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阅读的十本书

张闳
阅读是这样一种吊诡的游戏：它既是通途，又是障碍；既是解放，又是囚禁。当我们置身于阅读当中时，就开始深陷于这一悖谬之境。我们试图通过书籍和知识构筑一条通往自我意志解放的路径，然而，那些越来越多的书籍同时也在我们面前，在我们的书柜里、书桌上，乃至头脑中，堆砌起一道又一道坚固的墙垣。它是那样的脆弱轻薄，被清风随意翻卷，被蒙童随手撕碎，被时光消蚀得泛黄发脆，在火焰中转瞬间化为一撮灰烬。然而，它又是那么的坚硬沉重。那些字、词、语句所围筑起来的纸的城堡，比任何石头的城堡还要坚固。当“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之后，语句的石头依然牢不可破。
每天我都怀着极其矛盾的心情，面对着书架上的那些图书，常常被一种巨大的焦虑所攫获。如果不能怀着一种嬉戏的姿态去看待这道书的长城的话，那么，我们将变成这道长城的一名微不足道的苦役囚徒，或是一块渺小的砖块。嬉戏轻快地飞越高墙，为我赢得某种程度上的解放的快乐。
然而，我必须写下这个年度的读书笔记。也许，书写是穿越言辞墙垣的最有效方法，至少对于我本人来说是这样。写下它是为了遗忘它，以便我的记忆能够轻松地接受一个新的阅读年度的到来。
1. 《在土星的标志下》（苏珊·桑塔格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对于苏珊·桑塔格，读者已经相当熟悉，她撰写的向瓦尔特·本雅明致敬的文章，也在知识界流传甚久。她在2004年年底去世的时候，曾引起知识界不小的震动。这个当代世界最睿智的女人离开了，使得当代人整体的智力水准严重下挫。
在这本书中，苏珊·桑塔格分别论述了保罗"古德曼、阿尔托、里芬斯塔尔、本雅明、西贝尔贝格、罗兰·巴特和卡内蒂，而从她对这些前辈的每一次描述和判断中，我都能够感受了桑塔格本人的精神气质的某个方面。这些前辈，以正面的或负面的方式，构成了桑塔格本人的精神氛围，并越来越清晰地烘托出她的思想肖像。
苏珊·桑塔格是语词炼金术式的书写链条中的重要一环，这一神秘链条的始端在19世纪初期的美国。美国作家埃德加·坡是第一环，中间经由波德莱尔、卡夫卡、本雅明、罗兰·巴特等人的联结，然后通过桑塔格和另一位女杰——汉娜·阿伦特，在20世纪后期传回到了北美大陆，形成了一条完美的圆环。我不知道他们是否都同归属于“土星的标志”下，但在欧美文学星空中，他们形成了一个璀璨的星系，让人们在不经意中能够明确地识别和仰望。
2. 《黑暗时代的人们》（汉娜·阿伦特著，江苏教育出版社）
这本书的中译本跟上一本书——《在土星的标志下》——几乎同时出现，这本书的主人也跟上一本书的主人一样，是一位睿智而又美貌的女人。她们的光芒四射的容貌和智慧，让我感到这个世界似乎不再那么残酷和堕落。因为她的缘故，我甚至觉得海德格尔似乎也是可以原谅的，尽管我对海德格尔的纳粹言行和他那瘟头瘟脑的模样甚为反感。
这本《黑暗时代的人们》在内容和格局上也跟《在土星的标志下》一样，是向精神前辈致敬的作品。黑暗时代的人物：莱辛、雅斯贝尔斯、布洛赫、本雅明……汉娜·阿伦特的文字，为我们点亮了一盏盏明灯，这些光芒闪烁的精神明灯，照亮了每一个黑暗的时代。而汉娜·阿伦特本人，就是黑暗时代的一盏明灯。我不知道这阿伦特和桑塔格两人是否熟识，但至少有一条无形的纽带，把她们联系在一起——瓦尔特·本雅明。她们两人的本雅明论，是我所看到的所有评论本雅明的文章中，最深邃和最富神韵的文字。这表明两颗敏慧的心灵乃是在同一星座中闪耀的两颗星星。阿伦特在谈论那些精神前辈之间的关系时写道：“‘就像火花那样，闪耀出更明亮的光，直至隐入不可见，它们在不断的活动中变化着。这些火花互相看着彼此，每一个都更明亮地闪烁，因为它能看到别的火花’，并希望能被它们所看到。”（第72页）这也描述出阿伦特本人在人类思想星空中的状况。阿伦特本人也已经融入了她自己笔下的精神星系当中。那些遥远的星光，正是我们这些活在当下的人们的希望。
3. 《帷幕》（米兰·昆德拉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这个人自称是塞万提斯的遗产继承人，拉伯雷的门下走狗，卡夫卡、布洛赫和哈谢克的同乡。这个人曾经经常几乎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这个人也许不知道，他的一本与重力问题有关的作品，改变了1980年代中期之后的中国小说的观念和格局。他当然更不会想到，他所发明的“媚俗”一词，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最媚俗的词。这就是他所说的反讽吗？
