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雯丽3

“我渴望与她相识，并在一周之内达到了目的”

没有人能确有把握地说出，费雯丽和劳伦斯·奥立佛是怎样认识的。存在着若干种说法，但所有这些说法都有一点是相同的：一次，费雯丽在著名的“萨沃依”餐厅吃饭（那是戏剧界人士经常聚会的地方），有人把她介绍给劳伦斯·奥立佛，当时他和自己的妻子吉尔·埃斯蒙也在那儿就餐。

不久以后，奥立佛邀请霍尔曼夫妇到自己的“多弗舍”来做客。那是在《罗密欧与朱丽叶》首演之后，奥立佛在这个剧中扮演男主角（过了一些时候，他又在此剧中扮演茂丘西奥）。费雯丽看了这个剧的首演，她以一种可爱的真诚态度向演员表示了祝贺（“我只想说，您演得太好了”）。当时奥立佛的演技并未被批评家和观众所接受（当时评论家们的一个典型反应是：“他演罗密欧，简直象是在驾驶摩托车”）。因此对奥立佛来说，费雯丽的话就决不仅仅是一种安慰。年轻的男演员打算冒犯传统的莎剧演法，只有为数不多的同行支持了他，给了他力量。

在霍尔曼夫妇来访“多弗舍”以后不久，奥立佛又一次与费雯丽会见，以便商讨她的工作问题。九月份，在伦敦郊区巡回演出了几场《道德的面具》之后，西德尼·卡罗尔解散了剧团。费雯丽急切地期待着影片《西拉诺·德·柏热拉克》的开拍，同时又踌躇不决，拿不定主意是否接受演出轻歌剧《快乐的伪君子》的建议，此剧是根据著名的剧作家和评论家马克斯·伯博姆的作品改编的。由于她对亚·柯达承担了义务，使事情更加复杂化了。

亚·柯达与查尔斯·劳顿关于拍摄《西拉诺·德·柏热拉克》的谈判拖延了下来，但费雯丽未敢贸然答应去美国，在李思廉·霍华德执导的《哈姆雷特》中扮演奥菲莉娅一角。当柯达宣布放弃拍摄《西拉诺·德·柏热拉克》的计划时，霍华德已经着手准备一部新剧了。

幸福的一九三五年临近岁末，而新的一年却没有预示任何吉兆。即便她愿意在《快乐的伪君子》中扮演珍妮·密尔一角，难道和她签有长期合同的柯达和卡罗尔肯放她吗？她只有坚持自己的要求。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她在代理人的信中写道：“这个剧的重大意义是我不能忘记的。因为第一，我需要着手工作（愈快愈好），第二，这个戏能使我取得迫切需要的、极好的经验。请您费神安排好一切吧！假如您读过《快乐的伪君子》这个剧本，您一定能理解扮演这个角色对我是多么重要了。”出乎意料的是，两位制片人一致同意了她的要求。在排演之前还有两个月的时间，费雯丽决定用这段时间参加牛津大学戏剧社上演的莎剧《理查二世》。牛津的戏剧是由大学生演出的，然而主角都请职业演员担任。深秋时分，奥立佛介绍她与约翰·吉尔古德相识，并建议由她扮演王后这个不大的角色。

艾·登特写道：《理查二世》中的王后实际上只有一场戏，只要表现出她是郁郁寡欢而精神空虚的人就够了。但就连这样一个角色也要努力去争取。奥立佛、吉尔古德和他的助手，演员兼导演格伦·贝姆—萧请费雯丽来试演。贝姆—萧后来回忆说：“试演时，她的神经十分紧张，并没有给我留下强烈的印象。然而吉尔古德说，她一定能演好，她的外形看起来是绝妙的，她能使牛津的青年们倾倒。后来事实果真如此。不过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和她一道工作是很令人愉快的。她一丝不苟，十分认真而敏感，总是全心全意地与导演合作，工作起来很内行。在排演中，她常常给我鼓劲和帮助。没有哪一个剧团的主要女演员会如此友好地对待一个没有经验的导演。”

