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困境是常态的

“我苦恼着，一遍遍回放采访的录像，结果发现，那些经得起回味的片段往往与所谓成功结果无关，而是与过程相关的一个个困境。”
他们都是她采访过的人：19岁就开始从事儿童慈善工作并在社会各界赢得了普遍好评的安妮公主，在国际时尚界扬名立万的著名华裔设计师安娜·苏，美国通用电气前总裁杰克·韦尔奇，在NBA为中国人赢得尊重的著名运动员姚明……
他们都是名人，都是一般社会意义上的成功人士。比起这些人物所获得的成功，杨澜更喜欢这些人物所经历的“一个个困境”——“期待与现实的落差，当事人的彷徨无助，以及在苦捱中体味的细微温情”。结果隐退了，变得轻了，过程则尽显峥嵘，变得重了。从《杨澜工作室》到《杨澜访谈录》，再到新近开办的《天下女人》，杨澜在与名人一次次的对话神会中感悟生命。作为一个拥有众多头衔的名女人，她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往往是成功和耀眼，是否也有她经历着的困境呢？
春天的上海夜晚，下着零星的小雨，苏州河畔的苏河艺术中心五楼，杨澜携新书《杨澜访谈录Ｉ》做客“贝塔斯曼蓝色沙发”，侃侃而谈。黑色的西装小外套，浅黄色丝质衬衫，黑色的百褶裙，黑色的半高跟鞋，一身职业装扮，眼睛明亮，态度温和，一如经常在电视上出现的杨澜形象——干练、睿智、自信。
体味别人的困境
1998年，杨澜在凤凰卫视开始做名人专访节目，名字叫《杨澜工作室》，最初以“成功故事”为主，“谁有名就采访谁，什么传奇就谈什么”，因为大众都想知道成功人士为什么这么杰出、这么成功。浮华世界，金钱名利对普通大众总是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可是后来，“我觉得成功并不能真正感动我自己，一位科学家，你可能非常感叹他怎么会突发奇想把过去一个很难解释的原理解释清楚的，但是似乎你更会感触于他的人生境遇”，杨澜说。
对1998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美籍华人崔琦的采访彻底改变了杨澜做人物访谈的方法。采访在普林斯顿大学里进行，给人很大震撼的并非他如何刻苦研究获得诺奖，而是崔琦小时候的故事。他出生在河南农村，10岁前从没读过书，就在家里放羊、养猪。10岁的时候他姐姐找到一个在教会学校读书的机会，就想让弟弟到香港去读书，他父亲对独子要远行是不大愿意的，因为男孩大了可以帮忙干农活，但他妈妈却非常坚定要送儿子去读书，这一走成了他与父母的永别，父母在后来的大饥荒里都活活饿死了。
这次采访，杨澜曾多次提起。杨澜坦言：“我当时听完故事，问崔教授，如果那个时候妈妈没有送你出去读书，你如今会怎样？其实在我内心我已经铺垫好了，希望他答知识改变命运、我很感谢妈妈之类的话。但是崔教授却说，‘我宁愿当时妈妈没有送我出来，农村家里有一个儿子是很重要的，如果我当时留在农村，或许我一直不识字，但我父母或许不至于饿死。’这番话给我带来极大的震撼。”
从此以后，杨澜开始比较注重谈人的经历，而不是成功的经历。“其实世人眼中的成功只有一瞬间，人生更多是由困境组成，困境是常态的，成功是中间一个非常态的。每个人不管在什么样的阶段，什么样的阶层，拥有如何的财富和盛名，他的困惑和矛盾我觉得都是共通的。我想把访谈做得有一些个性，我想从精神层面探讨人在困境当中是如何自拔的。”
至于对成功的定义，杨澜认为并没有一个特定的标准模式。她同意大长今的说法：“成功的人不外乎单纯和热情。”“你对一件事真的就是一根筋，你很单纯地喜欢它，你有不熄灭的热情追求它，这个就是所有成功的人的共性；你患得患失，朝三暮四，那就很难成功。”杨澜说，“但人生的成功不能完全以外界的评价来看”。
她谈到曾采访上海老知青戴建国。戴建国十几岁就到北大荒去了，后来和村里一个女孩恋爱，女孩家里为了300元彩礼把女孩嫁给邻村的人，成婚那天，女孩疯了，婆家、娘家都抛弃了她。戴建国却娶了她，留在了北大荒，也因此错过了知青回城的时机。后来，戴建国做了记者、广播站站长，有了很好的住房条件和健康的儿子，妻子的精神状态也稳定下来了，这时候他在上海的妈妈瘫痪了，他姐姐下岗了，离婚了，家里遇到很多困难。他又把黑龙江的一切舍弃了，带着老婆孩子回上海支撑起上海的家，至今还住在棚户阁楼里。“做完采访以后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他是一个非常棒的男人，非常有情有意的人。在社会眼光里他很不成功，四五十岁还在为生计挣扎着，但是我觉得他很了不起，承担了这么多人的责任。所以我觉得我们社会应该对成功有更多的理解”，杨澜说。
浅啜自己的困境
杨澜的采访对象有他们的困境，而她自身也不例外。工作上的、生活上的，虽然外表平静从容，极尽优雅，但心中总有波澜。
在《杨澜访谈录》新书的“序”里，杨澜写道：“制片人拿着选题单子来跟我商量：做些创业致富的人物吧，观众还是对怎么赚钱感兴趣。‘哦……’这是我的困境。准确地说，是困境之一”。她希望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她的节目能带给观众一种单纯而宁静的心绪，给人以精神上的慰藉，但“似乎不是一个谈话节目可以承担的”。
