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称号的由来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称号的由来

作者：柳百琪

　　笔者在整理先父柳溥庆(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遗物时，发现先父1972年4月28日写给周恩来总理并转中央有关负责同志的一封信。该信是关于28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的。这个问题涉及1925～1930年间莫斯科中山大学内国共合作、国共分裂、共产国际领导与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见分歧和中共内部的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所谓“28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就是这场斗争的产物。先父在信中说：“近见《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即中央三办学习班上某某同志发言录音稿，“文革”期间的一种非公开出版的小册子——笔者注)中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怎样战胜王明叛徒集团的’这一段有关介绍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内容，是根本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今为揭露王明的罪行，批判王明忽‘左’忽右的机会主义错误，我认为有必要把我所知道当时的情况，向中央作一报告。”
　　在介绍先父批驳有关那段不符合当时历史事实之前，我不得不先简单扼要地介绍一下他的政治情况。先父是1930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遭到王明宗派集团的直接迫害者之一。他生于1900年，14岁便进厂当童工。1921年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厂由董亦湘、杨贤江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时，他由董亦湘、邵力子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厂组织了第一个国民党区分部，担任执委。1924年他赴法勤工俭学。1926年在巴黎由沙可夫(陈微明)、徐孝祥介绍加入了法国共产党。1927年由党组织派他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担任了年级党支部宣传委员兼该校墙报委员会委员。1929年他在该校召开的十天党总支大会上参加了反对王明宗派集团的斗争后，于1930年被王明宗派集团污蔑为：“冒充工人，是反党的组织者，国民党”，开除了党籍。
　　从1930年到1949年建国前，柳溥庆虽在组织上已不再是共产党员，但他仍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并在白色恐怖下，力所能及地继续为党工作：1934年他利用在上海三一印刷公司工作之便，不顾危险，偷偷复制了国民党军部编绘的供反共围剿使用的江西省、湖北省、安徽省三省军用地图交给董维健(时任中共中央上海中央局三人委员会委员之一)，抗战时期，他同八路军在上海采购的代表胡世沐、新四军在上海的采购代表朱沐、张惠清、林天阁等建立关系，经常为他们采购物资提供帮助，1939年他为东进到苏州、常州、太仓地区开辟根据地的新四军，在上海印制了四种无行名的流通券。1941年他又为新四军印制江淮银行钞票等(详见《上海滩》杂志1999年第四期)。由于先父柳溥庆1927年～1930年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亲身参加了1929年那场反对王明宗派集团的斗争，所以他在读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这一小册子后，便毅然写信给中央，对这段史实，主要谈了三点看法：
　　
　　一、“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号不是“反对派”提出来的，而是王明派的自诩
　　
　　1925年—1929年王明一伙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由于他们观点相同，又都能说会道，受到该校校长兼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器重，窃取了该校党总支委员会的领导权。当时党总支委员会的书记是苏联同志培尔门，副书记就是王明，宣传委员是博古和杨尚昆，组织委员是王云程、毛子芳。
　　1929年秋，该校开学不久，约在10月—11月之间，党总支委员会召开全体党团员大会，拟总结该年工作和改选总支委员。参加这次大会的同志约有四五百人。党总支委员会原计划召开两天后就结束，后因在讨论党总支工作报告时，报名发言的人不断，以致大会接连开了十天。大会发言的大多数同志都是批评王明一伙人的。主要是批评他们在该校实际工作中所犯的官僚主义和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也批评了王明的后台米夫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看法有错误。
　　先父柳溥庆在十天大会的发言中，以米夫在共产国际会上的发言作为根据，批评了米夫的右倾错误，还批评了王明等人贪生怕死，不愿回国工作的思想。当时大家的批评声势浩大，气势激烈，王明一伙人非常孤立。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王明一伙人就没有再继续当选总支领导的希望。这时，王明等玩弄阴谋诡计，在大会的第九天，利用发现一个托派分子床上搜出一张参加托派的名单，谎报军情，说校内有很多托派分子，于是在第十天会上，由党总支书记培尔门宣布：“停开大会，先行清党”。
　　清党委员会在米夫、王明等控制下，对每一个反对过他们的人，逐个、分别地开会进行审查，集中火力，加以批判，又加上莫须有的罪名予以迫害。被开除党籍的有一百多人，受其他处分的有二三百人，被定为托派分子和反党分子的有些人被送进监狱；有些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由于这场斗争王明等人最后取得了“胜利”。他们在互相庆贺“胜利”时，曾高傲地说：“这场斗争开始，全校大多数人都反对我们，但结果屈指计算，只有我们二十九个人就取得了胜利。”当时他们中间有人说：“徐以新是团员，不是党员，不能算一个，只能算半个”。因此，他们常常自傲地说：“我们二十八个半是布尔什维克，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
　　这便是我先父所述的“二十八个半”称号的由来。至于这个“二十八个半”都有谁，据说有不同的“版本”，而先父柳溥庆根据回忆写在他一个黑色笔记本上的是以下这29人，1博古(秦邦宪)、2殷鉴、3杨尚昆、4张琴秋、5卜业奇、6汪盛荻、7傅继英、8徐孝祥、9杜卓强、10王云程、11陈昌浩、12孟庆树(王明的妻子)、13刘杰(刘英)、14肖特夫、15谢建民、16李竹声、17盛忠亮(盛岳)、18孙济明、19毛子芳(毛齐华)、20潘方、21徐以新(团员)、22章汉夫、23夏曦、24谭国辅(夏曦妻子)、25洛甫(张闻天)、26沈泽民、27陈铁铮(孔原)、28陈达邦、29朱自纯。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人名字旁边的序号有后加的痕迹，可能是先父柳溥庆在回忆时为便于统计所加的。
　　
　　二、当时辩论的问题不是党总支解散所属团支部，而是讨论党总支工作总结
