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八”空难---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等13人罹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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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最大的“四八”空难
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等13人罹难
1946年4月8日,在中共党史和国共关系史上,都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新华社延安11日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极大的悲痛宣布:中共中央委员王若飞同志、秦邦宪同志,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同志,新四军军长叶挺同志,叶挺同志的夫人及男女公子二人,贵州老教育家黄齐生先生……在本月八日乘美机由重庆飞延安途中,因飞机迷失道路,于下午二时左右在晋西北兴县东南八十里的黑茶山遇雾,撞山焚毁,当即遇难。”
空难的发生
4月8日上午,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13人(史称“四八”被难烈士),乘坐美国C47式军用运输机由重庆飞往延安。该机由美军兰奇上尉等4人驾驶,飞机离渝后即用电台与延安美军观察组取得联系,一切正常。飞机飞至边区上空,遇阴雨浓雾,但在该机离开西安30分钟后,还与延安电台联系过一次,时为12时25分,据情况判断其位置当在甘泉一带。甘泉居民曾于蒙蒙细雨中隐约听见飞机的轰鸣声,以后即失去联系,不知所往。9、10、11日三天,虽经美机在边区境内多方寻觅,仍无结果,直至11日晚10时,始得晋西北电讯,称该机于兴县东南80里的黑茶山发现,机已焚毁,人员均已遇难。黑茶山为一海拔2000余公尺的荒山,渺无人烟。据附近居民讲,8日下午该地区亦有阴雨。兴县行政公署闻耗,即派员前往装殓遇难人员遗体,验身证明。经查,此次失事遇难13人,另有飞行员4人,共计17人。
延安的悼念活动
得到王若飞等同志遇难的确实消息后,4月12日,由中共中央和延安各界人士共26人组成治丧委员会,其中包括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康生、彭德怀、陈绍禹、林伯渠、徐特立、贺龙、张云逸、蔡畅、习仲勋、李鼎铭、续范亭、刘少白等,并责成杨尚昆、安子文、刘景范、阎揆要、曹力如、师哲、曾三、胡乔木等11人组成治丧秘书处。13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痛悼死者》的社论,社论说:“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者——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诸同志,中国教育界的先驱者、人民真挚的朋友——黄齐生先生诸位,不幸于4月8日因飞机失事而殉难!这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极沉重的损失!全体中国共产党党员,正如我党公告所说的,都以最大的悲痛,哀悼这些伟大战士之死!……”该报还用一个整版刊登了王若飞等同志的传略。
4月15日下午2时,中共中央在延安党校大礼堂举行干部大会,悼念“四八”被难烈士。大会推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康生、彭德怀、林伯渠、贺龙、习仲勋、徐向前、蔡畅等15人为主席团,林伯渠主持悼念活动。在延安的中共干部和非党干部2000余人以及秦邦宪的夫人张越霞、邓发的夫人陈慧清、黄齐生先生的孙女黄晓芬等烈士遗属参加了悼念活动。朱德、刘少奇、康生、张云逸、李鼎铭、刘少白、刘文清等先后在悼念大会上讲话。会后,治丧委员会举行会议,研究治丧的有关事宜。朱德同志主持会议,刘少奇等出席,杨尚昆汇报情况。经过认真研究,会议做出三项决定:19日延安各界将举行公祭追悼大会和遗体安放仪式;烈士墓地选择在延安城郊王家坪北侧、清凉山下的飞机场旁,修建烈士陵园;延安《解放日报》编辑悼念“四八”被难烈士专刊。
