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遒：“文化素质教育要在“化”字上下功夫”

首先声明，我不是从事教育理论研究的，这两年又没有在教育管理第一线上工作，情况了解不够，下面说的只是凭自己长期在学校工作的一些经验和近来听到、看到的一些事例谈一点感受和想法，可能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也可能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但即使是错的，如果能够启发思考，引起议论，我就心满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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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和素质——从和一位出租汽车司机聊天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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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从北大东门乘出租汽车到外面去办事，一到中关村四环路口，车就堵住了。我就发起牢骚来：北京的交通管理太差了。这种牢骚有时会引起司机的同情，但这次却被他驳回来了。他说：“后面清华，前面人大，再过去师大，哪一所学校门前不堵车？大学生太不守规矩，随便横穿马路。”还摔出来一句：“文化越高，素质越低。”这使我这个多年从事素质教育的大学教师大为汗颜。好家伙，这位司机把北京四大“国立名牌”大学的名都点遍了：人、北、清、师。真是“文化越高，素质越低”么？“素质”和“文化”真是矛盾的么？这个问题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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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文化”？《辞海》上说：文化“广义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还说，文化“泛指一般知识，包括语文知识，如‘学文化’即指学习文字和求取一般知识”。所以，通俗的理解，“文化”大体上可以和“知识”等同起来，“文化高”就是知识多。至于“素质”，它的定义就多了，有几十种，分歧也不少。从教育部提出“文化素质教育”以来，华中科技大学文辅相教授提出来的“素质”的定义似乎得到了较多人的接受。他的提法是：素质“狭义指人的先天禀赋或天资。广义指包括先天遗传与后天环境与教育综合作用形成的个体身心特点及其动态发展的可能性，是个体身心特点的综合的、内在的、整体的体现。其基本内容是指人的精神境界、思维品质、文化涵养和行为能力，其精髓是人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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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从教育学的严格定义出发，而是根据约定俗成的见识，我想是否可把“素质”理解如下：素质是指人由先天禀赋和后天教育（包括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形成的，为实现其社会价值和自身发展所具备的基本品质；其支撑要素是知识、能力、态度和体魄；它涵盖思想道德、文化知识、业务能力和心理体格等几个方面。
  这个“理解”包含这样几层意思：
1． 这是一种“做好事”的品质，任何危害社会和人自身的品质都不包含在素质之内；
2． 这是一种综合的品质，它固然可根据具体情况分为若干方面，但强调的是整体；
3． 它是内化了的，即素质本身并没有独立的外在表现，但却蕴涵在人的举手投足、待人接物、办事处世的行为和活动中；
4． 它是更高层次，即它既建立在知识、能力、态度和体魄之上，又超越了单个品质。
因此，我们可以用下面的图来描绘素质与它的支撑因素的关系及其几个方面。
这里，体魄是从事任何工作的自然基础，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心理素质；而态度则是对待自己、他人、群体、社会和民族、国家和全人类，以及对待自然、周围环境、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和事业所采取的立场，所持有的感情、心态和姿态。在科技上有杰出贡献的王大珩院士认为，人的态度是决定事业成败的要素。比如，对人缺乏同情和爱心的人，是不可能积极服务于社会的，一个对人总怀着疑虑、猜忌甚至敌视态度的人，不可能与人合作，取得事业的成就；同样，如果没有对科学痴情的热爱，要在科学研究中能得到创新成果是难以想像的。没有对学习的渴望和对能力的追求，就不可能学到真正的知识，造就高强的能力。所以体魄和态度是两个最基本的要素，在此基础上造就知识和能力，而在它们共同的基础上形成了人的素质。所以素质是一个统观的、总和的概念，它高于它所构建的那些成分。素质既是无形的，又是可以捉摸的。说无形，因为你不能具体说出在人身上一种叫素质的行为；但是，你又可以从人的举止作为中体会到他的素质的高下，这就是“可捉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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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素质是一个总体概念，但为了分析和工作的方便，我们还是可以把素质分解成若干侧重的方面。按教育部的正式提法，“素质”包含思想道德、文化、业务和身心四个方面。按照它们在人的成材上的作用，它们分别对应于灵魂、基础、本领和支撑（本钱）。尽管这种分解不是绝对的，四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相互交叉和重叠，这种分析对教育过程的具体操作还是有利和方便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素质主要是一个总体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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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位出租汽车司机的话也没有全错。因为一般说来，素质与知识密切相关，知识多的人，总体上来说，素质会高一些；但也不是绝对的，有些一般文化知识多一点的人，可能并没有那么高的社会责任心，没有那么好的态度，从而表现为没有那么高的素质。这是因为，首先，知识只是素质的一环，知识和态度是两种独立的因素，尽管它们之间有联系。其次，有些有知识的人把知识只停留在表层，没有“内化”或“升华”到内心深处，变成立身处世的习惯。比如，虽然知道社会行为规范，但涉及个人的利益和方便，还是会对这些规范置之不顾。所以这里有一个“化”字，只有“化”了，才能使知识上升为素质。
