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细细品读中国现状

三个词可以概括社会现状：未富先懒、上行遇阻，阶层板结。
以前是穷忙，现在是穷懒；以前是勤劳而不富有，现在则是小富而不勤劳；以前是创富，如今是创闲。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混搭犬儒主义，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为什么未富先懒?因为既得利益集团阻碍了他们的进一步发展壮大。
中国的改革自上而下，高层开明官员是30年改革开放之龙头，龙头带动龙身，饱含个人发展欲望的城市与农村贫民跟从，改革开放因此波澜壮阔。
2007年，《新周刊》为中国人的欲望排榜，“更多的钱”高居首位。求发展、谋富裕是30年国人个人发展的主题关键词。
30年改革之路近半，当年的高层要么年事已高，要么权力财富在握，斗志消减。更可怕的是，他们极有可能因获取垄断利益、社会主宰权力与话语权，成为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绊脚石。
龙头慢下来，龙身的步伐也随之停滞。而且既得利益者势力之强，操控范围之广，已阻碍了企业或个人的向上提升。“未富先懒”成为上行遇阻社会的最常见景象。
一些官员未富先贪。
河南商城、宁夏泾源、安徽颍上等国家级贫困县相继成腐败高发区，官员贪腐之恶劣程度，较发达县市有过之而无不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59岁现象”早已过时，取而代之的是“35岁现象”：根据重庆市人民检察院2008年发布的职务犯罪报告，2003年至2007年35岁以下职务犯罪嫌疑人总数在重庆市的职务犯罪中所占比例一直维持在15％左右，超过了同期查办的55岁以上嫌疑人的8.49％。官员腐败的年轻化与基层化，证明了官场腐败进入新阶段：靠这样的贪腐官员，如何领导改革开放步入深水区?
在与国企央企的较量中，民营企业未富先败，曾是改革开放主力军的企业家们发现“天花板”无处不在。没有政府的保护与银行的扶持，在每一次经济危机和宏观调控面前，他们毫无自保能力。国家4万亿的投资投放下去，获益者皆为国企央企或背景企业，民企连残羹剩水都分不到。聪明的企业家如万科王石、蒙牛牛根生，为自己戴上了“红帽子”，倒霉的只能被国企挤压得空间全无。2009年9月，亏损的山东钢铁为何能收购盈利的日照钢铁?因为前者为国企，根正苗红，收购身为民企的后者。名正而言顺。民企痴心妄想要收购国企的也不是没有，建龙的陈国军就因此被数千名通钢职工活活打死。
民营企业家选择了未富先撤：产业投资利润微薄而风险巨大，他们只好将资金转移至国外，在海外花天酒地，宗庆后就是这么做的；要么转战于国内房市股市，山西煤老板与温州炒房团——中国最赫赫有名的两大炒房主力军，前面遭遇国进民退式堵截，后面是产能过剩的围堵，唯一的出路只能在房地产领域了，再配合央企们圈地为王的动作，房地产市场再一次被种下被恶炒的种子。
回归到个人层面，那只能未富先堕了，如今再也不是那个“随便放枪都能打死一排鹿”(胡润语)的年代了。创业不如就业，就业不如被就业；经商不如做公务员，升官必然发财；打工不如啃老，反正都买不起房。
对于这一代年轻人来讲，社会资源早已被侵占完毕，上行既然无望，不如自行堕入下流社会：以前是穷忙，越穷越忙，现在是穷懒，越懒越穷；以前是勤劳而不富有，现在则是小富而不勤劳；以前是创富，如今是创闲。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混搭犬儒主义，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上行遇阻的社会
为什么上行遇阻?因为新的社会不平等正在出现，起点的不平等造成了结局的不平等。
身处改革开放前30年的中国，人人都被上行之社会所裹挟，有意无意展开个人与国家命运的快步走。个人生涯与国运密切相关，人人积极进取。个个都有上升空间与成长机会，天生都是于连·索黑尔与了不起的盖茨比。
这30年中国个体命运的诡谲波折，为近300年内所仅见：首富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今年首富，明年阶下囚：是金子总会发光，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波还未过去，一波却又来袭；一夜成名、一夜暴富和一夜风流的活剧日日都在上演。你完全可以指责其过程的粗鄙、简陋与荒谬之处，但无可否认：那种种渴望改变个体命运的蓬勃意志、种种天马行空的奇思壮举、代表自由精神的观念激烈碰撞，是前30年所留下的最宝贵财富。
如今，社会大局初定，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已一目了然。赢者通吃的逻辑正在发挥效用，他们占据了最好的资源、渠道与话语权。后来者如想取而代之，难度只会越来越大。不仅如此，产业、人才和户籍政策、部门管理体制、社会结构分工机制、财富分配机制、行业规则和潜规则、生活与安居成本等都成为个人进步的阻碍，个人发展的代价太大，成长成本太高，路径变窄，到处有看不见的“天花板”，机会变得少而不均等。
中国的改革史就是一部权利的收放史，“放”是主旋律。改革开放，放权让利，放开搞活，都有一个放字。收放主要指政府与民众权利边界的调整。放，就是放权，扩大自由。收，就是收权，缩小自由。中国的经验是“一放就活，一收就死”。但眼下的现实却是国家的权力边界越来越大，个体的个人空间越来越小。
