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晚年的政治观

陈独秀曾是中共中央1-5届总书记，后来又是中国托派中央总书记，他的晚年政治观到底怎样呢？
陈独秀晚年的思想或政治观，成了当今研究陈独秀学术界和史学界的热点问题。问题的答案是众说纷纭，人各有异。当然，众多论者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根据陈独秀晚年的行为以及他的著作和书信。但是，即使是最正统的历史学家，也避免不了有自己的主观因素。否则，同一客观事实，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说法或结论呢？
“圣言量”不可取，陈独秀本人就是反对圣言量的。我们在研究和探讨问题时，尽量少用别人说过的话，多用陈独秀自己的话，特别是提出论者站得住的见解。
首先要明确的是：陈独秀晚年是指什么时期，即从何时开始。陈独秀于1932年10月15日被国民党逮捕下狱，直到1937年8月23日出狱。被捕前，他是中国托派的领袖，是为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而奋斗奔走的，他的政治立场无须多说。狱中五年，开始时，他与狱外托派组织有秘密联系，后来，与个别托派成员仍有联系，秘密联系的渠道是通过刘静贞（郑超麟的夫人）以及其它探监的人。他在狱中与彭述之有所争论，包括理论问题和托派组织问题（可参阅彭述之的《狱内通讯集》）。由此看来，陈独秀在狱内仍然是托派立场，尽管那时上海托派临时中央在国际托派李福仁支持下开除了彭述之、尹宽、陈其昌，也开除了陈独秀；但陈独秀认为李福仁是个外国人，不要去理他，基本立场仍然一致。
现在，我们要讨论陈独秀的晚年思想，只能从他出狱时开始，即从1937年8月23日直到1942年5月27日在江津逝世前为止，前后总共不满五年。
一、在武汉时的公开表态
陈独秀出狱后，先住南京，1937年9月9日由南京赴武昌，直到1938年7月20日乘轮入川。他在武汉约停留10个月左右。这时，他确曾公开发表演说，接受记者采访，与托派同志、老朋友以及社会人士有过探讨性谈话，概括起来，他在武汉时期的基本思想可以归纳成两点：其一，他对抗日战争立场；其二，他的党派观。
现在许多学者、史家的论著及与陈独秀有深切关系的人的回忆录中都谈到这两个问题。在抗日战争问题上，陈独秀认为这是一场具有进步意义的战争。他从民族反帝战争出发，支持国民党领导抗战，支持国共两党抗日统一战线，尽管他批评中共此前的政策过左，此后的政策过右。在党派问题上，陈独秀声明说，我不属于任何党派，我陈独秀只代表我陈独秀自己。因此，有些论者都认定此时的陈独秀在抗战问题上远离了托派立场，已经不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了。
笔者所着重说明的恰好与此相反。陈独秀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立场与托洛茨基本人的立场是基本一致，都认为这是一场民族反帝战争，是有进步意义的。中国托派领导层对此有好几种看法，彭述之的看法与陈独秀的最为接近。彭述之说“只要蒋介石进行抗战一天，我们就支持他一天，暂时不提出‘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口号。如果蒋介石停止抗战，采取对内镇压手段，我们便要提出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口号。”王凡西的“抗战变质论”和郑超麟的“是日本天皇与得到美帝支持的蒋介石之间的帝国主义战争论，”则距离陈、彭的看法远甚了。但这都是托派内部对于抗日战争的不同立场和不同态度。
陈独秀主张支持国共合作的反日统一战线，确实受到了中国托派领导层的批判和抨击。但对此我们需要分析。陈独秀支持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是从当时的抗日战争大局出发，并不等于放弃了他的根本立场，即从本质上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不向斯大林党屈服，也就是“反国而又不阿共。”在陈独秀眼里，中共领导是执行斯大林路线的。在那一段时期内，曾经有过罗汉活动的插曲，要陈独秀到延安去。这只是罗汉的主观愿望，而不是陈独秀的主动建议。根据陈独秀的一贯思想、作风和性格，他是决不会去延安的，即使延安方面没有提出那三个所谓「先决条件」，他同样是不会去的。事实上，不久后，即1938年初康生等便在《解放》周刊等中共刊物上诬称陈独秀是“汉奸”“每月领取三百元津贴的日本侦探”。显然，当时中共主要领导人对此也表示支持的，《毛选》中提到托派汉奸便是左证，历史证明陈独秀不去延安是明智之举。
至于陈独秀那时的党派观，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陈独秀出狱时，已与上海托派组织失去联系。他在武汉期间发表言论，已受到托派其它领导人的严厉批判和抨击。他怎么能表明自己是属于托派呢？再说，他不满其它托派领袖的活动方式，批评他们是“宗派主义”、“闭关自守”、“亭子间里操作。”他说今后如果还想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起若干作用，必须采取新的方法、走新的途径（《双山回忆录》）。而他自己在武汉时曾有过雄心勃勃计划，即除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外的其它民主组织和民主人士，他希望与他们联合起来结成统一战线。他选派王凡西、濮德治等到何基沣的师部去工作，便是实现他计划的具体措施之一。因此，郑超麟说他声明不属于任何党派是“外交词令，是一种策略。”王凡西说“从他那时的意见中，尚未达到与托派有根本分歧。”我们同样也可从他的实际行动与他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是以这样的声明，在实际上扩大托派影响，壮大托派力量，以达到“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起若干作用。”