二、为什么开展文化素质教育要强调在“化”字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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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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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文化素质是整个素质的基础，文化素质教育是作为高等学校全面素质教育的切入点而提出来的。这里，文化的涵义比上面说到的仅指“一般知识”要来得宽。教育部在“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中强调：“我们所进行的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重点指人文素质教育”。这就是说，文化素质教育的基本点是要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这里的人文素质不仅包括人文精神，实际上还涵盖了科学精神（我认为，科学精神是人文精神的一部分，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有所不同）。所以，这里的“文化”，着重的不是具体知识，而是知识的“内化”。中国古时候对文化的解释是：“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见《易·贲》）文，古同纹。这里的人文就是人们的形象、仪态、举止、表现、行为和活动等。文化，文化，就是要以人文来“化”成天下，就是要人们以正确、雅致、高尚的行为表现来形成一个稳定、规范、有序、能和谐发展的社会。这种行为表现当然要以知识为基础，至少人们要懂得行为对与不对，当与不当。所以这里的“文化”强调的不在表面知识，不在外在的、物质的层面，而在于转化为内在的、精神的，成为人的气质、素质的东西。也就是说，关键在于“化”字。这“化”，就是知识的内化、融合、升华和超越，就是要把正确的做人、办事、处世的知识“渗透到灵魂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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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针对当前在开展文化素质教育中存在着停留在表面和形式的做法。现在，高等学校要开展文化素质教育这个观念已经被多数学校的领导和教师所接受。进行这种教育自然要采取一些有形的活动，有各种方式和途径。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中的规定和各学校的经验，它们大体有这样一些：开设文化素质教育课程，规定学生“应知应会”，鼓励学生自学名著名篇，组织第二课堂的讲座、导读、社团等活动，将文化素质教育渗透到专业课程中，建设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加强校园文化环境建设、改善学校文化氛围等。显然，没有这样一些具体活动，素质教育就无从谈起。但如果只停留在已经开了一些课，安排了一些活动，就万事大吉了，素质教育一定不会起到应有的作用。或者，看到人家搞了一些什么措施和方式，我也依样画葫芦地来一套，这也不会收到很好的实效。比如，对一些理工科大学，能够开出一些文史、艺术类的课程已经勉为其难了，于是就满足于学生知道了一些相关的文史、艺术知识，这就是停留在表面上。有的学校满足于组织了几次参观访问活动，而没有深入到这些活动对学生的精神影响。这些只是做到教育活动的“形似”。而素质教育，重要的不在于活动方式上的“形似”，而贵在“神似”，就是要抓住内化、升华这一环。有的学校就做得比较好。比如，东南大学的理工科学生听了人文课程，文科学生听了理科课程，都要他们写出自己的体会和感受，重在精神的升华。我看过他们艺术科学生学习物理学课程的体会，很受启发，觉得他们不仅是学了一些具体的物理知识，而是确实学到了一些物理的分析和审视方法与科学精神。但是，真正能这样做的不是很普遍。我们还看到，有的“素质教育”活动，是有悖素质教育的精神的。比方说，搞大学生《素质扩展证书》。你参加了一些社会实践活动，做了一些社会工作，就打上多少分，毕业时，满多少分就可以得到一张《素质扩展证书》。这种做法很值得商榷，虽然据说学生是欢迎的。因为有了这张证书，找工作有点优势，比别人多了一点筹码么。这就把素质教育过分功利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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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针对长期存在于高等教育界的过分功利化的教育观。我个人认为，开展素质教育的最大功绩在于促使教育观念的转变，改变了长期以来存在于我国高等教育界的过分狭隘的功利教育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对教育总是强调它的工具性。先是提“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后来强调教育要为发展经济做贡献。总之，教育是一种服从于一定政治或经济目的的工具。当然，教育具有工具性的一面，中国高等教育就是在工具理性的要求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强烈爱国传统更使这种教育的工具性观念得以生根和巩固。实际上，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就是在清末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念指引下建立起来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来改变中国积弱和任人宰割的局面。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五四运动提出科学与民主，以及以后的“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的口号，反映了以教育为手段来达到挽救国家命运的上一辈知识分子真诚的爱国愿望。解放以后，发展教育与科技是摆脱中国贫穷落后、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主要途径。现在我国政府提出“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决策，就是这种重大追求的一环。这里，教育主要是作为手段或工具的性质出现的。因此，强调教育的工具性无疑有它的正确、真诚和正义的一面。完全否定它是错误的。但是，这样理解教育毕竟有狭隘性、局限性和短视性。因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要把个体的人培养成能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能充分发挥其优势和潜能的社会的人。社会和国家将从他们充分发挥其才能而得到最大的收益。