国家机构越来越臃肿，垄断国企越来越强大。期待中的“大部制改革”几度难产，数次机构改革之后都难逃“精简-膨胀-再精简-更膨胀”的恶圈，中国以不到世界7％的土地，养育了世界近1／4的人口尚不算难事，难的是30年近9％的GDP增长，数倍于9％的财政收入增长率，尚难以支撑这个世界上队伍最庞大、最人浮于事的官僚体系。
经济海啸一来，财政收入吃紧，地方政府除了卖地就是卖地，税务总局高喊“加强税收稽查力度”，明眼人都明白：又一场剪羊毛运动开始了。央企等国家队有天然免死金牌，受伤的依然是中小企业和中下阶层。不要谈还政于民了，更容易些的还产于民都难以实现：土地名为国有，却以高价卖给地产商，开发成房子卖给老百姓还要课以重税。
垄断国企打着“发展民族经济”的旗号，干的却是与民争利的事情。中移动日赚3.1亿元，工商银行成世界最赚钱银行，靠的都是垄断这块牌牌。
中国是一个精英性特征极其明显的国家，社会资源和利益被少数精英集团所垄断，那种遵循“沉默的大多数”原则所提炼出来的共同体，则面目模糊，话语全无。珠三角的民工月薪十几年来名义上都未见提升，更何况实际价值的下降!这直接决定了一旦失业，他们还是农民，只能离开他们辛苦建设和精心维护的城市。
至于商家、媒体和社会学家热衷的“白领”、“金领”、“中产”等美丽标签，在脆弱现实面前，看上去似乎是个误会。的确，中国中间阶层正在浮出水面，但其上行之途，困局重重，对于这些上行社会的生力军来说，从毕业到工作，从成家到养家，从结婚到生子，从接受教育到找工作，从买房到生病，他们面临大大小小的上行阻碍：如户籍和行政管理制度陈旧、企业用人制度落后、劳资关系紧张、医疗费用昂贵、社会保险保障严重缺失等等。
显而易见的现实是：近10年来，伴随着房价市场化、医疗教育产业化、社会保障空白化，大多数中国人的大半生辛劳所得，已被银行、房地产商、教育部门、医疗部门悉数拿走。的确，社会学家所谈的理想中橄榄型社会要求更多的中间阶层，但在上行中的中国，这个还没真正到来的中间阶层正在开始集体下沉。
阶层板结的社会
为什么阶层板结?因为社会机制出了问题。
我们曾经自豪于新中国头30年时期的无阶层差别：依靠历次政治运动，中国社会形成了简单而差异不大的两个阶级(工人、农民)和两个阶层(干部、知识分子)，这也是一种板结的、超稳定的社会结构。我们也曾兴奋于改革开放后30年阶层混乱时期的活力景象，所谓“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那种社会布朗运动的无序状态是创业者、野心家、天才和自由主义者诞生的丰富土壤。
但不过30年，又不得不面对社会流动板结化、社会结构固定化的难题：改革开放把工农兵学商变成了现在的十大阶层，但其中的真实逻辑却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言，中国又重回古代到现代以来一直沿袭的“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社会结构”：上面一层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庞大官僚体系，底下一层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农民，二者之间其实一直缺乏一种比较精确有效率的制度来进行“数目字上的联系”，中间阶层始终难以出现。
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集团化是当下现实。社会的垂直移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水平层面的移动，MBA班的精英们身家数以亿计，廉租屋的邻居们只求温饱。权力可最终转化为财富或名声，反之亦然。不然你何以解释重庆黑社会窝案中的夜总会“警方干股”，或华谊李冰冰仅为别人1／50的持股成本?
在欠缺社会保障与公平补偿的社会机制之下，贫富差距的加大，只会导致阶层的分化乃至板结。财富分化进而影响到包括教育、居住环境、休闲、视野在内的诸多资源，阶层落差从一代人过渡到下一代人身上，财富和贫穷都将被世袭。
赢者通吃(更准确的说法是权者通吃)的逻辑则让竞争者难以在同一个平台上竞争：官二代富二代从‘开始就享有最好的教育、医疗、生活资源，而农二代贫二代却只能为最微薄的资源奋斗。甚至连平等地占有食物、水和空气的机会也失去了。在一些污染严重的地区，富人们可以自由迁徙，穷人们却只能被动接受。显然，他们既没有生存权，又欠缺发展权。
为数不多的几种上行跃升方式也看似机会渺茫：高考看似公平，却也有猫腻(重庆高考乱加分案)：大学学费越来越高，已足以让农家子弟却步：而毕业之后依然前途未卜，创业无门，欠缺经验、资金和技术的扶持，“空手套白狼”似的神话再也难现；报考公务员难于上青天，没有权力背景，你亦难以在官场获得擢升：貌美的女子可以通过婚嫁来改变命运，但每个人总有保质期，你不见90后都出来混了吗?
连影视剧也开始心态炎凉起来：台剧韩剧宝莱坞里常见的丑小丫邂逅王子、穷小子与富家千金私奔的桥段从来欠奉，有的只是孔雀男配凤凰女的人间悲剧，其潜台词不言而喻：门当方可户对，浪漫总要建筑在物质之上。
当然你还可以中中彩票实现财富梦，但不透明的彩票黑幕让这一平民的最后希望都笼上阴影。贫富分区居住的倡议一出炉，就招致众口非议，但事实正在形成：中国的贫民窟甚至更难走出百万富翁，留给他们的资源和机会，已经不多。
适逢举国同庆60大庆，展望下一个60年之际，“未富先懒”是庆贺声之外的非主流之音。前30年的奋斗劲头，悄然萎靡。不解决龙头不舞、龙身下陷、龙尾没奔头的局面，遑论大国崛起，大国民崛起了。
官二代事件簿
谁顶替了罗彩霞?