二、陈独秀的最后政治意见
1938年7月，陈独秀到了四川，直到病逝为止，在这段时期内，陈独秀贫病交加，有他的诗为证：
贯休入蜀唯瓶钵，久病山居生事微;
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
他的经济条件，特别是政治处境，已经困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的《最后政治意见》写于1940年11月28日，那时，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剿共，而中共的机关刊物倾一江的脏水泼在他的头上：什么汉奸、日特、国民党走狗、叛徒、反革命分子等等；国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苏联国内早已完成了清洗工作，接着又签订了苏德、苏日协议，出兵芬兰，瓜分波兰。所有这一切国内国际大事件，却在陈独秀思想上引起了冲击。他在追溯过去，针对现实，瞻望未来的关键时刻，写下了他的《最后的政治意见》。有人便据此断言，陈独秀临死前几年就放弃了托洛茨基主义思想了。这是否合乎事实，我们要具体分析一下陈独秀最后政治意见的内容，他为什么这样说？
陈独秀的最后政治意见以及他最后几年写的论文和书信所谈到的主要是三个问题：
其一，民主与独裁（或专政）；其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其三，对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认识。
这三个问题紧密相关，有人认为民主是关键问题，正是从民主问题上有了新的认识，陈独秀才改变了他以前的看法。其实这是倒果为因的，最关键的问题是对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认识。陈独秀多次表示，这《最后的政治意见》是他“根据苏俄二十多年的经验，深思熟虑了六、七年”才得以形成的。现在让我们看一看，他对三个问题的根本立场。
1.民主与独裁
陈独秀说过：“民主主义是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这话说明争取民主是一个长过程，而且也带有阶级性。他又说：“民主不仅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有它具体内容，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
由此可见，陈独秀在《最后意见》中有关民主问题，并没有说过了头，也没有后退。上述他说的这番话，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直至托洛茨基是一脉相承的。而陈独秀说过头了，而且颇受中国托派分子责难的是有关专政或独裁问题。
陈独秀说：“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种东西，他只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他的这段话，把苏维埃独裁与法西斯独裁等同起来看，而在分析斯大林独裁政权时，把责任追溯到列宁，并批判了托洛茨基。这在中国托派内部几乎没有什么人所同意的。实际上，这同第三个问题是分不开的，我们可在第三个问题上一起探讨。
2.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
陈独秀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能采取“失败主义，”他说：“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应以共同攻打法西斯为斗争口号。”又说：“在此次帝国主义大战中，对民主方面采取失败主义……，无论说得如何左，事实上只有帮助纳粹胜利。”在这里，陈独秀事实上站到了“民主反法西斯”这个口号的旗帜下了。这是与当时的托派观点相距甚远的。
