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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5 18:03:14
周末读书：谁是最愚蠢的一代？
七月 5th, 2010
周末回娘家，边吃西瓜边看了爸爸买的几本过期的《三联生活周刊》（每本特价一元！），被去年12月份的一个专题报道吸引了，这个报道是《谁是最愚蠢的一代？》。这个标题引用的是美国作家马克.鲍尔莱因写的一本书：《最愚蠢的一代》，作者认为在数字时代美国甚至全球的青少年对手机和互联网尤其是社交网络产生重度依赖，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尽管有着海量的资讯一切都触手可及，但年轻的一代却没有因此而变得更有智识，而是将大量的时间花在社交网站、IM和手机短信上。
“最愚蠢的一代”这样的字眼不免感觉有些耸人听闻，却有也种催人自省的意味在。类似“互联网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这样的话题太大了，我每次想到就觉得头痛，有时却又忍不住对互联网的未来充满好奇。信息和资源太多了，杂志你还买吗？CD和DVD你还买吗？书你还买吗？在未来知识产权真的还重要吗？我不知道人类是否会因为一切都在手边而变得更懒更笨（iPhone说除了生孩子它不能其他它都能），但似乎也没有明显的因网络而变聪明的证据（人类确实一代比一代聪明，但我觉得那是生物进化的结果）。记得07、08年的时候SNS的概念大热，国内跟风做了很多类似的网站。我也曾经兴趣盎然地读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想一想将真人社交圈搬到网上耶，那是多么壮观和令人兴奋的场面，又蕴含了多少商机。但是从国内SNS的标杆“开心网”来看，SNS似乎也只是让地球上多了8000万个正在偷菜和种菜的用户，而且不能确定这种兴趣还能维持多久。对开心网来说商机应该还是巨大的，有人气有注意力就是一切，但对于互联网和SNS这个概念推广的初衷来说，似乎没什么兴奋点。
无法说清三联的这个专题文章是在什么地方触动了我，但是它确实触动了我。尤其是当我百无聊赖之时机械地打开QQ空间，心不在焉地翻看别人上传的自拍照然后又立刻忘记的时候。
转载文章如下（拜互联网所赐，我不必悄悄去撕爸爸的杂志）：
三联生活周刊：谁是最愚蠢的一代？
网络贴吧上一个“贾君鹏”的帖子，能有几十万条回复；魔兽游戏停服，能让几百万人陷入无聊；戒除网瘾中心，能有几千万元的利润。每周上网40小时，就可能被看做“网瘾患者”，每个城市的网吧里都聚集着大批青少年，用10块钱消磨一夜。青年一代沉迷于网络游戏、社区交友，于是，他们被认为是“最愚蠢的一代”。
忧心忡忡的长辈们担心，互联网和技术的发展，让年轻一代沉迷于娱乐，沉迷于自娱自乐，而不是思考和创造，他们没有求知欲，没有感受复杂状态的能力，没有更好的想象力和表达能力。如果这些判断不对，至少还有一个疑问值得深究：他们真的很好地利用了技术的发展吗？
法国小说家马丁·佩奇，生于1975年，他的第一本小说就叫《我怎么变愚蠢的》，书中的主人公25岁，是个阿拉姆语言的学士，贫穷，不快乐，孤独，并且认为自己的不快乐与自己的智识生活有关——他相信，有知识有智慧，只能让一个人更痛苦，更孤独。他想成为一个酗酒者，想做大脑手术，想方设法要变得愚蠢。这本小说出版后被翻译成了20多种语言，但从未得到一个奖项，直到德国大学生将自己设定的一个图书奖颁予作者。这本小说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必须愚蠢，才能在这个社会里成为快乐的一员？
“数字原住民”和“数字移民”之间的技术鸿沟似乎超越了当今世界上的一切文化差异。如今的大众文化已经造就了一种“颠倒的势利”，唯恐冒犯了大众基于日常生活和个人经历所形成的洞见，力图将这些平庸的东西赋予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意义。
“无聊经济”——愚蠢一代造就的信息洪流
记者◎朱步冲
利用一份课余时间完成的青少年媒体消费习惯报告，15岁零7个月的英国摩根士丹利少年实习生马修·罗伯森一夜之间成了名人：他为那些渴望打开孩子们的钱包而始终不得其门而入的成年“麻瓜”开启了一扇窥探前者消费定式的小门——从来不看报纸，除了八卦小报和消费资讯密集的免费DM杂志。网络不仅是他们社交关系的基本构架，也是信息接收的主要渠道，如果感觉新鲜有趣，他们甚至会对浏览页面弹出的广告仔细浏览。音乐已经从某种艺术品鉴沦落成了青少年专注于其他活动时充当氛围制造的背景声效(BGM)。他们喜好任何带有触摸屏、网络连接功能、音乐播放和高分辨率液晶屏幕的电子玩意儿，讨厌所有有线、笨重、电池工作时间少于10小时的产品。这些数据和信息似乎确凿无误地印证了《最愚蠢的一代：数字时代如何让美国年轻人变愚笨而且威胁到我们的未来》作者马克·鲍尔莱因的种种论断：无聊文化和愚蠢一代相辅相成，共同在把人类带向一个灾难性难以估量的未来。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家庭生活研究中心负责人、社会学家艾利诺·奥克斯在一项统计中，发现在8至18岁的美国青少年中，平均每天耗费在形形色色的数字媒体前的时间大约是6.5小时。一句话，“数字原住民”和“数字移民”之间的技术鸿沟似乎超越了当今世界上的一切文化差异。更糟糕的是，40%以上的青少年在网络即时通讯中传递的都是“无意义信息”，似乎虚拟存在本身就具备某种终极意义。轻松地混淆了自我和游戏、现实和仿真的界线，“现实不过是屏幕上众多弹出窗口中的一个，而且不是最好的一个。总之，无所不在的信息媒介提供了注意力短暂停留的驻点，其间被植入了无数无用信息，而驻点与驻点之间可能会连接成一条注意力链条，使人类离自己原先制定的目标越来越远，直到产生断裂”。根据美国互联网产业统计企业comScore提供的统计数字，开心网的用户，在6月已经达到4200万，几乎是中国网民人数的1/10。在这种前提下，人类对驻点和链条产生生理学层面的依赖，社会交往也成为某种可被消费的符码效应，一旦与这种“同时进行模式”出现暂时与轻微的脱离，就会产生无比的焦虑。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家布赖恩·米克维生动地将那些平均每天接受超过100个电邮与手机短信的日本青少年称为“拇指族”，而1996年森田芳光那部红极一时的《春天情书》，则可以看做“拇指族”所代表的社会交往模式崛起的先声。
信息无用化与形象视觉化似乎是一对孪生兄弟。日本明治大学语言文化研究所所长四方田犬彦生动地将日本青少年亚文化戏称为“大头贴文化”：原本无意义的凝视瞬间由于模糊了拍摄者与窥视者的界限，以及人为附加的卡通形象与台词，便被赋予了某种叙述性内涵。这种趣怪的艺术，与Y时代青少年在借助手机短信、电子邮件与其他网络即时通讯工具流通的无意义信息中，以卡通形象来表达自己心绪与状态的行为十分合拍。按照克里斯丁·罗森的论断，形象泛滥的后果就是：“这些不断闪现的要点、图像和资料碎片掩盖了他们的无知，青少年越来越习惯于面对不连贯的形象的洪流，然而缺乏一个共享的语言和词汇内核来解释这些形象，来交流他们对看到的形象的理解。”
“对差异的崇拜正是建立在差别丧失的基础上。”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这样说。凭借“无聊信息”的传播与再造而蓬勃发展的无聊经济，也许其存在的根本意义在于后工业时代我们对自身身份和存在性的不确定。自从模拟人生之父威尔·怀特制作的网络养成游戏《孢子》6月17日上线以来，玩家已经在这个虚拟自然世界中，创造了超过200万种隶属于170万个不同物种的生物。受到《孢子》成功的鼓励，EA也在任天堂Wii和NDS上推出可以联机合作交换资料的探险游戏《模拟动物界》。为玩家搭建社交虚拟社区，游戏局限不大、目标性模糊的“沙箱游戏”，是用着Facebook或YouTube成长的新一代网络2.0时代青少年的新宠，比如即将在Xbox360上推出的《Banjo-Kazooie3》。
