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看好纪登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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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向全体代表们介绍自己的“老朋友”，只有一次。那是在中共九大全体会议上，被介绍的是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纪登奎。纪登奎何以被毛泽东称为“老朋友”呢?说来话长。
毛泽东在许昌发现了纪登奎
先说说毛泽东的许昌情结。许昌小城位于河南中部，古为州治。公元196年，曹操将汉献帝由洛阳迎往许昌，使这里成为汉朝的京城，被时人称为许都。曹操在这里建功立业，威镇四方，成了历史名人。说起曹操，就不能不提到许昌。毛泽东对曹操的武功文治很是佩服，自然而然就对许昌多了几分关注。早在1918年8月18日，青年毛泽东在赴北京途中，就曾与罗章龙等新民学会会员一起来到许昌，寻访魏武遗迹。毛泽东在古许都遗址徘徊良久，吟诵着曹操的诗文，心潮澎湃，不能自己。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路过许昌，听汇报，作批示，还亲自视察襄县、长葛县。还在1951年春，毛泽东乘专列由北京沿京广铁路南下视察，途经许昌时，就曾停车听取过许昌地区领导人的工作汇报。当时，纪登奎作为许昌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就有了见到毛泽东的机会。
据纪登奎回忆，他当时是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登上毛泽东的专列的。由于注意到纪登奎有些紧张，毛泽东一上来并没有谈工作，而是首先问了纪登奎是哪里人，接着又与纪登奎聊起了三国里的故事。直到看到纪登奎松弛下来，才开始听取纪登奎的工作汇报。
根据纪登奎回忆，他随后只是扼要地介绍了许昌地区的地理人口、历史文化、乡土风情、资源物产等情况，汇报了土改、治淮、抗美援朝、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等工作，着重汇报了许昌地区如何建立党的宣传网，以宣传工作为龙头，带动其他工作蓬勃开展，密切党与人民群众联系的经验。而就在纪登奎结束汇报的时候，毛泽东突然问道：你挨过整吗?
纪登奎回答说：挨过两回整。
毛泽东说：我挨过三次整，比你还多一次，挨点整有好处。人家整你，是整对了?还是整错了?
纪登奎说：整错了。他向毛泽东简略地说了自己在冀鲁豫两次挨整的经过。
毛泽东又问：那么，你整过人么?
纪登奎说：整过。
整错过没有?
纪登奎说：也整错过?
毛泽东突然严肃地问道：你杀过人吗?
纪登奎稍一怔，答道：杀过人。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杀了不少人。
毛泽东盯着纪登奎，问：杀错过人吗?
纪登奎答道：也有杀错的。并解释说，那是在情况紧急时发生的，我工作没有做好。
事后，有人认为这番话是毛泽东在考试纪登奎，看他能不能说实话，敢不敢说实话。总的说来，纪登奎的汇报使毛泽东记住了纪登奎，并对他有了较好的印象。
毛泽东一到武汉，就指示中共中央中南局派人到许昌调查了解、总结推广许昌地区宣传工作的经验。1951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南局宣传部宣传处长郭小川撰写的《中共许昌地委的宣传工作》。同日，《人民日报》还在第一版发表了《学习许昌地区经验，做好党的宣传工作》的社论。5月，纪登奎又应邀参加全国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向与会代表介绍许昌宣传工作的经验。毛泽东在会上称赞道：我党的宣传工作有了新的发展。不久，纪登奎被任命为中共许昌地委书记，该地区管辖17个县市，时年纪登奎仅28岁。
1953年春，毛泽东再次到河南视察，他对陪同的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说，要听听纪登奎的汇报。于是，纪登奎再次被带上毛泽东的专列。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对纪登奎和在座的人，讲起了他第一次到许昌的情景。他说：1918年我乘火车去北京，铁路坏了，在许昌候车三天(包括在漯河、临颍停留的时间)。那时候还是军阀统治，人们头上还留着辫子。党成立后，到1949年，经过28年的长期斗争，革命成功了。现在都归我们管了，事情好办了。
毛泽东要纪登奎说话。纪登奎向毛泽东汇报许昌地区的全面工作，毛泽东听了一会儿，提出要听听许昌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情况。纪登奎就向毛泽东报告全地区成立了多少个互助组，多少个合作社，群众如何积极，领导怎样引导等等。毛泽东摆摆手，问纪登奎：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个合作社的具体情况?
