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先楚因老首长林彪叛逃被当成死党批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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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战将韩先楚》
作者:张正隆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本书简介:这是开国上将韩先楚的一部传记。放牛娃出身的韩先楚身经百战从未打过败仗。1949年,他奉命率军攻打海南岛。在朝鲜战场,他坐镇指挥“万岁军”。建国后,他去了面对台澎金马的福州军区。戎马倥偬一生,最后在全国……[连载内容]
战将韩先楚
韩先楚是长征到陕北后,才知道、并见到林彪这位黄冈老乡的(红安属黄冈地区)。他是抗大2期学员,林彪是校长。林彪那口浓重的乡音,让他感到亲切,更费思量。有的当即明白,有的就费点劲儿,有的要好一阵子才能恍然大悟,有的直到去世都破译不了,甚至可能永远都是谜。
之前,他就听红1军团的人讲,在江西反“围剿”和长征途中,林彪如何如何了得,就不能不以一种钦佩的目光,打量这位瘦小的、比许多下级都年轻的红军将领。但真正使他了解林彪,并从心头涌流出敬佩之情的,还是平型关战斗。这一仗他没打上,688团当了预备队,战后688团副团长韩先楚去看了战场。
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山第一仗,也是中国军队抗战开始后的第一场胜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使“中国共产党不抗战”的论调没了市场,起码也使中外持这种论调的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闭上了嘴巴。这一仗坚定了中国军民敢打必胜的信心,极大地提高了八路军的声望和共产党的地位,以及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包括许多有志青年投奔延安等等的政治意义,也就愈来愈显现出来。但韩先楚当时想不到,也不会去想这些。有些人跑去战场,不仅是打了胜仗高兴,还因为从未见过“日本鬼子”、大洋马,想去看看“东洋景”。而韩先楚想的是,688团这预备队是留着关键时刻打硬仗、打恶仗的,怎么扔在这儿窝都没动仗就打完了?这仗是怎么打的,林彪是怎么指挥的?
刚经历一场大战的仲秋的平型关,视野中一片黄黄漠漠。公路上,被打坏的、被掀翻到路边沟里的汽车、大车,有的还在冒烟,日军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卧在车上、路边、山野间。我军伤员、烈士遗体已经处理完了,部队正在打扫战场,搬运战利品。这些当然都在韩先楚的视野之内,但他更关注的是地形。山势、制高点、沟谷、公路,敌我来路、去向、企图,双方装备、士气、心态,还有时间、时机。枪炮声中,敌与我,时间与空间。这么一交叉、碰撞,一个绝妙的“打点”立刻就显见出来了。
“林彪那眼睛真‘毒’啊!”后来他常说这句话。
还有,就是对付强大的敌人,更要用谋略,用智慧,打巧仗。
而这些,本来就是他的强项和一贯的风格。
鞍海战役后,林彪来电询问取胜经验,等于向部下取经。之后,韩先楚连战连捷,直至辽沈战役关键一役攻取锦州,林彪把主攻方向的担子压在了韩先楚肩上。而此前在那些“方案之争”的“官司”中,在林彪貌似冷冰冰的“判决”中,掩饰不住的是对这位比自己小7岁的小老乡的赞许。而战争年代的韩先楚,对林彪印象最深的,就是那种随机应变的制敌、驭敌的谋略、智慧和大将风度。
从红军到八路军,除在抗大2期学习9个月外,韩先楚在林彪麾下只有平型关一仗,还未打上。自到东北后,他就受林彪指挥了,一直打到海南岛。可开头一个在南满,一个在北满,后来根据地连成一片了,进关了,南下了,也难得见面,只是那还用见面吗?三下江南,四保临江,随后的夏、秋、冬三季攻势,那些战役、战斗的“打点”,时间愈久愈显清晰、夺目。别说他曾亲历其中,就是那没打上的平型关战斗,他从中悟得的东西就比亲历者少吗?还有在我军刚进东北后关于和战前景的大战略上,林彪那种一针见血的目光。25年后他在福建省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林彪不但是个军事家,而且是个政治家,是无根无据地望空扑影吗?