这种对于“差异”近乎病态的偏好，促使以几何速度萌生、碎化的最小公共文化(PICC)进化成了秋叶原与原宿的“壁龛文化”：这一词语最初来源于动漫与电器专卖店内设立的每月租费低至2000～2500日元的透明储物柜，其用途是供玩家陈列自己的私有藏品，如果发生交易行为，店主将从成交额中抽取手续费。“壁龛文化”以其高度的私密性、排他性以及封闭性为特征——其繁琐艰深的内在符码一旦脱离自身依托的狭隘环境，立刻会沦为无用信息。在“勇者斗恶龙6”中炫耀自己拥有“3只金属史莱姆”的游戏玩家，热衷于收集全套口袋妖怪扭蛋玩具的“御宅族”，或者醉心于南美角蜥蜴等稀有动物饲养，其学养不亚于动物学家的“宠物控”，都属此列。为何“无聊经济”从一开始就摒弃了任何宏大叙事与社会实在依托？曾著有《宫崎骏的世界》、《日本风景论》的日本著名文化批评家切通理做分析说，生于70年代左右的日本“Junior Boomer”一代，与他们的先辈不同，缺乏诸如“二战”、核爆、美国占领、激进学生运动、经济复苏等共同记忆，日本文化急剧的分裂和层次化，使得他们唯一的共识在于日本经济丰裕带来的大规模消费，这种消费的最终具象化就是动漫及其衍生产品。
需要强调的是，“无聊经济”与“无聊文化”的滥觞，给本来已经岌岌可危的精英文化造成了更加致命的一击。正如弗兰克·富里迪在《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书中所悲叹的那样，如今的大众文化已经造就了一种“颠倒的势利”，唯恐冒犯了大众基于日常生活和个人经历所形成的洞见，力图将这些平庸的东西赋予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意义。从2004年春季开始，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正式开设了一门名为“城市流行语言”的课程，这门新兴人类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一直被中产阶级所不齿的黑人说唱音乐——从“50分”、“吹牛老爹”到“艾米纳姆”。同年，纽约爱乐乐团宣布在演奏瓦格纳和勃拉姆斯的时候，试验用15英尺×20英尺大小的屏幕投射演奏员和指挥的形象给观众。鼓励这个项目的管弦乐团管理人对《纽约时报》坦率讲述了他的动机：“我们想增加音乐会听众的数量，改变现在人少的现状。”因为“年轻一代对视觉信号更容易做出反应”。确实，根据comScore提供的数字，大约有74%的中国网民年龄在13～34岁，而美国网民中这个比例只有35%，这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何2009年上半年腾讯依靠QQ秀、交友服务和网络游戏就可以轻松拿到53.82亿元的收入，以及中国网络文化所体现出的不可逆转的简单粗暴趋势：似乎一个“顶”，或者一个“踩”字就可以囊括对一切问题的态度。
当然，自从诞生起，“无聊经济”自身的危机也不可避免地因自身的特点而存在。缺乏核心意识形态的视觉饕餮与头脑糖果无法保证它的偏好者何时会突然厌倦：在过去两个月中，MySpace已经流失了400万用户，即将被搬上百老汇舞台的音乐剧《蜘蛛侠》预期只能上演10场，它们毫无疑问地将被另一波无聊的无意义信息洪流所淹没。而我们最终面临的问题是，将不得不身处一个有大量形象却没有记忆的社会，每分钟都往前看，迫切希望知道最新发生的事情，却没有人停下来努力将那些真正的文化传给下一代。
我们正进入另一个黑暗和无知的时代
——专访《最愚蠢的一代》作者马克·鲍尔莱因
美国埃默里大学的英语教授马克·鲍尔莱因写了《最愚蠢的一代》，就得罪了8700万美国年轻人。
在书中，他提出一个让美国教育界困惑不已的问题：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知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普及过：图书馆、博物馆、大学、历史频道、维基百科、《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一切都在你的鼠标下，但我们没有看到年轻人，至少是美国年轻人，包括高中生和大学生，在历史知识、公民意识、阅读成绩、国际竞争力方面的提高。为什么？
“因为他们把时间都花在了社交网站、IM和手机短信上了。”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鲍尔莱因说。
记者◎陈赛
马克·鲍尔莱因(Mark Bauerlein)对Facebook尤其深恶痛绝。尼尔森的调查数据显示，年轻人最常去的10个网站中，9个是社交网站，“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明白每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99%的事情对于别人而言根本毫无意义”。
但是，将这样的罪名完全归结到数字技术身上，是否过于粗暴和简单化呢？
“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年轻人需要在自己的生命中保留一个空间，可以与历史、与艺术、与公民理念相遇。”鲍尔莱因说，“如果他们24小时腻在一起，这点要求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三联生活周刊：老一代人鄙视新一代人很正常，但很少会用到“愚蠢”这个词，您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带有侮辱性的词来形容美国的年轻一代呢？
鲍尔莱因：我知道这个词很刻薄。我的书出版前，我妻子劝我换一个，但我说“不”，我必须用“愚蠢”这个词，就因为它的攻击性，就因为它侮辱了8700万美国年轻人。我是一名老师，我的目的不是批评，而是想让他们变得更聪明、更渊博。很多老师不愿意冒犯年轻人的文化，因为他们不愿被称作“老古董”，但很多时候，玉不琢不成器，如果一个年轻人读了这本书以后感觉受了侮辱，这是好事，说明他们在思考，想为自己辩护，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在学习。我希望的是，每个年轻人都足够生气，来证明我是错的。你不知道我希望自己是错的，我渴望每一个负面的评价，这就是我选择“愚蠢”这个词的用意。
三联生活周刊：“愚蠢”到底是指什么？
鲍尔莱因：“愚蠢”并不是指这一代人的智力有什么问题，而是在于他们有最好的机会和资源成为最聪明、最博学的一代，却没有善加利用，反而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三联生活周刊：您的指责有根据吗？
鲍尔莱因：我可以给你一些数据：今天，55%的美国高中生一周花在作业上的时间不超过1小时，大学生则每周少于10小时；1/3的年轻人(18～24岁)不知道美国副总统是谁；52%的学生以为美国在“二战”中的盟友是德国、日本或意大利，而不是苏联。这样的例子我还可以给出许多，数据来自美国教育部、人口调查局、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全国艺术基金会……都是权威机构。有一些调查是我自己在美国教育部时亲自负责的。并非我夸大其词，美国年轻人的无知程度超出你的想象。
三联生活周刊：您认为，这是一个全球现象，还是就美国如此？
