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变局中的凡哥与夫子〉凡哥自序

儒家思想二千五百年的基石，是夫子的思想与言行，而记载夫子思想与言行的就是《论语》。很简单，对儒家的任何品读，都不如品读《论语》的重要。要品读《论语》，就必须首先要走进夫子的时代，否则就无法理解夫子的潦倒至极的命运，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夫子会在几百年以后竟然一飞冲天的原因。我观察无数人品读夫子而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找不到进入夫子思想大门的入口，而只在门外一边想象着遥远的夫子形象跳舞，一边津津有味地咀嚼着几千年来文人与统治阶级留下的文献。究其原因，根本者就在于从来就没有人真正走进春秋末期的夫子时代，因此在不理解春秋时代的时代潮流，时代精神，更加不理解为什么被捧为圣人的夫子如此潦倒没落原因的背景下就一身投进夫子所预设的陷阱去了。因此，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人真正科学地品读过夫子。
我没有任何的不良意愿去评价任何以前的、现在的、明天的国学专家。俗话说，“一种米养百样人”，而对于今天全球化的社会背景来说，一种米又何止养百样人？所以，我愿意奉献自己的精血，熬着历史黑夜的星光，自己一个人走进二千多年前的时光之门，带着三千年的视角，走到夫子身边，与夫子不惜一辨，力图在春秋末期的视野中，出现另外一颗星辰，一起去解读夫子，解读时代，解读中华的命运。
先解决一个历史谜题，这就是为什么在世时的夫子潦而不倒？过世后的夫子突然在几百年后死灰复燃，而且还登上圣人的位置，被人供奉？这里面得益于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夫子的价值定位是建立在家仇国恨的基础上的，而夫子的进取力、意志力又太强了、太坚韧了。作为生在鲁国的他，得天独厚地读了那么多的古书，而且又因为家门不幸，被人家欺负，因此，把书念得非常的滚瓜烂熟，非常专心致志又一心希望匡正周王室的梁柱子。这种强劲的进取力，再加上被人受辱而一定要出人头地的意志力，使夫子越受到困难挫折，就越把一切受挫的原因都集中到周制不存、周礼不再的焦点上，于此，使一切向后看的负倾力也愈来愈执着，从而使极端的迂腐主义思想与极端的复古主义主张也愈来愈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展、巩固，进而根深蒂固起来，以至到了鲁哀公十一年，夫子六十八岁的时候，鲁国季康子根据社会需要，欲行“田赋”，夫子坚守天不变，周制不变的极端复古主张，极力反对。
其次，夫子思想能够复而用之、死灰复燃的原因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是夫子对于仁、礼、忠、信、孝等伦理道德描述得实在是太完美，有如宗教终极理想对人的诱惑，因而使后来的读书人一旦与夫子的著作沾上边，就很容易受其对礼乐建筑起来的世界所感染，从而失去对现实德实质性需求的知觉。二是夫子坚定不移地高举统治阶级的权益，把一切献给上位者的红心。历史上，凡是专制独裁的政权，都是喜欢儒家、推崇儒家思想的。"为人谋而不忠乎"，夫子将之列为每日"三省"的内容之一，足见其对"忠诚"的重视。当然，人生在世，忠信是不能少的，忠诚度、可靠度、归依度都很重要。但是，忠诚的关键是忠诚的对象，即忠诚于专制集权的统治者，还是忠诚于人民群众利益，忠诚于时代的要求，还是忠诚于上位者的要求等等。但是，夫子的选择一如既往，就是周王室，为了周王室的复兴，不惜在公山弗扰据费邑反叛时，来召夫子，夫子与子路不惜一吵，夫子还大言不惭地说：“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一个小小的公山弗扰，如何复兴东周？真实饥不择食。但谁又能非议夫子一心为了周王室的苦心呢？哪一个独裁、专制、集权的统治者不喜欢夫子呢？既可愚民，又可服民，真实夫子可用，一箭双雕啊！
