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塞尔博士的13点推理_著名罪犯侧写案例

我喜欢看这样的故事，锻炼思维能力，由一些平凡而微小的事情，去揭示真相。
1940年11月16日,纽约爱迪生公司大楼的窗沿上发现了一只工具箱。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一根黄铜管,管里塞满了炸药,管外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道:
爱迪生公司的骗子们,这是给你们的炸弹。F·P(签名)
炸弹没有爆炸,但罪犯也没有留下指纹。几星期后,在爱迪生总公司,又发现一颗土炸弹,它是一只塞满炸药的短统羊毛袜,罪犯留下了同样的纸条。是谁与爱迪生公司过不去?
1941年,美国卷入太平洋战争。这件无头案就搁了下来,一拖就是10年。
1950年圣诞节的前几天,《纽约先驱论坛报》收到一封读者来信。该信发自韦斯特切斯特县,字迹清秀,字体个个大写,上面写道:
我是个病人,而且正在为这个病而怨恨爱迪生公司,该公司会后悔他们的卑鄙罪行的。不久,我还要把炸弹放在剧院的座位上,谨此通告。F·P
在以后的几年中,警察局和“F·P”那清秀的字体结下了不解之缘。“F·P”的炸弹越造越熟练,他的头8颗土炸弹只爆炸了两个。而后来的4颗都爆炸了。1955年,“F·P”加快速度,放了52颗炸弹,炸响了30颗。报纸开始广泛报道他的“成就”,公众也对他感到严重不安,人们把他称为“炸弹狂”。而他却变本加厉,在投寄给报社的匿名信中,措辞日益激烈。
后来有一天,“F·P”的土炸弹炸死了一个人。社会舆论和市政当局一致表示,一定要把这个“炸弹狂”挖出来。
芬内是纽约警察局的侦探长,兼纽约刑事实验室主任。他曾取得精神病法医学学士头衔。但这个神出鬼没的“炸弹狂”却使他绞尽脑汁,疲惫不堪。最后他决定破除门户之见,去请教研究刑事犯罪的心理分析家布鲁塞尔博士。
芬内带来的全部卷宗中,唯一有用的只是那“炸弹狂”的几封信,以及几颗由他制造的炸弹的照片和一些炸弹的弹片。要据此做出结论,显然是很不够的。但是,博士凭着他对心理分析法的深刻理解和熟练运用,成功地破解了这个案子,成为犯罪行为分析史上的划时代事件。
“他”是男人布鲁塞尔注视着那几个没有爆炸的炸弹照片,当着侦探们的面提出第一个假设:可以肯定“F·P”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因为,从制造炸弹的手法来看他是个男人。
博士接着说下去:“毫无疑问,这个人之所以对爱迪生公司抱偏见,是他认为爱迪生公司害得他生病。渐渐地,他认为整个世界都和他过不去,这是他行为失常的来由。一个人一旦为这种思想所纠缠,就变成了‘偏执狂’。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偏执狂的发展是缓慢的,但一过3 5岁之后,便发展得不可收拾了。那个‘F·P’放炸弹已有16年的历史,年龄应该在50岁以上,这是第二个可能性。
第三个可能性:爱迪生公司对那个‘F·P’也许有过不适当的处置,以致遭到他的报复,所以,他的出发点也许无可非议。
貌不惊人3个侦探听得津津有味。“那么,怎样发现他呢?”一个侦探急着想知道下文。“这就是困难的所在。”
博士继续分析下去,“这种人很要面子,他平时行为检点,不做任何在他认为是有失体面的事。因此,他很少可能会在公安卡上留下记载,更不大会到过精神病院或收容所,因为他根本不认为自己有病。所以,人们是难于从这些档案去发现他的。这是第四种可能性。
“而据德国一位精神病医生统计,偏执狂患者有85%属于运动员体型。诸位先生,我据此得出第五个可能性:这个‘F·P’不胖不瘦,中等身材,体格匀称。”
布鲁塞尔拿起那几封信,继续说下去:“从这清秀的笔迹、干净的信纸上我得出第六个可能性,此人工作质量一定是好的,由此推断他是个遵守时间、兢兢业业的模范职员。‘F·P’笔下的‘爱迪生公司’写成Society ofEdison,美国人不这么写,而写缩语Coils.Ed.不管怎样,这个人不是纯粹的美国血统,也许他就住在外国人的社区里。这是第七个可能性。”
心理创伤“和爱迪生公司有纠葛的人何止千万,但是除了这个偏执狂,谁都不会因此而把炸弹在公司大楼以外的地方乱放。
“我要说的第八个可能性就是,他一定受过某种心理上的创伤,例如,他的母亲早已去世,而这一悲剧又是他父亲的过错。你们知道,男孩子在幼年时期会由于恋母情结而憎恨父亲。他经常反抗父亲,进而使他滋生起一种反抗权威的情绪,再从反抗父亲的权威发展到反抗社会的权威,这就是他到处乱放炸弹的原因。”
“但为什么他会经常不断地放炸弹呢?”一个侦探感到还没有完全理解。
博士从容不迫地说下去:“失去了母爱,使他感到痛苦,而在他以后的生活中,也没有人给他以爱情或友谊,他的心理创伤始终没有愈合。因此,我敢断定他是一个独身者。但是,他可能跟一个年龄比他大的女亲属在一起生活。这个女亲属使他常常想起自己的母亲,从而触动了他对父亲的怨恨,这种感情又激发了他对权威的反抗。这就是他经常不断地放炸弹的原因,也是我要说的第九个可能性。
“他没有友谊和爱情,但他多的是礼貌。他对谁都和蔼可亲,因为他要保持自己的君子风度。我现在还要说得更远,他八九不离十是个衣着整齐、风度翩翩的人。这是第十个可能性。”
这时,一直不说话的芬内探长开口了。他说:“恐怖分子应该是斯拉夫人,因为他们善于利用炸弹。他应该不喜欢公寓,而是住独院住宅。因为造炸弹必须有一个设备很好的工作室,一个不会妨碍邻居又不会被人发现的隐蔽所在。”博士表示完全同意,这就成为了第十一个可能性。
“他的匿名恐吓信不是在纽约就是在韦斯特切斯特投寄的,因此,他的家很可能就在这两地之间。这是第十二个可能性。”
第十三个可能性之外“F·P”在持续多年的威胁性字条中声称自己是一个病人。据此,博士提出他的第十三个可能性:“F·P”患的病可能是癌症、心血管疾病或肺结核中的一种。
博士谈了13点可能性后,探长问道:“那么,您对下一步的建议是什么?”
