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钱伟长老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什么？

2010-07-31 21: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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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科学家、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老人，2010年7月30日在上海逝世，笔者深表痛惜和哀悼。笔者这份痛悼，并不仅因为他是我国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近代力学、应用数学的奠基人之一，以及连续4届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等公谊，而且还因为在笔者工作中曾受到过钱老恩惠，这份痛悼也渗透着自己的私情。16年前，笔者受命主持创办一家政府部门的报纸，因报纸新办，知名度不高，能否生存下去都很是发愁；通过某种渠道，请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钱老关怀，钱老欣然为这张报纸题写了报头名称。此后，这报纸不仅生存至今，在一段时间里还发行108个国家；当时，80多个中国驻外使领馆都来函予以肯定和鼓励。这份恩惠虽然与私人无关，可笔者至今难忘。
不过，这种小事对于钱老来说，微不足道。他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名，国际上以钱氏命名的力学、应用数学科研成果有“钱伟长方程”、“钱伟长方法”、“钱伟长一般方程”，“圆柱壳的钱伟长方程”等，具有历史性的对整个人类的恩惠，让世人敬仰。
钱伟长老人是一个对现代中国科学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人，他与周培源、钱学森、郭永怀等4人被称为中国近代力学和应用数学的奠基人，而这4个人在早期求学的经历上有著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分别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毕业之后，都曾在著名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求学和工作过。其中，钱伟长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到加州理工学院工作4年，而其余3人均为加州理工大学博士。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近代物理学是在美国的加州奠基的。30出头的钱伟长也正是在加州期间达到了其科学研究的顶峰，他的论文得到了爱因斯坦的称赞，并且与爱因斯坦的文章发在同一个集子里。
象他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一样，钱伟长是爱中国的。而且，他比著名“三钱”中的钱学森更爱国。钱学森的回国，是被美国人逼回来的。而钱伟长的回国，则是自愿的，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1946年便回国参与建设了。当然，年轻时代的钱伟长对科学的追求和热爱应该是不在他对国家的爱之下，否则，他也就不会在抗日战争期间的1940年，离开战乱的国家到加拿大去求学。同时，要不是爱科学和爱真理，他也不会在1957年口无遮拦，得罪当权者而被打成“右派”了。
1957年，钱伟长已是清华大学副校长，因为反对苏联办学模式和主张理工合校而被打成“右派”，随即被剥夺从事科学研究权利，时年45岁。这个享誉国际的科学家经历了大多数正直而敢言的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磨难。这个成果卓著的力学家，只能成天与扫帚、拖把、抹布为伴。已经排好版的《应用数学》一书不仅被禁止出版，他甚至还要赔偿排版费。要不是毛泽东一句“他是好教师”而保留了他的教授资格，还发工资，免于发配北大荒，那么他此后的10年也就跟许多中国“右派”一样，必将饱受摧残。但到了1968年，这位56岁的科学家，还是被分配到首都特钢，成了一名炉前工。对于这段经历，他在晚年接受中央电视台的一次采访中称之为“分明拿好马当驴使”。而他的子女，也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而言，面对无书可读的子女，其内心的痛苦自不待言。
但也如同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钱伟长身上那种高贵的批判精神，被逐渐消灭掉了。在蛮横的“党国”面前，他变得很温顺。在被“党国”意识形态剥夺了包括人的尊严在内的一切权利之后，他甚至还对其任何一点点在伤口上的抚慰而感激涕零。据北京特种钢厂的一位工人事后回忆，被剥夺了给大学生上课权利的钱伟长，曾经为了被允许给工人师傅们讲一次课而“感动得痛哭流涕”。当然，1980年代以后的优裕生活，更是让他彻底地归顺了。人们再也看不到他为正义奔走的身影，看到的只是一个对一切劣行保持缄默的温顺老人。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人们仅仅看到钱伟长老人在海外战争之后，从大坝工程安全的角度，反对“三峡工程”上马的一篇文章，算是对国家和子孙后代的担忧而对当局决策的异议。但后来，钱伟长老人知道这篇文章触了地雷，又马上到三峡大坝工地去表态，支援这个工程。不过尽管如此，钱伟长老人内心里却是充满正义感的。比如1994年三峡工程上马之后，全国政协委员、长办高级工程师刘崇熙撰写了一篇文章，论述大坝工程使用寿命的文章，文章指出，“我国兴建的大量混凝土坝在运行10至30年后局部呈现严重病害，以致危急到大坝安全”；文中提出了“三峡混凝土坝的耐久寿命，预计50年”的结论。刘崇熙将文章交给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钱老看到这篇文章之后，觉得事情重大，就将文章呈送到江泽民处，并建议全国水利工程学会召开紧急会议对此加以讨论，对现有大中型坝体进行普查和处理。
