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龙应台在北大的演讲喝彩

2010-08-06 01:0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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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1日，曾当过台北文化局长的作家龙应台，应邀在北京大学纪念讲堂发表演讲，她说她真诚地拥有一个“中国梦”，这个梦希望中国的崛起不是来自于军事力量或经济富强，因为这样的大国“很危险”；她希望，中国的“大国崛起”是根源于文明的崛起。香港《苹果日报》报道说，这是龙应台首次到中国大陆进行演讲。她是以获奖人身份到北大参加“中国梦饯行者”典礼并领奖后讲这番话的。
据台湾媒体报道，她开始演讲就说，来演讲之前曾想过，“有1000颗导弹对准我们(台湾)，还想邀我去吗？”龙应台要求听众把握时间，因为听说北大可能会随时“断水断电。”龙应台说，她真诚地希望有一个中国梦，这个梦希望中国崛起不是来自军事力量或经济富强，因为这样的大国很“危险”。她希望中国的大国崛起是根源于文明的崛起。“谁在乎大国崛起？如果所谓大国崛起，是人民引以自豪的军事耀武扬威，是经济的财大气粗，是政治势力的唯我独尊，那宁愿它不崛起。这种崛起，最终带给人民的是灾难。”
龙应台一年前出版了一本书《大江大海1949》，主要谈国共内战和两岸60年来的风风雨雨，但是，北京并没有批准该书在大陆上市发行。龙应台在北大说，希望大陆能出版这本和平之书，“两岸都要有诚实的勇气，共同面对历史。”
龙应台说，如今台湾民主乱像，包括蓝绿纷争、本省与外省，还有立法院打架，但这些都是表面，“大家不要被表面给骗了。”她说，不管台湾民主怎么乱，台湾人都有相同的价值观，这价值观就是从小被教导的“礼义廉耻”。龙应台说，这是台湾人的梦，是可以与中国人共同拥有的梦，也就是两岸人民基本的价值观。
龙应台说，台湾原有的中国梦在经历退出联合国、台美断交后，台湾人普遍认清事实与现实，并逐渐转型为“台湾梦。”龙应台说，台湾梦虽有分歧，但不论蓝绿都有共识，也有基本的价值观，“因为权利侵蚀是无处不在的，所以个人权利、言论自由，是要每个人寸土必争，绝不退让。”她说：“如果两岸在文明价值观没有共识，血浓于水又算什么呢？”
这次龙应台在北大的演讲，相关内容海外华人世界广为流传；而在大陆，则继2010年5月末在中山大学的演讲之后，再次刮起了“龙旋风”。
5月29日，龙应台携纪录片《目送》到访羊城并在中山大学举办的大陆首映暨交流会上发表演讲；一身简单装扮的龙应台手插裤兜走上台前，语调温婉，但言辞依旧犀利，3个小时里，现场多次掌声如雷。
她说这是她第一次这么大规模场合在大陆与读者见面，是纪录片《目送》第一次在大陆放映，也是自己第一次在广州和读者见面。广州也是纪录片和巡回的最后一站。龙应台感言，她最大的感触是：历史有太多的被深锁的抽屉没有打开；当你试图超越原来自以为是的成见，你很容易能看到你的敌人伤在哪里，你一旦看到，马上会发现有很多深层的东西是完全一样的。她提醒说，台湾人的记忆与经历和大陆人不同，影片的表达也会跟大家习惯的方式有落差。她希望有志气的年轻人，看片时能够不急于“审判”，不急于捍卫自己的既有观点，而是“带回家想一想”。她说，青年人的勇气，不在于用力勇敢维护你原来相信的东西，而是表现在用力勇敢推翻你原来相信的东西。
龙应台被问及一个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从政后如何处理与官员错位的关系，她打了个比方称：“官员是球员，知识分子才是裁判。”知识分子进入体制须放下原有身份。
龙应台道：“我不认为两者之间有矛盾。知识分子的身份其实更类似裁判，掌权者更像是球员。知识分子可以快意恩仇，但体制中的掌权者却要默默做事，而非指点江山。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如果想要进入体制，必须认清自身角色的转换，放下原有的身份，变成一个忍辱负重、耐心协调、任人批判的人。裁判不能兼球员，球员也不能兼裁判，两者各有职责，不宜混淆。”
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关于她的新书《大江大海1949》中关注国家机器下的个人命运问题，龙应台快人快语：“战争中的巨大罪行的审判，在我以前的书都有提到过，比如在柏林墙脚射杀平民的士兵，他个人应该负多少责任，他的长官该负多少责任，这是非常复杂的命题。在写《大江大海》这本书时，我想做的是把不同的国家机器盒子打开，让大家看看是什么。本来在其原有价值观，他是属于正义的一方，不正义的一方，胜利的一方，失败的一方，但现在天平打翻了，机器打开了。但是，不处理不代表问题不存在，恰恰在这本书里，我想告诉年轻人的是，个人是有责任的，你一定要选择你自己的位置，你一定要做那个有思想的螺丝钉，否则你会被这个机器所吞噬。”