鲍尔莱因：我认为是全球性的，只不过美国的情况更严重。因为年轻人的日子过得太舒服了，他们不需要工作，有很多自由时间、很多朋友，最重要的是，他们的零花钱比谁都多——每周100多美元。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政府执政了200多年，他们从来不用担心军事政变，不用担心敌国侵略，不用担心健康危机。他们为什么要关心外面的世界？为什么要关心中东发生了什么？朝鲜发生了什么？他们关心的是派对、游戏、篮球明星，在Facebook上给朋友发照片。
这一切听起来好像很负面，但事实上，我喜欢年轻人，我希望他们长大。我希望他们了解历史、政治、艺术，了解他们的公民权利，了解他们的政府的运作。
三联生活周刊：您还记得自己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吗？如果当时有互联网，您觉得自己会和今天的年轻人不一样吗？
鲍尔莱因：哦，我会和他们一样。15岁的时候，我就是一个白痴。这不是他们的错，只是这些工具太诱人，太好玩了，让一个15岁的孩子难以拒绝。
这是年轻人的本性，正是构建自己身份的年龄，他们思考性、死亡，他们孤独、害怕，他们必须寻找同盟，他们必须稳固自己，通过模仿别人。
他们需要社交，而数字工具前所未有地强化了这种需求。比如，一个15岁的孩子一个月发了5000条短信，父母说，够了，你太费钱了，他们没收了他的手机。对父母来说，这不过是个玩具，但对那个孩子来说，却是“你毁了我的生活”。
15岁的时候，我也上学，和朋友聊天、打篮球，但晚餐的时候，我会回家，会一个人做作业。一天里至少有一段时间，我不是和15岁的人待在一起，而是独自一人，读书、思考，或者和父母在一起，听他们谈话，关于外面的世界，关于政治、金钱，或者看电视新闻，听克朗凯特谈“越战”。
但现在，有了互联网，年轻人几乎每时每刻都腻在一起，晚上22点钟还在聊天、分享照片、发短信。他们没有分开的时候，这才是问题所在。
你知道“同辈压力”(Peer Pressure)吗？就是朋友之间要做同样的事情，说同样的话，穿同样的衣服，遵循同样的规则。
你知道一个18岁的男生为什么要上Facebook吗？因为他的朋友上了。你知道16岁的女孩为什么要在肩膀上文身吗？因为她的朋友文了。你知道，如果一个年轻人没有博客，没有Facebook账号，会面对怎样的压力吗？
一个17岁的年轻人，最害怕的是什么？被别的17岁隔离。对他们来说，没有比孤立更糟糕的感觉，这就是青春期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在一起。
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年轻人平均每周要发2272条短信。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社交生活是多变的，也许一节课上完，就发现自己收到了分手短信。你能相信吗？现在的年轻人都是通过短信分手。所以，他们没法坐在椅子上，安静地读一本小说，他们必须随时查看朋友们在做什么，否则就精神紧张，无法集中。很多年轻人并不喜欢这样，他们厌倦了，但不能出来。因为一旦出来，就失去了社交生活。所以，他们需要老人们的声音，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上还有更重要的人、更重要的事。否则，他们永远是孩子，永远不长大。
悲哀的是，当他们30岁的时候，一定会追悔莫及。他们会想，为什么在高中时代，我不学学历史呢？为什么不在我可以纯粹读书的时候好好读书呢？现在一切都太晚了。老婆、孩子、柴米油盐、生活的种种压力，我再也不可能读小说了，我看看电视就上床睡了。一切都结束了，这是很悲哀的。
三联生活周刊：您理解年轻人吗？
鲍尔莱因：不理解。我年轻过，也愚蠢过，但现在年轻人的很多东西，我完全不明白。我不明白一个人为什么对自己的照片那么着迷，我不理解一个人为什么要写一个关于自己的博客。
三联生活周刊：也有人认为，博客和社交网络促进了另一种形式的书写和交流能力？
鲍尔莱因：社交网络的交流仅仅发生在年轻人之间，所以它很难让你有什么进步，更好的词语、新奇的句法、机智的风格、复杂的想法……它只让你保持在青春期水平。
我一直认为，信息的加速度一定会带来内容的肤浅化，很多时候，更多的交流意味着更少的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有没有可能是年轻人的学习方式改变了，而您不理解这种变化而已？
鲍尔莱因：也许吧。技术在改变，行为在改变，学习方式在改变，而我陷在旧的思维方式里，这是有可能的。不过，我还没听说过有这方面的研究。事实上，我不认为这样的研究能有任何结果。因为在数字时代，无论技术，还是人的行为，都变化太快了，你根本来不及围绕它展开研究。为了研究一种行为及其影响，你必须有一段持续的时间可以进行研究，你要设计方案、申请资金、组织研究、搜集收据，至少要两三年的时间，当你的研究结果出来的时候，你研究的技术或行为也许已经不存在了。比如Twitter，两年前还没有Twitter，两年后Twitter也许就没人玩了，你要怎么研究这个东西呢？谁知道，10年后人们又会为什么技术着迷？
三联生活周刊：您认为一个年轻人在青春期最应该学的是什么？
鲍尔莱因：我相信每个人在年轻时都应该多读书，学习更多的知识。互联网的危险在于，它的知识与信息资源过于丰富庞大，人们以为再也不需要将这些知识与信息内化为自己的东西。Google一下就出来了，何必花时间去记呢？
但是，毛泽东只是一个名字吗？“二战”只是一个标注了时间和地点的事件吗？卢梭在瓦尔登湖边想了些什么，哈姆雷特关于生命意义的冥想，真的与你无关吗？
不，这些都是构建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思维和人格的原材料。你必须意识到，它不只是信息，而是包含着深层的道德、心理和哲学的价值，它从内部塑造你的精神，而不是你需要的时候调用一下的外部材料。就像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讲，如果你只记住了优美的词句，那是不够的，但如果你从中领悟到民主的真意、关于美国起源的解释，那才算真正懂了，而这些不是从网上迅速浏览就能立刻得到的。
我总是让我的学生背诗，不管他们多不喜欢。为什么？首先，是积累你的词汇量；第二，它让你慢下来。他们平常读得太快，写得太快，需要有一些东西让他们慢下来，把注意力放在语言上。在背诗的时候，你得假设自己是另外一种身份。你必须是惠特曼，才能真正理解他的诗，这是一种很美好的体验，暂时离开你的小世界。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读书这么重要？
鲍尔莱因：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书本扮演的是一种精神性的角色。我来告诉你读书为什么重要。首先，读书训练你的记忆力。当你阅读一段比较长的文字时，你必须记住一部分内容，才能继续读下面的内容。网上那些短小快速的文本，不可能像书本那样锻炼你的记忆力。
第二，读书锻炼你的想象力。没有图像，没有视频，你必须在自己的头脑中想象这些角色的形象。最重要的是，如果不读书，你有什么可以作为替代的呢？哲学、政治、小说，你必须通过读书才能消化。马克思的思想，除了厚厚的书本，你还能从哪里学习呢？就像你们中国人学武术一样，如果要达到某种境界，没有捷径可寻。就知识而言，书本仍然是第一媒介。
三联生活周刊：您对数字时代感到恐惧吗？
鲍尔莱因：是的。我们不知道技术要往哪里走，不知道后果会是什么，不知道我们遗失了什么。
三联生活周刊：关于年轻人的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案吗？您在一次采访中说，让每个年轻人每天读书一小时，这样就够了吗？
鲍尔莱因：当然不够。事实上，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方案。唯一能做的，是让父母把对阅读的热爱传递给他们的子女。但这恐怕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另一方的力量太强大了——数字技术与青年力量的合谋。
