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真】后扩招时代的“校园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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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真】后扩招时代的“校园风景”
2010年08月27日10:13南方新闻网姚忆江 朱垣)

校园还在建,我们已毕业。这样的毕业典礼恐怕只有在中国的大学城才能看到。

一眼望不到头的广场,大学城处处有现代的人造风景。

新的图书馆宏伟气派,但门前的路还没修好。

操场外就是热火朝天的商品房工地。

大学城建设带动了各式各样的周边消费。
朱垣(武汉)/图 南方周末报记者 姚忆江/文
武汉科技大学大二学生王世纪今年是在新校区过的暑假,因为位于武汉郊区黄家湖的大学城辽阔而美丽,他“不想回家了”。
早在2008年,武汉市统计局的数据就显示:武汉大学生人数已突破100万,超过北京、上海,跃居全国第一。大学城建筑群也连绵不断,用辽阔来形容都感觉格局太小。“一所学校如果没有新校区的话,仿佛就是发展滞后的象征。每个校区的建设情况,多少关乎学校的名声,将来会影响院校的历史格局。”大学教师徐耕坦言。
两年后,教育部根据新形势做出新决策:“高等教育要切实把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相对稳定招生规模。”
得益于美国著名教育家马丁·特罗博士提出的高等教育发展“精英—大众化—普及”三段式理论,上世纪末,扩大高校招生规模的重大决策,可谓人心所向,让许多面临高考的学生舒了一口气。
一场轰轰烈烈的高校地盘扩张运动,正是与扩招关联。仿佛一夜之间,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在扩建,其中河北廊坊东方大学城首期规划一万多亩,上海淞江大学城占地约8000亩;河南“郑州大学城”和湖北“黄家湖大学城”都是50平方公里;江苏南京仙林大学城面积47平方公里;广州大学城43.3平方公里……许多巨型大学,本科生人数动辄数万。“大学城把一部分学生孤立了,没有老师,没有师哥师姐,不能接触到丰富的社会。”尽管厦门大学漳州校区洋溢着现代气息,大学生钱小敏却觉得“不带劲儿”。一个外教也对她说,再也不想去“漳州监狱”。
这绝不是孤例。中国几乎所有大学城都是现代化的代名词,新学生的屯兵场。两年后,钱小敏搬到了学校本部,厦门大学老校区透着一种说不出的文化氛围和气场,她这才醒悟:“大学校园就应该是这样的。”
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朱清时院士是高校扩招的反对者之一。“大学精而不大,这是最基本的要求。我们教师队伍没有扩大,学生爆炸性增长,这就像盐巴放在水里一样被稀释了。加州理工学院现在的学生每年不超过2000人,原因就在于学校有一个规模效应,他们每个周末吃饭所有教师都在一起,开会所有教师都在一起,能够很好地交流,要是1000个教师就不行了。所以不是任何东西按比例放大都好。”
然而,“你们看到受教育者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是多么旺盛吗?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才能满足广大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要!”江汉大学教师陈耿说,“只要这样一句话,就会让反对扩招者失去‘群众基础’。”
 

评估是当下高校都非常重视的工作,因而注重硬件的建设。

目前高校一些专业的设置紧扣市场需要。

三位女学生眺望远方。大学城多半选址在郊区,和文化气息浓郁的老校区感觉不同。
2004年7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过一次“中国大学城建设问题”研讨会,当时就有这样的的结论:大学城解决了中国高校的燃眉之急,但发展大学城并不是都是由各大学主导的,而是由地方政府策动、房地产开发商以自己利益为出发点积极参与的结果。通俗的说法是:大学城是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商人的利益要求、银行的放贷要求和高校的发展要求混合推动的。
在武汉大学城周边,诸如“文脉深处,卧湖藏龙”、“十年一跃,岸泊八境”等等以毗邻学区为卖点的商业楼盘一幢幢拔地而起。
与此同时,很多大学本身却负债累累,甚至引发诸多经济问题。
2007年,吉林大学自曝难以应付每年多达1.5亿至1.7亿元的贷款利息,准备采取所谓的“土地置换”方式“卖地还债”,被国土资源部叫停。8亿多元债务缠身的浙江大学城市学院今年被曝政府许可卖地还债,引发了广泛争议。《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称,2005年我国高校向银行贷款总量约在1500亿至2000亿元之间。彼时是高校贷款高峰时期,许多大学存在假想资金循环过程:多贷款-多增校区-多招生-多收费-多还贷,使得高校把入驻大学城后的问题简单化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说,“政府允许高校花未来钱,而且实行政府贴息政策,成为高校贷款的强有力后盾。”
如今,有人这样调侃:“大学,就是大概学学。”
而北京大学原校长蔡元培这样诠释“大学”:治学者方可为“大学”,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则说:“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
华中科技大学涂又光教授提出的“泡菜”理论则在当下广为流传:泡出来的白菜、萝卜的味道,取决于泡菜水的味道。
(实习生雷磊对本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