在通常情况下，地委领导掌握的大多是全地区的综合情况和若干重要统计数字，很难掌握某个合作社的具体情况。然而凑巧的是纪登奎刚从鲁山县的一个合作社搞调查蹲点回来，对该合作社的具体情况了如指掌。当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时，纪登奎就把该合作社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全面、详细的汇报，并且圆满地回答了毛泽东的每一个提问。这次谈话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纪登奎的好印象。专列行至驻马店车站停了下来，毛泽东亲自把潘复生、纪登奎送到车门口，嘱咐随行的公安部长罗瑞卿：给他们买车票，让他们回去吧。
毛泽东希望纪登奎搞搞工业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经过三年恢复时期，从1953年开始进入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时期，中共和各级党组织先后从各条战线抽调大批优秀干部加强工业战线。毛泽东这时显然又想到了纪登奎。1954年春，河南省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调纪登奎到筹建中的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厂长，该厂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归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和河南省委双重领导。纪登奎到洛阳上任不久，毛泽东又来河南视察，特别把他叫到郑州谈话，告诉他搞搞工业有好处，还关切地询问建设工厂都遇到了哪些困难。
纪登奎向毛泽东报告说：没有办工厂的经验，又缺乏文化和技术知识。
毛泽东鼓励道：世上无难事，没有经验可以在实践中积累，缺乏技术、管理知识可以自修。毛泽东问纪登奎，是否记得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讲的关于党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论述? 　　纪登奎回答还记得，当即一字不差地背诵了列宁的那段论述。毛泽东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又问：还记得我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的那段话吗?纪登奎又完整地背诵了毛的报告中关于要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习经济工作的那段话。
毛泽东大悦。他指示纪登奎在一段时间内要集中学习一些文化知识，特别注意学习经济工作。毛泽东说，仅有学习的愿望和要求还不够，必须持之以恒。什么事情就怕认真，学习也一样。决心下了，坚持不懈，必有成效。毛泽东讲到最后又引用了斯大林的一句话：“在布尔什维克的面前，要攻克一个文化的堡垒。”以此来激励纪登奎。毛泽东对随行人员说，建议中央宣传部发一个通知，要全党干部都补习文化。不久，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干部学习文化的通知。
在毛泽东的教导、鼓舞下，纪登奎经过三年多的业余学习，学完了五门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和两本企业管理教科书，达到了中专技校毕业生的学识水平，操作车床可以达到三级工的熟练程度。
1958年11月，洛阳矿山机器厂比原定建设工期提前一年建成投产。这时，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第一次郑州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召见了纪登奎，问他学习得怎么样啦?
纪登奎答道：根据主席的指示，高中的文化，也就是中等学校的课程基本上学完了。
毛泽东仔细询问了洛阳矿山厂的建设、生产和管理情况，还严肃提出：苏联专家离开后，你们自己能不能管好这些工厂?
纪登奎答道：请主席放心，根据我们厂的情况，可以搞好。
在谈话结束时，毛泽东提出这几年农村变化很大，纪登奎应该回农村看看了。
不久，纪登奎被调离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中共洛阳地委第一书记。
毛泽东介绍纪登奎的经验
1959年2月，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第二次郑州会议。2月27日，毛泽东在郑州召见纪登奎等河南的四位地委第一书记，座谈人民公社问题。纪登奎等人向毛泽东反映了农民对一平二调的不满，以及群众用各种办法消极抵制共产风的情况。毛泽东在座谈中提出，要改变穷队富队和穷村富村拉平的政策，公社的权也不要搞那么大，积累太多，也容易造成紧张局势。3月5日和3月10日，毛泽东又与纪登奎等人进行座谈，了解干部、群众真实愿望。第二次郑州会议对人民公社管理体制进行了调整，初步纠正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中的“左”倾错误。
3月15日，毛泽东就人民公社是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致信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提出，如果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一定要征得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3月16日，河南省委召开电话会议，传达毛泽东的这封信。纪登奎当晚即在偃师县公社书记会议上进行传达。3月17日，纪登奎又把这封信传达到生产队长一级干部，组织县、社、大队、生产队长四级干部进行学习讨论。当晚，洛阳地委在纪登奎主持下召开所属县委书记们开会，研究公社体制问题，大家一致认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符合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有利于发展生产。会后，地委连夜向省委报送了在这次会议上形成的《关于讨论人民公社体制问题的情况简报》。3月18日，纪登奎又口授了一份简报，即洛阳地委第8号简报，由秘书整理后当日报送省委。8号简报称，洛阳地区各县17日传达了主席的信，生产队长们可来劲了，都主张以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省委迅速转发了洛阳地委的两份简报，并上“报中央、主席”。3月24日，毛泽东看了洛阳地委的简报，对来自纪登奎那里的经验十分重视，他当即把洛阳的简报批发全国各地，并在简报上批示道：“介绍河南的经验。此件很好，印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转发各地委、县委参考。”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中，河南受“左”倾蛮干之害很大，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河南领导人受到中央批评。1961年3月，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到广州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人民公社60条初稿，会上揭露了许多问题，其中河南是问题比较突出的省份之一。吴芝圃心情沉重，开会时坐在后边，低头不语。毛泽东见状，远远地高声与吴芝圃打招呼：芝圃同志，犯了错误，还要抬起头来，坐到前边来嘛!要看到光明啊，你那里不是还有个纪登奎吗?