我想我们正进入另一个黑暗和无知的时代。人类延续了数千年的知识、理性的传统，也许就这样结束了，剩下的只有娱乐和成功。像我这样的人，一心要维护书本和阅读的价值，在这个时代只会显得越来越奇怪，不是错误，只是不合时宜、古怪，但我仍然不断尝试。
Google杀掉了常识？
◎苗炜
7年前，在伯明翰，看莱德杯高尔夫球比赛，大家都坐大巴到球场，散场的时候，再排队等大巴，1万多人排队，秩序很好。陪同我们看球的是一个赌博公司的高管，他忽然提议：我们来互相问问题吧，你问我一个你知道答案而你又认为我不知道答案的问题，然后我问你一个我知道答案而我认为你不知道答案的问题。我完全晕了，经过翻译再三解释，我算明白过来，他要大家玩一个常识测验，这位英国绅士双手抱在胸前：“你先问吧。”
那是我第一次见识英国人对常识的热爱，后来知道，英国酒吧、餐厅等场合经常能看到测验问卷。英国人对知识测验(Quiz)的热爱是一项文化传统，全英国目前流行的测验门类大概有2000多种，涵盖了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应该具备的大多数“常识”。
“二战”期间，一位英国皇家空军军官在德国的战俘营里度日如年，他每天要面对的三个问题是“你的姓名、军衔、战俘编号”，除此之外，再没人多问他什么。“二战”之后，他成为一个电视制片人，为了报复那段只能回答三个问题的日子，他开创了一个名叫“Mastermind”的测验节目，把英国人流行的“测验”变成了一场秀。1972年，第一场比赛在利物浦大学举行，BBC管理人员认为，这个节目太过“高眉”，安排在深夜播出，但结果收视率惊人。最近几年，这个“常识测验”节目受到“谁能成为百万富翁”、“最薄弱的一环”等问答游戏的冲击，但依然保持本色——没有奖金，4人或5人对决，回答问题得分最多者获胜。2006年获得比赛冠军的是一位程序员，他获胜轮回答的问题是关于世界杯历史的。2005年获得比赛冠军的是一位律师，他回答的问题是关于小说《飘》的。曾经有一位伦敦出租车司机获得过“Mastermind”的冠军，他随即成为电视明星，他决赛轮的问题是关于伦敦著名景点伦敦塔的。
最近，这个“高眉”的电视节目卷入一场有趣的对抗，一位冠军选手连同几个参赛选手面对同样人数的一个“黑莓小组”，前者凭借头脑，后者可以用黑莓手机上网Google，回答同样的“常识问题”。结果是，“黑莓小组”输掉了。其中一个成员不解地问：“他们怎么能赢呢？他们怎么做到的？”这个问题可能是随口一说，但也可以被拿来当做骂年轻人愚蠢的证据——他们似乎不知道，有许多事情就是凭借脑子做到的。
一年前，美国科学作家尼可拉斯·卡尔提出问题：搜索引擎是不是让我们变傻了？他在发表在《大西洋月刊》的这篇文章中说：“我不再像从前一样思考了，尤其是在阅读的时候。从前，全身心地融入一本书或长篇文章是很容易的事情，可现在已不是这样了。”这位作家说网络上的信息让他烦躁，注意力很难集中。爱因斯坦曾经对读书有过这样一个建议：“别费神去记那些你能查找到的东西，把脑子留出来从事创造性的思考。”但是，尼可拉斯·卡尔并没停留在阅读与信息这些问题上，他认为，机器既然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也就改变了人们的思考方式和表达方式，尼采在使用打字机之后，写作风格就从雄文变成格言了。
据说，爱因斯坦发明相对论之后，好多制表匠就不再做手表了，因为时间被重新定义了。人们或许真的不再需要手表，但对其他机器的依赖更严重了。斯宾塞家，就是戴安娜王妃的娘家，有个姑娘最近闹了个笑话，她要去伦敦的斯坦福桥看一场切尔西队的比赛，上了出租车，司机拉着她就去了约克郡的斯坦福桥，150英里之外，开了两个多小时，斯宾塞家的姑娘居然没有发现，她当然错过了切尔西队的比赛。这个逸闻被认为是人们过度依赖GPS导航、过度依赖机器的愚蠢行为。有个英国人在网络上留言：我10岁的时候，乘大巴车去伦敦，经过约克郡的斯坦福桥的时候，我问我爸，切尔西队就在这里比赛吗？全车的人哄堂大笑，这让我感觉到耻辱，但也是我地理常识的转折点，从那以后，我发奋学习地理。
布莱恩·卡思卡特(Brian Cathcart)，英国金斯顿大学(不是加拿大的金斯顿)的教授，他提出了一个地理问题：在今天能轻松搜索的年代，我们是否还有必要教给孩子们，哥伦比亚的首都在哪里？英国教师协会负责小学教育的主任大卫·范恩(David Fann)先生明确地回答：“孩子们不必学习全世界那么多国家的首都都在哪里，法国首都是巴黎，这个要学习，但哥伦比亚首都是哪里没有学习的必要。孩子们要学的是怎么使用地图。我们在很长的时间内都在教授那些基础知识的课程，现在更需要发展技能培训的课程。现在入学的这些小孩子，可能在2024年才会离开学校进入社会，那时候的科技是什么样子很难预料，现在他们每个人都有电脑，都会使用互联网，我们要教会他们更好地使用这些工具。”
1997年曾经获得“Mastermind”冠军的安娜·阿什赫斯特现在已经70岁了，她认为现在的教育已经大不如前：“我们很小就接受教育，真的教育，学校里可不让我们玩。家庭作业经常要写读书报告，每年夏天都会有一个‘常识考试’。现在的孩子们学的都是怎么通过考试，这真是羞耻。”另一个“测验高手”加斯科因则认为：“现代教育在很多方面都更好了，比如教育孩子们去思考，但学生们要系统地学习常识就发现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了。”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有一本增刊名叫《智识生活》，布莱恩·卡思卡特在这本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了三个常识问题：哪一位哲学家在1781年完成了著作《纯粹理性批判》？哪位作曲家于1905年在伊斯特本住过，带着他怀孕的侍女，而他的妻子刚刚自杀？哪个古罗马的护民官倡导改革，结果公元前133年被议员们用椅子给砸死了？答案分别是：康德，德彪西，提比略·格拉古。这三个问题都出自1969年的一篇文章，历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在那篇文章中说，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应该有“最小限量的常识”，什么是“最小的限量”呢，“他即便不懂科学，也应该听说过孟德尔和开普勒；即便他是个音盲，也应该知道点儿德彪西和威尔第；即便他是一个社会学者，也应该知道点儿希腊古罗马神话，知道康德和蒙田，知道提图斯·奥茨(Titus Oates)和提比略·格拉古”。
问题在于，常识总是在变化的，知道一个古罗马的护民官比知道奥巴马更好吗？卡思卡特教授说：“尽管我的学生在我看来好像脑子里缺少点儿什么，但他们肯定知道许多不同的东西——我根本一无所知也无从问起。”
互联网到底是否贬低了常识的价值？卡思卡特教授将这个问题提给了BBC的一位节目制作人——约翰·劳德，他是另一档“测验秀”节目“QI”的创作者，他给出的回答也具备“QI”特色：“去看看埃及神话中智慧之神透特(Thoth)的故事吧。”透特负责守护文艺和书记的工作，据说他曾经给埃及王献上有关记忆与智慧的长生不老秘法，但埃及王对这东西很是抗拒——这东西让人更健忘，只是一种智慧的假象。劳德说，这个故事有2400多年的历史了，而人们对常识与媒介的上一次争执是15世纪印刷术发明时。
凯文·阿什曼先生也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曾经拿过英国多项测验比赛的冠军，据说温彻斯特当地举办“测验比赛”的小酒吧都不太欢迎这个人。他说，年轻人的问题是总把“我不需要知道这个”放在嘴边。阿什曼和劳德先生都说，互联网其实有更大的教育的潜力，现在可以很方便地接触到大量信息了，这给人们很多机会去扩充自己的常识，在你离开大学之后，网络依然可以作为知识的源泉来使用。
