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回忆:谁是革命者(罗海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15:36:26
谁是革命者---文革回忆之五十二http://blog.china50plus.com/mypage/66.html
谁是革命者
¾¾文革回忆之五十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653(65年入学,近代化学系)有一个女生,忘记名字了,我就管她叫王莹吧。王莹的母亲叫卞仲耘,这是真名字,1938年投身革命,1941年加入共产党,1966年时是北京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第一副校长,学校没有正校长,她就是第一把手。
文革初她就被揪出来了,主要罪状是:邢台闹地震时,也波及到北京,卞校长在组织学生搬走教室里的东西时,有学生问她,墙上的毛主席像要不要取下拿走?她没有说要取下,也没有说不要取下。这是她最主要的罪状了。
那时刘少奇还未揪出,学校里是干部子弟组成的红卫兵当权,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都是学校红卫兵的头头。卞校长的另一条罪状是:师大女附中是名牌学校,新生的录取分数线很高,刘少奇的女儿考得不错,但离该校的录取线还差2分,卞校长未同意录取,结果人家师大附中也是名牌,虽然不够分数线师大附中还是把刘少奇女儿录取了。
在这些革命造反派强迫之下,卞仲耘一边被打,一边挑着重担子来回跑,女红卫兵们看她还挑得动就不断地往筐里加土,用皮带抽她,用带钉子的木棍打她,用开水烫她。她就这样被折磨来折磨去,1966年8月5日死亡。据说这是文革中被打死的第一个人。
同一天,毛主席写出“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
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几十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带上红卫兵袖章,这是后来被称为第一司令部(一司)的红卫兵袖章,我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毛主席问宋彬彬叫什么名字,宋回答了,毛主席又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回答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这以后,宋彬彬就改名宋要武了。
毛主席天真地以为,在他的鼓励下,这支红卫兵队伍会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和保刘少奇的干部阶层。但实际上这支红卫兵队伍是和干部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不可能把矛头指向他们的父辈,结果矛头指向了“地、富、反、坏、右”,指向了社会上的“四旧”,这些红卫兵还提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记得当时谢韦克很是嘲笑这个口号,而我却在维护它,我当时的说法用现在的话来说,好像就是“理解万岁”这样的意思吧。
中央文革只好否定掉这支称作首都红卫兵第一司令部(一司)的红卫兵队伍,又成立了二司,又不行,又否定掉,最后成立了三司,这个三司实际上是完全在中央文革的控制之下的。
文革已经向更深的层次发展,刘少奇被彻底地揪出来打倒了。但是还是有个别人跳出来,为刘少奇打报不平,为刘少奇喊冤叫屈,甚至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理论基础的正确性提出质疑。
613还是623(61年或62年入学,近代化学系)有一位学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出身好,学习成绩好,入学几年来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政治运动,在班上一直都被认为是思想好、品德好的好学生。但是想不到文革他主动跳出来了,替刘少奇翻案,否定文革,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提出疑问,这样他就被作为反动学生、作为刘少奇的孝子贤孙揪了出来。61级学生67年分配走了,62级学生68年分配走了,他们都被晚分配了一年,而这个反动学生没有分配,仍然关在学校的“牛棚”里,这所谓的“牛棚”,就是学校关押走资派、反动学生、反动老师的地方。
而我们前面提到的王莹,在文革之初由于母亲被革命的红卫兵打死而被当成了“狗仔子”,随着红卫兵一司、二司的失势,虽然没有正式给她母亲平反,但社会舆论已认为她母亲是没有问题的,是被冤打死的,因此王莹又成了文革依靠的对象,成为革命者,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可以去革其他人的命了。军宣队、工宣队派她去看押她们系高几届的那个反动学生。
那个反动学生的反动观点是成系统的,一套一套的,具体是些什么内容,我现在一点儿都不记得了。只记得他那些话真是反动透顶,但这些话那时又常常在我的内心深处引起共鸣,因此我下意识地让自己的思考赶紧躲开,不要围绕着这些问题思考来思考去,把自己也思考成一个反动学生。因此,我现在一点儿都不记得这些反动观点的具体内容了。