“把这13个可能性公之于众,我相信那个人是可以挖出来的。对于一个不承认自己有缺点的人来讲,公之于众是一种让他忍受不了的刺激,他一定会作出反应来的。
“再补充一点。我看这个人的衣服虽然穿得笔挺,但对于时新的式样他是犹豫的,我大胆推测,你们抓住他的时候,他穿的应是一件双排钮扣的上装(当时一种普通式样的上装),钮扣扣得整整齐齐的。”
找上门来1956年圣诞节前夕,《纽约时报》和美国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这13个可能性。警察局的电话总机忙得不亦乐乎。
一天深夜,博士家的电话铃响了: 是布鲁塞尔博士家吗?”
“是的,您是哪位?”
“我是F·P,你仍然摸在门外,后悔了吧!”咔的一声,那一头的电话筒就搁上了。“F·P”终于找上门来了,这使博士大为兴奋。
梅特斯基与此同时,爱迪生公司动员了大批人力,准备把整个公司的人事档案和公安卡都翻一遍。1957年1月初的一天,有个女职员在查阅20至30年代的档案时,翻到一份名为乔治·梅特斯基的人事档案,同博士分析的情形有些相似。
乔治·梅特斯基为斯拉夫裔,原是爱迪生公司的电机保养工人,1931年9月5日,锅炉发生回火事故时,他被烧伤。年龄为26岁(照此推算1957年时应为54岁),公司付给他一笔病伤津贴。他拿了没有,档案上没有说明。1934年1月4日,他说自己染上肺结核,要求终身残废津贴,遭公司拒绝。几个月之后,他的名字从工资单上注销。
爱迪生公司提到梅特斯基的报告,都称他为模范职员:办事勤快而谨慎,性情温和而行为端正,严格遵守规章和上级指示,等等。
根据这些线索再进一步进行保密调查,材料表明梅特斯基未婚,他和两个姐姐住在一栋独立的住宅里。父母双亡,他因慢性病而不能工作,由他的两个姐姐供养他。梅特斯基身高1.75米,体重74公斤。他没有犯罪纪录。邻居肯定他的家是个和睦之家,他对人总是彬彬有礼,但是与人们保持距离,很少往来。
“这和布鲁塞尔博士的描述简直吻合到滑稽的地步,”警察局的侦探们面面相觑,“那么,先到他家去瞧瞧吧。”
最后胜利1957年1月22日,纽约警察局的4个侦探一齐来到梅特斯基家的门口。侦探们按了门铃,出现在门口的是一个身材匀称的男人。
“晚上好,有何贵干?”他彬彬有礼地问道。
“您是乔治·梅特斯基先生吧?”
“是的。”
“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一张有您字迹的纸条?”
“噢,我知道你们的来意了,莫非诸位以为我就是那个炸弹狂?”梅特斯基微微一笑,并招呼侦探们进去。他东拉西扯地谈了一个小时。最后被侦探们问得无言对答了,就把他们领到一间小小的工作室,它设在屋后的汽车库里。里面的东西摆得井井有条。侦探们一眼就看出这是制造炸弹的地方。
“那么,这事是您干的?”
“是的。”
“‘F·P’又是什么意思呢?”
“Fair Play(公平对待)的缩写。”
两个姐姐在一旁急得打转,她们哭着说:“他是没有本事去害人的啊!”
侦探们要梅特斯基跟他们去警察局,于是他就进屋去换衣服。当他再度出现时,只见他头发梳得光光的,搽了发油,脚上的皮鞋擦得雪亮。身上穿着一套蓝色细条纹的双排钮扣西服,上装的三颗钮扣颗颗扣得紧紧的。
布鲁塞尔博士的分析最终都应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