七月 5th, 2010
周末回娘家，边吃西瓜边看了爸爸买的几本过期的《三联生活周刊》（每本特价一元！），被去年12月份的一个专题报道吸引了，这个报道是《谁是最愚蠢的一代？》。这个标题引用的是美国作家马克.鲍尔莱因写的一本书：《最愚蠢的一代》，作者认为在数字时代美国甚至全球的青少年对手机和互联网尤其是社交网络产生重度依赖，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尽管有着海量的资讯一切都触手可及，但年轻的一代却没有因此而变得更有智识，而是将大量的时间花在社交网站、IM和手机短信上。
“最愚蠢的一代”这样的字眼不免感觉有些耸人听闻，却有也种催人自省的意味在。类似“互联网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这样的话题太大了，我每次想到就觉得头痛，有时却又忍不住对互联网的未来充满好奇。信息和资源太多了，杂志你还买吗？CD和DVD你还买吗？书你还买吗？在未来知识产权真的还重要吗？我不知道人类是否会因为一切都在手边而变得更懒更笨（iPhone说除了生孩子它不能其他它都能），但似乎也没有明显的因网络而变聪明的证据（人类确实一代比一代聪明，但我觉得那是生物进化的结果）。记得07、08年的时候SNS的概念大热，国内跟风做了很多类似的网站。我也曾经兴趣盎然地读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想一想将真人社交圈搬到网上耶，那是多么壮观和令人兴奋的场面，又蕴含了多少商机。但是从国内SNS的标杆“开心网”来看，SNS似乎也只是让地球上多了8000万个正在偷菜和种菜的用户，而且不能确定这种兴趣还能维持多久。对开心网来说商机应该还是巨大的，有人气有注意力就是一切，但对于互联网和SNS这个概念推广的初衷来说，似乎没什么兴奋点。
无法说清三联的这个专题文章是在什么地方触动了我，但是它确实触动了我。尤其是当我百无聊赖之时机械地打开QQ空间，心不在焉地翻看别人上传的自拍照然后又立刻忘记的时候。
转载文章如下（拜互联网所赐，我不必悄悄去撕爸爸的杂志）：
三联生活周刊：谁是最愚蠢的一代？
网络贴吧上一个“贾君鹏”的帖子，能有几十万条回复；魔兽游戏停服，能让几百万人陷入无聊；戒除网瘾中心，能有几千万元的利润。每周上网40小时，就可能被看做“网瘾患者”，每个城市的网吧里都聚集着大批青少年，用10块钱消磨一夜。青年一代沉迷于网络游戏、社区交友，于是，他们被认为是“最愚蠢的一代”。
忧心忡忡的长辈们担心，互联网和技术的发展，让年轻一代沉迷于娱乐，沉迷于自娱自乐，而不是思考和创造，他们没有求知欲，没有感受复杂状态的能力，没有更好的想象力和表达能力。如果这些判断不对，至少还有一个疑问值得深究：他们真的很好地利用了技术的发展吗？
法国小说家马丁·佩奇，生于1975年，他的第一本小说就叫《我怎么变愚蠢的》，书中的主人公25岁，是个阿拉姆语言的学士，贫穷，不快乐，孤独，并且认为自己的不快乐与自己的智识生活有关——他相信，有知识有智慧，只能让一个人更痛苦，更孤独。他想成为一个酗酒者，想做大脑手术，想方设法要变得愚蠢。这本小说出版后被翻译成了20多种语言，但从未得到一个奖项，直到德国大学生将自己设定的一个图书奖颁予作者。这本小说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必须愚蠢，才能在这个社会里成为快乐的一员？
“数字原住民”和“数字移民”之间的技术鸿沟似乎超越了当今世界上的一切文化差异。如今的大众文化已经造就了一种“颠倒的势利”，唯恐冒犯了大众基于日常生活和个人经历所形成的洞见，力图将这些平庸的东西赋予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意义。
“无聊经济”——愚蠢一代造就的信息洪流
记者◎朱步冲
利用一份课余时间完成的青少年媒体消费习惯报告，15岁零7个月的英国摩根士丹利少年实习生马修·罗伯森一夜之间成了名人：他为那些渴望打开孩子们的钱包而始终不得其门而入的成年“麻瓜”开启了一扇窥探前者消费定式的小门——从来不看报纸，除了八卦小报和消费资讯密集的免费DM杂志。网络不仅是他们社交关系的基本构架，也是信息接收的主要渠道，如果感觉新鲜有趣，他们甚至会对浏览页面弹出的广告仔细浏览。音乐已经从某种艺术品鉴沦落成了青少年专注于其他活动时充当氛围制造的背景声效(BGM)。他们喜好任何带有触摸屏、网络连接功能、音乐播放和高分辨率液晶屏幕的电子玩意儿，讨厌所有有线、笨重、电池工作时间少于10小时的产品。这些数据和信息似乎确凿无误地印证了《最愚蠢的一代：数字时代如何让美国年轻人变愚笨而且威胁到我们的未来》作者马克·鲍尔莱因的种种论断：无聊文化和愚蠢一代相辅相成，共同在把人类带向一个灾难性难以估量的未来。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家庭生活研究中心负责人、社会学家艾利诺·奥克斯在一项统计中，发现在8至18岁的美国青少年中，平均每天耗费在形形色色的数字媒体前的时间大约是6.5小时。一句话，“数字原住民”和“数字移民”之间的技术鸿沟似乎超越了当今世界上的一切文化差异。更糟糕的是，40%以上的青少年在网络即时通讯中传递的都是“无意义信息”，似乎虚拟存在本身就具备某种终极意义。轻松地混淆了自我和游戏、现实和仿真的界线，“现实不过是屏幕上众多弹出窗口中的一个，而且不是最好的一个。总之，无所不在的信息媒介提供了注意力短暂停留的驻点，其间被植入了无数无用信息，而驻点与驻点之间可能会连接成一条注意力链条，使人类离自己原先制定的目标越来越远，直到产生断裂”。根据美国互联网产业统计企业comScore提供的统计数字，开心网的用户，在6月已经达到4200万，几乎是中国网民人数的1/10。在这种前提下，人类对驻点和链条产生生理学层面的依赖，社会交往也成为某种可被消费的符码效应，一旦与这种“同时进行模式”出现暂时与轻微的脱离，就会产生无比的焦虑。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家布赖恩·米克维生动地将那些平均每天接受超过100个电邮与手机短信的日本青少年称为“拇指族”，而1996年森田芳光那部红极一时的《春天情书》，则可以看做“拇指族”所代表的社会交往模式崛起的先声。
信息无用化与形象视觉化似乎是一对孪生兄弟。日本明治大学语言文化研究所所长四方田犬彦生动地将日本青少年亚文化戏称为“大头贴文化”：原本无意义的凝视瞬间由于模糊了拍摄者与窥视者的界限，以及人为附加的卡通形象与台词，便被赋予了某种叙述性内涵。这种趣怪的艺术，与Y时代青少年在借助手机短信、电子邮件与其他网络即时通讯工具流通的无意义信息中，以卡通形象来表达自己心绪与状态的行为十分合拍。按照克里斯丁·罗森的论断，形象泛滥的后果就是：“这些不断闪现的要点、图像和资料碎片掩盖了他们的无知，青少年越来越习惯于面对不连贯的形象的洪流，然而缺乏一个共享的语言和词汇内核来解释这些形象，来交流他们对看到的形象的理解。”
“对差异的崇拜正是建立在差别丧失的基础上。”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这样说。凭借“无聊信息”的传播与再造而蓬勃发展的无聊经济，也许其存在的根本意义在于后工业时代我们对自身身份和存在性的不确定。自从模拟人生之父威尔·怀特制作的网络养成游戏《孢子》6月17日上线以来，玩家已经在这个虚拟自然世界中，创造了超过200万种隶属于170万个不同物种的生物。受到《孢子》成功的鼓励，EA也在任天堂Wii和NDS上推出可以联机合作交换资料的探险游戏《模拟动物界》。为玩家搭建社交虚拟社区，游戏局限不大、目标性模糊的“沙箱游戏”，是用着Facebook或YouTube成长的新一代网络2.0时代青少年的新宠，比如即将在Xbox360上推出的《Banjo-Kazooie3》。