对于怎么看待两岸三地的公民教育差异，龙应台说，“以公民教育来说，我觉得台湾应该是做得最好的，香港现在比较麻烦。台湾的公民教育不能理解为一门课，其实它是在生活的各个角落。比如对陈水扁审判，每天电视上各种名嘴进行分析，让你知道原来起诉不只是相信检察系统一面之辞，还要律师辩护，还有很多程序，这就是活生生的演出。大陆媒体可能觉得台湾如何混乱，但你如果真正懂的话，你会知道这是公民教育渗透在每天的生活里。有些事情需要社会持续讨论，越讨论辩论程度越高，不同的视角会出现越多。”
在这次北大演讲中，龙应台照例给人们以启迪，赢得了台下听众如雷的掌声。
龙应台指出，她看一座城市的文明尺度是，这座城市怎么对待精神病患、对待民工、盲流；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的程度也有很清晰的尺度，就是国家怎么对待弱势群体、怎么包容不同意见、怎么对待“异议人士”，也包括多数怎么对待少数，“当然也包括13亿人怎么对待2300万人”。最后她引用1980年代《野火集》出版后，离开台湾去欧洲前留下的一句话：“今天晚上站在这里说话，深怕带来什么后果，但我有梦，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讲我们想说的话，我们的下一代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我们的下一代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恐怕应该视为龙应台这次演讲的最强音。笔者为此对她喝彩！
恐惧社会和自由社会是根本对立的。什么是自由社会？有言论自由的社会就是自由社会。正如著名前苏联犹太人人权活动家、现以色列政治活动家夏兰斯基所说，“如果人们拥有表达他们自己观点的权利，并免于被逮捕、监禁或者身体伤害的恐惧，那就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当然，有言论自由不等于就有一切。但正如夏兰斯基所说，只要持有异议成为可能，我们在为自己的理想奋斗时就将会是安全的。
怎样确定一个社会有没有言论自由呢？夏兰斯基提出“城镇广场测试”：如果一个人可以走到城镇广场中央表达他或她的观点而免于被逮捕、监禁或身体伤害的恐惧，那么这就是一个自由社会。否则就是一个恐惧社会。这个测试标准很妙：简单、明晰，很有说服力，很容易操作或者说很容易想象。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言论自由固然比前30年有了很大进步，但必须承认，言论自由在中国还没有真正实现。30年来言论自由之所以有很大进步，和执政党内的民主、开明力量的努力分不开；然而也和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努力息息相关，他们在漫长的岁月里，要求言论自由的呼声一刻也没有停息过。包括今天，这种呼声又化作对龙应台演讲的掌声，而在北大讲堂激越地回响。
坚持言论自由原则，有着伟大的意义。首先，言论自由的原则是如此正确，如此正义，即便是那些专制统治者也不敢公开拒绝公开反对，这就使得他们在关于言论自由的问题上不得不处于劣势，处于守势，而且必然会节节败退。其次，言论自由原则又是如此简单，如此清晰，稍有常识的人都可以正确领会和把握。第三，言论自由原则对最大多数人具有最大的说服力，它不像有些更激烈的主张，可能会引起一些人不无道理的疑虑，特别是关于社会稳定的担忧。中国自古就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训，更有现在的政治家“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的总结，没有人相信有了言论自由就会天下大乱。第四，在言论自由的问题上，人们最有可能形成最广泛的共识，而明确地公开地坚持言论自由原则，并不需要过人的勇气，能让更多的人包括那些素来谨慎小心的人也可以参加到抵制强权、争取民主的正义斗争中来。所以，正象龙应台指出的那样，如果中国的崛起，仅仅是来自于军事力量和经济富强，那是很危险的。我们需要的大国崛起，必须是根源于文明的崛起。而文明的尺度就表现在正义，包容，免于恐惧。
龙应台说，台湾人都有相同的价值观，这价值观就是从小被教导的“礼义廉耻”；这是台湾人的梦，是可以与中国人共同拥有的梦，也就是两岸人民基本的价值观。然而，更重要的是，她还告诉我们，中国人和全世界的人类也应该拥有共同的基本价值观，“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就是全人类共有的价值观之一。
实现“我们的下一代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正取决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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