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内需不足”的根源何在

导读：温家宝在哈佛的演讲说的好：“贫穷没有自由！”人性会因为生存而出卖良知。这点在100年前工业革命时期的美国，也是常见的。贫穷不但没有自由，而且没有内需。现阶段，国家需用补贴的方法帮助民众，才可以带动内需。而不是像某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提案中所称：“发动一场爱国消费、扩内需、救中国的运动，用爱心和民族精神鼓励进行消费。”因此，我们不仅反对用权力控制“公民”的钱包？而且要求分享全民所有的“国企”红利！
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内需不足”的根源何在？
为什么我们会内需不足?中国的未来我们要走向美国，还是变成下一个拉美？
为什么我们会内需不足?为什么我们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拉动内需？我们的财富到那儿去了？ 看完了如下的两个实例，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了。
看看拉美与美国的差距，就会明白我们今天内需不足的状况是怎么形成的，拉美的贫穷在于它没有形成良好的财富再生体制，套一句比较主流的话，它缺乏一种财富积累上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样的差别。
第一种情况：
假设在一个地方发现了金矿，来了一个人投资建了一个矿场，雇一百个工人为他淘金，每年获利1000万，矿主把其中的50%做为工人工资发下去，每个工人每年收入5万，他们拿一万来租房子，剩下的四万可以结婚，生孩子，成家立业，矿主手里还有五百万，可以做投资。因为工人手里有钱，要安家落户，所以，房子出现需求。于是矿主用手里的钱盖房子，租给工人，或者卖给工人。工人要吃要喝，所以，开饭店，把工人手里的钱再赚回来。开饭馆又要雇别的工人，于是工人的妻子有了就业机会，也有了收入。一个家庭的消费需求就更大了。这样，几年之后，在这个地方出现了100个家庭。孩子要读书，有了教育的需求，于是有人来办学校，工人要约会，要消费，要做别的东西，于是有了电影院，有了商店，这样，50年过去以后，当这个地方的矿快被挖光了的时候，这里已经成了一个10万人左右的繁荣城市。
而第二种情况是这样的：
假设同样发现了金矿，同样有人来投资开采，同样雇100工人，同样每年获利1000万，但是矿主把其中10%作为工资发下去，每个工人一年1万。这些钱只够他们勉强填饱肚子，没有钱租房子，没有钱讨老婆，只能住窝棚。矿主一年赚了900万，但是看一看满眼都是穷人，在本地再投资什么都不会有需求。于是，他把钱转到国外，因为在本地根本就不安全，他盖几个豪华别墅，雇几个工人当保镖，工人没有前途，除了拼命工作糊口，根本没有别的需求。唯一可能有戏的就是想办法骗一个老婆来，生一个漂亮女儿，或许还可以嫁给矿主做老婆。50年下去以后，这个地方除了豪华别墅，依然没有别的产业。等到矿挖完了，矿主带着巨款走了，工人要么流亡，要么男的为盗，女的为娼。
这两个很简单的例子，其实就是拉美和美国不同的发展轨迹。也许今天美国人应该说，感谢华盛顿，他为美国缔造了最现代最科学的政治体制，感谢亨利.福特，他一手缔造了美国的中产阶级。而拉美国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的大独裁者创造了掠夺性的经济体制，以一种豪强的姿态疯狂瓜分着社会财富，而使整个经济虚脱，再也无力发展。
这里我们有必要再提一下亨利.福特。古今中外所有的商业人物中，亨利.福特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无人能出其右。正是他用他的T型车一手缔造了最初的中产阶级，并将美国社会第一个引入了现代社会（欧洲在这一点上，比美国晚了几十年）。亨利.福特说我要让我的工人能买得起我的T型车，于是他给工人发高工资，他还创造了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使汽车大幅降低，于是，福特公司一跃成为最大的汽车公司，于是有了钱的工人可以买汽车，可以买房子，可以做其它的消费，于是中产阶级诞生了。于是在完成西部扩张，在领土上已经没有回旋余地的美国发现了另外一个金矿，迅速成长的中产阶级带动了巨大的需求，支撑起庞大的国内市场，继续拉动经济高速增长。
美国从来都是一个依靠国内需求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而中国空有13亿人口，却居然内需不足？不得不靠外贸来拉动经济增长？你说这不是咄咄怪事？你以为你是弹丸之国的日本哪？靠外向型经济就能膘满肠肥？13亿人口，谁能养活中国？除了你自己。也难怪现在全世界都在指着你，说你对人家倾销。
说到这儿，该说到我们中国的问题了，为什么我们会内需不足，为什么我们会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拉动内需？我们的财富到那儿去了？我们到底还有多大的持续增长能力？
我们改革的一个现实。中国的未来在哪里？我们要走向美国，还是变成下一个拉美？
