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全球金融危机 探索中国金融战略（续）

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建利近期分三次对向松祚进行长篇专访，深入探讨全球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中国的应对策略和面向未来的中国金融发展总体战略。访谈分别发表于《南方都市报》评论版。向松祚的核心要点有三：其一、美元霸权制度和浮动汇率体系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其二、国际货币体系将进入战国时代；其三、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重建的最佳策略是：加速构建大中华货币区和东南亚货币区，以此促进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之形成。访谈中，向松祚首次系统阐述了一个重要理论观点：浮动汇率体系本质上是国际货币供应量无限量扩张的一个内生机制。这个重要观点对于我们理解过去四十多年来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和全球金融危机，理解美国为什么要在全球推销浮动汇率体系，理解为什么美国要强压人民币升值和浮动，具有关键意义。

　　美元霸权制度才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

　　南方都市报：在对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反思中，与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认识不同，你认为不受约束的美元本位体制和浮动汇率制才是罪魁祸首。

　　向松祚：金融危机爆发到今天，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全球都在讨论爆发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也看到许多分析和评论，但多数都很肤浅，没抓住事件的本质。上个月23—25号，我到纽约去参加了重建布雷顿森林协议的一个大型国际会议。全球几乎所有研究国际货币体系的顶级学者都去了，蒙代尔、麦金农、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管都在，但非常遗憾，大家对全球金融危机最根本的制度根源却讨论得很少。

　　南方都市报：对于危机的原因可能有不同的观察视角。

　　向松祚：这个没错，但我认为探讨还都停留在技术层面上，没触及根本原因。技术层面的原因我随口就能说出七八个，比如：次级贷款的泛滥和贷款标准的恶意降低；衍生金融交易过度发展和缺乏监管；信用评级机构缺乏内在约束机制，将大量按揭贷款资产评为AAA级，误导投资者；金融机构杠杆比例过高；金融机构资产和债务期严重错配（以短期债务来发放长期贷款和购买长期资产）；金融机构过度扩张，华尔街盈利模式存在问题；所谓抛空等金融创新加剧市场动荡等。然而，对所有技术层面的原因，我们必须继续追问：为什么这一切成为可能？

　　南方都市报：要追到制度层面来？

　　向松祚：对，所有这些技术层面的弊端，其实都是全球金融制度安排内在缺陷的结果。制度层面的原因有四个：（1）所谓“华盛顿共识”导致许多国家不顾本国需要和监管能力，实施金融开放和资本流动自由化，导致短期债务急剧增加和国际投机资金到处冲击各国金融体系，这就是金融全球化的巨大弊端；（2）美国首创的股权激励机制导致企业高管片面追求短期盈利和不惜一切手段推高股价；（3）美联储2002-2003年的错误货币政策（连续降息）直接导致信用泡沫和资产价格泡沫、埋下了祸根；（4）国际货币体系的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体系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其中的核心是美元本位体制和浮动汇率体系，这个霸权货币体系的本质是让全世界为美国的错误买单。

　　南方都市报：这种论断的根据何在？

　　向松祚：所有的金融经济危机，比如1929年华尔街的崩溃和随后 1930年代的大萧条，上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着名的滞胀、1980年的拉美债务危机，1990年代初期的美国储贷机构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和拉美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债务危机、直到目前席卷全球的史无前例的空前金融危机，若仔细分析原因，无一例外都是货币体系、货币政策出了问题。

　　南方都市报：相同的原因？

　　向松祚：对，分析每次金融危机，我们要看到它们的不同点，但作为科学研究，更重要的是要看到不同现象之间的相同点。上述这些金融经济危机的发生原因和传导机制都有共性。从马克思到熊彼特再到金德尔伯格，许多经济学大师都发现，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都经过两个阶段，首先是正循环过程：从繁荣、过度繁荣、疯狂、直至崩溃，然后转入负循环过程：那就是资产价格崩溃、通货紧缩、经济衰退、萧条、然后再缓慢复苏。这两个过程是怎么产生的？起点是什么？我们仔细研究每次金融危机，发现每一次金融危机在第一个阶段即正循环出现之前，毫无例外都有一个信用宽松、或货币供应量过度扩张的过程。信用过度扩张是怎么产生的？一定是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远超过实体经济（我更喜欢用真实经济这个词）的增长需要。崩溃是怎样开始的？即负循环是如何开始的？毫无例外都是从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开始的。资产泡沫可能是股市、房地产市场泡沫，也可能是其他资产出现泡沫，多数是经济体系内所有资产价格同时出现泡沫。

　　货币供应量增长导致信用过度扩张，接着就是资产价格泡沫，这个过程一旦开启，政府就毫无办法，无论是用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或者领导者讲话，实际上都无法控制，直到有一天资产价格崩盘。资产价格崩盘也没人能够预料，但一定会崩盘。我喜欢引用赫鲁晓夫多年讽刺美国霸权时讲过的一句话，“树不会长到天上去。”