2004年高考，湖南省邵东县考生罗彩霞考了514分，却没有被任何高校录取，她的身份被当地公安局政委的女儿王佳俊冒名顶替。王佳俊父亲王峥嵘利用个人关系违规获取高考相关信息，花3万块打通关系，伪造高考纸质档案和户口迁移证，为女儿顺利完成了学籍档案等一系列造假。
河南同胞“官二代”子承父业
著名网友张洪峰在其博客里发文称，河南省固始县在2008年全县选拔正科级干部和县局级干部任用中，最后确定的12名乡长大多是干部子女和县里两大房地产老板的亲戚。事实上，“富二代”子承父业的现象不仅出现在河南，在中国各地都相当普遍。
云南副县长之女变身“女衙内”
2009年5月18日，就因对男友的“前女友”看不顺眼，云南省孟连县主管教育的副县长之女，初三女生小思(化名)带领7名同校女生，将该校15岁的初二女生小艳(化名)拖进厕所，打耳光、用高跟鞋砸头、拳打脚踢。其间小艳嘴巴被强塞入从厕所里捡起的脏卫生巾，外衣被脱下丢进粪坑，整个施暴过程长达10分钟。
李肇星儿子娶阎维文女儿
2006年12月28日，前任外交部长李肇星的公子李禾禾和著名歌唱家阎维文的女儿阎晶晶的婚礼在北京王府井一家白金五星级酒店举行。喜宴每桌8880元，总共开了30桌左右，有政界、文化界诸多人士参加。两个名门的联姻，被网友称为“真正的门当户对”。
重庆高考乱加分
2009年6月，重庆市巴蜀中学部分高考考生的少数民族成分造假被曝光，文科状元何川洋也因此被北大放弃录取。经调查，该市共有31名考生为获得高考加分，更改民族成分，将户籍迁入少数民族聚居地。这些学生为典型的官二代，他们的家长多任职于当地政府部门。去年北大在重庆招录的24名文科考生中，17名获得加分学生的父母，也大多非官即商。
湖南官二代公车秀
2009年9月，一组曝光湘潭大学门口大量公车送新生上学的图片在网上热传。从照片上看，湘潭大学门口简直是公车大聚会，从警车、公检法用车到国土部门，卫生监督用车，甚至血防专用车，无所不有。
重庆高官子女杀人案
2009年7月13日，在重庆江北茂业百货大楼前，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武装部部长儿子邹鸿成，因为向一名喜欢的女生杨诗雅求爱被拒，一怒之下持刀把杨砍死。邹鸿成有犯罪前科，2008年曾强奸家庭女教师，但是此事被其父母利用关系和金钱压下，未作处理。
绍兴高考加分俱乐部
绍兴一中2009年参加航海模型加分测试的19名考生中，有13名考生的家长是当地各级领导干部。而在该中学总共73名以体育竞赛获奖者身份获加20分的考生中，有30名是政府官员与事业单位领导的子女。
郎咸平：中国人要补西方一百多年前的课
当下社会阶层板结，“富二代”不愿接班，“农二代”不愿打苦工，国进民退，产业升级乏力，企业炒作之风盛行，缺乏创新动力……上行社会受阻，中国巨龙需要摆正龙头、龙身与龙尾关系，龙头不动，龙尾必懒。如何突破这个上行的瓶颈?
有评论说，4万亿没能砸出企业创新动力，只砸出国企地王现象。应设立中小企业扶持基金，对其减免税，让企业创新、产业升级。如何摆正产业升级龙头、龙身与龙尾的关系?
请问谁是“龙头”?我们现在是“龙尾”跟“龙尾”的关系，没有“龙头”。城市里的企业做的事情跟乡镇企业差不多，就是低水平、重复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你叫它升级，目前看不出来。叫国营企业创新?它创什么新啊，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国营企业是资源垄断型的，不要亏就不错了。投入4万亿时，我就讲了，这个钱应该全数用在民营经济，只有民营经济赚了更多的钱，才能升级。它们负担了中国百分之八九十的雇佣量，才能够消化大批农民工，而不是投入建富丽堂皇的高速公路体系，结果没车在上面跑。
今天的高房价是过去30年中国人创造的利润造成的，如果一旦这个利润没有了，今天的高房价就是在透支!
产业升级并不是指都去搞高科技。国家强大真正的来源是企业利润，而现在我国制造业的利润几乎接近于零。为什么中国制造业的利润近几年每况愈下?因为原材料控制在美国华尔街手里，比如油价，而销售渠道——我们说“6+1”，人家控制6、我们控制1——则控制在产业资本手里，所以我们的制造业利润两头受控，已经被人家压榨干了。中国年轻一代，辛苦半天，创造的人均利润为零，怎么养家，怎么养老人呢?
所以产业升级，从做茶杯到做芯片，利润是有所提高，但请问芯片的原材料由谁控制?销售又是由谁控制?如果原材料又是被金融资本控制，销售又是被产业资本控制，你的制造利润又会被人家吸干的!
不管是制造芯片还是袜子，我们应该边把原材料夺回来，一边把销售夺回来，这样才能提高人均利润。不是一味高科技、高科技，而是应把“6+1”的那个6夺回来。部分产业可以讲升级，茶杯、袜子怎么升级呀?唯一的出路是往两边拓展。包括高科技也要往两边拓展，拿到原材料权和销售权。否则，即使是高科技也会被压榨干的。西方是通过销售和石油等原材料两边剥削我们。
垄断集团不愿出让垄断领域，民企又创新乏力，都跑去炒股炒房，怎么解开这个死结?