中国用一种渐进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资本原始积累。这里边姑且不说什么权钱交易，制度漏洞，不劳而获。没有一个国家的资本原始积累是干净的。但关键就在于，在积累完成以后，我们该怎么做，是继续任贫富分化发展呢？还是创造我们自己的现代社会，创造纺锤形的社会结构。
我们在做什么？房改、医改、企改、教改、股改，我们的改革正在走向哪里？为什么以疯狂搜刮普通大众并不多的社会财富来继续换取虚高的发展？比较中国和新加坡的十大差距，具体的不说，因为小国毕竟比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要好管理得多。但，让我深思良久的还是新加坡的体制中所投出来的平等思想，那种对大众的关怀。而我们，能看到了哪些实质性的东西？
中国从来就没有平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有没有也很难说。我们只有所谓精英和庶民。 当所有的接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花一辈子的时间才能买一个安身之所的时候，当一个家庭的一个孩子上学就要掏空家里的一切积蓄的时候，当你在股市上投了钱就相当于捐款，被那些国企老板用什么MBO名正言顺的中饱私囊的时候，当一个农民辛苦一年的收入还不如一个大款吃一顿饭的开销的时候，你指望大家不去省吃俭用，疯狂存钱？你指望银行里里几万亿的存款能够转化为巨大的需求？你指望消费品市场能够持续火热？你指望有点闲钱的人能够去做更有用的投资而不是作为热钱去炒房？你指望本来就不多的社会财富能够更快更合理流动？
我们很穷，因为我们钱本来就不多，却被装在了很少的人的腰包里，我们本来就不富裕，却在银行压一块，在房子上压一块，在股市里套一块，我钱看起来不少，但是就是转不动，都是死钱。于是，少数富人手里的钱只能去买LV、卡地亚、施华洛世奇，因为除了这个，他们也没什么可买的了。有些人还跳出来粉饰太平，说什么奢侈中国。哪个大国的经济是靠几个奢侈品的品牌带动起来的？再说奢侈品跟你有啥关系啊？你瞎激动什么啊？你要是中国也有几个顶极奢侈品的品牌的话，跟着起起哄也还可以。那不过是让法国、意大利多赚点钱而已。这就是我们的中国。
我们的农民还没有富裕起来，就已经为孩子的教育问题吐干净了血，我们的中产阶级还没有诞生就已经让股改制造的巨量“大小非”横遭劫掠，如今我们到哪儿找内需？我们除了出口，让全世界来养活我们以外，有什么办法？所以，全世界都说你倾销。是啊，13亿人，谁养活得了你啊？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们的改革走入了这样的一种境地？教育收费，房价高企，股票圈钱，上帝啊，这是啥决策啊。世界上哪个已经富得流油的国家在初级阶段就这么迫不及待地从自己的人民手里捞钱？
我们的精英阶层都到哪儿去了？为什么这种用脚趾头都能想明白的问题，他们就想不明白？ 郎顾之争已经让所有的人都对内地的经济学家失望了。为什么整个内地的经济学家会败在一个叫郎咸平的香港人手里？只有一个问题——良知，不是大陆经济学家太笨了，而是他们已经被收买，良知泯灭，除了为“主子”或利益叫几声以外，已经没有什么别的作用了。因为，中国的官僚、资本、还有精英阶层就结成了联盟，制定了严格的瓜分财富的计划方案。大众早就失去了话语权，就算你惨叫几声，至多也就给你点饭吃。
温家宝在哈佛的演讲说的好：“贫穷没有自由！”人性会因为生存而出卖良知。这点在100年前工业革命时期的美国，也是常见的。贫穷不但没有自由，而且没有内需。这点郎咸平已经说的很清楚。所以中国首先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是让大家都富裕起来。现阶段，国家需用补贴的方法帮助民众，才可以带动内需。而不是号召“消费爱国”“买房爱国”？
以房价为例：据国际REICO：从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总支出角度来看，开发企业的总支出中有接近一半是向政府的支付，流向政府的比例（包括土地成本和开发销售环节税收）达49.42%，其中土地成本占总支出的30.36%。在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总销售收入中，企业剩余（总销售收入减去总成本和税收）占总销售收入的26.14%。“企业剩余收入并不等同于企业利润，因为还要考虑建设周期的问题，一般项目的建设周期都需二至四年。”流向政府的比例则应视为“利润”，用于了拆迁补偿除外。这也是政府热衷于房地产的主因，地价与拆迁补偿差价是其根本动力。其他属银行利息公关费用等。房价也是由政府“指导”的，不限涨但限跌，这是房地产商做不了主的实质！也是内需不足的根源！
再以国有（全民）资产为例来进一步说明为什么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会内需不足？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年8月《求是》杂志上谈到，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也就是说，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按13亿人口算，人均国有资产财富6万元。假如这些资产价值每年照GDP的速度增长，一年会增7.8万亿元，这部分财富增值如果分到个人头上，那么每个中国人的年收入就多6千元，小孩、老年人等所有中国公民都算在内了。也就是说，假如每家有夫妻、老年父母以及独生小孩一个，每户五人，那么，这些财富增值算到家庭的层面，每家每年的收入就多了3万元！还有资产性收入呢？即使不考虑土地收入、不考虑地方国有企业的收入，仅央企去年的利润就为9800亿元，分到13亿人头上，这又多了753元。每户5口人家每年又多了3765元！