她还苦恼于访谈节目深度和浅度的平衡。在电视上做感性的节目比较讨巧，普通大众也喜欢，“比如说可以做一些社会的真情故事，一个人命运很悲惨就比较讨巧，但是要在电视上面做一个有一点理性、深度的访问是挺有压力的。你既不希望别人看不懂，又不满足于特别肤浅，这个时候是我最痛苦的”。又想要收视率，又不愿放弃节目价值，执拗的杨澜引得制片人对她发脾气：你到底要什么！
这种带着女性理想主义气质的性格，让人想起她曾一手创办的阳光卫视。阳光卫视就是她理想的破碎品。做人文历史文化的传播是她的理想，但最终理想之船碰到了现实的礁石。所以现在的杨澜，不再轻易尝试商业，而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内容的制作上。
为了胜任与任何职业和地位的采访对象的对话，杨澜承认自己必须事先认真“做功课”，看书有时也成了繁重的“功课”之一，即使有时看完那些难懂的科学理论和术语、采访完就马上忘记，但她还得强迫自己阅读。比如几年前为了准备与基辛格访谈，她从基辛格的毕业论文到后来写的书全读了，因为她认为“广泛阅读或许不能保证你问一个好问题，但能保证你不问愚蠢的问题”。
即使准备充分，采访的成功与否还决定于其他很多因素，比如采访对象的性格和心情。对于矜持少语的采访对象，杨澜坦承她也会内心觉得恐慌，有几个曾经让她觉得有点狼狈。台塑集团开创人、被称为“经营之神”的王永庆就是其一。“你的问题有30个字，他一般就回答你3个字，他常常用是和不是回答你，会给你很大的压力感。他也不苟言笑，你在10分钟之内就把你要问的问题都问完了”。不过如今的杨澜对于这样的小挫折，早已能够以自嘲和幽默来面对。
工作和社会活动把杨澜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所以虽然不断有出版社邀请杨澜自己写书，但她却“不敢写”，因为“心态非常浮躁”。每一天的行程都排得满满的，很少有让她喘息的机会；每一天的生活都在一种极其忙乱的状态下完成，能把工作做好就已经很吃力了。有点空闲时间也就写写博客，精力只够写300字的，写不了大的东西。能沉淀下来，写一点经历过的事情暂时还是奢望。
女性的选择
以前，杨澜以为事业上的成功是自己最大的追求，但现在她觉得个人内心世界的安详和宁静、轻松与愉悦才是最重要的。在这个世界上，浮华终生，成功未必能带来心灵的满足，繁华落尽，幸福的最终考量不是来自外界的一切名和利，而是自己内心的平静。
人物传记，历史书，探索心灵的著作，都是杨澜喜欢的读物。她喜欢胡茵梦翻译的印度著名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的著作《爱的觉醒》。在难得的度假期，在热带岛屿上，她就读这本书，坐在太阳底下，看一会睡一会。智者的言语给了她心灵的安详和快乐。“女人都是这样。女人比男人更关注灵魂方面的问题吗？”她有点羞赧地问。在她眼里，女性比男性敏感，比男性拥有更多的梦想和幻想。
明白了工作不是自己的全部，杨澜开始注意平衡家庭和事业的关系。过去朋友向她推荐活动，碍于面子，她很难说出“不”，于是身不由己一次次周旋于各种社交场所，家庭和孩子往往被排除在日程之外。而现在日程表上的时间被严格地划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留给家庭、孩子以及运动锻炼，一部分留给工作与社交。“两部分时间要有明确的划分，给家庭、运动锻炼的时间必须预留，这是人生命和生活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杨澜说，她过去很在乎别人的评价，总以别人的评价为自己行为的标杆，但后来觉得这是一个误区，“不可能尽善尽美啊，为什么要以苛刻的要求来要求自己呢？做一个真实的自己，不是很好吗？”
作为一个成功女人，“粉红领袖”，杨澜越来越关注女性的情感和生存，谈到自己主持的女性节目《天下女人》以及这个节目的电子杂志和《澜》电子杂志，杨澜的语气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我自己就是女性啊，我当然关注女性自身的工作和生活状态。”而电子杂志的成功完全出乎杨澜的意料。本来做《天下女人》节目之后只是想利用电子杂志做一个跨媒体互动，没想到被那么多的女性朋友所喜爱并参与进来。这增加了杨澜对女性电子媒体发展的信心。
比起《杨澜访谈录》的深刻和理性，女性节目多了很多感性的色彩，这样的节目对杨澜而言，“就像在喝下午茶，不需要作很深刻的思考”。杨澜说，这是一个充满诱惑欲望和不安全感的时代，女性自身面临的困惑和诱惑都特别大，同时时代和社会加诸女性身上的压力也特别大。尤其是对职业女性，是工作重要还是家庭重要，是该生孩子还是继续事业，面临着困难的抉择。通过在节目中和女性朋友们聊职场、聊感情、聊时尚，杨澜希望能帮助职业女性们更好地生活和工作。
除了女性人物的访谈，杨澜还希望在女性社区发展上有所成绩，首先做好天下女人俱乐部，让更多的人成为会员，也会在近期推出一个有关全国都市白领女性生存状态的调查。同时今年准备在北京和上海多开展会员活动，请一些学者和专家参与进来，与女性朋友们深入地讨论关于女性职场、婚恋、心理方面的话题，希望给现代女性打造一个进行交流的良好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