生活中有“手把手教”一说。其实,这是只有对刚刚举足学步的幼儿才用得着的。高明的老师是从来不手把手教的,如此教出来的学生又有几多成器的?真正成才,而又有杰出贡献的人,首先离不开勤奋、认真,还需要悟性、灵性,即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讲天才,之前就讲天才,讲“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韩先楚是承认、并相信有天才的。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些东西是与生俱来的。如果差距很大,大不一样,在某种意义上就可以称之为天才了。毛泽东是大天才,林彪是军事天才。吴焕先是全才,可惜英年早逝,未来得及展示,不为人知。有人说他也是个天才,打仗的天才。只读一年书的大老粗,身经百战从未打过败仗,说明了什么?自己与自己比,起码比起干别的什么行当来,在打仗上他就是个天才。他嘴上从未这样讲过,但他自信,非常自信。
只是天才从来都是立足于大地上的。当毛泽东“万寿无疆”地成了神,林彪也“永远健康”地成了半仙,韩先楚这位老部下就云里雾里找不到老首长“林总”的北了。
1971年9月13日凌晨,韩先楚刚睡着,周恩来打来电话,劈头一句:“‘老病号’跑了。”
韩先楚莫名其妙。在他的心目中,“老病号”从来都是徐海东。经常往北京给老军长捎东西,连身边工作人员都知道是给“老病号”的。这回才明白,不同的层次、圈子,是有各自的“老病号”的。可直觉告诉他,即便徐海东不是去年去世了,这个“老病号”也不会是徐大将,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又会是谁呢?
周恩来的回答妙极了:“就是第二个张国焘嘛。”
他还是不大明白。而当他终于明白了,就站在那儿愣了、蒙了、傻了。
这怎么可能啊?!
他首先想到的是毛泽东,是毛泽东的威望,然后就是人民——我是被主席打过招呼的,多少有点知觉了,尚且震惊如此,又该怎样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交代呀?!
其实,他早就对林彪感到迷惑不解了。
最让他迷惑不解的,是在公开场合,林彪高举语录本,紧跟毛主席,讲了那么多颂扬“文化大革命”的话,可向他请示汇报福建的问题,却从来都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第一次好像是1966年底,记不得什么事了,肯定是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他打电话请示林彪怎么办,秘书接的电话。他以为很快会有回答,却一直没有。不久,有人说林彪病了。他认为这回肯定病得不轻,打电话询问,秘书说还是老样子。就问上次请示“林总”的问题有什么指示,秘书说已经汇报首长了。汇报了怎么没有回话呀?他觉得挺奇怪的。
福州“四联会”(即福州军区、福建省军区、福建省委、省革委会联席会议)揭发的材料,说他给林彪打电话、写信、去林彪家160多次,却未说从什么时间起止。建国后林彪长期休息养病,那时候他就常打电话问候一下,有机会还去看看老首长。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主持军委工作,请示汇报就更多了。1962年紧急战备期间打的电话,差不多就有这个数,1969年战备又打了多少电话?可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打多少电话又有什么用?就像“九一三”事件后,从林彪家中搜出的他打给林彪的电话记录说的那样,中央、军委一再强调要请示报告,可下边请示报告多少次了,上边答复什么了?他指责的仅仅是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吗?不也包括林彪吗?
气愤之中,始终萦绕心头的就是:林彪怎么了?这还是战争年代的那个“林总”吗?
战争年代,每次战役、战斗的企图、方案、思路、步骤,你的任务,林彪都是那么清晰、明确而又具体。你有什么不懂的或是战场情况变化,需要改变打法,请示报告,有问必复,一是一,二是二,从不含糊,而且总是在第一时间回复你。还唯恐你搞不懂他的思想或是给弄歪了扭了,“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等等,把一些战术原则用通俗易记的语言,让士兵都能懂得,在实战中运用。哪像“文化大革命”中,净是些玄而又玄的空话、大话、绝话呀?
西藏军区副司令、老部下郑需凡来看他,说现在的事情不好办哪。韩先楚说好办,有事就写报告,爱批不批,反正我请示你了。这也是跟林彪学的。口头的,书面的,什么事到了毛家湾就石沉大海了。你林彪闭上眼睛装没事,那我也请示报告完了就完了,闭上眼睛没事了。跟郑需凡讲得颇有心得,就像个行家里手,行动起来却一窍不通,他哪是这种人哪。
“文化大革命”前,林彪也不是这个样子呀?1960年底有人要把他打成“彭黄漏网分子”,国防部长林彪发话了:“韩先楚有错误要坚决地批,同时又要坚决地保护、使用。”这是典型的林彪语言。开头人家只传达了上半句,把他气的呀。我韩先楚有什么错误要坚决地批,别人不了解,你林彪还不了解吗?后来见面问了,林彪说只听别人说,你不跟我说,我知道怎么回事呀?瞧,这不是怪他请示、汇报少了吗?
