适的故人旧事

陈之藩虽然是物理学家，哲学博士，散文却也很有名，出过散文集多种，以小书

居多。如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上学时写的《旅美小简》;在曼菲斯教书时写的《在春风里》;在英国剑桥大学时写的《剑河倒影》;在香港前后写的《一星如月》;在台湾及波士顿大学所写的《时空之海》等。据说台湾的中学生没有人不知道陈之藩的，因为他的《谢天》、《失根的兰花》等多篇散文，长期被收录在台湾国文教科书中，早已经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是多年来启蒙年轻学子对文学世界想象的必读文章。
余光中曾经在散文《尺素寸心》里说，陈之藩年轻时，求知若渴，频和胡适、沈从文、金岳霖等学者书信往还，甚至因此一度被梁实秋戏称为Man of Letters(书信之人)。而这种求知的欲望，脱离不开时代的大环境。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动乱的年代中，青年人，特别是在大学里接受教育的青年们，所遭遇到的思想上的困厄和彷徨，往往无处寻求解答，只能自己在摸索中前进。有的人就此热衷于谈“交心的小组会”，有的人“以快乐来适应苦闷的潮流”，还有的人，譬如陈之藩，则主动去认识周遭世界的形态，提出心中的困惑和煎熬，并记录下来，向当世的学者请教。
《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正是在此背景之下诞生。该书收录了1947年至1948年陈之藩写给胡适的十三封信。胡适当时是北京大学的校长，而陈之藩则是天津北洋大学电机系三、四年级的学生。1947年的8月，胡适做了一次广播讲演，题目为《眼前文化的动向》，并在演讲中提出了人生的三个目标，一是用科学成果解除人生苦痛，二是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生活水准，三是用民主化的政治制度来解放思想，完成独立人格。在听完是次广播之后，年轻的陈之藩产生了“几件疑问和一点感想”，遂提笔写了封长信向胡适请教，并根据胡适所论述的三大目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遗憾的是，书中收录的这封信残缺不完，完整版本“不知是什么原因，总之是丢了”)。
这封长信虽然未有得到胡适的直接回复，却在他随后于全国四十多家日报上发表的《我们必须选择我们应走的方向》一文中，作为听者就其演讲的回应专门摘引了出来。陈之藩在读到这篇文章后，提笔又给胡适写了第二封信(1948年2月28日)，在信的开头剖白道：“我曾给你写了一篇万言书，现在想起来我当时竟那么勇敢，又那么可笑，我当时的思想搅成一团，写出来自然是乱七八糟。以这种文章来搅你严肃工作的时间，我事后都感觉有些惭愧，而且有些忏悔。”紧接着，陈之藩自陈道：“我愿意提起勇气来说出我这半年来思想上的演变。在这里，我愿再写给思想的医师，好在一条乱丝中找一条道路。”
这一次，胡适很快就回复了陈之藩，并在信中告诫，青年一代认识眼前的世界需要培养自己独立的思考与判断，“我很高兴地读你半年来思想的经过。我很佩服你能保存一颗虚而能受的心，那是一切知识思想进步的源头。思想切不可变成宗教;变成了宗教，就不会虚而能受了，就不思想了。”胡适在信中提出，“‘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就是承认问题原来不是那么简单容易”，这两句话，“真是医治武断与幼稚病的一剂圣药”(此信写于1948年3月3日，并未有收录在此书中，但部分文句可在陈之藩的信中见到。按照胡适自述，“我那篇《我们必须选择我们应走的方向》，是答你的信”)。
1948年3月17日，陈之藩在给胡适的回信中，将“善未易明，理未易察”这八个字，譬喻为“如慷慨苍凉的节拍奏在生命秋天的柔曲上”。陈之藩由是盼望胡适在这个艰难的历史时刻 “集中精力给国人治病”：青年人行为的固执病、执政者的派系病、国人的懒惰病与姑息病、世人的盲从病、思想上的虚弱病。他认为“治病救人”才是胡适这位思想导师当前着手救国的唯一途径，他也深深感叹：胡适生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这样一个过渡时代，“任务太艰巨了!”
就这样一来二去，陈之藩开始了他与胡适之间的通信，并从此成为胡适的忘年小友。两人书信的内容，由读书时的趣事，到国家的前途兴亡，以至“形而上学”的哲学话题，无所不谈，字里行间之中让人感受到那个时代青年的热血与无奈，以及一名后辈与大学者之间的相知相惜之情。作者在写于2003年7月的此书后记里回忆道：“彼此的通信就这样开始了。他几乎每信都覆我，有时很短，有时也相当长……他的诚恳与和蔼，从每封信我都可以感觉到。所以我很爱给他写信，总是有话可谈;因为与我的同班，几乎无话可谈。”
在书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句子，是胡适的回信给年轻的陈之藩所带来的心灵上的影响和思想上的升华，“当罗曼罗兰读到了托翁的信后，而决定了他毕生的路程;而甘地读过了托翁的信因而发扬了旷古未达的道德力量。我这样的比拟是太不自量的，这只是说明你的教育对我的影响的剧烈(1948年3月6日)”，“一个年轻的人去理解一个通博哲者的心，岂不是如一个孩子看着湖面的影子去理解湖水一样(1948年3月17日)”，“在报纸上看过先生的演讲，心中是一种不能形容的快活。一种刺人的光芒，使人在暗中感到振奋(1948年6月7日)。”因此作者在后记中形容：“与胡适之先生的故事有很多，零零散散的写在我的散文里。算是朋友吗?又不是太谈得来;不是朋友吗?他实际上改变了我的命运。”
在和胡适通了几次信之后，陈之藩曾到当时的北平东厂胡同和胡适见过一次面。那时候是1948年的夏天，他穿着短裤就去了，刚刚聊了一会，时任北京大学训导长的贺麟来了，要跟胡适商量学生闹学潮的事，“于是只好匆匆结束谈话，告辞离去”，改日再寻拜访。当时陈之藩即届毕业，北洋大学屡次发函催其接受学校的派遣，前往台湾南部高雄的台湾碱业公司工作，“不负责任，不明道义，训练了四年当用时却走了”。当时身处北京的陈之藩虽然“心中挤满了话，要跟先生说”，但又不能不肩负学子报国的道义，只能启程踏上南下台湾的邮轮，继续以书信形式和胡适保持联系。
“给您写信，大概也有瘾，您也不必回我，因为我不吐不快”(陈之藩语)、“千万写信给我，你的信总是最欢迎的，是我最爱读的”(胡适语)。陈之藩与胡适的故人旧事，就在这一封封书信的来鸿去雁中越酿越醇厚。难怪也常与陈之藩有通信的董桥曾经总结过，当代深刻认识胡适其人者是他晚年的秘书胡颂平，深刻认识胡适学术思想者是余英时，而深刻认识胡适性情和趣味者，则是陈之藩了。后来胡适1962年在台湾逝世的时候，远在美国任教的陈之藩含泪连写了九篇纪念胡适的文章，动情地回忆：“并不是我偏爱他，没有人不爱春风的，没有人在春风中不陶醉的。”那个时候的陈之藩最为悲痛的，大概就是自己无论写多少的信，那位1947年夏天给北洋大学电机系一名初生牛犊的年轻学子起笔回信的胡适先生，已经无法再读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