数日来,延安各界群众无不沉浸在悲痛之中,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为公祭活动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4月19日上午,延安各界30000余人隆重追悼并公祭空难烈士。在可容纳数万人的广场上,周边悬挂着挽幛和挽联。10时许,载运美军兰奇上尉等4位机师遗体离延飞渝的两架专机,在空中盘旋一周志哀后向南飞去,悼念公祭活动随即开始。主祭人朱德、刘少奇,陪祭人为林伯渠、贺龙、张云逸、黎玉、薄一波、邓子恢、李鼎铭、刘少白等。与会者全体脱帽肃立,礼炮连发24响,山鸣谷应。静默志哀时,哀乐声在肃穆的气氛中奏起,挽歌队唱着沉痛的挽歌。林伯渠向悼念者报告了空难烈士生平事迹后,朱德、张云逸以及工人运动代表朱宝庭、劳动英雄吴满有分别致词,遗属代表张越霞发言。12时05分,哀乐复起,裹覆着红色毡呢的灵柩缓缓移出灵堂,到场的群众排队跟随灵后,整齐肃静,形成了长达五六里的行列,朱德、刘少奇亲随执绋。13时30分,灵柩徐徐落入墓穴,中央领导同志纷纷为之奠土。仪式结束后,悼念群众仍依依不忍离去……。
同日,延安《解放日报》特辟追悼“四八”被难烈士专刊,刊登了毛泽东的《向四八被难烈士致哀》、朱德的《完成死难者所遗下的事业》、刘少奇的《痛悼我们的伟大的死者》等中共领导人撰写的悼念文章,刊登了毛泽东的手迹“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朱德的手迹“为全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而牺牲”、刘少奇的手迹“把给予我们伟大死者的悲痛,变为积极的力量,来巩固和平,争取民主”。
重庆的悼念活动
空难后,首先向大后方读者披露此事的是重庆《大公报》。该报11日在二版就刊有王若飞等人下落不明的消息:“中共代表王若飞、秦邦宪8日乘美军专机由渝飞延。至陕西附近上空时,无线电忽失联络,迄昨晚尚无消息,下落不明。美军曾派机四处寻觅,亦未发现踪迹。机中乘客除王、秦两氏外,尚有新近获释之前新四军军长叶挺及其家眷,及参加国际劳工会议之中共代表邓发等人”,引起读者的极大关注,人们纷纷到中共代表团驻地核实消息。
4月13日,重庆各报纷纷刊登新华社的电讯,报道了王若飞等人空难的消息。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联合具名的《讣告》,正式向社会各界报告王若飞等遇难的消息:“本党中央委员王若飞同志、秦邦宪同志,新四军军长叶挺同志、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主任邓发同志,……于本月8日乘美机由重庆因公赴延,不幸因气候变化,方向迷失,在当日下午于山西兴县东南之黑茶山遇险机焚,与美军机师4人全体遇难。若飞诸同志正为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之实现,竭精殚思,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竟以飞机遇险,一时俱丧,不仅本党之重大损失,实亦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不幸。哀痛之情,匪可言宣,除另择期举行追悼外,特此讣告,即祈,矜鉴。”一时间,重庆中共代表团驻地成为山城关注的焦点,驻地周围的大街小巷车水马龙,中共代表团的同志轮流招待应接不暇的吊唁者。前往吊唁的有国民党和各党派以及社会知名人士孙科、张群、邵力子、谭平山、于右任、张澜、王云五、张君励、傅斯年、张西曼、郭沫若等数百人。
4月15日,陪都各界追悼王秦叶邓诸先生大会筹备会组成,并发布“启事”,宣布4月19日举行追悼大会。筹备会发起人共有119人,其中有孙科、张澜、吴铁城、邵力子、王世杰、陈立夫、张群、王宠惠、于右任、邹鲁、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沈钧儒、黄炎培、李济深、张东荪、章伯钧、罗隆基、朱蕴山、周谷城、史良、廖承志、朱学范、潘菽、马寅初、冯玉祥、李公朴、李德全、陶行知、王昆仑、郭沫若等。重庆《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大公报》等均刊登了筹备会“启事”。
4月19日上午9时,陪都各界追悼王秦叶邓诸先生大会在重庆青年馆举行。一清早,各党派负责人和各界群众从市区或郊区如潮水般向青年馆涌来。青年馆门口的街道上,竖立着两块蒙着白布的牌坊,横书“陪都各界追悼王秦叶邓黄诸先生大会”几个大字,在街道两旁的墙壁上,张贴着无数的挽联和挽诗。大会由李公朴先生主持,张澜主祭,孙科、邵力子、吴铁城、褚辅成、沈钧儒、陈铭枢、王云五、周恩来陪祭,孙科、周恩来、邵力子、罗隆基、王云五先后致悼词。孙科说:“王若飞、秦邦宪两先生到重庆来是为了促进和平民主团结。我们的见解虽有不同,但和平民主的事业是共同的,目标是一致的,他们在这个共同事业尚未完成之前先离去了,这使我们悲痛。但同时也使我们觉得加重了负担,我们后死者必须完成这个工作,才能安慰死者。”最后,由董必武致答词,感谢社会各界对烈士的悼念。
