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董仲舒的历史地位，一点不低于孔子，孟子

实际上董仲舒的历史地位，一点不低于孔子，孟子
冯文淑-桑林作

             而敬天保民的孔子前的中国思想，信仰，我觉得出现在四书五经中，但好象没有正式作为孔子，孟子的思想，传给门徒，这敬天的思想，我把孔子，孟子前、的西周的思想，信仰理解为人对上天的信仰，但西周后期统治阶级腐败，统治阶级只是形式上信仰上天，但统治阶级的心在吃人民，这说明统治阶级本质上，是不信仰上天的，但人民保持着自己对上天的信仰，或者说人民中一部分人失去自己对上天的期待，

       而孔子则是对西周人民对上天的信仰的继承者，只不过孔子这继承是通过重建对人自我的信仰，崇拜表达出来的对上天的信仰，崇拜，无限热爱的，这就好比走进青年时期的少年，不光是崇拜，信仰自己的母亲，父亲，而是还崇拜，信仰自己，锻炼，操练出来的独当一面的要战胜一切不可能战胜的困难和敌人，神话，要创造实现一切不可能创造，实现的奇迹，神话魔法，而这孔子力挽狂澜，要为天下人创造永久的伟大幸福，不是坐等花开，等着上天，把一切美好幸福美丽的东西都准备好了，正如一个青年坐等花开，等着自己的母亲，父亲，把一切美好幸福美丽的东西都准备好了，而孔子这行动上敬畏上天，信仰上天，为上天办事，没有在口头，言语上大张旗鼓地宣传自己敬畏上天，信仰上天，为上天办事的孔子，很可能当时无神论盛行，所以孔子机智地在行动上敬畏上天，信仰上天，为上天办事，言语上大张旗鼓地宣传自己敬畏上天，信仰上天，为上天办事，这样，孔子就可以不疏远自己瞄准的权贵们，而孔子这新锐进取，要拯救当时的倒在鲜血泊中的中国民族，这说明了长期是非理性的中国民族的精神中，诞生出了伟大神奇的人文理性的曙光出来，照亮着当时，无边黑暗的中国大地，这伟大神奇的人文理性的曙光-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要治理人的精神的理论实践，在我们的印象中，西周是原始中国宗教思想-非理性占上风的时间，同时，孔子又继承了中国道教那种要探索，创造出人的身体永远不死时产生的要创造实现一切不可能创造，实现的奇迹，神话魔法的思想，精神，在伟大神奇的中国灵魂的海洋下面的对人的自我信仰，崇拜的思想，精神，作风，所以，孔子才像刑天，精卫，盘古，夸父，大禹自强不息，永远不倦的为创造中国民族和平统一的伟大幸福命运而奋斗奋斗，敢于铁肩担起中国民族的现实世界，和沉重甜蜜的伟大神奇的历史文化，而孔子的精神特征是对上天的信仰和对人的自我信仰的平衡，而我们发现，世界上那些大民族，文明，只要没有搞好对上天的信仰和对人的自我信仰的平衡，这大民族，文明必然会出问题，我们在以后，将证明这个问题，