至于他说到“在此次大战结束之前，甚至战后短时期中，大众的民主革命就无实现的可能。”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中，采取失败主义，并在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中进行的革命斗争，是托派的一贯立场。托洛茨基曾在他的《新世界大战前夜》一书中断言战争必然带来胜利的革命。但历史已经证明托洛茨基的预言落空了，而陈独秀的估计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托洛茨基在上述书中还曾经说过：“如果战争不能带来革命，我们就要重新估计国际形势了。”托洛茨基的这一补充说法，可以说明国际形势和革命形势的变化是错综复杂的，须视各方的斗争力量的对比来决定。不能只有一个结论，不能像算命先生那样，而是有几种可能性，这在历史上是不少见的。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爆发，也是出于他的意料之外的。就以陈独秀对德意日和英美法力量的估计也是错误的，他过高估计了德意日，过低估计了英美法，引起了当时不少人的攻击，指责他是悲观主义者。但总的来说，陈独秀对二次大战的看法，确是与托洛茨基本人以及中国托派其它领导人颇有分歧，但不能就此得出结论他已经背离托洛茨基主义了，难道他在所有问题上，或者主要问题上都背离托派立场了吗？不是的，上文提到在中国抗日立场上，在一般民主问题上，基本上还是相互接近或相似的。我们只能说对二次大战的看法，陈独秀与托派之间看法有分歧，这是事实。
3.对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认识
就笔者来看，这是一个关键性问题。陈独秀对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的认识，是决定他对民主、独裁（或专政）以及二次大战看法的基础。他对这个问题是这样认识的：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并非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世界列强之一。”是与德、意两国一样奉行政治独裁的“反动堡垒之一。”“斯大林的官僚政权……，决不能创造社会主义。”“至于现在的苏俄，不但它的生产力不能胜任领导国，它自身早已离开社会主义了。”“若要硬说他是社会主义，便未免糟蹋了社会主义。”陈独秀在这里说的有其真实性的一面，也有说过了头的地方。总而言之，这是表示他对斯大林苏联的深恶痛绝。而对于斯大林其人也是深恶痛绝的。1939年11月他写了《告少年》一诗，五言一句共70句，其中有“伯强今昼出，拍手市上行。”他自己在后批中作了解释，说伯强“古传说中的大疠疫鬼也，比喻斯大林。”可见他对斯大林是何等的痛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自从1924-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斯大林把革命失败责任全部栽在陈独秀一人身上，以此来逃脱他自己本是元凶祸首的罪责。然后又通过他的中国门徒，把汉奸、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的脏水泼到陈独秀的身上。陈独秀这个坚忍不屈、嫉恶如仇的书生英雄性格能够容忍得了这一大批的莫须有的罪名吗？陈独秀把斯大林比作大疠疫鬼——伯强，就是他对斯大林的切齿之恨。苏维埃俄罗斯联盟共和国的政坛上，苏联共产党的政治局里，坐着这样一个大独裁者斯大林，这怎么不会使他得出上述提到的结论：苏俄的“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种东西，它只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斯大林）领袖独裁……”(见上引)。他还说过，“没有事实使我们相信，在人类自由之命运上斯大林党徒好过希特勒党徒。”陈独秀对斯大林的切齿之恨是铁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陈独秀对产生斯大林这个独裁人物也做了分析，他从苏俄的社会背景、历史条件、布尔什维克的演变等方面着手。他认为在种种条件凑合下，苏俄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产生斯大林式人物，但他确实说过“不能把一切归罪于斯大林一人，”没有这个斯大林，也有另外一个斯大林；也正像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一样，历史上没有这个拿破仑，也必然会有另外一个拿破仑。陈独秀这里分析评述斯大林大独裁者的产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但当他分析斯大林的罪恶时则提出：“斯大林一切罪恶”无不是“凭借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等“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他没有直接说出斯大林主义就是布尔什维主义，而实质上把斯大林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等同起来了。从这点出发他把斯大林独裁政策和穷凶极恶的官僚主义的根源追溯到十月革命后所实施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因此他批评了列宁和托洛茨基。这一认识是与国内外托洛茨基派观点截然不同的。笔者认定陈独秀在这里所犯的错误是把斯大林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混同起来了。斯大林主义不能等同于布尔什维主义，恰好相反，斯大林主义是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篡改和背叛。