在4月19日的重庆《新华日报》上,刊登了周恩来的题为《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署名文章。文章说:“抗战胜利后,若飞等同志为中国的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事业,努力奋斗,奔走呼号,从未息止。双十国共会谈纪要、政协五项决议、停战协定、整军方案,直至3月27日的东北停战协定,都有着若飞同志的共同筹划以及其他同志的后来参加,尤其近两月来,为保障人权,为保护政协五项决议,为坚持宪草修改原则,为反对破坏停战协定,若飞、博古两同志更站在斗争的前线,与一切破坏分子的反动阴谋做最坚强的搏斗。4月8日飞回延安,也正是为保护政协决议,坚持宪草修正原则而向我党中央报告和请示的,不幸竟遭大难。你们是为国奔波,为人民事业奋斗到最后一口气的。你们的功绩,在人民历史中,将永垂不朽!你们的精神,激励着千百万群众、党员跟随你们的奋斗目标,补上你们的岗位前进!”周恩来在文章中,还深情地为王秦叶邓四位烈士每人写了几句话,如泣如诉。他写道:“若飞!你最后一夕话,是为中国人民及其代表所受到统治者的压迫鸣不平的。我记住,我永远记住。我敢向你保证:万万以上的中国人民已经觉醒了,已经起来了!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思想领导下永远不会离开他们的。我们要为人民的中国、人民的世纪奋斗到底!……博古!你是为修改宪草而粉身碎骨的。我记住,我永远记住。我敢向你保证:我们要为坚持完成一部民主宪法、建立民主中国而奋斗到底!……希夷(即叶挺)!你是人民队伍的创造者,北伐抗战,你为新四军立下了解放人民的汗马功劳。十年流亡,五年牢监,虽苍白了你的头发,但更坚强了你的意志。一出狱,你就要求重新入党,一见面,你就提到皖南死难同志,检讨皖南事变,要我交涉继续放人。我记住,我永远记住。我敢向你保证:我们要为保护人民队伍和释放一切政治犯而奋斗到底!……邓发!你是工人队伍里培养出来的领袖,最后,你为中国工人阶级联合阵线同时也为世界工人阶级联合阵线,建立了光辉的成绩。但是,这成就刚刚开始,你竟一去不返。为继续和发扬这一成就,我敢向你保证:我们要为中国和世界的职工联合运动的彻底成功而奋斗!”
在重庆的各种悼念活动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联合具名在重庆《新华日报》、《中央日报》上刊登《鸣谢启事》:“此次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诸同志暨黄齐生先生等,因公返延,同机遇难。于消息未证实前,即乘各界人士函电纷驰,关怀备至;迄凶耗传来以后,或辱临吊问,或文字赐唁;19日陪都各界举行追悼大会,复蒙恭亲致祭,并赐哀诔挽词花圈等物,以慰为国牺牲者之英灵,高谊隆情,不胜哀感!恩来等谨当承王秦诸同志之遗志,继续为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而奋斗到底,以答诸先生之盛意。祈以猬务羁身,不克踵谢,特此登报,藉伸谢悃。”
烈士陵园的修建
“四八”被难烈士被安葬以后,曾修建“四八”烈士陵园。因处在战乱之中,陵园较为简陋。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和各界群众时刻惦念着重新扩建陵园的工作。经中共中央批准,1957年开始重新修建陵园,并于1959年建国十周年前夕竣工。在重新修建的陵园中,设有烈士纪念塔、纪念堂、纪念亭、烈士事迹陈列室、陵墓台等,陵园总体建筑宏伟、庄重、肃穆,具有民族特色。
1996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命名“四八”烈士陵园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对“四八”坠机事件的回忆》,
1998 年4 月18日香港《大公报》刊登了一篇名为《对“四八”坠机事件的回忆》,作者是顾逸之。顾逸之早年在周恩来、李克农领导下工作,1946 年“四八”空难期间,他在晋绥公安总局工作。“四八空难”发生后,他奉命到现场负责实地调查和后事处理。他给中央详细报告了事发现场的情况,在给党中央的书面报告中,他提出了一些难以解释的疑问:
第一,飞机确实是在黑茶山失事的,不是在空中坠毁的,因为飞机撞上黑茶山侧峰巨石上面的撞痕非常清楚明显,飞机是在撞山后才爆炸起火的。
第二,从4月8 日当天黑茶山地区天气情况的调查结果来看,那天飞机到黑茶山时,天上云雾很浓,驾驶人员很可能是在这种浓云密布雨雪交加的天气中,因能见度太差而撞山失事的,如果飞机再飞高一点,也不会撞上巨石了。
第三,从我们对飞机出事现场的反复搜查结果来看,一直没有发现有人为制造爆炸的可疑迹象。
第四,这架飞机本来是在西安机场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后才起飞来延安的。西安到延安是一直向北飞行的,为什么飞到东北方向,竟然飞到黄河以东的黑茶山来了呢?