但，我们知道，这每家每年可以有的33765元的资产增值收入只是可以想象，拿不到手，更是无法花的全民所有概念。
因为，六十年政府从未因资产增值分红直接发钱给老百姓。目前，任何一个正常的中国人都不会说，“因为这些国有资产增值、国有土地增值了，所以按照全民所有的概念，我也有一份，所以今天我可以多花些钱，我今年可以多花些钱了”，没有一个正常的中国人会这么想。因为大家知道，在国有制之下，这些资产的升值、土地的升值，跟自己可以花的钱没有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只要国有制、公有制在中国经济中唱主角，经济增长所能带来的内需就远低于本来可以有的水平，未来的增长还必须依赖出口市场，依靠全世界来养活我们？这就是中国的困局与困境。
那么，在当前这些国有资产还没有私有化、还掌握在国家手里的情况下，中国公民是否就真的得到很多政府福利呢？我们可看看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据财政部长谢旭人先生的介绍，2007年在这三项上的总开支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年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一个普通美国人年收入的六分之一）。
不管按绝对数字算，还是按相对水平，美国政府回馈给老百姓的医疗与社会保障都远高于中国，尽管美国是十足的私有经济。按照国有化运动的初衷，国有制本应该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我们本应该看到完全相反的情况。所以，国有经济为主的社会里老百姓不一定就得到很多政府福利，而完全私有经济的社会里老百姓不一定就得不到政府福利。
许多人说，中国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它市场经济国家比。——这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占GDP才18%（另加财政赤字约340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2.6%），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国有资产增值和预算外收入，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低于美国。如果说中国没有美国富所以财政开支会有不同的考虑，那么，中国不是更应该把财政开支放在民生上吗？不是没有钱，而是有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问题，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巨大的政府开支及浪费等等。当然，也包括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上面所说巨大的政府收入是指财政税收5.1万亿，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在2007年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同时，国家又垄断所有的土地权和拥有那么多生产性资产，可是，政府照样没有给老百姓提供起码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和教育支持。把民生责任推回给民间自己以后，经济在高速发展时，人们有稳定的预期收入，所以还敢花点钱，可如今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失业和可预期收入减少与物价上涨等因素交织。普通大众的生活安全靠什么呢？这就会引出来一系列问题来，这也是当前中国政府必保8%增长率的原由，其实按国际换算，中国的8%其实是打对折的，包括中国国内一直在宣传10%以上的增长率。就如中国的失业率等等，有一个数据失真问题。这算题外话，就此打住。
因此，我们不仅反对用权力控制“公民”的钱包？而且要求分享全民所有的“国企”红利！而不是像某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提案中所称：“发动一场爱国消费、扩内需、救中国的运动，用爱心和民族精神鼓励进行消费。”
解析内需不足的四大成因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一直存在内需不足、消费不旺的问题，主要依赖出口和投资拉动。但自去年下半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外部消费环境明显恶化，业内人士纷纷将目光转向了“内需发动机”。然而，内需不足“非一日之寒”，要想有效启动，必须找准症结。以笔者之见，中国内需不足主要有以下四大成因：
