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娼与人道

文/乐云
明确将废娼与人道联系起来的是李大钊。他在1919年《每周评论》上发表《废娼问题》一文，列举废娼的五大理由，其中第一条理由便是娼妓是对人道的背反：“为尊重人道不可不废娼，凡是侮辱人权背反人道的制度风俗，我们都认作仇敌，要尽最大的努力去攻讨他，征伐他，非至扑灭他不止。到了今日，人类社会上还有娼妓存在，国家法律上仍然认许公娼，真是可痛可耻的事情！你想好端端的一个人，硬把他放在娼门里，让他冒种种耻辱，受种种辛苦，在青天白日之下，去营那人间最卑贱的生活，卖自己的肉体、精神、完全人格，博那些拥有金钱的人的欢心，那一种愁苦、羞愤、卑屈、冤枉，真是人所不能忍受的境遇。我从前在上海的时候，看见许多青年女子，不管风雨昼夜，一群一群的站在街头，招拉行路的人，那一种可怜、凄惨的光景，恐怕是稍有人心的人，都要动点同情的。至于娼寮中的黑暗，和他们在那里所受的虐待，真是人间的活地狱一般了。象这样侮辱人权，背反人道的事，若不绝对禁止，还讲什么人道自由，不是自欺欺人么？”
在五四运动革除旧弊，冲破封建牢笼的大旗之下，李大钊的主张获得了有识之士的共鸣，并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废娼运动。1920年，上海租界工部局批准“淫风调查会报告”，规定取谛公共租界的卖淫行业，期于五年内禁绝娼妓。1921年，广东青年会发起旨在废娼的贞洁运动，并成立“贞洁大运动会”。1922年底，51名众议员联署向国会正式提出废娼议案，主张从1924年起全国实行废娼。可惜的是，由于废娼动动主要停留在舆论阶段，由于废娼领导者自身的弱点，更由于治标不治本，并没有触及娼妓产生的根源――私有制，因而最后失败便不可避免。
娼妓业在中国源远流长，蓬勃发展，但出于淳正风气，维护道德的目的，上层统治者依然会采取一些禁娼措施。宋元时期，随着私妓的兴起，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措施，如建立集中风化区，严格严禁官员嫖娼等等，明代宣德年间更是发动过一次规模浩大的废娼运动，明宣宗封了北京和其他大城市的妓院，美其名曰“厉清风化”，可惜不久都无迹而踪。至清代，政府更是全面废止官娼，并对官员狎妓制定了严酷的刑法，“凡文武官吏宿娼者,杖六十,挟妓饮酒坐罪亦同”，但依然收效不大。需要说明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实行完全的禁娼政策，动用强大的国家机器来清除这颗社会毒瘤，沉重地打击了娼妓业，但娼妓现象是否就此绝迹？恐怕也不见得，只不过是更趋于隐蔽化、复杂化罢了。因而一旦改革开放，它便死灰复燃，形成燎原之势。从实际情况看，废娼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棘手的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
由此我们来探讨废娼与人道的关系。
一种观点是娼妓现象有违人道，因而必须废止。那么为什么有违人道呢？我们可以从李大钊的说法中归纳出以下三点：对人身自由的侵害、对爱情自由的束缚，对身心健康的摧残。
首先来看对人身自由的侵害。它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大部分妓女，是被拐卖诱骗进入青楼的，从内心来说，她们并不愿意“去营那人间最卑贱的生活”，充满对这一职业的厌恶与恐惧。二，进入妓院的妓女，几乎都是签过卖身契的，没有一点人身自由，既不能随意外出，也不能挑选客人或休息请假，她们天天在鸨母龟公的打骂下过活，如同奴隶一般。其次，娼妓现象是对爱情自由观念的背叛。青楼里的妓女，丧失了正常女性所享有的爱情自由权，她们很难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其理由是，她们接触到的男人有限，而这些来青楼寻欢的嫖客，很少有将妓女当人看的，在他们眼里，妓女不是像母亲、妻子、女儿那样的女性，而纯粹只是发泄性欲的工具，因而妓女想在嫖客身上寻找爱情，无异于痴人说梦。
此外，作为妓女所有者的鸨母，妓女是她们身边的摇钱树，也不会容忍妓女谈情说爱，因为一旦妓女用情太深，很容易洗手不干，妓院的经济损失不可限量。尤其是那些当红的妓女，鸨母指望她赚白花花的银子，又怎么舍得她从良呢？因而，为了斩断情根，鸨母会采取各种措施来防止妓女谈恋爱。三，娼妓现象是对妓女身心健康的摧残。妓女不断要出卖自己的肉体，忍受肉体上的虐待与性病的折磨，更要承担精神上的屈辱，这种屈辱表现在人格尊严的被践踏，精神上的极度卑屈、羞愤、愁苦等等。这种肉体上的摧残与精神上的虐待，让她们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与惊慌之中，又如何奢谈人道自由？
应该说，从人道的角度来谈论废娼，比起以前禁娼者主要着眼于雅风俗、正道德的观念更进一步，代表着人权主义的张扬与解放。因为道德毕竟是比较虚幻的东西，反映的是上层统治者的意志，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理解。而人道，强调的是爱护人的生命，尊重人的人格和权利，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具有更广泛的普遍性。英国著名作家劳伦斯就曾发表过精辟见解：“如果一个男人与她（妓女）之间建立起了活生生的关系，哪怕只是一瞬间，这也是生命。反之，如果他们之间只是金钱和行为的关系，那么这关系不算不得生命，只能称之为肮脏，是出卖生命。”史仲文《中国人：走出死胡同》中也对妓女抱着同情，认为正人君子自然瞧不起妓女，“他们创造了她们，凌辱了她们，从她们身上取得了欢乐，然后又痛骂她们，以便使自己更象个正人君子。”由此看出，对人权与人道的尊重是废娼的核心因素。