从这样的观点看，教育功能的着眼点首先在于人，而不在于社会功利；而着眼于后者势必会只强调其工具性而忽略人的主体地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前华中工学院院长、教育家朱九思同志说我国传统的高等教育有“三过”的弊病，即“过弱的文化基础，过窄的专业训练，过强的功利主义”。或者，像杨叔子院士所说的那样，教育把“育人”变成了“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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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诞生在中国历史背景下的教育“工具论”有它很强的正义性的一面，这种观念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要破除它是很困难的。相反，那种“以人为本”的教育观在过去常常和“为科学而科学”与“为艺术而艺术”一道受到批判，说它脱离政治。然而，教育的这种单纯“工具论”的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教育的工具性必然导致人的工具性。人变成了“机器”，变成了“驯服工具”、“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样，人就失去了主体性，从而也失去了创造性。在当今科学技术和体制管理都强调首创性的今天，这显然是一个极大的缺陷。又如，过分强调教育的工具性必然还会滋生急功近利的倾向，使事业欲速则不达，从而影响国家民族长远的利益、长远的功利。关于这方面，我们有许多历史教训。陈省身先生指出过，中国人在先秦时代已经知道了直角三角形两直边的平方之和等于斜边的平方（几何学上的勾股定理，西方叫毕达哥拉斯定理），但直到西方的《几何原理》传入中国以后，中国人才知道三角形的三内角之和等于180度。原因是后者对营建等实际工作“无用”。陈寅恪先生也说过：“中国古人唯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于此……”可见，过分强调功利和实用对科学发展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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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的教育观是非常“务实”的，强调“学以致用”。对学生的教育着重传授知识和训练技能，因为它“有用”。“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就是过去相当一部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共同信条。这是一种把教育作为培训的典型的、表面的实用想法。在这种情况下，要想通过传授知识和训练技能来达到陶冶心灵，熏染气质，培育情操，从而达到提高人的素质的目的是不大可能的。我们提倡在“化”字上下功夫，就是要转变这种过分讲究功利的、狭隘的专业教育的培养模式，使教育沿着正确的轨道，真正落实到提高素质，为培养出自由的、全面发展的创造性人才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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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怎样做到在“化”字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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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着重谈谈自己对加强在“化”字上下功夫的一些体会和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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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要从根本上转变教育观，真正从“制器”转变到“育人”。做什么事，出发点或指导思想是首要的。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下，个人只是作为完成国家计划任务的一个工具，计划经济大机器中的一个齿轮或一枚螺丝钉。对他们政治品德上的要求就是服从组织分配，安于现成岗位；而业务能力上的要求就是能完成岗位职责，保证大机器的顺利运转。说这种状态下完全不要求人的主动性似乎有点言过其实，在出现非常情况时，为保证机器的运行，工作人员的主动性是受到赞扬的；但是，我们也看到更多场合，是以“不安心工作”、“这山望着那山高”、“好高骛远”等等的责备而扼杀了一些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新时代要求我们培养作为自主主体的人。当然，这种人也不是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而是能自觉遵守社会秩序，服从社会约束，从而促进社会前进的。尽管从效果表现上，自觉遵守社会秩序与自觉服从组织分配似乎没有显著的区别，但从施教者的出发点和指导思想上则有原则的差别。前者是要使受教育者能自由地、全面地发展，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主动性和创造性；而后者则要受教育者能得心应手地为我所用。这里，自由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的话。我理解所谓“自由”是指“个性化”的发展，就是充分发挥人的个体潜能的意思。所以这两种教育观是有本质区别的，一种是“以人为本”，一种是做“好使唤的工具或奴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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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当前情况，我觉得在教育中要贯彻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原则，应当着重在下述三方面下点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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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重要的是要使学生树立主动学习的态度和能力。学习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是保证人的生存、成长和发展的基本能力。小孩子的学习要求和欲望是非常强烈的，好奇、模仿都是这种本能的表现。可惜由于教育（包括家庭、社会和学校）的不甚得法，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积累，多数孩子的求知欲下降了，学习的积极性衰减了，有的甚至视学习为畏途，不愿学习，害怕学习。