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这么好的事（书中的书）

留在我们身上的种子和朝向自我的过程
读书给人带来的变化，不单单使人接触和了解一个他之外的广大世界，而且引起他自身内部的变化。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1923-1985）说：“青少年的
阅读，可能（也许同时）具有形成性格的实际作用，原因是它赋予我们未来的经验一种形式或形状，为这些经验提供模式，提供处理这些经验的手段，比较的措辞，把这些经验加以归类的方法，价值的衡量标准，美的范式：这一切都继续在我们身上起作用，哪怕我们已经差不多忘记或完全忘记我们年轻时所读的那本书。当我们在成熟时期重读这本书，我们就会重新发现那些现已构成我们内部机制的一部分的恒定事物，尽管我们已回忆不起它们从哪里来。这种作品有一种特殊效力，就是它本身可能会被忘记，却把种子留在我们身上。”
从另外的角度来说，读书不仅带来心智空间上的拓展，而且引进了另外一种时间——读书时间。翻开书页，一个人就从表面的、平淡的、没有内容的物理时间，进入了他一个人独有的与书对话和交流的深层时间。在这种隐秘的深层时间里，他和书交互作用，他的自我也就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生着变化。
那么，什么是一个人的自我呢？
其实，自我不是一个已经固定、早就存在在那里的东西，自我处在不断的形成过程中。你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自我，要看你怎样去形成这个自我。尤其对于青少年来说，一切尚待成型，更需要产生一种自我的意识，加入到自我的形成和塑造、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去。
读书，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就是一种朝向自我、理解自我、产生自我意识、形成和塑造自我的运动过程。
著名作家巴金（1904-2005）曾经描述他少年时读书的一个情景：
“我得到了一本小册子，就是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这是节译本）。我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书！这里面全是我想说而没法说得清楚的话。它们是多么明显，多么合理，多么雄辩。而且那种煽动性的笔调简直要把一个十五岁的孩子的心烧成灰了。我把这本小册子放在床头，每夜都拿出来，读了流泪，流过泪又笑。那本书后面附印着一些警句，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天下第一乐事，无过于雪夜闭门读禁书。’我觉得这是千真万确的。从这时起，我才开始明白什么是正义，这正义把我的爱和恨调和起来。”
《告少年》和波兰作家廖亢夫《夜未央》等一类作品和书籍，不仅使少年巴金开始明白世界，而且开始明白自己，产生出自己应该如何去想、去做的强烈自我意识，很快投身到反抗专制和强权、追求个性自由的社会活动中去。巴金后来转入文学创作，把他青少年时代的信仰和理想通过作品表达出来，给当时年轻的读者很深的震动。
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这种震惊性的读书体验及其所造成的人生道路的决定性转折也许不太常见，不过，读书是一个朝向自我的过程，是一种向着自我可能性的运动，这一点，在日常的阅读体验中也是如此，它的表现可能是不那么戏剧化的，不那么迅疾的，不那么明显的，但它对于自我的重大意义无论如何都不可被忽略和低估。
人的成长也就是一种向着自我的可能性的运动，由此而言读书和成长是重叠和融合在一起的，十九世纪俄国思想家赫尔岑（1812-1870）说：“书是和人类一起成长起来的，一切震撼智慧的学说，一切打动心灵的热情，都在书里结晶成形；在书本中记述了人类狂狷生活的宏大规模的自由，记述了叫做世界史的宏伟的自传。”然而，书本中不仅有过去的真理，它更是“未来的纲领”。从个人的意义上来说，书本是“未来的纲领”也就是自我可能性的纲领。
从前苏联流亡美国的著名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1996）把读书朝向自我的性质，描述得生动清晰而且非凡美妙——
“在历史上，在人类历史上，书籍就是人类发展的过程，它基本上类似于车轮的发明，一本书就是穿越生存空间的一种运输方式，以翻页的速度前进，它存在的重要目的不是要我们了解我们的起源，而是要我们了解人类能够做到的一切。这种运动与任何一种运动没有什么两样，是起自同一点的航程……朝着‘非凡的容貌’飞去，朝着个性飞去，朝着自主性飞去，朝着个体隐秘飞去。”
书中的恒星
