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身边的“五大秘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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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管家、日常秘书——田家英
田家英1922年生,原名曾正昌,四川成都人。
田家英于1937年到达延安,次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陕北公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央宣传部工作。他于1948 年10 月经胡乔木介绍,来到毛泽东身边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在此之前田家英曾经担任过毛岸英的老师,那时毛岸英刚刚回国,由于长期待在苏联,毛岸英的汉语讲不好,毛泽东打算请一位老师来教毛岸英历史、语文,而此时的田家英由于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毛泽东读后颇为赞赏,虽说那只是一篇千余字的杂文,但是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文史功底和敏锐的思想。对毛泽东来说,文笔如此老辣深沉而作者竟然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颇为感慨,这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那以后毛泽东便注意起田家英这个“少壮派”了。当毛岸英需要一位老师时,毛泽东就想起了田家英——田家英熟悉文史,年纪和毛岸英差不多,请他当老师教历史、语文,再合适不过了,就这样田家英开始当起毛岸英的老师来。
自从担任毛岸英的老师之后,田家英和毛泽东的交往也就多了起来。那时由于正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的工作变得异常繁忙,秘书工作加重了,需要增加新秘书,这时在陈伯达、胡乔木的推荐下,田家英开始担任起了毛泽东的秘书。
田家英为人忠厚老实、细致干练,深得毛泽东的信赖、倚重,毛泽东的存折、稿费、印章都交给他,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
作为毛泽东的日常秘书,田家英把主要的精力与才华都用于协助毛泽东的工作。他事无巨细,凡是毛泽东需要他做的他都尽力做好,从起草文件、下乡调查、处理信访直至保管存折,可以称得上是大管家。他对毛泽东极为敬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他更是深受毛泽东的熏陶与感染,田家英和毛泽东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这使他们成为了忘年之交。
毛泽东与田家英的诗交较深,他除了欣赏田家英的文采之外还看中他的古文诗词的扎实功底,田家英有看书过目不忘的本领,他能背诵许多像贾谊《过秦论》这样长篇的文章,对他来说,背诵古诗更是他茶余饭后的一个消遣。毛泽东有深夜工作的习惯,为此,田家英也保持着与毛泽东同步工作的习惯。1961年11月16日清晨,忙碌一夜的田家英刚刚宽衣解带,就连续接到机要员送来的毛泽东三封内容相同的信,都是让他查找“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这两句诗的出处,田家英知道毛泽东将有新作问世,凭着他对古诗词的深厚功底,没费多大功夫就找到了诗的出处,那是明代高启的《梅花》九诗之一,是婉约派的诗词。毛泽东自己的诗风豪迈雄健,但是他对抒情味浓、艺术性高的婉约派诗词也不排斥,在这些诗的触发下,毛泽东直抒自己的宽广胸怀,写出了很多好诗,其中不乏千古绝唱的革命之诗。
但是由于毛泽东晚年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在思想上,田家英和毛泽东产生了分歧。田家英向来敬重毛泽东,把他视为导师、父辈,正是因为他对毛泽东的爱之切,才对一些倾向忧心如焚,正是由于他不会“见机而作”,使他成为江青和陈伯达的眼中钉,进而他被安上了“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
那是1965年的寒冬,毛泽东再次来到杭州。该年12月他在杭州召集五位“秀才”: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召开会议,要他们每人为一本马列经典著作写序,由于那天毛泽东的情绪非常好,便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所聊的内容大大超过了写序的范围。毛泽东谈着谈着忽然又转移了话题,针对1965年11月的《文汇报》所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12月8日的《红旗》杂志所载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毛泽东说了一段评论式的话,在他谈话刚一结束,陈伯达就把这事告诉了江青,于是原本只作为毛泽东随口而说的话却要整理出谈话纪要,于是这一任务便落在了田家英的身上。田家英看过纪要后,删去了毛泽东关于姚文元和戚本禹的那段评论式的话,此时的田家英完全是出于正气、正义而删的,不料他的这一举动却触怒了江青一伙,于是他们给田家英安了一个在当时足以置之于死地的罪名“篡改毛主席著作”。
田家英毕竟是一介书生,毛泽东和田家英在闲谈中曾戏言在田死后应立一墓碑,上书“读书人之墓”。田家英继承了读书人的好传统——好学敏思、忧国忧民、洁身自爱、不睦名利、以天下为任,以苍生为念,正是这种优秀的传统铸就了他新一代读书人的性格,即便革命成功身居高位也不曾异化为官僚政客,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使他无法防御那些玩弄权术的小人,最终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1966年5月,被逐出中南海的命令给田家英以沉重的打击,在他蒙受陷害时他以死相抗,他离世之际不过44岁。1980年,田家英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