就想去看看林彪到底怎么了,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儿。
依然是那么沉默寡言,永远是那么沉默寡言,这世界上话语如此金贵的,除了林彪就没见第二人。那面色依然是那么苍白,甚至是惨白,陌生人冷丁一见会以为是个死人幌子。在延安初识抗大校长时,一眼望去就是个小白脸。纤秀得像女人样的林彪,却不显纤弱。平型关战斗前爬山下沟,很有劲道的。白净的脸上,随着汗水泛出些红晕,显得健康而有活力。“八·一五”后闯关东,在铁岭再见时,那面色就挺苍白了。后来就听说他怕光,衡宝战役后风呀水的全怕了。若不是平型关战斗后晋军的那一枪,林彪肯定不会是这个样子。
面色难看,那头脑、思维却依然敏捷,甚至好像不减当年。就想直奔主题,问个究竟,几欲开口,又都闭住了。战争年代,无论身边工作人员,还是下边纵队的,叫你来,问什么,讲完了,你就走人。林彪喜欢清静,不允许任何人打扰他,因为他要思考问题。老部下想他了,看得出来他也挺想大家的,绝无拒人千里之意,却没几句话,那场面就不免尴尬。而今一切照旧,韩先楚却觉得那脸上和这屋子的墙面,地面上,仿佛都写着“莫谈国事”。
他知道,林彪脑子里那个思想的轮子,只要醒着,就一刻不停地飞转。只是当年的“林总”思想的永远是战争,如今的“林副主席”转动的又是什么呢?
刚进抗大时,林彪那口浓重的乡音传递的信息,有时让他搞不懂,那是因为他还不了解林彪。而今搞不懂林彪,则是因为他太了解林彪了。
他搞不懂林彪,一些人却能搞懂他。
——“坚决打倒林彪死党韩先楚!”
彭德怀横刀立马,英名盖世,没想到风景秀丽的庐山成了他的滑铁卢。
也是林彪的滑铁卢。
1970年8月23日下午,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曾让韩先楚振奋不已。林彪毕竟还是个敢说话的、务实的人。仿佛阳光驱散云雾,他又看到了当年的那个“林总”,甚至有了3年前搞《福建前线部队公告》时的感觉,这回这“文化大革命”该结束了。毛泽东要收拾张春桥这帮人了,这“文化大革命”不就快差不多了吗?
没人想到林彪会出逃,还要谋害毛泽东。毛泽东能想到吗?但韩先楚想到了林彪与毛泽东之间,就会什么事情都没有歧见吗?他越来越看不懂林彪,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看不懂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从井冈山到长征路,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林彪都有与毛泽东意见相左的时候。可自不赞同出兵朝鲜之后,林彪就亦步亦趋,调门越来越高,甚至比毛泽东还高。1962年7000人大会上,他不明白林彪怎么会来那样一篇与众不同的讲话。还有什么“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他不信浓眉下的那对目光,就只“毒”在打仗上。后来,他发现两次庐山会议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除少数人外,都未能揣摸到毛泽东的心思。但在当时,无论如何,韩先楚都不可能想象林彪与毛泽东会有什么原则性分歧。像绝大多数人一样,他认为毛泽东与林彪是不可分的。就是九届二中全会公报不也仍在一如既往地号召,“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吗?