极少数的伟大作家被称为“作家的作家”，极少数的伟大诗人被称为“诗人的诗人”。仿照这一说法，极少数伟大的书也可以被称为“书的书”。
也就是说，这极少数的书，是无以计数的书的中心，许许多多的书围绕着它们，吸取它们的光辉和热量，共同构成了人类精神的浩瀚星空。
它们是书中的恒星。
刚刚开始自己读书的人不免会望洋兴叹，这么多的书怎么个读法。就是遵照爱因斯坦说的，去读古典作品，可光是古典作品也浩如烟海，不可能读得完。这就需要去探寻书的系统，找到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书。从古到今无数的书并非杂乱无章地堆积在一起，书和书之间其实有条理、有头绪、有秩序。所以称有的书是“书的书”，意思是说这些书是绝大部分书的基础，离开了这些书，很多的书就失去了依附。这些书是真正原创性的，不依附其他的书，却对其他的书和人的精神生活产生了深刻、广泛和久远的影响。
举个例子来说，在现代中国，鲁迅的著作就是这样的核心书。围绕着鲁迅的书，已经产生了大量的关于鲁迅的书的书，其数量远远超过了鲁迅著作本身；这些直接关于鲁迅的书环绕鲁迅著作形成了一个圆圈。在另外一个更深入的层次上，我们可以看到，还有数量更多的书，虽然没有以直接的形式谈论和研究鲁迅著作，却在思想和感受上受到鲁迅著作的极大启发或刺激，吸收和反射着鲁迅的精神，或者是表达与鲁迅精神有所差异和冲突的意见。这形成了一个更大、也更深刻的环绕圆圈。要理解二十世纪的中国，不去理解鲁迅恐怕是不成的，而要理解鲁迅，首先不是去看关于鲁迅的书，而是鲁迅本人的书。有不少人读了别人关于鲁迅的一两本书或一两篇文章，听了别人关于鲁迅的这样那样的书，就据此形成了自己对鲁迅的看法。这样的看法是不可靠的，你要自己去读了鲁迅自己的书才成。
这样的核心书，“书的书”，书中的恒星，数量是有限的，把它们当成必备的知识基础和思想基础，放在较长的时间内（譬如，不一定在中学就读完和读懂《鲁迅全集》，但可以逐步读完和读懂）来仔细阅读，从实际来看不是不可行的。
有这样一个故事，是大学者陈寅恪（1890-1969）对人说的。他小时候去见历史学家夏曾佑（1865-1924），老人对他说：“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陈寅恪非常惊讶，以为他老糊涂了。中国书怎么可能读完呢？过了很多年，等到陈寅恪也老了时，他才觉得夏曾佑的话有道理：中国古书不过是那几十种，是读得完的。
也就是说，中国古书中的恒星也就几十种，其他的书是以此为基础而成的，读懂了这几十种书，就掌握了最基本最主要的信息。
是哪几十种？没有留下记录。学者金克木（1912-2000）写文章说，有十部古书是汉代以来的小孩子上学就背诵一大半、一直背诵到十九世纪末的，它们是：《易》、《诗》、《书》、《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这十部书若不知道，唐朝的韩愈、宋朝的朱熹、明朝的王守仁的书都无法读，连《镜花缘》、《红楼梦》、《西游记》、《牡丹亭》里许多地方的词句和用意也难于体会。再往下，史书读《史记》、文学书读《文选》。一部书通读了，读通了，接下去越来越容易，并不那么可怕。想要了解西方文化，必须得有《圣经》的知识，这是不依傍其他而其他依傍它的，如果没有这个知识就无法读懂公元以后的书。要理解伊斯兰教世界的书，第一重要的是《古兰经》。西方文学茫无边际，但有几个文学家的书是不能不读一点的：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再加上一部《堂·吉诃德》。不要满足于这些书的提要和评论，要读这些书本身。
金克木的这份书目是开给现在的青少年的，希望他们“正课”别压得太重，考试别逼得太紧，多一点时间打好文史基础。可是，几乎谁都想像得出，大多数人看到这份书目会觉得不合适。要讨论合适不合适其实没法单单局限于书目本身，要涉及现行教育制度等多方面更大更复杂的问题，青少年阶段当然不必完全按照这个书目去阅读，但这个书目所包含的基本理念应该予以充分的重视，青少年阅读也应该建立起基础书、核心书、“书的书”的意识，否则空泛地阅读，无根地阅读，效果一定是不理想的。
说到书目，一直有人在开的，对于读者的一般性阅读也会有一定意义。但是，书目往往是开给很多人看的，而实际上任何一个读者都和另外的读者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真正适合于自己的书目不大可能是别人开出来，而是需要自己去摸索，去寻找，慢慢形成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书目。对于别人重要的书对于你不一定重要，你也许能够在一本书上体会到只有你自己才感受得到的意义。
一个人要有朋友，要有自己钟情的人，对于书，也是一样。也许别人可以帮助你去摸索，去寻找，但最终还是要你自己去找到，你自己去建立起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