而王莹就不行了,她天天要和高她几届的这个反动学生在一起,看押他,监督他劳动,改造他思想。他们免不了要讲话,免不了要交流。这个反动学生处在这种状况下,也不委委缩缩,也不萎靡不振,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坚持自己的信念,而且他确实有较高的水平,把他那些观点讲得头头是道。王莹内心深处本来就对文革有很大的怨气,在她和这个反动学生的接触中,没有形成她改造这个反动学生的局面,反而造成了这个反动学生改造了她的结果。而且王莹不仅被反动学生的所有反动观点所折服,甚至进一步地和这个反动学生谈起了恋爱。
这不是一般年青人之间普通的恋爱,这是一个革命的依靠对象与一个现行反革命之间的恋爱,他们在文革中都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他们猩猩相惜(平头百姓之间类似于官官相护的举动,那就是猩猩相惜了),而且他们的感情建立在共同的思想基础、共同的认识基础,甚至共同的政治基础之上,在这样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爱情果实,既使是在巨大的外力作用下,它也是不容易被捏碎的。
结果这个情况被学校的军宣队发现了,他们坚决地制止了这个恋爱关系,拆散了这一对情人,对王莹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最后王莹哭哭啼啼地同意揭发这个反动学生。那时流行组织现身说法的小分队,到处去演讲,军宣队就组织了王莹等人这样的小分队,那时好像学校已经在安徽了吧,各系分散在合肥、马鞍山、铜陵、白湖农场等地,军宣队就带着王莹到各地各系去作现身说法的演讲,讲她如何母亲被打死,如何积极加入到文革革命队伍中来,如何被反动学生拉拢,如何在军宣队的帮助下终于提高了觉悟,和反动学生划清了界线。讲得我们个个心里都是酸酸楚楚的,甚至连我们数学系的军宣队队长都掉下了眼泪。
几十年过去了,这件事情仍然忘不了。后来,王莹和这个反动学生是否还能结成一对,我不知道,但是我希望形势、环境变化后,尖锐斗争的气氛缓和后,他们仍能结成一对。
我还想为我们学校的军宣队、工宣队讲一句好话,他们没有像当时东北整张志新那样整我们自己的反动学生,也算是手下留情了。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鲁迅的小说《药》,讲的是一个革命者被关在监狱里。革命者对狱卒说:可怜,可怜。他不是让狱卒可怜他,而是说狱卒这样愚昧,很可怜。最后革命者被砍头,由于传说新鲜的人血能治病,因此老百姓在革命者被砍头后马上抢上去用馒头吸附被砍头的革命者刚刚流出的鲜血。
拿鲁迅的小说《药》做比较,我们不妨考虑一下,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谁是革命者?谁是狱卒?谁是老百姓?
罗海鹏,2007年8月30日
谁是革命者---文革回忆之五十二
谁是革命者
¾¾文革回忆之五十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653(65年入学,近代化学系)有一个女生,忘记名字了,我就管她叫王莹吧。王莹的母亲叫卞仲耘,这是真名字,1938年投身革命,1941年加入共产党,1966年时是北京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第一副校长,学校没有正校长,她就是第一把手。
文革初她就被揪出来了,主要罪状是:邢台闹地震时,也波及到北京,卞校长在组织学生搬走教室里的东西时,有学生问她,墙上的毛主席像要不要取下拿走?她没有说要取下,也没有说不要取下。这是她最主要的罪状了。
那时刘少奇还未揪出,学校里是干部子弟组成的红卫兵当权,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都是学校红卫兵的头头。卞校长的另一条罪状是:师大女附中是名牌学校,新生的录取分数线很高,刘少奇的女儿考得不错,但离该校的录取线还差2分,卞校长未同意录取,结果人家师大附中也是名牌,虽然不够分数线师大附中还是把刘少奇女儿录取了。
在这些革命造反派强迫之下,卞仲耘一边被打,一边挑着重担子来回跑,女红卫兵们看她还挑得动就不断地往筐里加土,用皮带抽她,用带钉子的木棍打她,用开水烫她。她就这样被折磨来折磨去,1966年8月5日死亡。据说这是文革中被打死的第一个人。
同一天,毛主席写出“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
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几十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宋彬彬给毛主席带上红卫兵袖章,这是后来被称为第一司令部(一司)的红卫兵袖章,我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毛主席问宋彬彬叫什么名字,宋回答了,毛主席又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回答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嘛。这以后,宋彬彬就改名宋要武了。