牛津的演出进行得很顺利，结束时举行了欢快的招待会。但是有两件事使费雯丽颇为扫兴。二月二十四日清晨，和朋友们一道从招待会返回的路上，她竟然开着汽车睡着了，幸好同车的人安然无恙。在伦敦她又听说，吉尔·埃斯蒙·奥立佛快要分娩了。幸运的是，马克斯·伯博姆的话剧三月份开始排演。对于费雯丽来说，工作永远是一剂良药。此外，当时她周围都是一些很有趣的人物：演员、剧作家兼制片人艾沃尔·诺维洛、崭露头角的作曲家理查德·埃丁塞尔、“莫特里”社的青年女画家们、女作家克莱门斯·戴恩以及马克斯·伯博姆本人。整个剧团亲如一家，忘我地进行着排练。费雯丽的女友，著名的性格演员伊莎贝尔·詹斯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气氛：“我们大家兴高采烈地排着这个戏。我们常常组织晚会，把这些晚会叫做‘我们的盛宴’。费雯是这些晚会的鼓舞者。我一生中记不得有比这更好的晚会了。有一次克莱门斯·戴恩（她有一副最不寻常的纸牌，上面印着最稀奇古怪的图画）给大家算命。费雯在剧中扮演一个名叫珍妮·密尔的美丽而天真无邪的姑娘。轮到费雯时，克莱门斯·戴恩大吃一惊地叫了起来：‘哎呀！我的珍妮的牌里是一个魔鬼！’后来在费雯的一生中果真表现出了这种火一般的热情、果敢精神和毅力。”

要是戴恩能够知道她的珍妮心里想的是什么，她就不会这样吃惊了。费雯丽对利·霍尔曼充满了同情，意识到自己如此渴望的幸福是不可能实现的，在小苏珊娜面前又感到自己有罪。只有在舞台上她才能忘却这一切，只有事业上的成就才能掩盖这一切。

四月八日在皇家剧院举行了《快乐的伪君子》的首演。观众没有给予伯博姆的剧情中的内在讽刺以应有的评价（无耻之徒、骗子和纨绔子弟希尔勋爵爱上了年轻的芭蕾舞女演员之后，把自己的财产全部分掉，开始过田园式的生活。这使他保住了珍妮的爱情，而当他过去的情妇出来揭露他时，又使他的全部本质改变了）。这种熔“普通”话剧、芭蕾和喜歌剧为一炉的不平凡演出，使观众感到茫然不解。当时费雯丽只好满足于一些评论（“和这位不真实的斯垂奋相比，费雯丽小姐把星眸童音的赫洛娅一角演得极为自然”）和仍然颇有影响的马克斯·伯博姆的褒扬之词：“费雯丽的演技细腻隽永，预示着她的前途无量”。

几个星期之后，《快乐的伪君子》终止了不长的舞台生命（这在三十年代的英国戏剧界是很常见的事，因为当时对票房价值的依赖很大，剧目需经常改变）。时光流逝，有意思的角色一直没有。当时的剧目中充斥着沙龙喜剧和情节剧。年轻的费雯丽当时所处的环境对于三十年代的英国舞台来说，是极为典型的：大批有才华的演员和戏剧创作的危机同时出现。几十年来，英国舞台主要依靠莎士比亚和萧伯纳，然而到了二十年代，他们的剧作就已开始从剧院的海报上消失，正如奥·王尔德和约翰·高尔斯华弗的名字也在逐步消失一样。商业性剧团专在娱乐性上下赌注，只演诺·考华德、艾·诺维洛和克·戴恩所写的那些“微不足道”的东西。以上演莎剧作为方向的老维克剧团孤立得令人吃惊。战争阴云密布，希特勒焚烧书籍并把成千上万的反法西斯战士投入监狱。然而伦敦观众所能看到的，只是取材于上层社会生活中的逸闻趣事。如果象西比尔·桑代克这样的名演员都不得不演出那些戏剧冲突与现代生活多少有点联系的情节剧，那么年轻的演员们就更无法奢望在老维克剧团中得到一个角色了。

更何况费雯丽是反潮流的。当时两位最有名气的女演员西比尔·桑代克和伊迪丝·埃文斯所确立的现代女主人公的典型，是强有力的、粗线条的、外表又故意显得极不美丽的女性。这种典型是符合“时代精神”的，因为那是妇女解放的时代，是摈弃关于女性美和生活方式的传统概念的时代。奇怪的是，费雯丽在个人生活中坚决地向社会的习俗挑战，并争得了平等；可在舞台上她却体现着“老式”的女性美，对和谐、内心世界和美好情感的渴求。