布尔什维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与无产阶级民主相结合的，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一向所坚持的原则。列宁时代确实推行过一党专政、党外无党，（至于党内有派列宁时代本已存在，而托洛茨基则为党内有派，据理力争）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是过渡性的，是为了保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免遭内战，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的包围以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破坏。列宁在临终前已经看到了弊病，他提出三个补救办法（1）增加党中央委员会人数；（2）工会应对政府独立；（3）设置工农监察委员会监督党和政府的官僚主义。而托洛茨基则公开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下应实行多党制（可参见托氏著作《被背叛了的革命》）。在列宁死后，特别是托洛茨基被放逐出国之后，斯大林及其党徒为了官僚层利益，全盘篡改列宁时代的布尔什维主义，把无产阶级权力集中在自身及其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权力集中在政治局，而政治局权力则集中在斯大林一人之手。列宁时代的民主集中制不见了，苏维埃会议名存实亡。苏维埃国家只有一个声音——斯大林的声音。陈独秀由于分不清斯大林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区别，他凭自己的偏见，终于在独裁或专政问题上偏离了托洛茨基的立场。
但是否据此认为陈独秀在一切问题上都远离了托洛茨基主义呢？笔者认为不是这样的。理由是1939年他在答复托洛茨基信中，明显地把托派组织当作他自己的组织，只是批评了他不满意的中国托派领导人。他写道：“我们不应该幻想着把工作等待收复失地以后再做，应该立即准备在日本继续占领的环境中，在当地狭小范围内从头做起……，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小集团（他批评中国托派组织某些领导人的用语），如果仍旧说大话，摆领导者的大架子……，妄想依靠第四国际支部的名义，关起门来自立为王，除了使第四国际的威望在中国丧失外，将无所成就。”这是他病逝前3年写的信，并没有把自己置身于托派组织以外。而且在信中对托洛茨基无限深情。
1942年5月13日，距他逝世前半个月左右，他写了一篇《被压迫民族的前途》，这是最有代表性的最后论文。文章中在主要论点上，仍旧站在托洛茨基主义立场上反对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反对斯大林民族主义。他写道：“……它（民族问题）的唯一前途，只有和全世界被压迫的劳动者，被压迫的落后民族结合在一起，推翻一切帝国主义，以分工互助的国际社会主义新世界代替商品买卖的国际资本主义旧世界，民族问题便自然解决了……自从苏联的领导者因为西欧革命之顿挫乃中途变节，放弃了以世界革命为中心的政策，代之以俄国民族利益为中心的政策……。”（以上均引自《郑麟超回忆录》）
有些人认为陈独秀已经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重新回归民主，是一位民主斗士了。不对，他在给友人的信中非常扼要地说：“有人要我跳出马克思主义圈子，我说这是彼辈一向之偏见，不足为异。”
又有人说他是终身反对派，最后也成了托派的反对派，而陈独秀本人也乐意接受胡适之给他下的这个称谓。“终身反对派”不是一个科学的名词。陈独秀之所以接受，是他个性的反映。陈独秀思维敏捷，政治目光犀利，对客观事物的洞察力很强，他能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前进，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而发展，因此他一生中先是反对满清王朝，反对改良派和保皇党，作为五四思潮代表反对一切封建主义卫道士和守旧派；然后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假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作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反对斯大林主义；最后在政治认识和组织作风上有不同看法，反对过托派内部某些领导人。像陈独秀这样的政治历程，便称他为终身反对派？如果是这样，那么历史上的终身反对派就不少见了。最典型的例子是德国的倍倍尔，他先是保皇党人，转过来参加1848年德国民主革命成了民主派，之后转过来成了马克思派，岂不也是终身反对派吗？又如苏联杰出布尔什维克党人拉柯夫斯基，他因出身富裕家庭，思想有点守旧，然后转过来参加布尔什维克成了列宁派，列宁死后他加入了左派反对派成为托洛茨基派反对斯大林，岂不也是终身反对派吗？“终身反对派”不能科学地说明问题。如果有人一身逆向而行，从共产党人到国民党特务，又从国民党特务到汉奸，这样的例子实不少见，也是个反字，以后者反前者，这又怎么说呢？
由此可见，陈独秀晚年的政治观，只能是在某些论点上持不同看法的托洛茨基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