跟早些时候出版的《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一样，昆德拉的这部《帷幕》也是一本谈论小说的精神和叙事艺术的著作，而且，其观点、文风、写法，均一以贯之。典型的昆德拉风格！但是，鉴于对当下中国小说界的状况和种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我更愿意再一次听听他的关于小说艺术的絮语。他熟悉小说的每一个环节，像一个好木匠熟悉家具的每一道工序；他为戏谑和玩笑辩护，并将它们视作小说艺术的重要精神特质。哪怕是那些老调重谈，在昆德拉的口中说出，也比当代中国作家、学者们的那些貌似深刻和义正辞严的陈词滥调，来得更中听。
老昆德拉在书的结尾处断言：“艺术的叽叽喳喳是永恒的。”那么，在我看来，昆德拉的唠唠叨叨也是这样的。
4. 《贝克特选集》（萨缪尔·贝克特著，湖南文艺出版社）
这个选集似乎来得太迟了。如果不是赶上贝克特100岁生日，我不知道是否还会有这样一部选集出版。四小册。典型的午夜出版社风格的简装本。我相信，多数中国读者未必能接受这种版式，尤其是用于贝克特这样一个伟大的作家那里。但任何伟大的都是朴素的，我本人对这种版式很喜欢。不管怎样，戈多终于来了！
这个长得像好莱坞电影里的探长模样的人，给我们带来了一串关键词：荒诞、无聊、虚无、等待、希望……这些词汇更新了1980年代以来的汉语思想文化的词库，也构成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氛围。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等待戈多》经历诸多艰难，也得以上演了，而且有过多种版本。甚至，它的中国式的仿制品也早就出现在试验戏剧的舞台上。但对于贝克特其他剧作和小说，我们却所知甚少。这套选集至少让我们得以一窥这位文学大师的全貌。
5. 《嫉妒的制陶女》（列维－施特劳斯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从文学转到人类学，似乎来得太突然了。然而，这两者难道不恰恰是关于人的知识或艺术吗？！我对文化人类学所知甚少，也并不能够完全读懂这个专业的学术著作。我更愿意将它当成文学作品来读。我曾经浏览过台湾版的列维－施特劳斯的四卷本巨著《神话学》（周昌忠译），原始部落的神话体系，被表达为一个完美的交响曲式的结构。我完全被作者神奇的表达所攫获。《嫉妒的制陶女》（还有同一系列中的《猞猁的故事》）同样也是这样一种充满想象力和完美结构的著作。
列维－施特劳斯创造了一种伟大的人类学叙事。我愿意相信，这不仅是作者本人表达风格的显现，同时可以说是人类原始思维形态的想象性的再现。更为重要的是，在列维－施特劳斯看来，原始神话的结构学模式依然是支配现代人类社会形态和观念形态的原初性的深层结构。列维－施特劳斯的这一天才的思想，在罗兰·巴特等人那里得到了忠实的继承。
6. 《象征交换与死亡》（让·鲍德里亚著，译林出版社）
如果说，罗兰·巴特是列维－施特劳斯的弟子，那么，鲍德里亚就是徒孙了。起初，我把这本书的书名错看成“象征交换死亡”。用“象征”来跟“死亡”做交换，确实是一笔不错的买卖。如果可能，我宁愿用1万个象征去换。然而，这种误读却更加有力地证明了死亡本能的强大，它是我的深层焦虑，以致我会通过无意识地省略“与”字来使之象征化，以便让我得以克服它。
列维－施特劳斯在原始部落生活和神话中所发现事物的秩序和结构形态，被罗兰·巴特和鲍德里亚援引到对现代社会的研究中来。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物质体系——商品——中，他们发现了一种神话结构及其相关的象征体系。然而，鲍德里亚的符号学不仅是一种“代码的形而上学”，同时也是“代码的政治经济学”。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马克思影子。不错，马克思也正是列维－施特劳斯的精神源头之一。
有趣的是，鲍德里亚与前文所提到的苏珊·桑塔格之间，曾经发生过多次口角。不过，在我的阅读空间中，他们却相安无事。或许，阅读就是一种和解。
7. 《幻想的瘟疫》（斯拉沃热·齐泽克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齐泽克是一个狡黠的家伙，这跟他蓝领工人似的粗犷外表大不相符。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把拉康理论成功地付诸现实批判实践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机智、狡黠、手法熟练的、罕见的概念魔术师。在他那眼花缭乱的概念马戏中，我们可以看到民间笑话、荤段子、流行俚语与晦涩玄奥的精神分析术语和辩证法论断混杂在一起，展现了一个矛盾迭出但又激情蓬勃的、混乱但又盛大的话语狂欢场景。《幻想的瘟疫》则是这场话语的狂欢庆典当中，奉上的一块巨大的后现代学术比萨饼，洒在其上面的智慧碎屑和知识芬芳，让人胃口大开。
