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颂杰：吴桂贤状告《吴德口述》侵权

吴桂贤状告《吴德口述》侵权
30年来首次接受媒体访问
2004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一书披露，吴德在向中央领导建议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时，将吴桂贤称作跟“四人帮”跑的人。吴桂贤对此“深感震惊和气愤”，并于近日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文 □ 记者 刘颂杰（发自深圳）
6月19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原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在深圳家中，接受了《凤凰周刊》记者的独家专访。吴桂贤说，自1977年从中央回到地方以后，30年来她从未接受任何媒体的正式访问；今天约见记者，是就大陆3家出版社和3位文史研究者对她的名誉侵权问题，“讨一个说法”。
吴桂贤称《吴德口述》是“诬蔑”
吴桂贤告诉《凤凰周刊》，2004年4月，她不断接到各地亲友的来电，告知有一本名为《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的书，对她在中央工作期间的经历进行了“诬蔑”。在该书《关于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一章中，曾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革委会主任的吴德口述道：“我也察觉到‘四人帮’近来的一些活动不正常，表示支持华国锋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并说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我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说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反正他们最多只有四张半的票。这个半票是指跟着‘四人帮’跑的吴桂贤，吴当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没有表决权。在政治局投票，我们是绝对多数，过去他们假借毛主席的名义压我们，现在他们没有这个条件了。”
吴桂贤认为，此书的访谈和整理者朱元石刻意把她归入了“四人帮”反党集团一伙。她感到非常震惊和气愤，立即致信当代中国出版社和朱元石，指责其侵犯名誉的行为。
2004年6月18日，当代中国出版社在回信中称：“吴德同志关于您的推测，有可能在读者中造成对您的误解，给您造成了精神伤害。”该社向吴桂贤表示歉意，并作出两项承诺：一是立即通知有意转载此书内容的报刊，转载时删去“这个半票是指跟着‘四人帮’跑的吴桂贤，吴当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没有表决权”这一句；二是重印此书时，也同样删去此话。但事实上两年多来，这本书又在多家网站连载，另有一些媒体仍一字不漏地刊发。此外，叶匡正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大往事》一书、《纵横》杂志2005年第4期《抓捕“四人帮”高层决策纪实》一文也有吴德口述的上述内容。
2006年5月29日，吴桂贤一纸诉状，将当代中国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纵横》杂志三家出版机构和三位编著者告上法庭，要求其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并立即停止侵权行为。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是一个公民，有义务遵守国家法律，也有权利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希望法院给我一个公正的判决。”吴桂贤说。
从劳动模范到中央委员
用吴桂贤的丈夫王振涛先生的话来说，在那个时代，吴桂贤就是一个“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先进工人的代表”。她1938年出生于河南省巩义市，3岁多随父母逃荒到了陕西。1951年，年仅13岁的吴桂贤进入国营大型企业西北国棉一厂，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纺织女工。1958年，吴桂贤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职工业余学校里完成初中学业。次年，她调入闻名全国的“赵梦桃小组”，担任党小组组长。
今年68岁的吴桂贤对《凤凰周刊》说，那时的纺织女工都是拼命地工作，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后来的人很难理解我们工人的这种热情。我从一个逃荒的穷苦人家孩子，变成了工人阶级一员，还加入了党组织，真是对党、对毛主席满腔忠诚，只想一心一意地把工作干好。”
由于工作表现出色，1963年，吴桂贤被选为陕西省人大代表，后来又成为了全国纺织系统先进典型。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后，吴桂贤开始进入领导层。1970年，她被任命为西北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次年又当选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省委副书记。1973年，中共“十大”上，她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
“四人帮”推上海人选，
周恩来提名吴桂贤
吴桂贤告诉《凤凰周刊》，前几年，她和北京的一些老朋友聚会，几位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朋友回忆，毛泽东在1974年以前，已经产生了把中央办成“巴黎公社”的想法，要提拔一批工农基层干部到中央，往领导队伍中“掺沙子”。
1974年8月，吴桂贤到北京参加一个中央会议。会议结束后，她和来自山西大寨的陈永贵被留了下来，吴桂贤负责“文革”中被破坏的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共青团的重建筹备工作。“这次工作安排我们事先毫无准备，没带多余的粮票，多余的钱，就这样走马上任了。”吴桂贤回忆。
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吴桂贤在国务院副总理的候选人名单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她觉得自己一来年轻，二来没有经验，不适合做副总理，于是找到周恩来总理，希望换一位有经验的老同志。周回答说：“桂贤同志，这只是个候选名单，你能不能选上，还不知道呢！不要换了，马上就要开会了，看大家选举吧！”