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二。一是晓之以理，就是从道理上使学生理解，在当今社会中，不会学习就面临就业和生存的危险。科学技术发展越快，人们的职业岗位就越不稳定，只有时时学习，终身学习，与时俱进，才能保证自己随时适应时代的进步，找到发挥自己作用的空间。对于具体的课程，要使学生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从而产生明确而热烈的学习动机。二是动之以情，就是要使学生对学习的对象怀有强烈的好奇心，产生浓厚的兴趣，并感受到学习的乐趣。这和教学是否得法很有关系。要使学生对所学的东西永远充满新鲜感，感到学了就有收获，有长进，有体会，从而增强学习的信心。归根到底，要使学生把学习当成是自己的事，主动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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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要给学生以充分的选择权，让学生学会选择。在旧的教学体制中，学生是没有多少选择自由的。学生一入学，专业、课程、教师、学时、顺序、期限等等，统统规定死了，好像生产线上按一个模子批量生产出来的产品一样，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却没有主动选择权。批量生产产品的原材料是严格一致的，起码是几乎一致的，而人却是千变万化、各不相同的。因材施教、因人而异是教育的根本原则，但长期却受到忽视。这里，允许学生根据个性特长进行选择是保证充分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扬人的潜在能力和优势的最重要的途径。当然，这种选择权也是有限度的，不是无止境的、完全自由的。这是因为学校的办学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而现在教育还是集体进行的，不可能“单兵教练”。但学校应当尽可能创造条件，保证学生有多次多种选择的权利和条件。不过，这种权利也不是随便能行使的，是需要一定能力的。选择，需要了解选择对象的各个方面，要对它们进行详尽的比较。这不但要占有资料，充分了解选择对象的各种特性、优缺点和发展趋势，还需要对自己的个体优势和不足有透彻的理解，做到“知己知彼”。对年轻学生，做到这点很不容易。因此，学校的教师还要进行必要的帮助和指导。这样，学生在学校有充足的选择机会和锻炼，到了社会上，就能比较得心应手地对付各种机遇，恰当地进行选择，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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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要培养提出问题的能力。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教育强调要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对的。但再想一想，就觉得不全面。如果一个人只有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那只能是工具，计算机也会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啊；或是只是一个幕僚，说得难听点，是一个仆从，不是主人。只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谁来提出问题呢？主人提出来：这里有个问题，你去分析，你去解决。问题是主人提出来的。所以提出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提出问题，不仅要“敢于”，而且还要“善于”，要考虑问题提得是否符合时机，是否有了解决的准备。比方说，大爆炸以前宇宙是什么样的啊？这个问题可以提，小学生可以提，中学生也可以提，但你大学生却不应该提。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知道这个问题现在谁也解决不了，没有解决的条件，就是提得不合时宜。所以既要敢于提出问题，还要善于提出问题。这样，人才能发挥主体性，才是主人。当然，我们要培养这种能力，首先要鼓励大胆提出问题。杨振宁先生曾就美国的教育和中国相比，说美国鼓励大胆提问题，而中国则教育人要小心谨慎，怕问题提得不适当，被人家笑话，说你连这个简单问题都不懂。杨振宁先生曾经讲过，他的一个老师泰勒，是美国的氢弹之父，经常向学生提问题，但他提出的问题常常是错的。但泰勒不愧为世界上一个顶尖的科学家，虽然提问题十个有九个是错的，但只要有一个问题是能推动科学前进的最重要的问题，就非常了不起了。我们要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允许人家提错问题。只有在这样一种气氛下，才能把人的主体性积极地、大胆地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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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素质教育活动一定做到“神似”。怎样做到“神似”？因为素质教育活动的内容和方式很多，很难具体来说，我想举现在开设文化素质教育的通识课程作为例子做一点解释。首先，要明确开设通识课程的指导思想，它不是要求学生掌握具体的知识，而是通过知识去学会正确做人处世的态度和能力。为此，通识课可开成几个模块。比方说，要有语言文字的模块。现在是国际化社会，学生要学会交流，进行跨文化交流、国际交流。这种交流要有语言文字基础，包括中国语文、外国语文(英语等)、计算机基础，计算机也是一种文化。应该有历史这个模块，中国历史或世界历史。我认为，历史是学习社会科学的钥匙。一个人要能正确待人处世，一定要正确认识社会，只学社会发展史，太概念化了，应该学习具体的历史。朝代是怎么演变的，其中基本因素是什么，阶级斗争也好，群众是创造历史的英雄也好，都要从这里自己去发现，去体会。我觉得中学生是不可能真正懂历史的，因为他们生活经历和体验太少了，不了解人际关系，不了解政治。到大学，就可以通过讲解具体历史事实让学生掌握历史演变和社会运行的规律。自然科学模块也是必要的，可以开物理和生物课，物理是研究物质世界运动变化最一般的基本规律的(不是因为我是学物理出身，所以我要推荐大家学物理)，要让学生掌握这些最基本的物理分析的思维方法，学会欣赏物理规律的概括性和简洁性，这就是它的美；而不在于具体掌握F=ma等物理公式的推导和应用。生物学是研究更高级、更复杂的有机体的运动规律的，它有特殊的形态和独特的分析研究方法。21世纪是生物世纪，生物跟我们人类的关系太密切了，我们对它也应当有必要的了解。艺术是必须要学的，艺术给人以美的欣赏和享受。这能使人分辨善良与丑恶、高雅与鄙俗，从而使自己的行为完美，并推己及人，去规范美好的社会。通识课程中的艺术课的主要作用是发展学生的艺术鉴赏能力，而不是去培养学生的艺术技能，发展他们的艺术才华。