当时在飞机残骸中还发现一份迷失方向的电报稿,但当时西安北上沿途及延安的天气并不坏,美方的机长又是佩戴有飞虎臂章的老练的飞行员,不可能发生如此低级的失误。各方表明,必定是是国民党特务在仪表上做了手脚,导致电讯中断,仪表失灵,迷失航向。
但是当时苦于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党中央为促成国共合作,表现了极大的真诚以争取和平谈判能够顺利进行,不留给国民党留下借口,在新华社当时发布的消息中说“想系在浓雾中撞山失事的”。而“四八”空难的真相也就长期的成为一个鲜为人知的谜。
“四八”空难的事实真相是什么样的呢?当时亲自参加密谋的军统特务、已经隐居台湾多年杜吉堂在临死之前,终于道明了真相,让此事大白于天下。
在1945年国共商国是的时候,国民党反动当局没有诚意,不仅在军事上破坏合作,而且在各个领域派了大量的特务破坏我党开展工作。1946年4月,我党将博古、叶挺等一些重要的人物从重庆送往延安,而这次转移却被国民党的军统特务盯上了。王平虎,是当时国民党空军调度科科长,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安插在空军中的眼线,在他接到上面的通知派出飞机后,知道了乘坐飞机的有共产党举足轻重的人物,马上电话通知远在南京的顶头上司。国民党当局得知这次飞行有我党重要的领导人物,为了破坏我党的工作,打破国共两党谈判的和谐氛围,制造事端以麻痹我党的谈判,于是军统特务就对这次飞行进行了精密的暗杀行动。
军统的头目直接找到当时在中美特别合作所特工队队长杜吉堂,杜吉堂知道这次暗杀行动的重要性,其对象都是中共高级领导干部,因此也十分慎重。他找到其下属有关特务骨干,商议如何使这次行动做的漂亮又不容易被察觉。其中有个略懂飞机构造的特务就说:破坏飞机的飞行仪表,使飞机迷航,自然会坠落,岂不是万全之策。于是这帮罪恶的黑手,开始了他们的罪恶之旅。首先,他们找到在调度科任科长的王平虎,查到所担任飞行任务的C-47运输机的飞行记录和档案材料,同时让王平虎安排人员在飞机飞行前的例行检查中做手脚。杜吉堂找到了其手下的特务懂得机修业务的杨耀武,让其假装成机修人员,混到检修的队伍里,在检修过程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在飞机的高度表和磁罗表反面放了磁铁。
4月8日,飞机上午准时飞离了重庆,首先要飞到西安进行加油和休息。在重庆飞西安的途中天空下起了小雨,尽管有着3000小时飞行时间美国飞虎队飞行员觉察到稍许异样,但并没有多大的障碍,其实当时飞机飞行的高度有偏低的。在西安休息加油后,飞机继续向延安方向飞去。而此时的天空下起了冰雹并刮起了大风,严重的影响到了飞行,在这种情况下,杨耀武放的磁铁开始发挥更大地作用了。导航系统首先失去了作用,使飞行处于迷航状态,飞行方向不能得到保证,本来从西安飞延安应该是一直向北飞行,可是飞机却飞向了东北方向,向山西兴县飞去,甚至飞到了黄河以东的黑茶山,飞机就偏离了航向,可见特务的磁铁发生了作用了。而当时的情况是黑茶山地区山上在下雪,山下面下雨,能见度比较低,但是,黑茶山高度才2000多米,C-47运输机的正常飞行高度在6000米以上,作为一个资深的飞行员,也不太可能出现如此低级的错误,可见,在高度表上的磁铁也发挥了作用。就这样,搭载我党我军众多高级领导的C-47在一个特意的阴谋安排下发生了事故,多年来其真相鲜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