　　第二个过程从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开始，也是有轨可循。先是资产价格破灭，然后就是信用萎缩，所有的金融机构都拼命守住现金不肯松手，公司和个人的财富急剧缩水，接着是实体经济萎缩，投资和消费都萎缩，整体经济进入通缩。实体经济的萎缩反过来又会对金融机构产生第二轮的冲击，接着是所有行业的持续萎靡与下滑，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

　　经济体系一旦进入正循环和负循环过程，即使政府采取各种政策行动来试图阻止资产价格泡沫的恶化和泡沫的破灭，实际上却往往无能为力。比如美国政府尤其是美联储在2005年开始发现资产出现泡沫之后，连续17次加息，从1%一路加到5.25%，中国同样如此，2005年下半年尤其是2006年开始，中国股市房市开始疯狂上涨，政府也采取了许多措施试图降温。能控制住吗？不行。资产价格泡沫最终是自己冲到一个无法维持的高度，随着人们预期的改变而轰然崩溃。政府能够阻止资产价格持续下降吗？同样不能。美联储过去1一年多来所采取的所有措施，就是希望挽狂澜于既倒，防止房地产价格和金融资产价格持续崩溃，至今也没有做到。资产价格一定要下滑一个底部才能企稳。底部在哪里？以今天人们的智慧，还不足以预测。不是说政府干预没有作用，但作用真的有限。要是政府万能，能够随时抹平经济金融波动和周期，人类怎么会经常遭受金融危机的困扰呢？

　　上帝想让人灭亡，一定先让人疯狂，要弄清楚为什么会“灭亡”，就要从为什么会“疯狂”着手。所以要寻求金融危机的根源，要先弄清楚货币政策、货币体系出了什么问题。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否认，货币制度的安排是人类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它虽是无形的，但时刻影响人们的生活。古典经济学大师李嘉图说过：“货币政策就像路灯一样，只有坏了时人们才明白其重要性。”当然，经济危机爆发还有一种可能是实体经济出了问题，比如发生了巨大的自然灾难、农业欠收导致全面饥荒等，但这种情况在现代社会已经非常少见了。

　　为了论证上述重要结论，我可以举很多历史上的重要例子。当然最经典的就是1929年华尔街的股市疯狂和最后的崩盘。华尔街股市的疯狂大约是从1926年6月开始，到1929年10 月，40个月的时间内华尔街的股市从110点涨到了380点，涨了两倍多。以时间区间计算的这个涨幅，到目前为止，在美国股市历史上依然是空前绝后的。这个疯狂是怎么开始的？学者们提出了很多解释，比如说上个世纪20年代美国的实体经济发展好，GDP增长快，通胀率很低，公司利润和收入增长都很快，当时美国企业界出现大规模公司的兼并整合，出现了许多着名的大公司，譬如斯隆管理的通用汽车。这些原因可能都是股市疯涨的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美国 1926-1929年股市疯涨的根本原因是当时的美联储刻意降低和维持低利率，尤其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纽约联储刻意长期维持降低利率。历史往往惊人的相似，目前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就是2002-2003年格林斯潘的美联储长期维持低利率（维持1%长达14个月）。

　　南方都市报：纽约联储当时为何刻意降低利率和维持低利率？

　　向松祚：这是20世纪国际货币历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我们知道，19世纪全球金融体系的主导权，实际上主要操控在大英帝国手上（其代言人是英格兰银行）。英镑是19世纪世界主要的储备货币，是国际贸易和金融结算的主要货币，是国际资产交易、对外投资、证券买卖的计价单位，是随时可以与黄金兑换的硬通货（尽管几次战争时期，英国暂时中止了英镑与黄金的额兑换）。与此相伴随，英国公司主宰了国际金融业（银行、保险公司、投资银行、外汇交易商）。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19世纪是英镑世纪，是某种程度的英镑本位制。

　　一战摧毁了金本位制，自然就摧毁了英镑本位制。为了挽救英镑，恢复大英帝国的荣耀，恢复英镑的国际地位，挽救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英国统治阶级一致认为首要任务就是要恢复英镑与黄金的兑换，即恢复金本位制。然而，当时世界的黄金储备份额美国已大大超过英国，经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国，财政赤字急剧增加，通货膨胀相当严重，回复金本位制不是不可能，却需要大幅度下调英镑和黄金的比价，即提高黄金的价格。

　　政治家通常不听从学者的劝告。凯恩斯当时反对英国回归金本位制，主张当时英国的首要目标是维持就业，这样利率就不能太高，但凯恩斯的建议并未被当权者采纳。还有人建议英国先提高黄金的价格再回复金本位制。然而，以英格兰银行行长诺曼和财政大臣丘吉尔为代表的英国政府坚决主张恢复金本位制，而且强烈主张按照战前的汇率平价恢复。凯恩斯当时是比较“新潮”的，被这些当权者视为“江湖术士”。丘吉尔嘲笑凯恩斯： “当我向五个经济学者问计之时，他们往往有六个方案，其中两个出自凯恩斯先生！”摩根财团负责英国事物的高级合伙人勒芬维尔向老板小摩根警告：“凯恩斯在兜售科学的异端邪说。”