当然，作为一种附带的功能，艺术课程培训一些有才能学生的艺术实践能力也是好的。此外，应该给学生选修一些本专业以外的课程。我觉得这很重要，给你一个选择机会，使你了解其他学科，了解它们特殊的研究和思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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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学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昨天杨叔子院士提到的文人相轻，文科比理科更严重。可能确实有这个问题。但是理工科也一样，专业跟专业之间互相看不起的也很多。我在北京大学搞交叉学科研究，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很难搞。比方说对晶体，起码有三个大学科在研究这个问题：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同一块晶体，在不同学科它的名称可能都不一样，研究方法也不一样。地质学常用一种叫偏光显微镜的来研究晶体的外表结构。但“偏光”，在物理学中叫光的“偏振”。于是，学物理的就看不起学地质的了，说你学地质的连基本的物理概念都不清楚，就合作不起来。他不会容忍一下，偏光就偏光嘛，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是一回事，就是不能容忍。这样，不同学科之间就交流不起来，合不起来。其实，科学的发展是非常需要这种合作的。就以研究晶体来说，了解在自然条件下晶体是怎么成长的，是水里面成长的，还是火山爆发成长的，对物理也是很重要的，可以理解成长机理，在人为条件下形成么！这种学科之间互相排斥，很妨碍学科前进。从这个角度去安排其他专业课程的模块，就是要让不同学科的人能沟通，实现“跨学科交流”。有了这种交流的本事，他的发展前途就广了。所以，开设文化素质教育课或通识课，大体上得安排这几个模块，模块之间要有机地相互结合，这些都要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就是从文化素质教育的基本育人要求出发，同时给学生以因人而异的选择自由。有了这个指导思想，就好再来选择每个模块中各门课程的内容，哪些要着重，哪些该删去；还要确定教学方法，通识课程的教学方法和要求肯定和专业课程有许多不同，总的是要使素质教育的指导思想得以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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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鼓励学生多读书，也要有一个指导思想。比方说，有的学校开出一百本书单，硬性要求学生读完。我想大学生在四年里大概是读不完的。那么，到底要开多少？我想，可以开出来，不一定都要他们读完，让他们自己去选。要让大学生懂得所有学问是不可能的。去年我们北大学生提出，21世纪要培养“百科全书式”的人才，我听了以后觉得是笑话，我说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是最没有用的人物。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是信息时代，一上网，要什么知识都有了，而且天天更新，我要你这个活人干什么呀？一个人能够发挥他的社会效应，实现他的人生价值，靠什么？是靠他的“专"，靠别人没有的他的独到之处。这样他就能对社会作出独一份的、 别人做不出来的贡献，这是他实现社会价值的本事。所以人的成就在他的“专”上，在他的独到之处。但是你要达到这个“专”，必须懂得很多铺垫的知识，要“广”。从这个意义上看，“广”是为“专”服务的，“广”能使你的知识内化，提高你的能力，“广”是一个基础。至于如何“广”，“广”到什么程度，如何处理“广”和“专”的关系，这是需要研究的。因为在学校里学时是有限的，一共只有四年，不可能包罗万象都学。但要给他创造条件，有许多东西供他选择，没有这种选择是不行的。但这个选择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最好给学生配备有导师，导师给他明确的指导思想，指导学生学习、选课。这样做，文化素质教育的通识课程就不致流于形式。总之，文化素质教育的各种活动，不要只满足于开了多少课，搞了哪些活动，注意表面形式，而要重在精神实质，贯彻素质教育的指导思想，这样就能做到“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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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要在各种各样的专业课程里渗透人文精神。
关于这个主题，我已经多次做了报告，而且在《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四卷里有我那篇文章，文章写得比较仔细，我在这里不做太多展开了。人文精神是各种专业课，包括理工科、农、林、牧、医，甚至于社会政治、经济，这些课程里面都应当贯彻的。你不要以为讲社会科学一定很有人文精神，不见得，有时候社会科学课程也可以讲得没有人文精神。因为，人文精神表现在人跟自我、跟他人、跟社会和自然的关系上，这是个态度问题。这态度反映在人的认识、感情和行为上。科学技术的任务是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是处理人和物之间的关系的。首先是认识，认识有各种各样的动力，这里有兴趣、好奇，有对真善美的追求，还有各种各样的功利目标，包括为个人（毕业、提职、升官、荣誉等）的和为国家、民族的。可以说，这些动力都来源于人文，来源于人的精神。科学认识的态度包括对真理的态度（是否执著追求，为真理而献身），科学道德（是否实事求是等），当然体现了人文精神。科学认识的方法要继承人类长期积累下来的思维和行为准则，要充分吸收前人的哲学研究成果，要利用集体的合作；而科学是一把双刃剑，能造福人类，用得不当也会危害人类，如何利用科技成果，使它趋利避害，是发展科技的大问题。
这里，我想着重谈谈科学认识的动力与人的感情的关系。感情当然是一种人文因素，但科学创新就是靠感情激发出来的。我们的“两弹一星”就是我们的先辈们怀着强烈的爱国热诚，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硬拼出来的。现在中国非常需要创新，强调源头创新，就要鼓励一种“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但不是要求所有的人，如果所有人都为科学而科学，我们国家也养不起那么多科学家。这种“为科学而科学”精神是从好奇和兴趣出发的，对窥探未知世界的奥秘怀有强烈的感情。古时候屈原就是这样的，他的《天问》就有170多个问题，他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就表明了这样一个态度。屈原为什么有这样的感情，要作《天问》、《离骚》？就是因为他被放逐了，非常不平，所以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他要发泄出来，就产生了千古传颂的诗歌。孔子也是觉得不得志，很压抑，就周游列国，然后作《春秋》。