8月26日下午,福建组传达、讨论了毛泽东关于对犯错误的人不要点名、揪人的指示后,韩先楚去江苏组看许世友,见许世友正在看什么东西。
“许老板”革命干劲冲云天哪。韩先楚笑微微地道,心情自然很好。
那个“鳝鱼眼”的寿数到了,我再给他补一枪!许世友也跟着韩先楚称张春桥为“鳝鱼眼”。
许世友是在审阅、签发江苏组的一封表态信。韩先楚看了一眼,道:我也给他补一枪。
福建组的表态信,与江苏组的差不多。一是拥护林彪的讲话,二是拥护毛泽东关于对犯错误的人不点名、不揪人的指示,三是建议犯错误的人要检讨,对错误要进行批判,要调离中央,下放到基层做实际工作,接受工农兵再教育。
这就是后来被“四联会”揪住不放的给林彪的所谓“表态信”,又称“效忠信”,说“韩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是买了船票的,可以说是到了码头,或者已经上了贼船”。
信的抬头写的是“毛主席”,然后是“林副主席”,信封上写着“汪东兴同志转呈毛主席亲启”,交给了中办副主任王良恩。“九一三”事件后,却在林彪家中搜了出来,让他莫名其妙。可在那些人眼里,那抬头和信封都是表面文章,信在林彪手里才是本质,这不正好说明你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搞阴谋诡计吗?我们是按照组织程序来的,你们上边搞错了,把水搅浑了,让我们下边跟着倒霉呀!
林彪讲话后,张春桥在庐山几成千夫所指。可这个长得细瘦的“鳝鱼眼”,就像练就了一身上乘的“金钟罩”、“铁布衫”,枪林弹雨未伤毫毛,那子弹反倒弹了回来击中射手。
攻击张春桥就是炮打中央文革,炮打中央文革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反革命,就“罪该万死”、“死也有罪”了。庐山上的这场斗争,又一次提醒了韩先楚,但他已经别无选择了。因为他知道,如果党和国家的权力被张春桥这帮人篡夺了,中国就完了,他们这些人自然也都完蛋了。
1970年底要召开全省工作会议,总结一年工作,研究、安排明年工作。韩先楚早早告诉秘书,这回要大造舆论,好好宣传一下林总。
“四联会”上,一些人抓住韩先楚12月4日在全省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大做文章,说他“非常系统地吹捧林彪”,“40多处吹捧林彪”,“比周赤萍的小册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八个样板戏,每个一公演,报纸、电台就要欢呼、庆贺一番,自然也就要把“旗手”江青赞美一番。韩先楚说她算老几,一边去。秘书和报社领导说,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搞,咱们就是例行公事表个态。他说那也不行,还是要宣传毛主席。其实,他觉得对毛泽东的宣传也过分了。秘书给他写文章、讲话稿,毛主席语录引用多了,他就说“净抄书”。对林彪也是一样。可眼见着在庐山不但没有扳倒张春桥,这个“鳝鱼眼”反倒身价日隆,无计可施中,就想用宣扬提高林彪声望的战法,来打击、压制一下这个“鳝鱼眼”。1959年庐山会议他去晚了,没见到彭德怀讲话后的场面,1970年林彪讲话后分组讨论时的场面、气氛,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我们已经习惯了“一片掌声”和“全票通过”,可当时那种场面、情绪却是非同寻常的。人心不可欺,党心不可欺,张春桥这伙人是太不得人心了。他知道这种战法作用有限,但仗总是要一仗一仗去打的,战争年代他从未因哪一仗微不足道而按兵不动。只要大家齐努力,蚂蚁也能搬倒山。
后来再想起来的,就仍是那两个成语“螳臂挡车”、“蚍蜉撼树”——能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的,那是谁呀?
“四联会”上,一些人说他“处心积虑地千方百计地攻击中央领导同志”,他心头也真没说的,就是这么回事儿。
但是,说周赤萍写的那本《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是他支持、批准出版的,则纯粹是别有用心地栽赃、诬陷。
1974年第4期《红旗》杂志,发表郑磊的文章《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说:“林彪反党集团被揭露以后,在抛出这个小册子的地方,这株毒草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揭发批判。一九七二年,我们也看到了一点轻描淡写的批判。这种批判,与其说是批判小册子,倒不如说是为了表白小册子的出笼是‘背着’组织,没有人批准,仅仅是由作者亲自下令搞的。事情真的是那样吗?这么大的一件事,没有人支持,没有人批准,办得到吗?由于这本书大量发行,流毒全国,关于这本小册子出笼的阴谋,现在到了彻底清算的时候了。”郑磊的文章一出笼,有人就像奉得御旨,立即签发一封电报:“现已查明,小册子是韩先楚同意出版的。”
“九一三”事件几天后,福州空军司令杨思禄唠起周赤萍的小册子,韩先楚才知道还有这码事。周赤萍是福州军区政委,省委第二书记,这等人物写本小书出版,有什么难的?而那时林彪是副统帅,党章上写着的接班人,给副统帅、接班人写本小书,还算个问题?谁在台上就捧谁,这不是挺“正常”的事情吗?这福建的事情,他韩先楚就得什么都知道,什么屎盆子都得扣到他头上吗?