不管埃·杜克斯的写作意图如何，正是汉丽艾塔·杜克斯努阿那粗野外表和纯洁灵魂的对照给他的喜剧增添了悲剧的色彩，并且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卡罗尔在追溯他的年轻的女弟子费雯丽的前身时，曾提到伯伦哈尔和杜丝，其实还应该指出英国的艾琳·特里和帕特·坎贝尔。前者的艺术是美与和谐的赞歌，而后者则更多地体现了“绝望的呼号，敏感而柔弱的灵魂的痛苦”。特里所扮演的最成功的角色是在十九世纪末，而坎贝尔最成功的角色是在二十世纪初。但是两位女演员的创作都是在一个流派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这就是前拉斐尔派。这个流派是从理智、美和道德理想的角度来评价小市民和消费阶层那自满自足的世界的。每一个熟悉前拉斐尔派画家的优秀作品的人，每一个熟悉约翰·济慈和其他“湖滨派”大师的诗作的人，每一个熟悉这一流派的思想家约·洛斯金的理论基准的人，都不难看出费雯丽创作的源泉，不难看出她所扮演的那些柔弱并缺乏自卫能力的女性的悲剧的内在涵义。不难看出她们在道德上好走极端的根源以及为什么她们无法在冷酷无情、实用主义和在感情上不开窍的人们中间生活下去的原因。做为英国最后一个杰出的浪漫主义女演员，费雯丽注定要表现人道主义与美是如何与二十世纪资产阶级庸俗生活水火不相容的。

费雯丽本人在谈到一些评论家们对她的不友好态度（他们说她太过于漂亮了，因此不可能有真正的天才）时指出，这是因为他们对她抱有个人成见的缘故。其实这些评论家下意识地反映了费雯丽的个性与伦敦西区的商业标准是格格不入的。不管怎么样，当时是无法指望得到什么好的角色了。于是她接受了卡罗尔的建议，到摄政公园的露天剧场去演《亨利八世》中的安娜·波琳一角。

当然，明智一点就该拒绝去演这个戏，因为角色太小而又对她不利。但是费雯丽顽强地接受了挑战：她决定在露天条件下去演戏，在要求演员完全掌握嗓子和说话技巧的条件下去演戏。

炎热的五月过后便是多雨多风的六月。晚上连健康的人都要捂住喉咙，可她却要在大幕后面去挨冻，提高嗓门念台词。然而这种冒险的做法并没有获得成功：评论家们说她“缺乏深度”，尽管角色并不要求这一点。当所有的场次快演完时，费雯丽得了严重的流感。她形容憔悴，不停地咳嗽。这使她的丈夫和双亲非常担心。她一直在抽烟，然而无济于事，将来怎么办？--这个思想使她惶惑不安。

柯达那边终于来了电话。这位制片人首先询问她的健康状况如何，并象周围所有的人一样，责怪她是在毁掉自己。然后又谈到她在戏剧和电影方面的计划。谈话触及了奥立佛，柯达随随便便地提出警告说：“他是有妻室的人，看上去很幸福！”几天以后，柯达通知她说，她将与奥立佛合拍影片《英格兰大火记》。这个电话对她简直成了“好运”的征兆。

一九三六年八月，摄制工作开始。著名女演员弗洛拉·罗伯逊扮演年华已逝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费雯丽扮演年轻的宫廷女官森蒂娅，伯利勋爵的孙女。由劳·奥立佛所扮演的男主人公麦克·英戈尔斯比警告女王“无敌舰队”可能来犯，从而无意中博得了至高无上的女王的欢心，可这却成了他与森蒂娅谈情说爱的绊脚石。

费雯丽一直在盼望着的会见是在丹汉的柯达制片厂自助餐厅旁边的走廊里进行的。她只是客客气气地说了一句：真叫人高兴，我们又在一块儿工作了。而奥立佛的回答却是象张伯伦允诺的“持久和平”一样为众所周知：“最后我们很可能要打起架来的。在拍片子时，人们都会感到对方讨厌。”

摄制《英格兰大火记》的三个多月改变了这两位演员的生活。从外表上看，他们从没有料到彼此会产生爱情，然而对于周围的人，他们的感情很快就不再是秘密了。在拍摄工作的间隙，奥立佛总要跑到费雯丽的化妆室里去：说个笑话啦，开个玩笑啦，乐一阵子。如果时间够的话，他们就跑到最近的小酒店去，要不就二人同到当地的餐馆去。负责管理监督演员的多萝西·梅泽尔回忆道：“在丹汉，一般大家都习惯于坐在一张长桌边吃饭，而不是成双成对地单独在一起，为的是避免别人说闲话。可费雯丽和拉里却总是两个人坐在一起，彼此深深地为对方所陶醉。别人谁也别想坐在他们旁边。围绕他们的只是一大片空间。他们相爱得如此热烈，使四周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气氛。看见他们在一起象是看见了奇迹。” 奇迹归奇迹，但它毕竟是可悲的。难怪另一位目睹者在回忆此事时用了这样一个形容词：无望的。一对毫无希望的恋人，的确如此。八月二十一日，吉尔·埃斯蒙生了一个男孩。根据事先的决定，给他取名为塔昆。