这要回到一百多年前。1890年，美国提出《反托拉斯法》，Anti-Trust Law，就是反信托基金法，也就是反大家族法。大家族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既得利益者，还是一个资本家的垄断理念。
微软的比尔·盖茨几年前提出把所有的财富捐出来成立比尔·盖茨基金会。因为他认为他今天的成就除了个人的能力之外，整个社会的哺育具有更大的贡献，所以要取之于社会，还之于社会。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现象，这是从《反托拉斯法》一直延续下来的一种新形式资本主义维持公平的精神，西方叫慈善资本主义。
政府的矛头针对的竟然是大家族。美国政府从1890年就开始了法治化建设，自由经济要处于法治化的约束之下，你不敢以大欺小，你不敢以强欺弱。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包括政府的行为都是在一个法治化的游戏规则下进行。有了这样的游戏规则，才能充分地发挥人的创造力，创造自己的则富。这个时候，你所创造的财富才不会像马克思时代一样，是掠夺别人的财富，掠夺劳工而得来的。有了这个法治化的社会秩序，就已经是社会主义化的资本主义，这都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冲击。国内很多改革派的学者没有看清楚这段历史，盲目地引进了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思维，由于我国没有像美国一样的法治化建设，因此才会重蹈《国富论》之后类似西欧那样的以大吃小、以强欺弱的覆辙。
美国证监会为了保护中小股民，为了保护股票市场，可以发传票，可以调查任何人和任何物，其执法权力是无限制的。任何人对其挑战，都将被联邦法院所拒绝。因为美国的股票市场肩负着一个社会主义的功用——财富的重新分配。美国的宪法，即美国的根本大法赋予了美国证监会的严刑峻法的执法功能。这也就是为何美国公民愿意将自己一生的积蓄都放在美国的股票市场，因为他们知道，只有通过美国的股票市场才能让他们的财富不断地成长，才能使他们老有所终、老有所养。
当下“富二代”不愿做实业，“农二代”不愿打工，中国的“二代”们应该继承他们父辈的价值观吗?
“富二代”不喜欢继承父亲的工厂，他们觉得赚那么少钱，太辛苦了。他们对什么金融、房地产啦，艺术品甚至演艺界更有兴趣。但是你想想，一个国家没有工业基础，这个国家怎么能够生存?
“农二代”也不想做工了。我现在简直不敢想象，10年、20年之后，中国未来应该有什么样的企业发展战略，我现在非常惶恐。我很担心你所说这个国未富人先懒的现象。
这怎么办呢?农民工进城是很可怜的，他是单打独斗的，既没有父辈的庇荫，也没有特殊的技能，更没有学术上的优势，一进城必定是弱势群体。这么庞大的人口成为弱势群体是非常可怕的，当这些人对前途丧失希望，而他又有很强烈的欲望，想结婚，想生子，想有成就，社会矛盾就来了，抢劫之类的事情都会出来，这是非常可怕的。你不给他希望，就会是在城市里面安下了定时炸弹。
“富二代”是不是纨绔子弟，能不能够传承财富，其实这是表面现象。我觉得更严重的问题是，权力与财富结合之后会不会对社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其实这个事情在别的国家已经发生过上百年了。这也是马克思想解决的问题。几百年来的政治学、社会学，基本上就是解决一个权力与财富勾结的问题。
对公共产品的掠夺，一定是财富以及权力的结合才有可能掠夺，就是财富与权力的问题。
1867年马克思提出了《资本论》，到了1875年跟1890年英国与美国相继推出了一些法案，就是英国的《衡平法》和美国的《反托拉斯法》，来解决这个权力跟财富之间的矛盾，把注意力放在节制资本、节制资本家上。怎么节制资本家呢?简单地讲就是让资本家光荣地退出，把他的公司变成大众持股。转由职业经理人去经营，为大众创造财富。这只是它的技术手法，背后本质意义就是藏富于民，让老百姓更富裕。
所以，不能简单地去谴责谁懒、谁不创业，社会应该给人们公平、公开的机会，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民众财富。
社会学家称，中国的“421”人口结构将导致社保负担空前加重。今天，“未富先老”又遭遇“未富先懒”的问题，这里有两个判断：一是2020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将终结，旧有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维持；另一个是中国城市化运动将基本完成，拉动现在经济增长的强大拉力行将消失——那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中国应该怎么办?