这种对于“差异”近乎病态的偏好，促使以几何速度萌生、碎化的最小公共文化(PICC)进化成了秋叶原与原宿的“壁龛文化”：这一词语最初来源于动漫与电器专卖店内设立的每月租费低至2000～2500日元的透明储物柜，其用途是供玩家陈列自己的私有藏品，如果发生交易行为，店主将从成交额中抽取手续费。“壁龛文化”以其高度的私密性、排他性以及封闭性为特征——其繁琐艰深的内在符码一旦脱离自身依托的狭隘环境，立刻会沦为无用信息。在“勇者斗恶龙6”中炫耀自己拥有“3只金属史莱姆”的游戏玩家，热衷于收集全套口袋妖怪扭蛋玩具的“御宅族”，或者醉心于南美角蜥蜴等稀有动物饲养，其学养不亚于动物学家的“宠物控”，都属此列。为何“无聊经济”从一开始就摒弃了任何宏大叙事与社会实在依托？曾著有《宫崎骏的世界》、《日本风景论》的日本著名文化批评家切通理做分析说，生于70年代左右的日本“Junior Boomer”一代，与他们的先辈不同，缺乏诸如“二战”、核爆、美国占领、激进学生运动、经济复苏等共同记忆，日本文化急剧的分裂和层次化，使得他们唯一的共识在于日本经济丰裕带来的大规模消费，这种消费的最终具象化就是动漫及其衍生产品。
需要强调的是，“无聊经济”与“无聊文化”的滥觞，给本来已经岌岌可危的精英文化造成了更加致命的一击。正如弗兰克·富里迪在《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书中所悲叹的那样，如今的大众文化已经造就了一种“颠倒的势利”，唯恐冒犯了大众基于日常生活和个人经历所形成的洞见，力图将这些平庸的东西赋予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意义。从2004年春季开始，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人类学系正式开设了一门名为“城市流行语言”的课程，这门新兴人类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一直被中产阶级所不齿的黑人说唱音乐——从“50分”、“吹牛老爹”到“艾米纳姆”。同年，纽约爱乐乐团宣布在演奏瓦格纳和勃拉姆斯的时候，试验用15英尺×20英尺大小的屏幕投射演奏员和指挥的形象给观众。鼓励这个项目的管弦乐团管理人对《纽约时报》坦率讲述了他的动机：“我们想增加音乐会听众的数量，改变现在人少的现状。”因为“年轻一代对视觉信号更容易做出反应”。确实，根据comScore提供的数字，大约有74%的中国网民年龄在13～34岁，而美国网民中这个比例只有35%，这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何2009年上半年腾讯依靠QQ秀、交友服务和网络游戏就可以轻松拿到53.82亿元的收入，以及中国网络文化所体现出的不可逆转的简单粗暴趋势：似乎一个“顶”，或者一个“踩”字就可以囊括对一切问题的态度。
当然，自从诞生起，“无聊经济”自身的危机也不可避免地因自身的特点而存在。缺乏核心意识形态的视觉饕餮与头脑糖果无法保证它的偏好者何时会突然厌倦：在过去两个月中，MySpace已经流失了400万用户，即将被搬上百老汇舞台的音乐剧《蜘蛛侠》预期只能上演10场，它们毫无疑问地将被另一波无聊的无意义信息洪流所淹没。而我们最终面临的问题是，将不得不身处一个有大量形象却没有记忆的社会，每分钟都往前看，迫切希望知道最新发生的事情，却没有人停下来努力将那些真正的文化传给下一代。
我们正进入另一个黑暗和无知的时代
——专访《最愚蠢的一代》作者马克·鲍尔莱因
美国埃默里大学的英语教授马克·鲍尔莱因写了《最愚蠢的一代》，就得罪了8700万美国年轻人。
在书中，他提出一个让美国教育界困惑不已的问题：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知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普及过：图书馆、博物馆、大学、历史频道、维基百科、《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一切都在你的鼠标下，但我们没有看到年轻人，至少是美国年轻人，包括高中生和大学生，在历史知识、公民意识、阅读成绩、国际竞争力方面的提高。为什么？
“因为他们把时间都花在了社交网站、IM和手机短信上了。”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鲍尔莱因说。
记者◎陈赛
马克·鲍尔莱因(Mark Bauerlein)对Facebook尤其深恶痛绝。尼尔森的调查数据显示，年轻人最常去的10个网站中，9个是社交网站，“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明白每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99%的事情对于别人而言根本毫无意义”。
但是，将这样的罪名完全归结到数字技术身上，是否过于粗暴和简单化呢？
“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年轻人需要在自己的生命中保留一个空间，可以与历史、与艺术、与公民理念相遇。”鲍尔莱因说，“如果他们24小时腻在一起，这点要求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三联生活周刊：老一代人鄙视新一代人很正常，但很少会用到“愚蠢”这个词，您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带有侮辱性的词来形容美国的年轻一代呢？
鲍尔莱因：我知道这个词很刻薄。我的书出版前，我妻子劝我换一个，但我说“不”，我必须用“愚蠢”这个词，就因为它的攻击性，就因为它侮辱了8700万美国年轻人。我是一名老师，我的目的不是批评，而是想让他们变得更聪明、更渊博。很多老师不愿意冒犯年轻人的文化，因为他们不愿被称作“老古董”，但很多时候，玉不琢不成器，如果一个年轻人读了这本书以后感觉受了侮辱，这是好事，说明他们在思考，想为自己辩护，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在学习。我希望的是，每个年轻人都足够生气，来证明我是错的。你不知道我希望自己是错的，我渴望每一个负面的评价，这就是我选择“愚蠢”这个词的用意。
三联生活周刊：“愚蠢”到底是指什么？
鲍尔莱因：“愚蠢”并不是指这一代人的智力有什么问题，而是在于他们有最好的机会和资源成为最聪明、最博学的一代，却没有善加利用，反而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三联生活周刊：您的指责有根据吗？
鲍尔莱因：我可以给你一些数据：今天，55%的美国高中生一周花在作业上的时间不超过1小时，大学生则每周少于10小时；1/3的年轻人(18～24岁)不知道美国副总统是谁；52%的学生以为美国在“二战”中的盟友是德国、日本或意大利，而不是苏联。这样的例子我还可以给出许多，数据来自美国教育部、人口调查局、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全国艺术基金会……都是权威机构。有一些调查是我自己在美国教育部时亲自负责的。并非我夸大其词，美国年轻人的无知程度超出你的想象。
三联生活周刊：您认为，这是一个全球现象，还是就美国如此？
鲍尔莱因：我认为是全球性的，只不过美国的情况更严重。因为年轻人的日子过得太舒服了，他们不需要工作，有很多自由时间、很多朋友，最重要的是，他们的零花钱比谁都多——每周100多美元。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政府执政了200多年，他们从来不用担心军事政变，不用担心敌国侵略，不用担心健康危机。他们为什么要关心外面的世界？为什么要关心中东发生了什么？朝鲜发生了什么？他们关心的是派对、游戏、篮球明星，在Facebook上给朋友发照片。