第三个原因，无论在封建社会，还是今天，如果说夫子不好，容易惹人恼怒，往往群而功之，而绝大部分人是不敢顶着大风前行的。对于今天来说，夫子的思想毕竟延续了二千多年，在世时，风吹雨打几十年，死后还有众多的弟子拱护守墓，随后五百年，虽然一时冷着，但是，跟着就有近二千年的极端圣誉追享。试想想，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除了夫子，还有谁呢？如果要批孔，怎么批？敌得过几千年来渗透在炎黄子孙上的文化基因吗？说夫子伟大，还有丰厚的和谐思想，一方面与时俱进，一方面又有巨大的稿费，何乐而不为？但是，说夫子不好呢？虽然在中国，还不至于说夫子不好，被扮作斧头帮的人追杀，但是，如果许多博士围攻起来，可不是好受的。为此，无数无数的人都在政权的力量催化中，自觉不自觉地成了夫子思想山下的一颗小草，“高山仰止，景行景止”，早就不能自已，只有跪倒、奉承、赞美的份，更别说存有一颗清醒的心，从而难于对夫子的思想有所客观了。
但是，举目四看，再以忐忑不安的心观照历史，中国是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素以礼仪之邦、文明古国而著称于世，可是，在历史记载以及现实的生活实践中，会发现历史传承下来的更多的是浸在历史粪池的臭石头而不是黄金。且看历朝，道德堕落与沦丧的程度何止是“怵目惊心”！每一次王朝更替过程中而因儒家思想死去的炎黄子孙加起来何止是千百万？于是，我窃自怀着夫子肯定与中国的治乱更替规律负有大责的天问之心，深潜历史的真实，在无数的迷茫与黑暗中，豁然发现，流淌在无数惨案后面的鲜血才是历史的文字，而夫子所作的春秋以及后代儒家信徒留下的文字是伪饰的历史，远远超过夫子想象的冤假错案里，都血淋淋地写着“夫子是圣之僵尸者，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法西斯主义”的字样。夫子站在时代大变局的面前，选择了往后看的方式，不顾工商业发展的诉求，将社会伦理道德必须重建的时代呼吁置于脑后。特别是，由于夫子与弟子们的极端着力，也由于夫子整理文献，例如编辑《春秋》、《易经》，把符合自己理想的东西变成自己的，把不符合自己理想的就舍弃，而且批他一通，以此将历史的新生儿踩在脚下的同时，也将尧舜禹以及周文武（即周文王、周武王）的真实情况彻底改编，抹杀了历史的真相。并以此反倒帮助了一生潦倒的夫子死后荣光万丈，使他有可能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后，将自己的思想血脉延续下来。
正是如此，只是夫子把这个阉割炎黄子孙的割刀藏在说得很灿烂的言语句话里。嘿！夫子这个匹夫，表面忠厚，满口仁义道德，但骨子里真是绵里藏针、糖衣炮弹、狡猾奸诈啊！
于此，我紧张了很长一段时间，就“应该如何充足的说服力告诉同时代的所有人？”的问题，拷问着我的内在灵魂，也就是说，怎么样带着信我的，不信我的朋友们一起走进春秋的历史，让更多的人看到夫子的真实面目。功夫不负有心人，像夫子说的，天不亡我。最后，我终于找到了三个入口，为自己走入春秋时代打开了时代之门，不仅仅自己可以走进历史，与夫子一起探讨如何拯救春秋末世的思想主张及其方式方法，而且任何朋友都可以这样做。一走进春秋时代，发现了夫子很多很多的问题。或许，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只要找对了门路，就会发现展现在自己面前的路一下子很宽敞起来，就像从广州的中山八路一直到黄埔港一样，那么几十公里，都是一以贯之，气如破竹。我很相信，自己的这三个入口是正确的，那么，若此，坚持从这样的入口进去与夫子对辩，无论是一万个博士也是没有办法反驳我的观点的。为什么？因为，连夫子这个当时历史的当事人都没有办法反驳我，都同意我的观点，你想想，这些吃夫子饭的门人会怎么样呢？那就会树倒猢狲散，任何的反驳都会是软弱无力。所以，在这里，首先讲一讲自己走进春秋时代的三个时代之门。
第一个时代之门，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大变局的分水岭。我与夫子一起站在时代转轨的大门口，与夫子一起思考和认识春秋末期的时代特征和时代走向。
时空无限，思想有界，任何思想都有时代性，可惜的是，《论语》以及其他《春秋》、《易经》都是为复兴周王室准备的。夫子不关注人民的现实生存，注重克己复礼，无法包容时代的不同声音，因此，虽然现实很近，问题很新，但是，夫子却从周王室角度看春秋时代，从“春秋乱世”角度看周室集权，极端否定政治权力下移、文化权力下移、经济权力下移的社会现实。以极端向后看的视野，愚民化的主张和纯德性的分析，解构春秋时代的社会现象，让人们抛弃已经获得的自由权益与夫子一起从新时代走向旧时代。显然，夫子思考和认识时代很有特点。他的特点就是很有怀旧精神，也就是说，夫子的眼中，以前的尧、舜、禹，及文武之道最好，是只有圣人才能做到的圣域境界，因此，作为一个人，必须要努力往后看，力求复兴周王室早期的社会正义。