太史公司马迁作《史记》，是因为受了宫刑，非常不平，他要把历史的真实昭示后代。这些都是在强烈的感情冲击下的杰作。这是文学。科学也一样，要有强烈感情，才会有创新。现在许多人搞科学是为了追求个人名利。我为什么要去搞这个科研？我要毕业，要拿博士文凭，要提职称，要升教授，要得奖，要什么什么。那是被动的，只能高涨于一时，刺激不了真正的、长远的科学发展。我们要有杜甫的精神。杜甫在《曲江》诗里说要“细探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他要把探究事物之理这件事当成是乐趣，不考虑这件事会带来好名声、坏名声，功名利禄，统统不顾。这看来有点“傻”，但靠这种“傻劲”、这种豁达态度才能产生科学。有个苏格拉底的故事。古希腊的宗教法庭控告他“不敬神”，判他死刑，他的学生劝他逃走，他不逃，“我坚持这个真理，杀头就杀头”，就被杀了。为坚持自己的真理不逃，我们感到非常迂腐，非常的傻。阿基米德也是这样，人家打进来了，他还在画几何的圆，敌人士兵威逼他，他说千万不要动我的圆，结果就被杀了。他宁肯要他的圆，不要他的性命。这是真正科学家的情怀，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这种“迂腐”的人，这个国家就完蛋了，这个民族也要完蛋，因为丢了精神，科学的精神。这是一种感情，一种超脱，为科学而超脱的感情。李政道先生关于这个问题说得非常透：“一个人要创造就得有感情，艺术对科学的影响不是简单地说画一张画，就变成科学，科学的研究……都是需要理智的，但是，鼓舞这些强烈理智的推动力是基于感情；同样地，艺术家用创新的方法激发人类普遍性的内在情感，这些创新方法和观念和理智分不开。”所以说，科学和艺术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对这两个问题的相互关系讲得非常透。感情基本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态度，人与物之间的态度，所以说态度非常重要，这是一种人文。我们平常老问“什么叫创新”？创新就是在激情下爆发出来的火花。这个激情怎么来？激情就是人与环境之间的强烈感情，就靠人文。另外，对于美的追求、善的追求，也会产生激情。善是真和美在社会生活的一些表现。我们要追求功能美和形式美的统一。我写过一篇文章批评了北京西客站，它就只追求形式美，没有追求功能美，没有把美与善结合起来。我们这些老头子老太太到北京西客站去简直是受苦，要走这么长的路，要上下楼梯，完全没有以人为本，为旅客来着想。我国建筑大师张开济老先生把北京西客站的建筑看做是北京建设的一个败笔。当然，西客站问题不光是建筑师不好，而是因为我们头头的干预太多，每个首长都可以说话，你必须得这么做。所以人文精神还体现在坚持真理上，对科学的勇气和胆识。这里我可以举出前北大校长马寅初为例。他1956年提出了新人口论。当时上面下令要全校批判他的人口论，全校贴了很多大字报，批判他。马寅初宣布：“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投降。”全体师生批判他，他不投降，这就反映了他对真理的态度，跟苏格拉底有共同之处。他是北大的光荣。他这番话写在文章中，公开发表在《光明日报》上，这就反映了科学家不畏强暴，对科学的忠贞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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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关于科学认识方法，昨天杨叔子同志已经讲了很多了。科学的思维和工作方法是靠人类先哲长期探索积累继承下来的，这里当然体现了人文精神。无论是形象思维还是逻辑思维，都是自然和社会科学共同的成果。此外，科学研究一定要依靠集体。现在不是中世纪了，一个人钻到“象牙塔”里会做出惊人业绩。集体合作最重要的就是互相尊重，这又涉及人文。另外，对科学结果怎么利用，要非常慎重，绝不能想当然。我过去常讲改造沙漠的故事。大家以为改造沙漠就是要种树，搞绿化。这不是绝对的，是有条件的。我在内蒙古到过一个地方，看到那里绿化搞得很好，沙漠里出了绿洲，大加赞扬。人家内行的给我泼了一盆冷水，说这个地方将来会树枯草萎，再难改造了。原来这个地方虽是沙漠，地下水资源还是很丰富的，所以种树很容易成活。但树长大后根部越长越深，逐渐把地下水从土壤抽到树冠，排放到空气中去了，结果地下水位越降越低，最后会抽光了，于是树也活不成，无可救药了。今天再给大家讲一个我在台湾看到的造林的故事。一次到台湾大学，台大有三百平方公里的林地，占台湾面积的百分之一，是台湾光复后国民党政府送给他的，所以号称是世界最大的大学，因为没有一个大学有三百平方公里这么大的校园。他们非常自豪，领我看林场。那是一片森林，都是那么粗的大树，我觉得那个林场很美，造林很有成绩，还设了很多观望台。他说你爬到那上面去看，我就爬上了一个望台，看到了有一片稍微黑一点，他说这就是我们整个森林树木将来的前途。这片树林树冠已经枯了，你别看它现在非常好，以后这整个森林都要枯死。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这片林只种了一种松树，隔几米种一棵，整整齐齐非常好，但后来发现不行，里面长了很多松鼠，松鼠要吃浆果。浆果是一种灌木果实，现在松树都长大了，灌木就没有了，都被松树挤死掉了。松鼠没有浆果吃，就要啃树皮，树皮啃掉，树都要死。我从这里学到了一条经验，植树造林不能够种一种同样的树种，必须有各种树木混杂，有乔木、有灌木，混着种，这样才符合自然的生态规律。最近看到《参考消息》上的一篇文章，也是这样说的。所以认为改造沙漠、植树造林就能解决生态问题，实际上没有这么简单。自然是非常复杂的，不能按人的主观意志，按照一般常识去处理。科学结论的应用要非常小心，“慎之又慎”，这“慎”就是强烈的责任感，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的高度负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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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些都是科学的问题，涉及科学的动力、方法，以及对待科学规律和科学应用的态度。老师在专业课里主要讲的都是具体的科学内容，但必然会涉及这些问题，因此，课程可以讲得充满人文精神。如果教师在讲授科学现象、规律、方法和应用中渗透了这种人文精神，课程就会讲得有血有肉，有灵魂，学生就会被教师这种人格魅力所感染，潜移默化地接受你的思想。这样培养出的人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有主体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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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营造整体优化的校园文化环境.