一是“收入向资本的集中度过高”。中国社科院2008年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显示，我国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2003年以前一直在50%以上，2004年下降到49.6%，2005年降至41.4%，2006年更是仅为40.6%。与此相反，资本回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节节上扬，从以前的20%提高到2006年的30.6%。这意味着，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所得趋于下降，而资本所得却不断上升。“资本所得挤占劳动所得”的直接后果，导致贫富差距拉大。基尼系数是世界上用来分析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指标,0.4是贫富差距的警戒线,有统计资料表明，当前我国已接近0.5，占总人口20%的最高和最低收入两大群体，收入差距已高达30多倍。显而易见，贫富差距过大，普通劳动群众经济收入拮据，不利于扩大消费需求。
二是“社会保障能力明显不足”。造成内需不足的原因很多，社会保障不足是一个重要原因。按照国际卫生组织的定义，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数的10％，这个社会就是老龄化社会。目前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1.6亿，老龄化率为12%。老年人口基数大，空巢家庭日益增多，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养老工作面临严峻现实。而我国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保障能力明显不足，社会保障覆盖面非常有限，广大农民基本上没有社会养老保障，1亿农村老人主要靠家庭养老，因儿女收入拮据，难以承受家庭养老之重，加之孝道缺失，使许多农村老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困养老。再者，非义务教育收费还比较高，虽然实行了全民医保，但报销比例还比较低。养老、上学、看病三大重担，使寻常百姓即使有点钱，也不敢乱花，以备养老、上学、看病之用。消费能力低，内需当然也高不起来。
三是“经济收入增长低于GDP增长”。有专家指出，美国等发达国家人均GDP的一半转化成了收入，但是中国只有10%左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均GDP转化成收入比例最高的年份也只是17%。而且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9.6%的速度上升，为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速度的3倍以上，但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一直低于GDP增速。比如2001年，我国GDP总量已达到9.59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相当于1978年的近8倍，但是同期的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6859.6元，按不变价格为1978年的4.16倍，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366.4元，为1978年的5.03倍。由于居民未有效分享经济增长，收入较低，导致消费不畅，服务业发展缓慢。
四是“消费不振主要是农村拖了后腿”。有专家指出，消费不振主要是因为农村拖了后腿。仅以2007年为例，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9210亿元，县以下零售额仅14146.3亿元。广大的农村地区仅为城市消费的1/4左右，这正是我国内需薄弱的要害之处。一直以来，尽管我们都强调把“三农”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但由于城乡二元体制根深蒂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拉大，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农民受益相对较少,可支配收入少之又少。有专家指出，经济走势突破的关键在于对内需的拉动，而实现内需拉动突破的关键是农村市场的启动。
内需不足、消费不旺的原因还有一些，如税负偏重等，企业主往往把负担转嫁到广大消费者和劳动者头上。总之，要想拉动内需，关键是“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让广大人民劳有所得，推行社会保障全民覆盖，调整优化经济结构，统筹城乡发展，让农村市场火起来。唯有如此，才能激活消费，扩大内需，确保增长，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