为解决豫皖边界水利纠纷告“御状”
1963年3月，纪登奎在步入不惑之年的时候，被提升为河南省委常委、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省委秘书长。就在洛阳地委机关为他举行的欢送会即将开始时，地委接到省委紧急通知：“纪登奎火速来郑州。”原来是毛泽东在郑州要见见他。纪登奎来不及与地委机关同志话别，即赶赴郑州，向毛泽东报告洛阳农村战胜灾荒克服困难的基本情况。6月，毛泽东又在郑州听取了刘建勋、纪登奎等人关于河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汇报。
这年8月，豫东商丘地区遭受特大洪涝水灾，省委决定派纪登奎兼商丘地委第一书记，以加强对救灾工作的领导。商丘水患的根本原因在于水到豫皖边界不能向下游排泄。而导致水不能下排的原因则是安徽与河南毗邻的地方为免受上游洪水威胁，在省界修筑了阻水工程、拦河大坝。河南要排水，安徽要堵水，边界发生水利纠纷在所难免，而且情况复杂，涉及群众生命财产，矛盾尖锐。长期以来，边界水利纠纷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1963年10月，毛泽东来河南，住进郑州北郊的省委第三招待所。纪登奎得知后，求见毛泽东，汇报了他到商丘搞救灾的情况和豫皖边界的水利纠纷问题。
毛泽东听了汇报，当即把安徽省第一书记李葆华召了来。李葆华第二天便勿勿赶来郑州，先到河南省委，见了刘建勋、纪登奎，三人很快研究出了解决两省水利纠纷的原则意见，安徽同意拆除边界阻水工程，河南应当恢复河道自然流向。
下午，刘建勋、纪登奎陪李葆华到省委三所见毛泽东，报告两省水利纠纷问题已经解决。毛泽东听了汇报表示满意，还很有兴致地给他们讲了春秋时代齐桓公“葵丘会盟”的故事。当时齐桓公就曾经联络各地诸侯到葵丘(在今天的兰考县境内)开会缔结盟约，其中就有一条讲的是各诸侯国不能在边界筑堤阻水，要疏通河道，联合治水。
就这样，豫皖边界的水利纠纷，在毛泽东的过问下，经过两省有关领导的共同努力，终于得到妥善解决，受到了中央的表扬，并为其他省区解决边界水利纠纷问题树立了榜样。
1964年12月，中央办公厅通知河南省委：毛泽东要纪登奎进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修改中央关于社教运动的《二十三条》。这一经历无疑使纪登奎更加紧跟毛泽东。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支持群众^造**与此不无关系。
毛泽东一声“老朋友”，纪登奎跻身中南海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不久，河南省委即明确表示支持青年学生和机关干部起来^造**，毛泽东对河南省委的做法给予夸奖。1966年10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对形势的看法，两头小，中间大，敢字当头的只有河南，怕字当头的是多数。
1967年1月，河南省委及河南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被冲垮，河南省军区及解放军驻豫部队奉命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运动，执行“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简称三支两军)的任务，省军区压制了群众组织河南二七公社，而纪登奎却是支持二七公社这一派的。1967年2月12日，毛泽东在北京发话：河南闹的很厉害，要他们双方派代表到北京来谈话，包括军队认为是反革命的那一派，也要派代表来谈话。谈一谈就清楚了。实际上，被认为是反革命的，恰恰是革命的，弄颠倒了。
毛泽东的这番话为河南问题定下了基调。1967年5月至7月，河南省委、省军区领导人和两派群众组织代表赴北京汇报河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汇报中，省军区领导人向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反映纪登奎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一位中央领导人当即表态说：对于纪登奎，毛主席与你们的看法不同，恰恰相反。赴京汇报的结果是：河南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刘建勋、纪登奎等人成为革命领导干部，受军区压制的二七公社成了革命^造**派。刘建勋任省革委筹备小组组长，纪登奎任副组长。
1967年9月22日，毛泽东在从南方返回北京的途中，经过郑州时稍作停留，刘建勋、王新、纪登奎应召登上毛泽东的专列。
毛泽东一见纪登奎，就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纪登奎，老朋友啦!