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什么先决条件呢?——就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一部分人的财富可以增加，可其他人财富不能减少。从不论是社会主义或者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公平都是一个起点，在公平之上才能谈效率，“公平产生效率”是一个不容争辩、不容讨论的事实，这是邓小平所提出来的，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理念，更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所在。
除了节制资本、节制资本家，限制权贵集团外，教育是改善社会财富分配的另一条路径。搞教育产业化改革的一个结果，就是断送了贫穷农村子弟唯一脱贫致富的机会，因为学费提高的结果是他们再也念不起大学了。无论他多么的优秀，都无法进入清华、北大。所以这种教育改革是最为荒谬的一种改革，是一个改革成本由全社会最为贫穷的人来承担的荒谬改革。
美国大学的收费高是对的，那是对于有钱人。但当你的收入低于某一个水平的时候，美国政府可以提供低息，甚至免息的学生贷款，还有学校和美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
针对你所提人口红利终结、未富先老的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提高个人生产力，个人从能做l件衣服到能做10件，或提高它的附加值，这样才能解决这个养老的问题。提高个人生产力，关键在提高人口质量。
富二代事件簿
漳州富商子女中考可加分
2006年，福建省漳州市为全面推进民营经济发展，规定凡是纳税在300万元以上的纳税大户，其控股企业主的子女中考均可享受加20分的照顾。此规定引发巨大争议，漳州市的大老板们在政府帮扶下，顺利完成优势教育资源的“代际传递”。
胡斌飙车擅人案
2009年5月7日，杭州富二代胡斌把马路当F1赛道，在闹市区驾驶非法改装的红色跑车和同伴飙车，将横过斑马线的男青年谭卓撞飞5米高，致谭当场死亡。此事很快引爆了网络舆论，演变为全国关注的公共话题。在付给谭卓父母113万巨额赔偿后，胡斌以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奥迪男挥拳打死穷保安
2009年6月10日，上海市闸北区歌林春天小区，28岁的富二代王某与妻子驾着一辆奥迪A6驶入小区绿化带内，因违规停车被保安劝阻而引发暴力事件，最终导致了53岁的保安被殴打致死的惨剧。事发后王某还一度声称“大不了赔点钱”。
富二代豪华飙车秀
2009年7月5日，来自京沪津渝等地的富二代组成豪华车队，26辆车均为法拉利，玛莎拉蒂等豪华跑车。他们在重庆到成都的高速公路上一路飙车前行，险象环生。一段时间来，“富人飙车”成为常态社会景观，诸如北京街头的“二环十三郎”(即用13分钟飙完二环路)、上海“高架路飙车赛”等等，富二代甚至将“飙车”这种摆阔行为招摇到国外街头，而不惜一次缴纳百多万元的违章罚款。
类胡斌层出不穷
胡斌案之后，“富二代+豪车+撞人”个案被不断复制。2009年8月4日晚，杭州富二代魏志刚驾驶一辆保时捷卡宴越野车，在杭州首条爱心斑马线旁边将一名仅16岁的打工妹撞死。10月5日晚，常熟富二代蔡学平酒后驾驶保时捷超速，撞死了一名刚刚从体育馆锻炼出来的妇女…层出不穷的负面新闻给富二代贴上了纨绔子弟的标签。而成都美女则走上街头，穿着印有“我一代不是富二代”、“天堂在杭州，但有点远，请慎行”等标语的T恤，用身体抗议富二代暴行。
江苏“富二代”培训计划
2009年8月15日，江苏省宣布实施民营企业家后备人才培训计划。由省委主动出资，人数为1000人，“学期”两年，包括波司登集团董事长高德康之子高晓东在内的50名学员将在江苏省委党校接受一周左右的党性学习，并且拜江阴市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等人为师。“富二代”培训计划一公布就引发民众质疑，有人很尖锐地质问：“穷二代”怎么办?谁来培训他们?
成都富二代招聘三奶
2009年8月，成都某高校公告栏上出现一则招聘三奶的广告。招聘者自称是某公司继承人，24岁，招聘目的是园“生活需要”。除了要求样子甜美外，还要能开车、会做饭，能完成保姆和情人的角色转换。开出的薪资相当有诱惑力，并配豪车一辆。更雷人的是，要求避孕自理，但每月有2000元的“避孕金”。广告上还留了QQ号，这名富二代的网名就叫“富的空虚寂寞”。
百万高科技婚宴
2009年10月，武汉一名富二代为办喜事豪掷百万，包下整个酒楼，婚宴桌数超过120桌。婚礼好似科技秀，还首次使用了“婚庆宝”：客人到达酒店签到，只需按动特定触摸屏，个人影像资料便自动进人系统，而触摸屏上会出现客人座位提示。
富二代成娱乐圈女量新宠
周迅抛弃李大齐恋上“富二代”王烁，汤唯的现任男友是某知名汽车企业家的长子，张雨绮的拍拖对象是俏江南总裁的儿子……娱乐圈女明星集体爱上多金又有型的“富二代”。
孙立平：中国需要一场罗斯福新政
阶层结构板结，精英结盟、中产塌陷，下层民粹，致使中国社会上行受阻。社会利益结构重建的重点，在于不同群体应获得平等博弈权。
几年前，我曾经提出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四个可能趋势，即结构定型、精英联盟、寡头统治和赢者通吃。从今天来看，这四个趋势有的更为明显，有的若隐若现。
第一，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最显而易见的是不同居住区域的分离。如果说由居住分区形成的阶层边界是可见的，那么，由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成的阶层边界则是无形的。
第二，内部认同的形成，萌发“我们”与“他们”的概念和意识。
第三，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第四，社会阶层的再生产。过去农之子恒为农，商之子恒为商的现象开始出现了。十几年前，我们社会中有了“富二代”的说法，近几年中又有了“穷二代”的说法，这说明社会地位的继承和世袭现象开始出现。
在逐步定型化的结构中，精英的联盟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并呈现某种寡头化的迹象。表现在利益博弈当中，就是“赢者通吃”。于是形成扭曲机制：一个是决策或改革方案的制定；一个是决策的执行或改革方案的实施。对特权群体不利的改革，基本进行不下去。国企改革，公车改革，都是典型的例子。
改革的扭曲还在于普通民众无论在改革方案的制定还是执行上都无法施加有效的影响。一般民众没有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更缺少通过组织的机制凝聚集中意见的方式，无法使得他们的要求能够达到接近决策层面。下层的要求往往通过矛盾激化、社会问题增多等非常因素，才能有意无意地将信号传达到高层决策机构。
最大的威胁，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