事实上，科学家们的这些异议，到现在已经有了些结果。这从7年来关于三峡大坝，官媒不断“变脸”中就可以看出来。7年前的2003年6月1日，新华社报道说，“三峡大坝固若金汤，可抵御万年一遇洪水”；3年前的2007年5月5日中国新闻网报道说，“‘三峡’将全面发挥防洪功能，可抵御千年一遇洪水”；2年前的2008年10月21日新华网报道说，“三峡大坝可抵御百年一遇特大洪水”；而到了现在，2010年7月19日中央电视台却报道“长江水利委：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三峡大坝上”。……短短7年，官媒从“可抵御万年一遇洪水”逐渐变成“不能寄托希望”。三峡大坝工程被领导人誉为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工程；既然“利在千秋”，那么经济使用年限就必然要在一千年以上。可如今不要说万年、千秋，就是百年、十年，也被官媒抹掉了。这至少，从侧面证明了学者和科学家们的异议，是非常有用的。在他们面前，领导权是可笑的，也是要被历史和大自然无情回击的。
现在，钱老去世了，可在大陆汗牛充栋的歌功颂德声音里，就没有一篇对钱老经历的反思，也没人追问钱老在成为“右派”后精神上受到的折磨和摧残；他受到的所有痛苦和磨难，也仅仅用“爱国”两字被抹掉。实际上，钱老的经历，就是一个中国著名知识分子如何在“党国”意识形态的折磨下，由一个精神上的贵族沦落为精神上的奴隶的缩影。其中艰辛，为什么得不到关注？！虽然，他在最近的30多年中饱受尊崇，但是，他心中真的快乐吗？！
他老人家如今已经仙逝，也就没有追问的可能，从而也给世人留下遗憾。
不过，与钱伟长老人并列“三钱”的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老人，对此有过回答。钱学森在1991年曾经向到访的美国友人私底下承认，中国虽然进步了很多，但中国人“并不快乐”。转述这段经历的，是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时结识的研究同侪兼好友法兰克·马布尔博士。根据《加州理工新闻》引述马布尔博士的回忆，美国移民局对钱学森不怀好意的听证会，令他对美国政府失去信心，但钱学森却经常怀念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日子，马布尔认为“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中的其中一段”。
根据《加州理工新闻》，马布尔曾4次到北京探访过钱学森，第一次在1981年，当时马布尔和妻子获得中国科学院的邀请，到北京教学。这是他25年以来首次再见到钱学森，两人当时不知从何说起。钱学森在被遣返中国之前，就在马布尔的家中暂住。马布尔问钱学森：“我们可否象以前好朋友那时无话不说，又或者是不再可能?”钱学森想了半个小时之后才说：“我们两人没有隔膜。”之后，马布尔在1991年和1996年两次在与钱学森见面，两人的话题也多了起来，马布尔尤其清楚记得钱学森在 1991年说过，“你知道吗，法兰克，我们都为中国做了不少事，人民现在吃得饱，有工作也有进步，但法兰克，他们并不快乐。”马布尔说，钱学森对此感到非常不安，甚至好象对这个情况他也有责任，但其实他的工作跟这个情况一点关系都没有。
马布尔最后看到钱学森是在2001年12月，当时马布尔是以朋友兼加州理工学院校长特使的身份看望长期住院的钱学森，向钱学森颁发加州理工学院的杰出校友奖。这个奖其实在23年前已经颁给钱学森，但钱并没有到美国领奖。马布尔说，钱学森在文革时曾经受到迫害，但钱从来没有亲口向他说过，只轻描淡写的说那是“失去的10年”。马布尔也曾与钱伟长聊过有关这段历史，钱伟长说当时他曾经在一家钢铁厂做过生火工人，日子很不好过。
马布尔说，钱学森虽然对美国政府失去信心，但他对美国人民的感觉还是很好的，在他返回中国之后，他已不想以官方身份再与美国政府打交道。马布尔记得1980年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哈劳·布朗访问北京时，钱学森拒绝与这位前加州理工学院的校长见面，后来马布尔跟钱学森说，“钱，你犯了大错，哈劳．布朗一直都很欣赏你，他本人也是一个杰出的人物。”钱学森说：“我知道，这是我的错。”……
这篇新闻，也许能反映钱学森、钱伟长等老人的真实的内心世界。他们至死，在公开场合都沉默，甚至当着亲人也三缄其口；或许只有在至交面前，才可能有几丝袒露。他们都是伟大的科学家，对于他们，后人只有非常敬仰。对于那一代遭受磨难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后人没有苛求的权利，更没有半点责备的必要；后人要发扬的，是他们对科学的贡献和他们年轻时的坚持真理的精神。然而，对“阉割”中国知识精英的政治制度和传统，却有问责的义务。
据说，钱伟长1948年申请重新回到美国，被要求填写“中美开战时忠于美国”，他说了“不”而遭拒签。为了突出钱老的爱国，大陆媒体将此事连篇累牍地宣扬。是否真有此事，没有第三者证明；即便有此事也很好理解，因为钱老绝对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这一点毋庸置疑。当时的国，还是中华民国；是一个刚从抗战废墟中站起来、人民困苦、百废待兴的国，钱老当然抵制任何的包括美国针对中国的战争。可见，他当时的爱国，是爱中华民国；说到底，是爱这个国家的土地和人民。媒体用此例，更能让后人知道应如何爱国。
可是现在，多少官一代、官二代乃至三代，富翁、明星，已经成为了美国公民，在入籍时早已经宣誓效忠美国。比照钱老，倒是官媒突出的“反美意识”，应该惭愧。况且，自1978年以来，有106万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仅27.5万人回国，流出海外的78.5万青年才俊，相当于30所北大、30所清华的所有在校本科生，其中很大部分都在美国。老一辈的大部分中国知识精英诸如著名的“三钱”等，也是美国培养和造就的。
媒体也着重宣传钱老调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后，倡议“拆掉四堵墙”。可是，现在中国却对世界建立起了更雄伟、更壮观、也更令人诟病的“一堵墙”；……
凡此种种，人们从钱伟长老人身上，看到的却不仅仅是他的科学成就。
最近，有媒体报道，民怨沸腾、民权殆尽、死伤百姓无算的暴力拆迁中，中国科技最高学术机构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基地也遭暴力拆除。基地被推土机夷为平地，一批国家级仪器装备被当垃圾清理，大量创建时期的珍贵文物和仪器毁于一旦。官网介绍，力学研究所1956年成立，是中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力学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单位。钱学森、钱伟长为首任正、副所长。但是，目前无任何一方站出来承认是强拆单位。……
也许这个强拆，正好成为钱老辞世的离别留念。对此，我们还能再说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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