这一切听起来好像很负面，但事实上，我喜欢年轻人，我希望他们长大。我希望他们了解历史、政治、艺术，了解他们的公民权利，了解他们的政府的运作。
三联生活周刊：您还记得自己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吗？如果当时有互联网，您觉得自己会和今天的年轻人不一样吗？
鲍尔莱因：哦，我会和他们一样。15岁的时候，我就是一个白痴。这不是他们的错，只是这些工具太诱人，太好玩了，让一个15岁的孩子难以拒绝。
这是年轻人的本性，正是构建自己身份的年龄，他们思考性、死亡，他们孤独、害怕，他们必须寻找同盟，他们必须稳固自己，通过模仿别人。
他们需要社交，而数字工具前所未有地强化了这种需求。比如，一个15岁的孩子一个月发了5000条短信，父母说，够了，你太费钱了，他们没收了他的手机。对父母来说，这不过是个玩具，但对那个孩子来说，却是“你毁了我的生活”。
15岁的时候，我也上学，和朋友聊天、打篮球，但晚餐的时候，我会回家，会一个人做作业。一天里至少有一段时间，我不是和15岁的人待在一起，而是独自一人，读书、思考，或者和父母在一起，听他们谈话，关于外面的世界，关于政治、金钱，或者看电视新闻，听克朗凯特谈“越战”。
但现在，有了互联网，年轻人几乎每时每刻都腻在一起，晚上22点钟还在聊天、分享照片、发短信。他们没有分开的时候，这才是问题所在。
你知道“同辈压力”(Peer Pressure)吗？就是朋友之间要做同样的事情，说同样的话，穿同样的衣服，遵循同样的规则。
你知道一个18岁的男生为什么要上Facebook吗？因为他的朋友上了。你知道16岁的女孩为什么要在肩膀上文身吗？因为她的朋友文了。你知道，如果一个年轻人没有博客，没有Facebook账号，会面对怎样的压力吗？
一个17岁的年轻人，最害怕的是什么？被别的17岁隔离。对他们来说，没有比孤立更糟糕的感觉，这就是青春期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在一起。
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年轻人平均每周要发2272条短信。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社交生活是多变的，也许一节课上完，就发现自己收到了分手短信。你能相信吗？现在的年轻人都是通过短信分手。所以，他们没法坐在椅子上，安静地读一本小说，他们必须随时查看朋友们在做什么，否则就精神紧张，无法集中。很多年轻人并不喜欢这样，他们厌倦了，但不能出来。因为一旦出来，就失去了社交生活。所以，他们需要老人们的声音，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上还有更重要的人、更重要的事。否则，他们永远是孩子，永远不长大。
悲哀的是，当他们30岁的时候，一定会追悔莫及。他们会想，为什么在高中时代，我不学学历史呢？为什么不在我可以纯粹读书的时候好好读书呢？现在一切都太晚了。老婆、孩子、柴米油盐、生活的种种压力，我再也不可能读小说了，我看看电视就上床睡了。一切都结束了，这是很悲哀的。
三联生活周刊：您理解年轻人吗？
鲍尔莱因：不理解。我年轻过，也愚蠢过，但现在年轻人的很多东西，我完全不明白。我不明白一个人为什么对自己的照片那么着迷，我不理解一个人为什么要写一个关于自己的博客。
三联生活周刊：也有人认为，博客和社交网络促进了另一种形式的书写和交流能力？
鲍尔莱因：社交网络的交流仅仅发生在年轻人之间，所以它很难让你有什么进步，更好的词语、新奇的句法、机智的风格、复杂的想法……它只让你保持在青春期水平。
我一直认为，信息的加速度一定会带来内容的肤浅化，很多时候，更多的交流意味着更少的意义。
三联生活周刊：有没有可能是年轻人的学习方式改变了，而您不理解这种变化而已？
鲍尔莱因：也许吧。技术在改变，行为在改变，学习方式在改变，而我陷在旧的思维方式里，这是有可能的。不过，我还没听说过有这方面的研究。事实上，我不认为这样的研究能有任何结果。因为在数字时代，无论技术，还是人的行为，都变化太快了，你根本来不及围绕它展开研究。为了研究一种行为及其影响，你必须有一段持续的时间可以进行研究，你要设计方案、申请资金、组织研究、搜集收据，至少要两三年的时间，当你的研究结果出来的时候，你研究的技术或行为也许已经不存在了。比如Twitter，两年前还没有Twitter，两年后Twitter也许就没人玩了，你要怎么研究这个东西呢？谁知道，10年后人们又会为什么技术着迷？
三联生活周刊：您认为一个年轻人在青春期最应该学的是什么？
鲍尔莱因：我相信每个人在年轻时都应该多读书，学习更多的知识。互联网的危险在于，它的知识与信息资源过于丰富庞大，人们以为再也不需要将这些知识与信息内化为自己的东西。Google一下就出来了，何必花时间去记呢？
但是，毛泽东只是一个名字吗？“二战”只是一个标注了时间和地点的事件吗？卢梭在瓦尔登湖边想了些什么，哈姆雷特关于生命意义的冥想，真的与你无关吗？
不，这些都是构建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思维和人格的原材料。你必须意识到，它不只是信息，而是包含着深层的道德、心理和哲学的价值，它从内部塑造你的精神，而不是你需要的时候调用一下的外部材料。就像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讲，如果你只记住了优美的词句，那是不够的，但如果你从中领悟到民主的真意、关于美国起源的解释，那才算真正懂了，而这些不是从网上迅速浏览就能立刻得到的。
我总是让我的学生背诗，不管他们多不喜欢。为什么？首先，是积累你的词汇量；第二，它让你慢下来。他们平常读得太快，写得太快，需要有一些东西让他们慢下来，把注意力放在语言上。在背诗的时候，你得假设自己是另外一种身份。你必须是惠特曼，才能真正理解他的诗，这是一种很美好的体验，暂时离开你的小世界。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读书这么重要？
鲍尔莱因：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书本扮演的是一种精神性的角色。我来告诉你读书为什么重要。首先，读书训练你的记忆力。当你阅读一段比较长的文字时，你必须记住一部分内容，才能继续读下面的内容。网上那些短小快速的文本，不可能像书本那样锻炼你的记忆力。
第二，读书锻炼你的想象力。没有图像，没有视频，你必须在自己的头脑中想象这些角色的形象。最重要的是，如果不读书，你有什么可以作为替代的呢？哲学、政治、小说，你必须通过读书才能消化。马克思的思想，除了厚厚的书本，你还能从哪里学习呢？就像你们中国人学武术一样，如果要达到某种境界，没有捷径可寻。就知识而言，书本仍然是第一媒介。
三联生活周刊：您对数字时代感到恐惧吗？
鲍尔莱因：是的。我们不知道技术要往哪里走，不知道后果会是什么，不知道我们遗失了什么。
三联生活周刊：关于年轻人的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案吗？您在一次采访中说，让每个年轻人每天读书一小时，这样就够了吗？
鲍尔莱因：当然不够。事实上，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方案。唯一能做的，是让父母把对阅读的热爱传递给他们的子女。但这恐怕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另一方的力量太强大了——数字技术与青年力量的合谋。