权贵资本主义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会形成一种“我们”与“他们”的区分或区隔。这种区隔已经造成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
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在急剧流失。正月元宵节央视一场大火，损失达几十个亿。然而，网络上一片幸灾乐祸之声，没有悲伤，没有痛心。幸灾乐祸中透露的是某种难以言表的快意。在这些议论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心理上的疏离感，即那些“东西”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心理的疏离是结构性疏离的反射。
我们必须面对“繁荣而不富裕”的现实。20％的中国富人拥有80％的财富，虽然有充沛的支付能力，但需求开始处于饱和状态。而拥有20％财富的那80％的穷人，虽有多方面的需求，但却缺乏足够的支付能力。这样的贫富格局不解决，国内市场的需求是不可能旺盛起来的。
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涉及到社会利益关系的全面调整、社会结构的重要转变以及制度安排的一系列创新。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怎么考虑进一步的改革?要形成改革的新共识，造就改革的新动力。除了对改革的反思和经验教训的总结之外，为了能够形成新的动力、新的共识，同时也是为了减小对改革的阻力，我觉得对既有的改革进行完善、矫正甚至是补偿都是必要的。
贫富差距大一点不要紧，最怕的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
在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措施的最初推行，出现了第一批富人，其中相当一批人是以个体户的身份走上历史舞台的。
我曾提出过“长不大的个体户”的说法，完全没有权力背景、拥有社会资本也不占优势的个体户的生长空间是很有限的。而在一些市场经济发育较早的地区，如广东、浙江，还是有一大批发迹于上世纪80年代的富人完成了向现代企业主的转变。
而上世纪90年代初的干部与知识分子下海浪潮，则以更快的速度造就着中国的富人群体。就这两代富人而言，经过十几二十几年发展，许多创业者年事已高，而子女则开始成熟起来，后者通常就被称之为“富二代”。
我们在此关心的是社会地位的传递问题。按照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说法，人们所愿意拥有的稀缺资源大体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经济意义上的财富、政治意义上的权力和社会意义上的威望。人们不难发现，这三种资源中，权力和威望的世代间传递性是很差的，只有财富才具有更强的可传递性。因此，所谓“富二代”特征之一，就是其财富往往依靠继承而来。
另一方面，则是贫穷的继承与世袭。即所谓“贫二代”：就是指在中国经济改革之时，那些因各种原因和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而没有积极参与并投入到商品经济的大潮中、之后又没有得到社会利益保障的一代人。他们的子女成了被社会经济与政治生活主渠道隔离在外的贫困劳动者的后代。他们范围很广，生活在社会底层，可能是城市下岗工人的子女，也可能是新一代农民工。贫富差距大一点还不要紧，最怕的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最怕的是一种绝望的感觉。
社会流动的另一个重要渠道是教育。近年来，由于教育费用大幅攀升，教育提供社会流动机会的功能渐趋减弱，由教育导致的不平等和阶层固化的现象却日益明显。不仅城市底层群体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难度加大，其子女要通过教育、就业等正常渠道进入更高层次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因此，在一些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的社会中，如何保护和扩展社会流动的渠道，特别是下层向上流动的机制，就成为优化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内容。
如何培育壮大中国中产阶层?
今天，流动人口定居或城市化的问题已经不可避免地提了出来。
近些年来，“新生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80后民工”等词汇开始被研究者广泛使用。两代农民工的区别不仅仅在于年龄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关特征上，从根本上说，这是两个非常不同的群体，其对城市化提出的问题也完全不同。
要真正实现流动打工者的产业工人化和市民化，至少要解决三个层面的制度性问题：
第一个层面是户籍制度，
第二个层面是与户籍制度相联系的种种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
第三个层面是更深层的两个劳动力市场的问题。
在最近几年中，一些关于中产阶层生存状况的负面评价不断见诸报端。“掠夺式经济使中国中产阶层迅速消失”、“中产阶层的无产化”、“中产阶层不堪重负”、“中产阶层成为仇富心理的替罪羊”等都是经常出现的字眼。
前些年大学扩招期间入学的大学生陆续以低薪进入职场，这不仅会拉低中产阶层的收入水平，而且会对原有白领阶层的工作稳定性形成冲击，使后者提高薪酬的难度加大。当大量低薪大学生进入职场时，特别是再过几年，当这些低薪大学生积累了一定工作经验之后，这个问题将会更为突出。
中产阶层正日益而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同时背负着房价飞涨、医药费高昂、子女教育成本上升的沉重包袱。人们通常所说的“房奴”主要是指这个群体。在近年来出台的调节贫富差距的政策措施中，中产阶层正在成为调节贫富差距的牺牲品。调节贫富差距的重要措施之一，是规范收入分配、强化税收调节。而中产阶层的收入往往是规范化程度最高的，因此就出现一种可能，即富人群体因为收入高度非规范化而逃避调控，中产阶层却成为税收调节的主要对象。此外，在燃油税等调控措施中，中产阶层都可能首当其冲。这里特别要指出的一点是，一个社会在开始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时，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结构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产阶层就是耐用消费品的市场。对于中国这样刚刚开始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国家来说，这个因素显得尤为重要。