刘建勋接着说：登奎同志在河南文化大革命中可受锻炼了，他在运动中被关了四个多月，挨批斗，“坐喷气式飞机”可多啦。
毛泽东看着纪登奎说：啊，真是多灾多难。你说，这一点好处都没有吗? 　　纪登奎马上说：大有好处，能够锻炼人。
毛泽东问：你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飞机”是什么样子? 　　纪登奎报告道：挨斗不少，有几百次。坐“喷气式飞机”就跟割麦子差不多，还可以锻炼身体呢!
毛泽东听了，大笑起来。他从椅子上站起身，学着坐“喷气式飞机”的样子，弯腰，低头，把两只胳膊朝身后高高抬起，大家见状都笑了起来。毛泽东坐回椅子上以后，纪登奎说：我们这些人在河南文化大革命中都是建勋同志带出来的。
毛泽东表扬说：刘建勋给干部打了招呼，很多干部没有倒 。
后来，毛泽东多次在不同场合讲纪登奎如何挨斗、坐“喷气式飞机”，夸奖他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毛泽东一句“老朋友”，使纪登奎大红大紫，纪登奎在河南每到一地，都能听到“向纪登奎同志学习”、“向纪登奎同志致敬”的欢呼声。1968年1月，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刘建勋任主任，纪登奎任第二副主任，成为河南政坛上的第三号人物。
1969年4月，纪登奎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九大会议。4月12日，吴法宪奉命来到河南代表团驻地，通知纪登奎：“毛主席提名，要你在后天的大会上代表革命领导干部发言，主要讲一下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时间不超过10分钟。”4月14日，中共九大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首先通过了政治报告和新党章，然后是大会发言。先后9人在大会上发言，他们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
当轮到纪登奎发言时，毛泽东扭头往身后的主席团成员坐席上寻找，并问身旁的周恩来：纪登奎同志在哪里呢?
周恩来指着前面的代表席，答道：纪登奎同志在下面。
这时，纪登奎从代表席上站起身，走向主席台发言席，当他走到毛泽东面前的时候，毛泽东微笑道：请你讲话。
然后，毛泽东向大会全体代表说：他叫纪登奎，是我的老朋友，山西人，长期在河南工作，受了一点灾难就是了。多灾多难呵!听到毛泽东的公开介绍，人民大会堂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纪登奎十分激动，更是热情赞颂：“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太好了。对我教育太深了。”“群众对我整一下，大有好处。”他在10分钟的发言中，居然有37处提到毛泽东，他还向毛泽东和九大全体代表保证：“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他在发言的最后一连高呼了许多革命口号，其中的一个口号是“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这似乎最充分地表达了纪登奎当时的思想和感情。
毛泽东在九大会议上向全体代表介绍“老朋友”，更使纪登奎在全国家喻户晓。纪登奎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九届中央委员，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纪登奎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9年5月2日下午，毛泽东亲临京西宾馆接见刘建勋、王新、纪登奎、耿起昌等河南领导人。在谈话结束时，毛泽东说：纪登奎要到北京工作，不当长工，当个短工吧。回头我要总理打电话给你。由总理通知你时就去吧。
纪登奎谦虚道：我水平不行。
毛泽东鼓励说：试试看嘛!
1969年6月1日，毛泽东由北京南巡，途经郑州，在专列上召见了刘建勋、纪登奎，听了河南贯彻九大精神的汇报。毛泽东再次说道：纪登奎要调到北京，最近就要去。
纪登奎仍然谦虚说：我能力不行，水平低，到中央工作不行。
毛泽东说：两头跑。一半北京，一半地方。北京的事情难办。在北京做机关工作，不可过长，不可过短，就去打个短工吧!
就这样，纪登奎在毛泽东的提携下，平步青云，由河南省革委会副主任一下子升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后又升为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等要职，表明了毛泽东对纪登奎的器重与信任。
最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曾一度把纪登奎列为接班人的培养对象。在1970年9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已发生动摇。毛泽东在与林彪的一次谈话中，明确提出：要培养接班人，我们都是60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60岁以下，30岁以上的人。像李德生、纪登奎等人。但是，后来有人向毛泽东报告纪登奎在河南有问题，毛泽东的态度又开始有所变化。1971年8月，毛泽东南巡，在武昌东湖宾馆与河南领导人谈话时，特别问道：有人对我说，纪登奎在河南犯了什么错误。这个人怎么样啊?
有个河南领导人回答说：纪登奎同志在河南表现很好。要说犯错误的话，就是有一段时间在河南支持^造**派搞“反复旧”，跟山东的王效禹一样，有“反复旧”那种思想倾向。
据称，毛泽东听后，当场说道：纪登奎这个人接班，今后还要再看一段。
尽管如此，毛泽东对纪登奎仍然是信任与重用的，而纪登奎对于毛泽东也的确是忠心耿耿的。他们这种“老朋友”关系一直保持到毛泽东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