     而董仲舒跟孔子一样，保持着自己对上天的信仰和对人的自我信仰的平衡，和推崇这二种信仰的平衡，向当时的统治者，人民，从读文化立国老师，给我们这印象，感觉。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董仲舒是经学大师，朱熹是理学大师。这三位大师的思想体系是不同时期的儒家代表，是儒家发展的三个里程碑。他的“得莫大于和”天人合一。他博取百家提出“千古一儒”。为后世确立儒家思想体系和孔子的崇高地位作出重大贡献。
      董仲舒是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继承并发展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学说，融合法家，道家，阴阳家，墨家等学说，建立新的儒学体系。其思想集中体现在尊儒，德政、尚礼，崇学等方面，是华夏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汉武帝采纳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实现了政治大一统后的思想文化统一。儒家成为汉武帝后历代王朝的统治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思想，影响中国历史达两千年之久，对中华文明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他是以儒家文化立国的倡导者。他的学说：一是提出“大一统”论。他是公羊学大师。他在《天人三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二是“天人感应”。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是以社会政治来说的。他把《春秋》中所记载的自然现象，都用来解释社会政治衰败的结症。他认为人君为政应“法天”行“德政”，为政而宜民；否则天会降下种种“灾异”以“遣告”人君。三是以德治国。为稳定社会秩序，要缩小贫富差别，协调各种社会矛盾，他提出调均的主张。他还要求吸收亡秦的教训，用德治“更化”，德治能否收到“教化行而习俗美”的社会效果，与最高统治者能否以身作则为民表率有着极大的关系。他要求汉武帝首先从自己“正心”开始，由已及人。“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可以收到“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来臣，诸福之物，可致之详，莫不毕至”的社会大治的效果。
      董仲舒也是一位以其思想学说和政治实践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伟大政治家。曾有人以“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来表达孔子伟大思想的历史贡献。汉朝初期的“文景之治”，采用的是黄老之术，儒家没有受到重视。董仲舒与时俱进，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中国“大一统”的中华民族找到一种核心思想，使儒学确立了在传统文化中核心的核心地位，既极大地提升儒学，也为中华民族解决了一大文化思想难题。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使祖国统一的观念深入人心，自汉代以来，中国虽经历几次大的分裂，但中华民族都能够表现出超强的凝聚力，不断融合周边民族，最终实现了统一。
      董仲舒开创了“儒教中国”的历史：他面对一个新兴的帝国，一心考虑的是社会政治生活的高度共识，而不只是共识天下的多元文化。如果我们为中国历史顽强连贯性和生命力寻找根源，中国的儒教化可能是要源之一。他对国家制度的影响，还在于把儒学纳入国家的教育体制中，他建议建立“太学”的皇室学院，立太学于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
他将儒学哲学化，结构化。他的“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的世界观，论证了人的小宇宙。与自然的大宇宙的高度同构性和协同性。他认为天的意志是主动的，我们要培养对自然和宇宙的敬畏之心。他遵循儒家的人文主义和教化主义信念，“天人三策”是董仲舒整个学说的精炼概论，其核心思想之一，是坚持认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伦理和道德教化是首要的，法律惩治是辅助手段，对他的使用程度越低越好。
       董仲舒最有价值的学说，就是五常之论。他说，“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他还重新解释了仁、义、礼、智、信的具体内涵。关于仁，他在《仁义法》中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义。关于义，他说：“义者，谓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义，义在社会中具有很高的价值。他认为“礼”是维护社会秩序的社会规范。”礼者……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者也。他对于“智”的解释，具有很浓厚的道德色彩：“何谓之智？”先言而后当。凡人领舍行为，皆以其智，先规而后为之。其规是者，其所以为得，其所以事当，其行遂其名荣，其身故利而无患，福及子孙，德加于民，汤、武是也。其规非者，其所为不得其事，其事不当，其行不遂，其名辱，害及其身。绝世无双，残类灭宗，亡国是也。故曰，莫急于智。关于“信”他解释道：“《春秋》尊礼而重信，信重于地，礼尊于身。董仲舒对五常之道的解释有许多独特的看法，对中国人道德观念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兴太学”。提出限制土地兼并，解放奴婢等，在当时条件下值得肯定的政治主张。他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仁、义、礼、智、信等公德。
董仲舒的思想极为丰富，涵盖了从自然到人类社会，从社会的人际关系到个人的道德修养的各个方面，其深刻内涵集中体现在“四大贡献”：“尊儒”、“德政”、“尚礼”、“崇学”，他努力使儒家思想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文明的基础思想，成为中华民族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思想基础。
      正如宋代理学家程颢说：“董仲舒曰：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诸子。”
注：资料来源：《光明日报》 2009年12月23日纪念董仲舒诞辰2200周年暨董仲舒思想国际研讨会发言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