时间一天天过去，这对恋人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奥立佛成了霍尔曼家的常客。他们不能不相见，宁肯痛苦地忍受着女管家和保姆南尼·欧克那责备的目光。

《英格兰大火记》没有取得什么成功，尽管所有主要的角色都是由著名演员扮演的。大部分剧中人根本没有给观众留下什么印象。

费雯丽所扮演的森蒂娅却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这个少女天真无邪，“无望地”热恋着，没有自卫能力。剧情是这样的：她热爱着麦克，送他到西班牙去冒生命的危险，在影片的结尾，她同他一起欢呼“无敌舰队”的毁灭。

过去拍片子的经验对费雯丽不是没有起作用的。她懂得，电影中最富有表现力的是造型。于是她努力在银幕上表现思想、情绪的变化和感情的斗争。当她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的时候，观众所看到的就不仅仅是一个迷人的、热恋中的少女（这样的女演员在好莱坞有的是），而是一个开始觉得自己是个女人的姑娘。她与有着无上权威的情敌进行斗争，捍卫自己的爱情，而同时又出乎自己意料地开始同情那丑陋的老女王。这样的时刻并不多，但正是在那时森蒂娅显得富有人性的美。当奥立佛所扮演的麦克说道，他为女王的垂青而感到高兴时，在这姑娘的微笑中混杂着孩子式的委屈，成年人的妒忌，对麦克的钟情和这个新发现使她感到的恐惧。当伊丽莎白毫无道理地打了森蒂娅一记耳光时，这个小女官的脸上表现出困惑不解、不知所措和鼓励无援的愤怒表情，但这一切又为怜悯所取代了：女王的模样实在够可怜的，她没有戴假发，在镜子前面直视着自己衰老憔悴的脸……

十月底，影片的拍摄工作结束了。劳·奥立佛和费雯丽决定再一次考验他们自己。奥立佛同吉尔·埃斯蒙出发到喀普利岛去了，费雯丽则准备同霍尔曼到欧洲去。但是命运似乎故意把她推向奥立佛。在出发前的最后时刻，霍尔曼未能结束工作，于是他劝说妻子同奥斯瓦德·弗鲁因一道去。经霍尔曼的介绍，弗鲁因印象中的费芙铃“是个非常漂亮、风度迷人而又十分娇惯的姑娘”，并认为，她可能既不很聪明，又不很诚挚，因此他早已“开始动脑筋了”。当然，他愿意陪同她前往。

霍尔曼知道，费雯丽能使绝大多数男人倾倒。同样他也知道，她总是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近或远，因人而异）。这种无形的界线一直存在，从而保持着友谊、尊敬和一种高尚的关系。这使那些卑劣的人既恼火又无计可施。

从伦敦到罗马的路上，费雯丽和弗鲁因一直在聊着天。这位老水手感到很吃惊：

“自从她突然地，在一夜之间便声名雀起以后，我曾经责怪她，认为她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可她差点没痛哭起来。那时我就象兄弟般地喜欢上了她，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没有发疯似地爱上她。当初我很担心自己能否顺利地摆脱窘境，而实际上我是用不着担这份心的。

“理智提醒她，那种认为有了成就便可以改变对别人的态度的想法是可憎的。因此她保持了自己的质朴、敏感和对生活的热爱。她简直就象一个第一次同大哥哥出来一道旅行的女学生一样。她对人十分关心，这又使得我们俩似乎调换了位置：她觉得自己象个姐姐，处处照顾着我。她是一个有头脑的人，我们在一起从来不会感到无聊。她举止如此自然，使你根本不会产生去追求她的念头。当然，我爱上了她，如果旅行的期限不是十天，而是三个星期，那她可得伤点脑筋了。然而一切顺利—没有任何别的想法……”

旅游就象期望中的那么好。他们登上了埃特纳火山，观看了萨拉秦人古堡的废墟。费雯丽多次进行了劳累的徒步野游，享受着温暖的气候。她兴致勃勃地给丈夫写信：“明天我们出发到锡腊库扎去，好从那儿搭飞机去那不勒斯。然后去喀普利岛，在那儿度过星期四和星期五。再在那不勒斯或罗马呆一个晚上，就回家到你身旁来了，亲爱的。要不是想到你一个人很孤独，要不是我这样想念你，我真不想回去了呢！如果以后什么时候我们能一起再到这温暖的、阳光明媚的地方来，那该有多好啊！”几天以后，诗意的生活就结束了。当他们来到喀普利岛时，在“克韦齐恩纳”旅馆的前厅里，他们遇到了吉尔·埃斯蒙和劳伦斯·奥立佛。