毛主席天真地以为,在他的鼓励下,这支红卫兵队伍会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和保刘少奇的干部阶层。但实际上这支红卫兵队伍是和干部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不可能把矛头指向他们的父辈,结果矛头指向了“地、富、反、坏、右”,指向了社会上的“四旧”,这些红卫兵还提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记得当时谢韦克很是嘲笑这个口号,而我却在维护它,我当时的说法用现在的话来说,好像就是“理解万岁”这样的意思吧。
中央文革只好否定掉这支称作首都红卫兵第一司令部(一司)的红卫兵队伍,又成立了二司,又不行,又否定掉,最后成立了三司,这个三司实际上是完全在中央文革的控制之下的。
文革已经向更深的层次发展,刘少奇被彻底地揪出来打倒了。但是还是有个别人跳出来,为刘少奇打报不平,为刘少奇喊冤叫屈,甚至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理论基础的正确性提出质疑。
613还是623(61年或62年入学,近代化学系)有一位学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出身好,学习成绩好,入学几年来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政治运动,在班上一直都被认为是思想好、品德好的好学生。但是想不到文革他主动跳出来了,替刘少奇翻案,否定文革,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提出疑问,这样他就被作为反动学生、作为刘少奇的孝子贤孙揪了出来。61级学生67年分配走了,62级学生68年分配走了,他们都被晚分配了一年,而这个反动学生没有分配,仍然关在学校的“牛棚”里,这所谓的“牛棚”,就是学校关押走资派、反动学生、反动老师的地方。
而我们前面提到的王莹,在文革之初由于母亲被革命的红卫兵打死而被当成了“狗仔子”,随着红卫兵一司、二司的失势,虽然没有正式给她母亲平反,但社会舆论已认为她母亲是没有问题的,是被冤打死的,因此王莹又成了文革依靠的对象,成为革命者,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可以去革其他人的命了。军宣队、工宣队派她去看押她们系高几届的那个反动学生。
那个反动学生的反动观点是成系统的,一套一套的,具体是些什么内容,我现在一点儿都不记得了。只记得他那些话真是反动透顶,但这些话那时又常常在我的内心深处引起共鸣,因此我下意识地让自己的思考赶紧躲开,不要围绕着这些问题思考来思考去,把自己也思考成一个反动学生。因此,我现在一点儿都不记得这些反动观点的具体内容了。
而王莹就不行了,她天天要和高她几届的这个反动学生在一起,看押他,监督他劳动,改造他思想。他们免不了要讲话,免不了要交流。这个反动学生处在这种状况下,也不委委缩缩,也不萎靡不振,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坚持自己的信念,而且他确实有较高的水平,把他那些观点讲得头头是道。王莹内心深处本来就对文革有很大的怨气,在她和这个反动学生的接触中,没有形成她改造这个反动学生的局面,反而造成了这个反动学生改造了她的结果。而且王莹不仅被反动学生的所有反动观点所折服,甚至进一步地和这个反动学生谈起了恋爱。
这不是一般年青人之间普通的恋爱,这是一个革命的依靠对象与一个现行反革命之间的恋爱,他们在文革中都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他们猩猩相惜(平头百姓之间类似于官官相护的举动,那就是猩猩相惜了),而且他们的感情建立在共同的思想基础、共同的认识基础,甚至共同的政治基础之上,在这样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爱情果实,既使是在巨大的外力作用下,它也是不容易被捏碎的。
结果这个情况被学校的军宣队发现了,他们坚决地制止了这个恋爱关系,拆散了这一对情人,对王莹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最后王莹哭哭啼啼地同意揭发这个反动学生。那时流行组织现身说法的小分队,到处去演讲,军宣队就组织了王莹等人这样的小分队,那时好像学校已经在安徽了吧,各系分散在合肥、马鞍山、铜陵、白湖农场等地,军宣队就带着王莹到各地各系去作现身说法的演讲,讲她如何母亲被打死,如何积极加入到文革革命队伍中来,如何被反动学生拉拢,如何在军宣队的帮助下终于提高了觉悟,和反动学生划清了界线。讲得我们个个心里都是酸酸楚楚的,甚至连我们数学系的军宣队队长都掉下了眼泪。
几十年过去了,这件事情仍然忘不了。后来,王莹和这个反动学生是否还能结成一对,我不知道,但是我希望形势、环境变化后,尖锐斗争的气氛缓和后,他们仍能结成一对。
我还想为我们学校的军宣队、工宣队讲一句好话,他们没有像当时东北整张志新那样整我们自己的反动学生,也算是手下留情了。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鲁迅的小说《药》,讲的是一个革命者被关在监狱里。革命者对狱卒说:可怜,可怜。他不是让狱卒可怜他,而是说狱卒这样愚昧,很可怜。最后革命者被砍头,由于传说新鲜的人血能治病,因此老百姓在革命者被砍头后马上抢上去用馒头吸附被砍头的革命者刚刚流出的鲜血。
拿鲁迅的小说《药》做比较,我们不妨考虑一下,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谁是革命者?谁是狱卒?谁是老百姓?
罗海鹏,2007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