而我呢，我的特点是坚信乱中有序，春秋乱世的背后就是重新整合社会资源，建立新社会制度的社会倾向。因此，这种乱，好得很。所以，站在人们实质性利益的立场上，设身处地，以心比心，坚信大变局时代可以作多种政治实验，坚信民强才能国富，坚信基本的民生、民权、民富意识已经时代地摆在春秋人们的面前，力图对夫子不符合政治权力下移、文化权力下移、经济权力下移的言论进行对辩，并对夫子极力寻求复兴周制、美化周礼的思想行为进行批评驳斥。
夫子站在时代急剧变化的浪尖上，有两个做法是值得称颂的，却因其笃守的“四项基本原则”是极其错误的。值得称颂的二点是，一是发愤图强，夜以继日，努力吸收以前时代所有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东西；二是躬自入局，对自己总结的东西进行不屈不挠的政治实践。
夫子一生之中，在其立身行道的实践理念中，笃守着极其错误的“四项基本原则”。
第一个原则，一切向后看的方法论原则。夫子从来就没有树立起国家本位与人们本位的立场，从来就没有站在时代发展的立场上思考问题，从来就没有张开面向未来的时代眼光，坚定不移地追慕三代，效法先王，直攀唐虞，而尤崇西周，有“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对以前的尧舜禹传说，对周文王、周武王的政治思想都照单全收。
第二个原则，政教合一的教育原则。在教育实践中，内容上，坚定不移地对社会转型期的旧制度崩盘、新制度尚未建立，社会失范的情况视而不见，反而立志建立以周制、周礼为思想内核的礼乐执政思想，守旧复古，一心想着恢复西周礼制，非常严苟地要求处在社会现实运动中的君子们、上位者们执行这些思想主张。行动上，政教合一，随时准备入仕，不仅仅自己干预国家与诸侯政治，随便议政，干预政府工作人员的政治与行政工作，“复兴东周”，拉历史前进的倒车，而且也要求学生坚定不移地执着“学而优则仕”的唯一理想，谁不遵从就被夫子训斥为小人，如“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从而使后来的历代读书人都将自己德命运与做官一起捆绑，出现了无数范进中举的悲剧，亦直接延缓了中华民族的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与繁荣。
第三个原则，唯我独尊、唯我独正、唯我独真、唯我独善、唯我独美的极端自我审视原则。在这个原则下，凡是不符合自己政治理念的思想与主张，凡是不符合自己原则的诸侯国君或其他人，都绝对排除于自己视野之外，并进行无情打击。而符合自己政治理想利益的人，则宁愿放弃一些的原则，去将就或者辅佐。如对弟子冉求的打击，“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对公山弗扰据费邑反叛来召，夫子与子路不惜一吵，还大言不惭说：“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等等。
第四个原则，结党为“私”的原则。夫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结党为“私”的学霸式、党霸式人物。在大变局时代的政治实践中，夫子不是以一个纯粹教育者的身份出现在春秋时代的，而是相当于一个有自己政纲和组织的类政党（姑且这样认为）的首脑身份出现的，他积极从政，积极培养相同政治信仰、极具排他性的，执着于共同政治信仰实践的“学生”，以群体的力量去落实、推进自己思想的实践，并与当时不合自己原则的国君和上位者进行毫不妥协的信仰为旗帜的斗争。夫子的这种很具有新时代色彩的团队，无容置疑地，确实对夫子思想的推行和得以死灰复燃提供了可能和必然。
第二个时代之门，就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关于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与时俱进的普遍真理。
当然，这里最为关键的是讲一讲春秋末期的经济发展情况以及工商业发展与自由平等的关系。