小册子出笼是个阴谋,“封锁毛主席南巡讲话精神”,“九一三”事件后继续吹捧林彪,自然就更是阴谋了。
毛泽东巡视南方同他谈话打招呼时,汪东兴特别强调要绝对保密,哪些内容只能自己掌握,哪些是可以传达的。临走时毛泽东又讲不忙传达,待中央确定个范围再说,林彪还是要保的。从南昌回到福州后,他是原原本本照旨行事的,如今却把这样一顶吓人的帽子安到他头上,毛泽东和汪东兴不是心知肚明最清楚的吗?
中央3月6日下达9号文件,他3月22日看地形回到兰州,24日开始给“毛主席、中央政治局”写信,再三说明,陈述事实,结果一封封信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九一三”凌晨,周恩来讲“老病号”林彪跑了,韩先楚首先想到毛泽东的威望,如何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交代,然后就想到这一次又要倒一批人了。他没想到自己。但是,在11月14日中央74号文件附发的《“571工程”纪要》中,看到把福州军区列为“借用力量”时,他这位军区司令、党委书记的心头,就不免打了几下鼓,但他很快就释然了、平静了。林彪出逃,要谋害毛泽东,搞反革命政变等等,他一无所知。他与林彪都是正常的工作和组织关系,没有任何不正当的东西。
1961年,林彪来福建视察,老首长,老部下,见面都很高兴。林彪不会寒暄,他也不会客套,谈的都是工作、战备。一次,林彪问起抗美援朝战争来,韩先楚就从与美军的第一个照面,也就是入朝不久即遭美军飞机轰炸谈起。林彪对美国的空中优势和我军的坑道战,问得特别仔细。那是和平年代韩先楚与林彪一次难得的高质量的谈话,是一种军人与军人的对话。
领导来了,该咋的就咋的。什么“热烈欢迎”、“光临指导”呀,什么“条件不好,招待不周”呀,韩先楚不会讲这些。他下部队,也讨厌那种鞍前马后围着他点头哈腰的角色。对于那种喜欢端架子的领导,他尽量避得远远的,以免那鄙夷之色被人看到。名将、名帅的威风,从来都是在战场上令对手闻风丧胆中建树起来的。好端架子的角色,十有八九都是草包、熊蛋。除了那次意在打击“鳝鱼眼”的讲话外,他在正式场合很少颂扬毛泽东和林彪,他觉得好话讲得已经够多的了,不想凑这个热闹了。平时唠起毛泽东和林彪来,话倒挺多,一种敬仰、亲爱之情溢于言表。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对统帅和副统帅越来越找不到北了,那距离也就觉着越来越大了。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让他感到那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可毛泽东巡视南方在南昌跟他打招呼的谈话,就不仅是让他找不到北了,而是令他毛骨悚然了。天哪,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心目中都是亲密如一人,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呀?!他觉得内心深处有种非常重要而且牢固的东西,嘁哩喀喳地爆响着要碎裂了。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提心吊胆,不知道中国要发生什么样可怕的事情,就不时冒出一种解甲归田、退隐山林的念头。
临去世前一年,几位红4方面军的老同志来看他,唠起9号文件,有人说听说台湾至今没有8路公共汽车,国民党把这个吉祥数字给了咱共产党、八路军,它就卷铺盖逃到台湾去了。而你这个“好战分子”,既是4方面军的,又是4野的,“4”者,“死”也,能逃过那一劫,就算你的造化了。
扯淡。韩先楚笑着骂了一句,他不信这个。
林彪折戟沉沙,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旧部,都跟着完蛋了。福州军区揪出个写了本小册子的政委周赤萍,还有个副政委、江西党政军一把手程世清,也都是4野的。当年兵强马壮、纵横天下的4野,如今真有点树倒猢狲也倒的味道了。当年出了个张国焘,红4方面军的许多人,后来不是也被另眼相看吗?他知道自己不会被重用了,可林彪在台上也没重用他,还不是一码事吗?“功名只向马上取”,打起仗来谁都会重用他的。和平时期,他这种人也就只能这样子了。
却没想到两年半后,八大军区司令一调动,就轮到收拾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