中国教育历来重视环境育人，周远清同志讲了要把文化素质教育贯彻到教育的全过程中去，就是讲环境育人的巨大作用。我们常说，学校是一个大染缸，是泡菜坛子（这“泡菜坛子”的话是华中科技大学提出来的），就是说，人在不同的环境里，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会受到无形的影响。为此教育部提出了“三提高”，即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提高教师的文化素养，提高学校的文化品位和格调。大学应该有很高的文化品味和格调。我对大学的文化格调提出了“文、雅、序、活”四个字。文，就是让人进到学校就能感受到是在知识的海洋里，有一个充满文化的气氛，觉得必须学习，产生不断学习、终身学习的强烈愿望。我最近看了很多学校，他们的实验室、图书馆里都张贴了很多中外科学家的肖像，有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这对激励学生的上进心作用很大，解放后很长时间我们没有这样做了。当然有点缺陷，就是这些像的艺术品味还不够高，看了以后不能给人以肃然起敬的感觉。我小时候是受到过这种感染的，觉得长大后也要像他们那样。其次，学校一定是高雅的，而不是粗野的。校园还要有秩序，井井有条，而不能乱七八糟。最后，校园环境还要“活”，活不仅是青年人那种朝气蓬勃的活力，而且，特别是在学术思想上，要开放，要自由，就像杨振宁讲他的导师那样，能够允许错误存在。宽松环境对科学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里我讲讲如何对待科学的失败，我有深刻的教训。科学家对正确与错误要有很高的鉴别能力，但不能老去揭人之短，即使看到了人家的短处，还要考虑一下这里面有没有合理的东西。我是搞物理的，我国的一位科学家曾经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提出过一种激光冷却原子的方法，我看了这篇文章，经过一番考虑，认为它违反了物理学的基本规律，是不可能实现的，但证明这个结论很不容易。我请了一位研究生，花了半年多的时间进行计算，证明它确实是错的。我觉得很高兴，因为我们教研室有位老师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我认为它是错的，所以没让他发表；那位先生的文章发表了，国外还有人说他的想法很好，我就觉得对不起我们教研室的那位老师。而我证明他错了以后就心安理得，认为对得起那位老师了。但是我没有想想这种错误后面有没有合理之处。这种方法是用光的时间变化来达到冷却原子，差不多同时外国人发明了一种用光的空间变化来冷却原子的方法。它在物理上是完全通的。我很后悔，当时我为什么老想批判人家呢？我当然不是要批评那位科学工作者，我是要对得起我们教研室的那位老师。当时如果我转一个弯，想想不用时间，而用空间变化行不行呢？如果能这么一想，就是发明。科学上的问题就像一张窗户纸，一捅破就明白了。这给了我科学要允许宽容错误的启示，要从人家的错误里去寻找有没有合理之处。本来是错的东西，有些不合理的东西，你可以批评它、纠正它，但你转个弯，也许还会找到合理之处，甚至是一种创新。在很多情况下，科学就是这样从错误中产生的。只有能宽容错误，科学才能够繁荣。这是“活”的一种体现。在这个问题上，爱迪生有很好的态度。爱迪生研究干电池，做了一万次实验，都失败了，爱迪生说我找到了一万种不可能做成干电池的方法。这就是换一种思想方法来想问题。我们认为是失败，他认为是找了一种不可能的方法，是一种成功，把失败转化为成功。这就是思想方法的变化。这样的环境让人家有出路，如果一味地堵住他，他就没出路，就不去想了，他还会有什么成功呢？科学上还常有一些爱“认死理”的人，这些人有时候看来非常迂腐。社会要容忍迂腐的人。这点现在比“文革”以前好得多了，我们对不同意见宽容得多了。但也有一些人，觉得这些知识分子老提反面问题。知识分子往往要保持批判精神，这批判精神有它的道理。《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五卷有一篇南京大学教授讲“理性人”的文章讲了这个问题。一个有理性思维的人往往要批判现实。现实永远不符合理性，永远有缺点，所以要批判。现实就是在保持这样的批判中前进的。我认为大学的环境不能和社会一样，大学要高于社会，因为大学是培养未来社会的人，未来社会要比今天社会更美好，更接近于理想。今天社会上有些东西是合法但不合理的，这些东西在社会上允许存在，但在学校里则不容许。比方说做生意，一件衣服在武汉买二十块钱，在北京买四十块钱，杨先生从武汉来带了十件衣服送给朋友，朋友说不能送，要花钱买，如果按北京价钱就应该付四十块钱，按武汉的价钱只要付二十块钱，是应该收二十块钱还是四十块？收四十块完全合法，北京市价就是四十块。但是按朋友的友情来看，应该收二十块。这事情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似乎合理，但是从教育学生的角度来看，不允许收四十块钱，应该老老实实收二十块钱，因为你不是商人，对商人政府还要收税呢。但是现在学校里面做这样生意的人还不是个别的。我觉得这种事情不应该在学校里发生，市场经济规律不应该都允许在学校里起作用，因为有些东西并不符合社会道德。在这个问题上要允许有点迂腐气。现在北大好在什么地方？北大允许存在一些迂腐的人。北大每年报奖非常困难，都不肯报。这里当然也有中国科学管理制度的问题，奖怎么是自己报的？应该是社会上公认你的研究的科学价值。我以前在北大自然科学处工作，为报奖这件事头痛极了。今年又要报奖了，还是没人报，现在科研部的人说，我也不管了，爱报不报，北大没有奖就没有吧。我觉得学校应该有这种风格。现在社会上提倡《SCI》，我们北大有位院士，廖山涛先生，研究数学的，已过世了。他一辈子没有送过《SCI》一篇文章。他是北大教授，他就在北大学报上发表文章，一年就一两篇，但他的文章质量非常高，送给国外同行，他们给他广泛传播，他自己还不知道，结果得了个第三世界最高数学奖，马上就入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后来才选他当院士。我们在学校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部分教授提出来，廖山涛就没有一篇《SCI》文章，你干吗要我们发那么多《SCI》文章？我当时是常务副校长，我说你不要说这话，北大的《SCI》已经落后了，在这个时候你说这个话没有分量，你还是老老实实地把我们的《SCI》搞上去，到时候再说“《SCI》不值钱，一味追求《SCI》，原创性的文章会落空，我国的科学要掉下来的”这样的话还不晚。说实话，我是违心的。迂腐的人，真正有理性思维的人，在社会上可能是吃不开的。但是我们的国家如果没有这种人，将来很难在科学上能对世界做出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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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是疏导和堵截相结合。