　　
　　有一种说法，说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十天辩论，起因于党总支要解散所属团支部，而柳溥庆认为是为了讨论党总支的工作总结。他的根据有二：第一，为了解散党总支所属的一个团支部，根据那时的党章，党总支有权决定，没有必要召开全体党团员大会来进行表决。第二，如果在党总支全体党团员大会上对解散团支部付诸表决，按照当时党章规定团员是没有表决权的。徐以新是一个团员，他参加表决是不可能的。1929年莫斯科中山大学这次党总支开了十天会，第十天由党总支书记培尔门宣布“停开大会，先行清党”，并没有对党总支委员会的工作总结进行表决，应该说总结大会是不了了之。
　　
　　三、王明宗派集团当时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看法不完全是“左倾”，而有时是右倾，有时又是“左倾”
　　
　　“文革”中，中央三办学习班编印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小册子中说：“王明等这伙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完全是‘左’倾机会主义的”。先父柳溥庆认为：王明等这伙人当时对中国革命的看法有时是“左倾”，有时又是右倾，而且主要是右倾。他的根据有三：
　　第一，先父柳溥庆记得，那时王明对布哈林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很欣赏，特别对于布哈林批评中国游击战的一句话更为欣赏。布哈林说：“游击队不应常驻在一处，因为驻守一地时间久了，一定会把农民的鸡吃光了，以致引起农民对游击队产生不满情绪。”所以布哈林主张中国党领导下的游击队(应该围绕城市游击来，游击去)不要在农村建立根据地。王明常拿这句话介绍给同志们听。由此可见，王明在回国之前，就具有“城市中心论”的形左实右的错误思想。
　　第二，王明对米夫在共产国际大会上讲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蒋 介石的反动政权巩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地位稳定了”，很为欣赏。王明曾把这篇讲话译成汉文发给中山大学全体学生学习。根据米夫这个观点，中国的革命运动那时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的低落阶段，党不必忙于派同志回国工作。米夫不主张派王明等回国；王明等也不愿意回国，而愿留在苏联当翻译，甘心领高薪过安逸生活。这种观点很明显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
　　第三，莫斯科中山大学召开的“十天大会”是1929年4月在苏共中央全会后召开的。斯大林在这次全会上指出党内目前主要的危险是右倾。王明及其后台米夫深怕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十天大会”批评他们的右倾和官僚主义的错误，同斯大林的号召的反布哈林集团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结合起来，所以他们玩弄阴谋，决定先清党，让中大十天大会中途夭折。这就是王明一伙人为什为要采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来对待校内大多数同志的原因。
　　
　　四、今天怎么样来看“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问题
　　
　　我不是党史研究工作者，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但我愿意把手头有的材料提供给大家。1981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中央党校曾召开一个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有关的座谈会。先母周砥(1927年的苏联中山大学第三期学生，1999年2月去世)接到通知并出席了会议。这个会，同1980年5月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给乔木同志的一封信有关。他在信中建议中央找现在还活着的留苏同学开一次座谈会，以回忆王明宗派集团形成的经过和留苏学生中反王明的情况。因为现在谁也记不清当时的详细经过了。孙在信中还说道：“除了为了搜集党史资料外，还必须为‘二十八个半’中的一些同志如秦邦宪、沈泽民、张闻天、王稼祥、杨尚昆、李伯钊等同志申辩。他们虽然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但都是党的好同志……”。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通知说：根据乔木同志的批示，订于8月在中共中央党校召开“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调查会。该会由冯文彬同志主持。熟悉当时情况的老同志：杨尚昆、伍修权、孔原、吴亮平、王观澜、孙冶方、徐以新、冯定、张崇文、陈一诚、陈修良、夏之栩、李沐英、李文宜、周砥(柳溥庆的夫人)等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大家一致认为：今后宜把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叫法，改称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王明教条宗派”。
　　这是因为首先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叫法是王明宗派集团自己提出表彰自己的一种叫法。我们不能跟随他们后面叫喊。其次，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回国以后，陆续分化。有些人如：王明、李竹声、盛忠亮(盛岳)、王云程、汪盛荻等变成可耻的叛徒，永远被钉在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历史的耻辱柱上；有些人如：沈泽民、秦邦宪(博古)等后来光荣地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有些人如：张闻天、王稼祥、杨尚昆、陈昌浩、徐以新、张琴秋、李伯钊等人后来改正了错误，继续在党政各级领导部门做出自己的贡献，今天我们如果还要具体追根究底，分辩谁是谁非，已无实际意义。
　　与会同志还一致建议中央组织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收集和整理1930年被王明教条宗派打击迫害者的材料，并作出结论，为他们平反昭雪等。今有的同志已得到平反，如1921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介绍先父柳溥庆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董亦湘，由于1930年在苏联中山大学参加了反王明的斗争，也遭到王明的迫害，并于1939年5月19日在苏联伯力被杀害。198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通知为董亦湘平反，恢复名誉(详见《江苏革命史料选辑》8辑)等。
　　(本文笔者注：1989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以干审字[1989]216号文件对柳溥庆同志1930年被王明宗派集团错误开除的党籍问题作了批复，同意承认柳溥庆同志1930年至1950年的党籍，党龄从1926年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