吴桂贤说，那时，她根本不知道上面的路线斗争。1975年，“文革”进入了第9个年头，国家命运悬于一线。在周恩来的力挺下，邓小平复出，开始治理整顿，恢复生产。另一方面，“四人帮”也在展开反扑。在女副总理的人选上，王、张、江、姚提出要从上海选，而周恩来针锋相对地提出从西北的工人劳模中选拔，吴桂贤成为不二人选。她的档案被迅速调到中央，经周恩来审查后，直接呈报毛泽东，毛最后在吴桂贤的名字上画了圈。
这样，37岁的吴桂贤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副总理，也是最年轻的副总理。在周恩来总理带病亲自确定几位副总理分管工作的时候，吴桂贤提出，作为纺织系统的老工人，她对纺织行业还比较熟悉，而要她分管的卫生部里都是知识分子，她怕干不了。周恩来说，“先当学生怎么样？”吴表示，自己到中央来工作，就是准备要当学生的。周说，“那好，你就先当学生吧。”就这样，吴桂贤分管了纺织部、卫生部两个部门。
“不辜负工人阶级的重托”
尽管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的工资和粮票仍然从西北国棉一厂领取，每月67.2元的工资不变。按照当时的规定，在国务院开会，喝一杯茶水要交1角钱的茶叶费。吴桂贤一开始不懂，知道以后就再也不喝茶，只喝白开水。
从纺织女工变成中央领导，吴桂贤坦言，她感到非常的不习惯。首先是开会，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问题时，吴桂贤年龄最小，资历最浅，常常一声不吭。会议主持人让她发言，吴桂贤就说“前面老领导的发言都很好，我完全同意”之类的话。
半年以后，吴桂贤向周恩来提出要回去。周没有同意，说，让你们3个年轻人（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上来，就是要培养你们。你记得“九大”期间，主席对你们工农中央委员提出的“三三制”吗？就按这个办吧。于是，吴桂贤每年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回西北国棉一厂劳动，三分之一时间到基层调查研究。
住宿上吴桂贤也感到不习惯。她后来搬进钓鱼台，住在11号楼。第一个晚上，吴桂贤看到上下两层楼里有很多的房间都是空着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晚上也没有睡好觉。她想，这要在工厂，能住下上百名工人姐妹呐。
吴桂贤说，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她都觉得拘束，浑身的劲使不出来。她怀念在国棉一厂时，大家一起热情高涨地工作、学习的日子。
但吴桂贤称，自己是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来到中央工作，就有了一种使命感。于是她拼命看文件，学习知识。比如，在会见外宾之前，她都会提前查看外交部送来的材料，生怕出了纰漏“给国家丢脸。”由于欧美国家的人名很难记，她就把代表团团长的名字写在一个小纸片上，压在茶杯下面。会见时万一忘记了，就可以挪挪茶杯，看一眼。“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到中央工作，我每时每刻都背负了巨大的压力，担心辜负工人阶级的重托。”
“主席咋说，我们就咋办”
经历了几十年的政治风雨，吴桂贤向记者坦言：政治斗争是复杂的，“我人太直，心太诚，不会整人，更不会防人。”
对于吴德所说的“四票半”，吴桂贤说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她说，“四人帮”这个名词，她是1975年才知道的。1975年5月3日，在外地10个月的毛泽东回到北京，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这是毛生前最后一次长时间谈话。他指出：“四人帮”的问题，是“三要三不要”的问题。他强调，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泽东说，不要搞“四人帮”，叫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四人帮”是谁？吴桂贤疑惑不解。第二天晚上开会讨论前，她特地向倪志福请教。倪志福告诉她：1974年7月，主席曾经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帮派活动，说你们“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吴桂贤闻言大吃一惊：这些人难道想架空主席？
吴桂贤对《凤凰周刊》说，我的脑子里只认党、只认毛主席，又不是“四人帮”把我调到中央，我怎么可能跟他们跑？“我当时就一个想法：主席咋说，我们就咋办。”
平静生活被打破
1977年9月，吴桂贤再次给中央和华国锋打报告，申请回西北国棉一厂工作，并辞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华国锋批准了她的报告，并与汪东兴一起和她谈了一次话。华国锋说，你还是陕西省委书记，可以回省委工作，请东兴同志给陕西省委打个电话说一下；至于副总理的职务，等五届人大再说吧。
随后，吴桂贤又到李先念副主席处告别。李先念说，我们这些人年纪都大了，今后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邓小平副主席处也给吴桂贤打来电话，说国庆节后安排时间道别。但国务院已经以副总理的规格安排了回陕的列车，行程已定，吴桂贤来不及和邓小平话别。9月27日，到西安后，陕西省委派人将吴桂贤接到了事先安排好的住处，但她没有在西安停留，而是当晚就回到了西北国棉一厂，正赶上赵梦桃小组上夜班，她就和工友们一起到车间，挡车纺纱了。
据吴桂贤回忆，胡耀邦主持工作以后，曾在1981年5月，指示陕西省委为吴桂贤安排工作，并对她回地方几年的表现进行评价。陕西省委有意留吴桂贤在省里工作，但她认为，继续在国棉一厂更能发挥自己的作用，省委遂任命她为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时，吴桂贤碰到倪志福，倪说，“陕西省委就你的情况向中央写了个报告，政治局同志传阅，对你反映很好。”1982年8月，吴桂贤到北京参加中共十一届七中全会。会议结束后，胡耀邦还特地到住处看望了吴桂贤、陈永贵等五人。
1988年，吴桂贤应邀来到深圳特区，担任了一家中外合资纺织印染公司的副总经理，半年后又被任命为董事长，1995年退休。现在，吴桂贤是深圳市振兴陕西促进会的会长。她和老伴一起，在深圳一处普通的居民小区，过着平静的晚年生活。
但这种平静，最近因为名誉侵权案而被打破。吴桂贤对《凤凰周刊》说，“四票半”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首先，粉碎“四人帮”之后，她仍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正常工作和参加各种活动。比如，1976年10月24日，出席了北京市粉碎“四人帮”的庆祝大会。还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参加了政治局对《“四人帮”反党集团罪行材料》的审查。另外，1977年9月的中共“十一大”，她仍然被选为中央委员。“如果我站在‘四人帮’一边，当时的党中央、国务院怎么可能让我参加这些活动？”
对于过去的那段岁月，吴桂贤说，必须承认，我们党在历史上左和右的路线错误都犯过，但党最终还是壮大起来了；而党的儿女们，也不能不跟着历次的波动，经历各自不同的命运。
来源：凤凰周刊2006第19期（总2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