在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时，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要防止社会上层过多地占有资源，从而限制中产阶层发展的空间。在当前，尤其需要防止中产阶层成为调整贫富差距的牺牲品。
和谐社会不是没有贫富差别的社会，更不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要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社会结构。一个比较合理的社会结构至少包含这样几层意思：中产阶层占有一个相当的比例：社会下层有一个过得去的生活空间：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
中国需要一场罗斯福式的社会改革
罗斯福新政——使美国走出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经验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通过社会的变革实现利益关系的调整。它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从而创造了一个新的市场。更具体地说，它通过调整劳资关系，解决了劳动者收入问题，最后形成了中产阶层。
今天中国面临的是同样的事情。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
社会变革最核心的问题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是利益关系的和谐，形成利益均衡机制，其核心问题就是社会中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阶层进行利益博弈时，要有一个平等的博弈权利。
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关键是我们首先要承认其合法性。然后把它制度化。那种想把利益矛盾、利益冲突消灭在萌芽状态的做法是很幼稚的，消除利益冲突只能走一个制度化建设的道路。
我们思考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启示：为什么美国当时结束了一个赤裸裸、人吃人的资本主义，开创了福利资本主义的新时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建立了一个博弈机制，比如发挥了工会的作用、规范劳资关系等。这些意味着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的建立。
社会利益结构重建的重点，在于不同群体应获得平等博弈权。
农二代事件簿
农二代渴望融入城市
有些文化了，还没结婚呢，不会务农了，喜欢上网，想当城里人。2007年发布的《广东省第二代农民工调查报告》显示，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农二代”与“农一代”相比，更多是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而外出打工，因此，他们希望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的愿望特别强烈，更希望被尊重和认可。
马加爵杀人案
因为总感觉同学看不起农村来的自己，做什么都遭到冷嘲热讽，2004年，就读于云南大学的马加爵在宿舍内连杀四人后逃跑，遭全国范围通缉，后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出生于广西农村的马加爵，是典型的农二代，个性内向，因为家庭穷苦而产生自卑心理。在交代杀人动机时马加爵说：“我觉得我太失败了。”
少年阿星杀人事件
15岁开始即在深圳的“广西砍手党”团伙里做饭炒菜的小伙子阿星，为了离“砍手党”老乡远点，去了潮阳市峡山镇南里村一家织袋厂打工。2005年7月8日，他所在的工厂主管辞退了他，他没有像“砍手党”那样去抢，而是一怒之下把主管杀死。
农民工讨薪不成连杀四人
宁夏农民工王斌余带着改变贫穷生活的美好憧憬，17岁就开始到城市打工，艰辛的生活让他经历了一个农民工的痛苦与挣扎。2005年，因父亲腿被砸断急需用钱，多次讨薪未果并遭辱骂和拳打脚蹋后，走投无路的王斌余在极度绝望和愤怒之下，连杀4人，重伤1人，后被判处死刑。
打工妹写诗得人民文学奖
2007年，四川80后打工妹郑小琼一边在广东东莞工厂打工，一边写出了“打工诗歌”，作品《铁·塑料厂》获得人民文学散文大奖。有评论者认为，她的获奖“是打工文学受主流认可的最高荣誉”。
农民工子女见义勇为
出生于四川的龙志宇2002年随打工的父母到福建省石狮市读书，2008年6月，龙志宇和伙伴在公园玩耍时，奋不顾身地抢救起一位素不相识的落水儿童，自己却因体力不支献出了生命，年仅14岁。
罗炼的“梦想痛苦”危机
2008年中秋节，南下广东打工的湖南籍民工罗炼因“梦想痛苦”症悄然出走，至今不知所终。他留下的字条里抄写了庄子的一段话：“终生役役而不见成功，然疲役而不知所向，讳穷不免，求通不得，无以树业，无以养亲，不亦悲乎!人谓之不死，奚益!”罗炼的出走，反映了农二代面临的生存压力和精神困惑。
上海高考满分作文关注农二代
2008年，上海高考作文题为《他们》，其中一篇描述农民工二代的文章引发阅卷者共鸣，获得满分70分。而文末点睛之句“他们，终将会成为我们”更是发人深思。
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危机
“别人与我比父母，我与别人比未来”，2008年春节联欢晚会上，一群农民工子女的朗诵感动了许多人。然而现在中国却有2000万农民工子女面临上学难的问题。因为没有城市户口，进入公立学校非常麻烦，但许多农民工子弟学校却屡屡因办学条件不达标被取缔或搬迁。
打工兄弟劫持人质筹铁救母
2009年4月20日，在广州某工厂打工的张方述和弟弟为了筹钱给母亲治病，将一名途经广园中路三元里古庙门口的女子挟持，并将刀架在女人质喉咙前，向警方索要赎金，并称“如果妈妈有事，我会报复社会的”。两兄弟后被轻判。
农二代当选最年轻市长
2009年6月21日，29岁的周森锋被选举为湖北襄樊宜城市市长，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市长。29岁即担任处级干部在我国政府职员中并不多见。周森锋出生于河南禹州，父母都是打工农民。
农二代心态·留城无望，回多不甘村里待不住，城里留不下，这是很多农二代的就业现状。
2009年9月，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农民工就业调查，在暂未就业农民工中，28.7％是由于“收入低，主动辞去工作”。如今，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很少愿意留在农村，即使没有把握，也是漫无目标地奔向城里。工资低、活累他们不想干，好工作又找不到，处在一个被农村和城市双重边缘化的尴尬状态。
懒人拥有后发优势下一步的机会在哪里？
上世纪80年代的机会在沿海，90年代的机会在下海，21世纪头10年的机会在互联网蓝海。2009年之后，我们的机会在哪里?