首先从历史讲起。西周初年，周王室在经济上实行分封制和井田制，并以之相适应的是实行周制、周礼。其时，姜太公被封于齐，以治理夷人；周公之子伯禽被封于鲁，以图拱卫周室。姜太公实行开明的文化政策，“因其俗，简其理”，促成东夷文化向齐文化的转变，从而也使齐国的社会风尚带有明显的工商业氛围，崇功利，轻伦理，社会风气自由开放，整个社会朝注重实用、实力、实利的社会意识形态转变；而伯禽“变其俗，革其礼”，推行严格的分封制和井田制，大力推行重农抑商的政治制度，亦以此使鲁文化更多地表现出周王室的政治文化特征，社会风气保守迂腐，因循周礼，注重教条，不思也不想变通。
到了春秋后期，分封制已开始崩溃，工商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人们在诸侯国之间广泛流动，商品交往、人与人交往变得十分轻松而且频繁。如夫子朋友原壤的母亲去世以后还大声歌唱，阙党童子“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等等，都是社会走向自由平等与民主民治的新现象。
工商业的发展与自由平等的滋生就像父子一样，相互依存。在春秋后期，以工商业为新的生产力方式作用下，不仅打破了诸侯国之间封闭的状态，而且在新生产力的催化中，人们的思想更加开放，独立自由意识增强。另方面，亦使一些工商业发展较快的诸侯国获得了较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他们赖此各自为政，也不听周天子，而且周天子也叫不动他们，他们自称霸主。
例如，伟大的改革家管仲在齐国支持国家发展工商业，说服齐恒公依靠商业和手工业积累钱财，而使齐国变强，如当时的临淄城内，“农有条粟，女有条布”，“以粟易器械，纷纷与百工交易”，“百工居肆以成其事”，非常繁荣兴旺的景象，齐国亦于此成了春秋五霸之一。这极大地震撼着以分封制和井田制为经济基础的周王室政权，整个社会呈现出周天子名存实亡，政令不出朝廷，周制、周礼实际上已经在政治制度上崩盘，呈现出各诸侯国各自为政，弱肉强食，互相兼并的千年大变局的现象。这就是春秋时期“礼乐崩坏”的经济原因。
春秋战国，战争虽然纷繁不断，但就像黎明前的黑暗中，微微从东方山地上露出两道历史向前进的强光，一是工商业急速发展，呼唤着新制度为它们守护卫航；二是社会的自由平等意识正在人们思想意识中生根发芽，此时正是中国历史上工商业第一次最为灿烂的时代。虽然当时有几个诸侯国的改革人物，如吴起、、商鞅、李悝等等，都是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如李悝在魏主张禁止“技民之巧”，商鞅在秦提出“重农抑商”，如对盐业的管理。但是，整体上，春秋时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工商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如果不是经历大秦帝国的统一，以及汉武帝时期的“独尊儒术”，完全可以说，这种自然形成的以工商自觉为导向的特殊时期，也是有可能象古希腊文明一样，依赖于逐步发达的工商业，作为工商业之子，即自由平等的时代精神一定会得到护佑，从而健康成长，逐步使整个社会走向民主自由的可能性。中华大地亦有可能像欧洲一样，各国林立，今天讨论的核心洲策不是哪一个国家尚没有实现民主的问题，而是如何实现欧洲一体化，制定和通过统一的欧盟宪法、欧盟通货等等问题了。
可幸的是，大秦帝国以及楚汉战争都没有彻底地摧毁中华民族的工商业，而且秦相吕不韦，以及汉帝刘邦都是出生于工商业世家，他们的政治实践以及行政实践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中华民族有三个罪人，第一个是孔夫子，第二个就是汉武帝，第三个就是朱熹，而最大的历史罪人则是汉武帝。汉武帝是中国封建社会极端重农抑商的政治人治制度的完成者，到此，中国工商业发展走到了重农抑商的制度规约时代。政治制度方面，在传承秦制的基础上，推行推恩制，彻底瓦解了地方权力对中央的挑战实力，集权政治更具规模；思想方针上，推行以重农抑商、学而优则仕的根本内核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致使万马齐暗，同时推行卖官鬻爵制度。经济制度上，彻底地打击和摧毁工商业，全面实行盐,铁,酒只由政府经营，执行「算缗法」、「告缗法」、「平准法」,政府向商人,富人徵收财产税，由政府控制。司法制度上，施行董仲舒倡导并实践的“春秋决狱”制度，即按夫子所著的历史著作《春秋》作为判案的依据，以此使秦朝以来以吏为师的梦想得以实现。官吏的自由裁量权大得不得了，伴随“春秋决狱”制度的是“上请”制度的出现，重大案子，向上请示皇帝定夺。官吏因之贪赃枉法，国家治理章法全无，名为“以德治国”，实为最高统治者皇帝与各级官吏集权专断。