齐泽克同时也是一个本领高超的走钢丝者，巧妙地维持着意识形态平衡，在前南斯拉夫的列宁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和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观念之间，做出一连串摇摆不定的惊险动作。他用一种模棱两可的矛盾修辞，机智地回避了西方知识界对他的政治身份的疑虑，同时又恰如其分地扮演了拉康在当下的精神传人。但实际上，拉康是他的障眼的魔术手帕，黑格尔式的辩证法（甚至是列宁式的“唯物辩证法”）才是他的戏法中的实物。在他那里，列宁主义的剑术比拉康主义的枪法似乎来得更为熟练和有效。后现代华彩斗篷的背后，始终徘徊着黑格尔和列宁的巨大幽灵。
8. 《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汪民安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这是一个中国人表演的后现代枪法。我们曾经早在1990年代初，就见识过若干套被称之为“后现代”的花枪，然而事后被证实，那些个招数基本上是假模假式的胡编乱造。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内的文化学者们一直停留在译介西方文化理论的阶段，然而，那些西方大师们的精彩理论一旦被中国学者付诸实践，便立即变得愚不可及，成了在现实经验的风车面前狂吼乱叫的堂吉诃德。
汪民安的情况则不同。他在理论译介工作的同时，一直致力于现实的文化批判实践。他对家乐福等现代都市文化空间的解析性的研究，令我印象深刻。从中可以看出，他对福科、罗兰"巴特、巴塔耶、德勒兹等后现代理论家的学说相当熟悉，不是那种道听途说的花哨功夫。在这本书里，所表现出来的不仅是汪民安作为理论家的才能，同时也是对其作为一个文化批评家的敏感和犀利风格的展示。
汪民安有一副疑似前卫艺术家的外表，而他的富于艺术性的表达，能够有效地驯服那些面目狰狞的理论术语。从这个意义上说，汪民安是一位能够熟练操纵任何理论概念的艺术家。
9. 《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黄金麟著，新星出版社）
同样是身体与现代性问题，跟大陆学者的学术相比，台湾学者显得更加务实，更加规范。看来，学术也跟其他一些方面一样——台湾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把国族想象为一个身体，一个国族的现代性的生成，也如同一个个体的身体的长成。国族有其自身的理性、欲望、本能、暴力，乃至歇斯底里。在国族现代性意识和规则形成过程中，国民的个体的身体经验也在被重塑。比如，通过历法的改变和作息时间的规约，身体存在的时间经验被彻底扭转和改造，并被大规模地国家化。这既是一个古老身体的消亡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现代国家化的公民身体的生成过程。身体规训的历史，也是现代国族意志的生成史。
理解这一逻辑并不算太难，难的是通过历史材料来论证这一点。作者显然受到过较为严格的新史学方法论的训练，对“年鉴学派”的史料学方法的运用，显得得心应手。同时，作者在现代性理论框架下对历史细节的精确检视和解析，则显然得益于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和福科的权力批判理论。这种学术方式，一直令我着迷，而我本人却又无力实现。因此，我要在此向作者致敬。
10. 《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第4卷）（朱大可等著，上海大学出版社）
我必须小心谨慎地对待这本书，因为我本人就是这本书的编者之一。任何偏离事实的言辞，都是危险的。也因为是编者之一，我的阅读当然也就不是在本书出版之后，而是一种先于出版的预读。我在预读中，已经开始想象它的未来的形态。当然，它比我现在实际上看到的要好得多。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文化现象的忠实记录。那些转瞬即逝的流行语、关键词，轰动一时的事件，无论其为高雅的还是卑俗的，都尽量把它们记录下来，为未来的人们存留一个相对完整的档案。知识分子的根本使命之一，就是维护文化记忆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不管我的这个愿望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通过编选文选，我却有另一重收获。作为文选的编者，实际上我首先是一位读者。在编选的过程中我接触了大量的包括文学、音乐、美术、建筑、电影、大众文化等在内的评论文章，各个领域里的学者、批评家的文章里所表现出来的锐利的思想锋芒和广博的学术视野，让我受益非浅。阅读这些内容丰富、文采各异的文章，纵览当下文化学术的全貌，对我本人来说，却称得上一次愉快的精神嬉戏。我愿意与更多的读者一起分享这一阅读嬉戏的快乐。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