另一种观点则刚好相反，认为废娼正好与人道背道而驰。其理由有三：第一是废娼限制了女性自由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利，是对人权的不尊重。按照废娼派的说法，从事色情业的女性是被迫的，她们基本的人身自由都没有，因而体现出对人权的轻视。但反废娼派则认为，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不断加强，女性有选择出卖自己身体的权利，这是“天赋人权”、“主权在我”等民主意识的外在表现。反废娼派甚至拿出精确的调查数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据统计，现代社会从事色情业的女性80%以上都是自愿的，很少存在外力控制下被迫的行为。尽管我们会痛心于这些女性的沦落，丧失羞耻感，但不可否认的是，她们不会再有“前辈们”那种惨痛的遭遇，她们甚至将色情业当作一项“痛并快乐着”的“伟大”事业。因而在反废娼派看来，说妓女是被强迫的，没有人身自由，纯属无稽之谈。
第二，废娼剥夺了妓女们生存的权利，加重了妓女非人格化的过程。众所周知，女性大多处于经济弱势而影响她们受教育的机会，在就业中处于不利地位，即便是找到工作，也是待遇很低，根本满足不了女性实现自身价值的需要。废娼的根本是改变女性贫困的现状，健全社会救助，帮助广大女性获得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但目前的社会，往往采取粗暴简单的废娼手段，一味强调对妓女的打击，从精神上对妓女泾谓分明地敌视，这不但不利于减少娼妓，打击卖淫嫖娼现象，反倒助长这一现象的滋生蔓延。
第三，娼妓现象并不会对妓女的身心健康赞成伤害。从身体上来，卖淫并不是对身体的背叛，也不会导致性病的蔓延。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方面，卖淫是一项工作，既然是工作，自然不会从事这一行业的妓女并不会感到身体遭受了摧残；第二方面，对于某些性观念开放的人来说，卖淫不但不会痛苦，反倒是一桩能体验到强烈快感的乐事，既能赚到钱，又能得到性快乐，何乐而不为？第三方面，性病与娼妓没有必然的关系，反倒是取缔娼妓更容易导致性病的蔓延。因为严厉打击的后果便是私娼四处游荡，不仅不利于监督管理，更容易滋生传播性病。在目前的情况下，废娼根本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现在艾滋病肆虐泛滥，原因不在于娼妓，而是由于娼妓的非法化造成娼妓转向地下，畸形发展。众所周知，地下状态什么东西都传播得很，比如小道消息，如果将它转为公开，加强监督和管理，譬如在娱乐场所百分之百地推行安全套等，性病问题便会得到有效控制，由此看来，不洁、不安全的性行为才是性病传播的罪魁祸首。
从心理上看，现代妓女的罪恶感与羞耻感已大大减轻，心理负荷不会有想像那样沉重。有的妓女甚至公开宣扬，“有嫖客嫖她，是嫖客对她美貌的价值和性服务价值的肯定”。她们觉得：“这样做只是一种不光彩的谋生手段，她们也有权利选择嫖客，并没有受摧残受污辱的感觉。这当然与中国人受国外性开放意识影响，男女大防意识开始崩溃，社会上对妓的宽容度越来越大有关。另外，大家普遍认为，卖淫是一个无受害人的违法行为，比起贪污、腐败、执法不公、滥用权力、贫富差距拉大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问题来说不值一提。小姐与小偷不同。你不找小偷，小偷也要来害你。你不找小姐，小姐不可能硬来找你。因此对一般民众并无直接危害，不会激起公愤。在这种“笑贫不笑娼”氛围下长大的女性，她们从事色情业的胆识与心态已大大不同，不会再有羞辱、不安、愁苦、卑屈等心理，因而大可不必为她们的“脆弱心理”担心。
以上关于废娼与人道的观点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笔者觉得有两个原则必须遵守：首先，娼妓现象确实有违人道，从小处来说是对女性的不尊重，从大处来说是对作为地球上最智慧的“人”的不尊重；其次，在执行废娼的过程中，不能用有色眼镜看待妓女，要重视和倡导对妓女的人道保护，尊重她们的人格，保护她们的合法权益，这不是对娼妓的纵容，反而是消灭娼妓现象所必须的步骤。特别要指出的是，千万不能打着废娼的幌子行大发横财之实。或许袁枚《子不语》中的故事能给我们某些启示：
“杭州陆梯霞先生，德行粹然，终身不二色。人或以戏旦妓女劝酒，先生无喜无愠，随意应酬。有犯小罪求关说者，先生唯唯。当事者重先生，所言无不听。或訾先生自贬风骨，先生笑曰：“见米饭落地，拾置几上心才安，何必定自家吃耶？凡人有心立风骨，便是私心。吾尝奉教于汤潜庵中丞矣。中丞抚苏时，苏州多娼妓，中丞但有劝戒，从无禁捉。语属吏曰：‘世间之有娼优，犹世间之有僧尼也。僧尼欺人以求食，娼妓媚人以求食，皆非先王法。然而欧公《本论》一篇既不能行，则饥寒怨旷之民作何安置？今之虐娼优者，犹北魏之灭沙门毁佛像也，徒为胥吏生财。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吾不为也。”
在废娼过程中，既要注意到安置那些“饥寒怨旷之民”，要不能“徒为胥吏生财”，对比现在某些执法机关在扫黄禁娼中动辄游街示众等所作所为，这里体现的人道主义精神，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