从此，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规律形成。这个总规律就是王朝更替规律，或者说就是黄宗羲现象。这个规律本质上是由工商业与儒家思想的矛盾内在激发而形成的，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儒家思想发达的时代，工商业一定是在夹缝中生存的时代，也是只有与官商结合才能生存的时代，亦一定是非常专制集权的时代。其二，工商业为代表的新经济、新文化与守土经济（即固守在农村，固守着农田进行生产的经济）为代表的旧经济、儒家文化，不断地此消彼长，工商业一得到发展，人们的自由平等意识增强，于是专制王朝崩溃，接着以赶尽杀绝的战争消灭大量的生产力和工商业，在消灭生产力和工商业的同时，也在消灭自由的思想与文化的繁荣，新王朝又取得了实施专制制度的经济条件，又开始依据儒家思想理论进行“重农抑商”治理国家，进行高压统治。王朝更替规律的表明，对前朝的颠覆并不意味着今朝的进步，以战争的方式对前朝生产力要素的巨大摧毁总是使新王朝的建立充满了血腥，也总是使社会前进的车轮退后了许多，而新王朝由于没有顺应在政治上回应工商业经济的实质性发展要求，面对如何有效统治国家的命题时，不约而同地重新回到汉武帝政治模式的历史原点。这样一直到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才在以工商业为主导的西方列强插手的强力情况下，使中国的思想家、政治家无法继续推行汉武帝模式，于此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行计划经济的时代。
第三个时代之门，就是与夫子刚好相反地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
夫子看不起劳动人民是不争的事实。一方面，是自己看不起，“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另方面，也要求学生看不起，更加不能亲近农事，如果关心农事就被他认为是不长进，是“小人”。因而，整个夫子集团，都是一样地坚持、“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因此，夫子的思想有两个特征，一是彻底的惟上性，夫子旗帜鲜明地标明自己的思想是为上层建筑服务的，是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二是彻底的反人民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等等。又由于人民大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人民的需要成为历史发展最强劲的动力，因而夫子的思想显得很有反社会、反人民、反历史的特质。
从三个时代之门的入口走进去，“春秋战国乱悠悠，百家争鸣索新裘”，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完全是是文化繁荣、英雄辈出、乱中有序，中华民族的活力充分显现的时代。在这样的视角下，我们发现，中华民族并不早熟，也不迟熟，而是与西方古希腊文明一样的时代，而且对民主自由平等的求索也一直象西方中世纪一样，延续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儒家思想才在隋朝实行科举考试时最终登上历史的舞台。
夫子与儒家思想对历史的贡献，历来有不少观点。我在与夫子的对辩中，并不想采取矫枉过正、一概反对、一概否定的做法，只要是合乎人性事实、时代潮流、时代精神的判断，以及体现人类实践经验的总结，一样给予肯定。
以上是我在与夫子一起站在大变局时代中进行辩论、对质时采取的基本立场，基本原则，以及方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