“未富先懒”针对个人，“上行受阻”针对社群，“阶层板结”针对一个业已成形的社会集合。资源分配完毕、城市容量饱和、就业能力固化、新经济已被玩旧、老国企继续当道。现在的中国人前景，虽未引发“破窗效应”，但已出现“天花板现象”。
中国有多强?
《时代》周刊说：中国生产着全世界2／3的复印机、微波炉和鞋子，世界60％的手机、55％的DVD机、一半的数码相机、30％的个人电脑和75％的儿童玩具。如今它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不久前超越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在明年超越日本，而在2020年将超越美国。
强大的中国，是壳；富裕的民众，才是本。国富民强才是完整的中国梦。
国富民不强——还富于民
举国盛况办奥运迎国庆，跟平民口袋关系不大，算完账一看，都是花钱的事——国家真有钱。财政部年初制定的目标是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6.5万亿元，而在2008年这个数字是5.4万亿元。有一位白领向朋友诉苦说：“我每年的个人所得税都要给国家交两万元，太高，还不如少干点。”这是典型的“未富先懒’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汪同三表示，2009年GDP增长速度可以达到8.3％，超过了“保八”任务的要求，2010年增长速度会恢复到9％甚至更高一点。
几年前，沿海城市尝试过给市民“发红包”，也有媒体叫嚷国企要给人民“分红”，这都是“红眼病”，国家有钱了，不吐点出来人民不高兴。经济危机一来，缓解了这种争端，同舟共济，再创佳绩。有人曾戏言，总统是美国最大的CEO，中国也有最大的老板，就是全民所有制的管理者。
人们买不起房子、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教育事业产业化、医疗事业产业化、房地产产业主导化，你闭着眼睛都可以想象一个中国人的生存模式：赚钱买房、赚钱负担孩子教育、赚钱负担全家人的健康。睁开眼睛一看，未富先老了，等把这几件大事落实完，人也就该再闭眼了。
要是有人不玩这个游戏呢?改革开放30年时，有专家探讨过这个命题；改革为何失去了动力?中国的改革模式是放开一点、搞活一点，经济就上来了,人们就富裕了。但再怎么改，个体的命运依然是在可以望得见的轨道上运行，洗牌已经洗过一轮，混沌期已过。
如何还富于民?无外乎三：
一是增加民众收入，调整税收的合理性；
二是让民众少花钱，降低公共事业领域的支出比重，义务教育不收费和农业税停收都是良好而积极信号；
三是在基础建设上的投入应倾向于提高民众生活的舒适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只有当民众手里有了钱，整个经济消费体系才能继续水涨船高。而现在，房价高企已使得整个消费体系变得畸形，大家都勒紧裤腰带供房，损害了其他领域的消费。一旦买了房，也就安稳过日子，没有继续奋斗的目标了。
中国人的三大欲望是：更多的钱、环游世界、中国世界第一。可见中国人并非没有自己的国际视野和上行动力，但在钱的问题上的现实际遇又让他们伤透了心。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你怎么富?
东部易富，有富的传统；沿海易富，有富的资源；特区好富，有富的政策。西部易富吗?也能出蒙牛、伊利、鄂尔多斯。现在有个说法是“后发优势”，越没被开发的资源越具有后来居上的优势。最近的第十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倒是热热闹闹，赚足眼球。但是西部大开发10年了，成绩单显然不令人满意。只有当东部、南部的资源、环境和机遇透支完毕后，人们才会把新的机遇转向西部。而这，其实正在成为西部大开发的后发优势。
还有个问题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你怎么富?“共同富裕”怎么个共同法?是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买了房子，不止一套，每年都出国旅游，孩子上最优质的学校，花得起入校费；而你还是个工薪阶层，创业无果、兼职未遂，跑不过CPI、通胀、房价和个人所得税，沦为“穷忙”。将富未富的人则遭遇“伪中产”，股市吸金、房供套牢。“共同富裕’越来越像个假命题，富者支配更多资源。穷者承受更多压力。
多年前畅销的一本书《富爸爸，穷爸爸》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对钱的无知导致了如此之多的恐惧和贪婪的产生。一个医生，想多挣些钱来更好地养活家人，就提高了收费，这就使每个人的医疗支出增加。由于医生提高收费，则律师也提高收费：由于律师提高收费，学校老师也想增加收入，这就迫使政府提高税收。这样一环套一环，不久，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就有了一条可怕的鸿沟，混乱就会爆发。当鸿沟大到了极点时，一个社会就会崩溃。”
美国同样身在其中。这种历史一再重演，因为人们没有以史为鉴。“我们只是记住了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名称，却没有记住教训。”
有人在考虑，现今的中国还能不能诞生像潘石屹这样从平民奋斗起来的富豪，还能产生多少个潘石屹，会不会出现“先富杀后富”的情形?
事实上，未富先懒的一代人仍然有着“后发优势”，商业模式成型、产业技术成熟、创意产业方兴未艾，创业潮仍然铺天盖地。末富先懒者要学会在享受中创业，而不是着眼于挣钱的欲望。
后发优势在于个人的资源、经验和行动尚未变现，却与前人享受着同步的机遇和对未来的预期，一旦变现，很快就进入历史上新的平台期。大至国家，小至个人，都是如此。
所以说，机会无处不在，尤将伴随着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的每一步。是继续懒下去还是以懒待劳，就在于个人的选择了。
（黑牛姑娘修改批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