我想我们正进入另一个黑暗和无知的时代。人类延续了数千年的知识、理性的传统，也许就这样结束了，剩下的只有娱乐和成功。像我这样的人，一心要维护书本和阅读的价值，在这个时代只会显得越来越奇怪，不是错误，只是不合时宜、古怪，但我仍然不断尝试。
Google杀掉了常识？
◎苗炜
7年前，在伯明翰，看莱德杯高尔夫球比赛，大家都坐大巴到球场，散场的时候，再排队等大巴，1万多人排队，秩序很好。陪同我们看球的是一个赌博公司的高管，他忽然提议：我们来互相问问题吧，你问我一个你知道答案而你又认为我不知道答案的问题，然后我问你一个我知道答案而我认为你不知道答案的问题。我完全晕了，经过翻译再三解释，我算明白过来，他要大家玩一个常识测验，这位英国绅士双手抱在胸前：“你先问吧。”
那是我第一次见识英国人对常识的热爱，后来知道，英国酒吧、餐厅等场合经常能看到测验问卷。英国人对知识测验(Quiz)的热爱是一项文化传统，全英国目前流行的测验门类大概有2000多种，涵盖了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应该具备的大多数“常识”。
“二战”期间，一位英国皇家空军军官在德国的战俘营里度日如年，他每天要面对的三个问题是“你的姓名、军衔、战俘编号”，除此之外，再没人多问他什么。“二战”之后，他成为一个电视制片人，为了报复那段只能回答三个问题的日子，他开创了一个名叫“Mastermind”的测验节目，把英国人流行的“测验”变成了一场秀。1972年，第一场比赛在利物浦大学举行，BBC管理人员认为，这个节目太过“高眉”，安排在深夜播出，但结果收视率惊人。最近几年，这个“常识测验”节目受到“谁能成为百万富翁”、“最薄弱的一环”等问答游戏的冲击，但依然保持本色——没有奖金，4人或5人对决，回答问题得分最多者获胜。2006年获得比赛冠军的是一位程序员，他获胜轮回答的问题是关于世界杯历史的。2005年获得比赛冠军的是一位律师，他回答的问题是关于小说《飘》的。曾经有一位伦敦出租车司机获得过“Mastermind”的冠军，他随即成为电视明星，他决赛轮的问题是关于伦敦著名景点伦敦塔的。
最近，这个“高眉”的电视节目卷入一场有趣的对抗，一位冠军选手连同几个参赛选手面对同样人数的一个“黑莓小组”，前者凭借头脑，后者可以用黑莓手机上网Google，回答同样的“常识问题”。结果是，“黑莓小组”输掉了。其中一个成员不解地问：“他们怎么能赢呢？他们怎么做到的？”这个问题可能是随口一说，但也可以被拿来当做骂年轻人愚蠢的证据——他们似乎不知道，有许多事情就是凭借脑子做到的。
一年前，美国科学作家尼可拉斯·卡尔提出问题：搜索引擎是不是让我们变傻了？他在发表在《大西洋月刊》的这篇文章中说：“我不再像从前一样思考了，尤其是在阅读的时候。从前，全身心地融入一本书或长篇文章是很容易的事情，可现在已不是这样了。”这位作家说网络上的信息让他烦躁，注意力很难集中。爱因斯坦曾经对读书有过这样一个建议：“别费神去记那些你能查找到的东西，把脑子留出来从事创造性的思考。”但是，尼可拉斯·卡尔并没停留在阅读与信息这些问题上，他认为，机器既然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也就改变了人们的思考方式和表达方式，尼采在使用打字机之后，写作风格就从雄文变成格言了。
据说，爱因斯坦发明相对论之后，好多制表匠就不再做手表了，因为时间被重新定义了。人们或许真的不再需要手表，但对其他机器的依赖更严重了。斯宾塞家，就是戴安娜王妃的娘家，有个姑娘最近闹了个笑话，她要去伦敦的斯坦福桥看一场切尔西队的比赛，上了出租车，司机拉着她就去了约克郡的斯坦福桥，150英里之外，开了两个多小时，斯宾塞家的姑娘居然没有发现，她当然错过了切尔西队的比赛。这个逸闻被认为是人们过度依赖GPS导航、过度依赖机器的愚蠢行为。有个英国人在网络上留言：我10岁的时候，乘大巴车去伦敦，经过约克郡的斯坦福桥的时候，我问我爸，切尔西队就在这里比赛吗？全车的人哄堂大笑，这让我感觉到耻辱，但也是我地理常识的转折点，从那以后，我发奋学习地理。
布莱恩·卡思卡特(Brian Cathcart)，英国金斯顿大学(不是加拿大的金斯顿)的教授，他提出了一个地理问题：在今天能轻松搜索的年代，我们是否还有必要教给孩子们，哥伦比亚的首都在哪里？英国教师协会负责小学教育的主任大卫·范恩(David Fann)先生明确地回答：“孩子们不必学习全世界那么多国家的首都都在哪里，法国首都是巴黎，这个要学习，但哥伦比亚首都是哪里没有学习的必要。孩子们要学的是怎么使用地图。我们在很长的时间内都在教授那些基础知识的课程，现在更需要发展技能培训的课程。现在入学的这些小孩子，可能在2024年才会离开学校进入社会，那时候的科技是什么样子很难预料，现在他们每个人都有电脑，都会使用互联网，我们要教会他们更好地使用这些工具。”
1997年曾经获得“Mastermind”冠军的安娜·阿什赫斯特现在已经70岁了，她认为现在的教育已经大不如前：“我们很小就接受教育，真的教育，学校里可不让我们玩。家庭作业经常要写读书报告，每年夏天都会有一个‘常识考试’。现在的孩子们学的都是怎么通过考试，这真是羞耻。”另一个“测验高手”加斯科因则认为：“现代教育在很多方面都更好了，比如教育孩子们去思考，但学生们要系统地学习常识就发现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了。”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有一本增刊名叫《智识生活》，布莱恩·卡思卡特在这本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了三个常识问题：哪一位哲学家在1781年完成了著作《纯粹理性批判》？哪位作曲家于1905年在伊斯特本住过，带着他怀孕的侍女，而他的妻子刚刚自杀？哪个古罗马的护民官倡导改革，结果公元前133年被议员们用椅子给砸死了？答案分别是：康德，德彪西，提比略·格拉古。这三个问题都出自1969年的一篇文章，历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在那篇文章中说，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应该有“最小限量的常识”，什么是“最小的限量”呢，“他即便不懂科学，也应该听说过孟德尔和开普勒；即便他是个音盲，也应该知道点儿德彪西和威尔第；即便他是一个社会学者，也应该知道点儿希腊古罗马神话，知道康德和蒙田，知道提图斯·奥茨(Titus Oates)和提比略·格拉古”。
问题在于，常识总是在变化的，知道一个古罗马的护民官比知道奥巴马更好吗？卡思卡特教授说：“尽管我的学生在我看来好像脑子里缺少点儿什么，但他们肯定知道许多不同的东西——我根本一无所知也无从问起。”
互联网到底是否贬低了常识的价值？卡思卡特教授将这个问题提给了BBC的一位节目制作人——约翰·劳德，他是另一档“测验秀”节目“QI”的创作者，他给出的回答也具备“QI”特色：“去看看埃及神话中智慧之神透特(Thoth)的故事吧。”透特负责守护文艺和书记的工作，据说他曾经给埃及王献上有关记忆与智慧的长生不老秘法，但埃及王对这东西很是抗拒——这东西让人更健忘，只是一种智慧的假象。劳德说，这个故事有2400多年的历史了，而人们对常识与媒介的上一次争执是15世纪印刷术发明时。
凯文·阿什曼先生也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曾经拿过英国多项测验比赛的冠军，据说温彻斯特当地举办“测验比赛”的小酒吧都不太欢迎这个人。他说，年轻人的问题是总把“我不需要知道这个”放在嘴边。阿什曼和劳德先生都说，互联网其实有更大的教育的潜力，现在可以很方便地接触到大量信息了，这给人们很多机会去扩充自己的常识，在你离开大学之后，网络依然可以作为知识的源泉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