这个问题是我这次新提出来的。我把育人和治水相比拟。大家都知道，夏禹治水要比他的前任鲧高明一点，鲧只知道那个地方发洪水了，就跟我们1998年治洪水那样去堵塞，而禹靠引导、疏导，把全国的水灾制服了。所以，疏导是主要的。育人也是一样，解放以前的教育，非常着重堵塞，对学生这不许，那不行，违反了，狠狠惩罚。解放以后就一直着重疏导。但是我觉得，对育人光有疏导是不够的，疏导要和堵截结合起来。古人说：“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疏导与堵塞是相辅相成的，光着力于疏导是一种幼稚的、不切实际的想法。为什么呢？我讲一个我个人的故事。我初中在浙江宁波中学念书，我们的校长叫赵仲苏，对学生是要求很严的。我们那时候是住读，因为校舍被日本鬼子炸掉了，所以就住在一个大寺院里，二三十人住一屋，早上六点钟起床，然后上操。我们的校长已经五十开外了，挺着个大肚子，陪着我们早跑，一个同学掉队，他就在后面把他追上去。“跟上，跟上！”如果那个学生早上没起来，绝对要把他从被窝里提起来。晚上七点到十点必须老老实实、不声不响地在教室里自习，礼拜天早上、晚上也必须在教室上自习，只允许下午出去，严得要命。我们学生非常恨他，认为太严了，说他是个法西斯，觉得这种教育就是法西斯式教育。但是人就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终身受益。现在老校长被认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教育家，为他树立了铜像。解放军部队非常重视养成教育，养成教育就是要锻炼作为一个军人的基本素质。这光靠疏导，给你一天到晚讲，就是不行，就要用强制的、严厉的手段，你不这么做就要受处罚。“玉不琢，不成器”，这样千锤百炼，才能成为好料。我曾经在动物园里看大狮子驯服小狮子。小狮子到处乱跑，大狮子咬它一口，它就老老实实回来了。小孩的成长只靠疏导，我觉得此路不通。解放以后我们教育的一个失败，就是对人要求太松，认为太严格要求多少有点法西斯。我对这一点感受很深。因为一解放，我们学生就觉得应该充分自由了，不应该再受严格纪律的约束，似乎这是一种“解放”的体现。后来，很多年轻的教师都不敢对学生严格要求，怕学生攻击他们是“法西斯”，其结果是现在我们整个民族要求很松。后来的一些政治运动更加深了这种偏颇的倾向，比如，对学生要求严一些，施用了惩戒措施，就被扣上“打击工农子弟”，实行“阶级报复”等翻不了身的帽子。我看，我们以前还是养成了公私分明习惯的，写一封私人信，绝不用公家信封，如果这样做了，内心觉得非常不应该，“三反五反”运动时，做了这种事是要作检讨的。可是，现在这算什么事？出门看朋友，出租车一打，回来报销，这算什么事啊？可这是贪污啊，是贪污公款！为什么现在腐败这么严重？从我们学校开始就要求不严。我主张必须要严，作弊，该开除的开除，该退学的退学，该记过的记过。现在这样做很难，随便一个处分，就多方求情，家长、同事、上司，各方面来说情，社会压力很大啊！考虑到有些问题的社会承受力，现在学校对学生的要求已经比较低了，真正受到处分的学生很少了，但只要惩罚，就会引来许多问题，这是很不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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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讲一个自己的故事。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人家都叫我“王教授”，是很尊重我的。可是有一次，我在车间里加工一件用导热陶瓷做的零件，已经深夜三四点钟了，零件还没有加工完，人已很困了。想休息一下再来工作。按车间规定，人离开车床必须把床子打扫干净。可加工陶瓷，车床满是粉尘，要打扫干净起码要大半个钟头。心想：偷个懒吧，先去休息一会，明天一早再来，做出我开了一夜夜车的样子。谁知第二天一早，车间主任比我来得早，就在门口贴了一张告示：“因车间被玷污，停止工作。”我赶紧去“自首”，说明原因。可主任不依不饶，非要按规矩处罚，并报告了研究所所长。我被找去严肃地谈了一次话。这时，“王教授”的尊严就没有了。任我怎么解释，还是被罚打扫干净车间，停止工作一个月。真是“铁面无私”！但只有这样才能养成公民严肃对待法规的态度。这正是我们中国所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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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学生出国，有多少推荐信是推荐者写的？所以中国人现在世界上的信誉比较差，我们这个民族如果没有严厉地堵截，不应该做的事情不把它堵住，光靠疏导，是难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成克杰不杀不行！我们现在贪污腐化所以那么厉害，就是因为这些事好像太多了，“法不责众”，结果愈演愈烈，不可收拾。我相信如果我们严格起来，就能制止。现在有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就是对学生从品行、道德、操守直到学术上的问题都要有规范，谁违反，就要绳之以法。学术上，这类问题在我身上也发生过多次，我的学生写文章，把我的名字一署，根本就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就发表了。错了我当然要负责，说实话我负不起这个责任。这些事情现在已经司空见惯。这样下去不行，我们民族的整体素质就会下降，所以一定要从严管理。严格管理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处分也是一种方式，光靠疏导是难以使知识规范“化”入灵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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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关于实践环节的问题，杨叔子同志昨天在这个问题上很有发挥，我就不多讲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也是人取得正确认识的基本途径。知识，无论是关于社会的行为准则，还是科学的知识，要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内化”、“升华”为一种感情、自觉和本能，变成举手投足、自发表现出来的素质，必须依靠亲身实践；能力的取得更是这样。我们要树立“实践第一”的观念，把实践作为锻炼人、提升人的素质的主渠道。实践的内涵很广，包括写作练习、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社会调查、文艺活动、社区服务、考察访问以及学生社团和组织中的服务工作等等。学校要重视并组织好各种实践活动，但不一定都是学校领导出面或教师组织，要充分发挥学生组织和社团的作用，让学生自己教育自己，锻炼自己。一个好的学校，最重要的教育资源是学生自己，让学生们相互学习，并且在这种实践中学会交流和共处。正像哈佛大学前文理学院院长罗索夫斯基说的，在哈佛，学生们从同学那里学到的东西要比从老师们那里学到的更多，他以此为荣，认为是对哈佛的崇高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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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从五方面讲了文化素质教育怎样在“化”字上下功夫。当然实际上不止这一些。在具体操作中各校一定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发挥各自的积极性，自己去创造。素质教育没有一定的模式，要因地制宜，因校而异，因人而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