在喀普利岛度过了两天决定了一切。在家里，在伦敦，或是同弗鲁因一起乘火车的时候，她一直设法使自己相信，她已把奥立佛忘却了。而在这里，她以特有的那种不顾一切的精神所爱的人，就在她面前。她似乎只有现在才觉得自己是一个女人。她觉得，嫁给利·霍尔曼的，在产院经受过痛楚并且曾把苏珊娜抱在怀中的不是她，而是另外一个人。

奥立佛也把一切的怀疑都抛到了九霄云外。费雯丽的存在改变了周围的一切。他自己也变得更加快活，更加机智敏锐，更加富于魅力了。妻子就在这儿，可他全然把她忘却了：吉尔显得如此平庸而又俗不可耐……

费雯丽在生日前夕和弗鲁因一起回到了伦敦。她的旅伴好象猜到了她的心思。但是在弗鲁因的日记里记的与其说是对于朋友的家庭感到担忧，还不如说是对他不可避免的损失所感到的痛苦：老水手明白，“费芙铃”将要经受巨大的变化（“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插曲之一就这样地结束了。它是幸福的，不仅仅因为费雯是这样美丽动人，单单是看见她的可能性就给我带来幸福；也不仅仅是因为她举止优雅，才思敏捷。除此以外她还对人极为关心，在任何时候和对任何人都是如此：无论是在火车上经过不眠之夜以后的清晨，还是在霪雨中劳顿一天之后的潮湿的傍晚；无论你是她周围唯一的朋友，还是在她那聚集了一切年轻的、杰出的和引人入胜的人物的晚会上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客人，她永远是那个样子。她总是把我当做最好的朋友，并且总是好象快有一个月没有见到我了，而这次相见又只有半小时似的。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象她这样的人。她是理想的朋友”）。

弗鲁因并没有错，费雯丽生活中的一个阶段正在结束。当他们到了罗马时，奥立佛就打电话给她了，这次谈话以精神危机告终。

过去她不只一次地设想过，怎样去告诉丈夫（她甚至都想好了，用什么词句）说，她认为自己有罪，并且非常非常地寄希望于他那非凡的善良的天性。这太可怕了！但只有现在，当她遇上了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她才懂得了什么是爱情。当然，利·霍尔曼清楚，他们的共同生活将会变成痛苦和虚伪的。她在自己的想象中听到了悲哀的，但充满了高贵情操的回答（如果是她自己，也会这样回答的）：我很遗憾，可是当然，我会按照你所希望的去做。

但是就在这一瞬间，霍尔曼的脸孔十分清楚地浮现在她面前。她明白了，他完全可能给予另外一种回答。她感到恐惧：如果丈夫果真回答一个“不”字，那又该怎么办呢？

还有，她少年时代的亲友也会反对她的。首先就是哈特莱夫人。母亲的话好象一把锤子似的不断地敲着她的后脑勺：“离婚—这是罪恶，不可饶恕的罪恶。不可饶恕，不可饶恕！”

他们肯定会把苏珊娜领走。利·霍尔曼是个律师。即便他不是个律师，法院也会做出同样的裁决……她眼前浮现着罗伊汉普顿的那些女友和老师们的吃惊的面孔：不可能！维维安·哈特莱不可能抛弃自己的丈夫和孩子而跟一个有妇之夫出走，此人自己还有个不满三个月的儿子……社会也会反对她的：这是宣传妇女平权的又一个恶果！如果这会影响到劳伦斯的事业和前程，那又怎么办呢？！

甚至在这寒热病般的心慌意乱之中，她的思维还很敏捷。最重要的是，利·霍尔曼会说些什么。如果她在他的位置上，尽管也会感到惶惑和委屈（当然，利·霍尔曼是会感到惶惑不解的），可她回立刻同意离婚的：不能把一个人脖子上的绞索勒紧啊，何况你口口声声说你是爱他的！

自然，利·霍尔曼的看法不会是这样，哈特莱夫人也不会这样认为。可是怎么能说一个人选错了对象，就一定是罪恶，而不是悲剧呢？难道能把她那理智所控制不住的，会冲破一切万有引力定律的感情叫做罪恶吗？她不对丈夫承认自己有罪。这是不公正的！

不，费雯丽万万没有想到，在她一生之中最幸福的时候，当心灵应该飞跃、升腾、无牵无挂的时候（事实也正是如此！），她却是这样的不幸，惊恐惶惑，倍受折磨。她生活中发生了第一次精神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