　　1925年4月28日，丘吉尔在议会郑重宣布，英国依照战前汇率平价1英镑=4.86美元恢复金本位制。为了支持英国返回金本位制，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向英格兰银行提供2亿美元贷款，摩根财团向英国财政部提供1亿美元贷款，目的是为了帮助英国政府对付可能发生的对英镑的投机性冲击。当时英镑兑美元的市场均衡汇率大约是1英镑=4.40美元左右（依照两国价格水平计算，即按照某种购买力平价估算），依照1英镑=4.86美元的战前平价恢复金本位制，意味着英镑汇率至少高估10%。英、美货币当局为了防止英镑贬值预期导致对英镑的巨大投机压力，大幅度提高伦敦和纽约两大资本市场之利差，以防止资本从英国外逃，或努力促进资本流入英国，以此支持英镑的高汇价。”

　　采取如此极端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干预政策，实际上是公然与真实经济和市场力量直接唱对台戏，尤其是人为地压低美国资本市场之利率，提高伦敦资本市场之利率，终于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首先，英国的高汇率、高利率极大地损害了英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导致了英国经济严重衰退和通货紧缩，英伦各地罢工频频，怨声载道。其次，纽约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低利率，大大刺激人们肆意借钱投资或投机，直接催生了华尔街股市的惊天泡沫，埋下了华尔街股市最终崩溃和经济大萧条的种子。

　　而大英帝国最终也没能守住金本位制。1931年9月21日，国内通货收缩和失业压力迫使英国逃离金本位制，英镑随之大幅贬值，从而触发一浪高过一浪的国际货币贬值浪潮。世界各国竞相逃离金本位制和通货收缩的桎梏，汇率贬值此伏彼起，所谓“以邻为壑竞相贬值之汇率政策”应运而生。美国总统胡佛签署一项着名的贸易法案，即臭名昭着的斯穆特—霍利贸易法案，宣布一次性提高进口关税30%，其他国家随即竞相报复，国际贸易急剧萎缩50%。全球经济大萧条的后果异常，它直接催生了惨绝人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南方都市报：当时各国没有认识到这种汇率政策的危害，没有进行过一些协调？

　　向松祚：认识到了。1933年，主要大国齐聚伦敦召开国际货币和经济会议，主题是稳定世界货币和削减关税。关键是美国的态度。当时英镑已经贬值。币值高估且依然维持金本位制的大国就是美国和法国。英国和法国的希望是美国不要贬值，以此为基础稳定国际货币。罗斯福总统不同意，他拒绝出席伦敦会议。他不愿意美国为此付出通货收缩之代价。伦敦会议破产。罗斯福将美元贬值15％，将黄金之美元价格上调。罗斯福每天早上在床上吃早餐（罗斯福患有小儿麻痹症），一位金融官员会询问当天的黄金价格，所以当时的国际汇率是罗斯福每天早晨在床上决定的。美元贬值让法国法郎处于风口浪尖，随时面临贬值。果然，法国拼命维持金本位制到1936年夏天，不得不抛弃金本位制并将法郎大幅度贬值。紧接着，英国、法国、美国签订《三国协定》，主要条款由美国提出，实质是完全抛弃金本位制，允许各国调节汇率，不过变动汇率之前要通告其他国家并获得同意或默许，目的是避免竞相贬值。美国总统罗斯福、财长摩根索和他们的经济顾问已经非常清楚：现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角已经不是黄金了，而是美元。

　　南方都市报：美元本位制正式形成，实际上是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协议。

　　向松祚：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在1914年开门营业的第一天，实际上就是世界最强大的中央银行了，只不过她那时还没有充分意识和运用这一点。原因很简单，当时美国经济之规模，已经超过英、德、法（分列后三位）三国之总和。一战的炮火昭示着美元本位制已浮出水面了。战争的炮火将欧洲大量黄金储备资产送到美国这个“安全的天堂”。面对滚滚而来的巨量黄金，年轻的美联储不知所措。她有时任由黄金储备流入相应增加国内货币供应量（美元供应量），有时却又拒绝将黄金资产货币化，由此造成美国国内价格水平大幅波动。正是处于对美联储货币管理能力的不信任，经济学家凯恩斯才强烈反对英国恢复金本位制，采取与美元的固定汇率体系。布雷顿森林协议不过是美元本位制的正式加冕礼，就是人们熟知的“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而之前美元已是国王了。

　　南方都市报：美元成为国际货币的主导货币意味着什么？

　　向松祚：美元取得“准黄金”的地位，成为全球最主要的储备货币、支付手段、结算工具、价值储藏手段、计价单位、资本市场交易工具、外汇市场干预货币，美国可以靠发行美元，获取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任何一个掌管货币发行权的政府，在一定的限度内，都可以通过增发货币来获取真实财富。当然，一般的主权国家政府，其货币不是国际流通货币，流通量有限，滥发货币的能力有限，征收通货膨胀税的能力有限。美国不一样，她是全球霸权，美元全球流通，全世界都接受。所以在相当的限度内，美国可以通过滥发美元向全世界人民征税。也就是说美国可以转嫁危机，让全球人为其财政赤字买单。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的发行还是受到约束的。因为按照条款，其他国家手头的美元可以按照固定的价格（35美元兑换1盎司）兑换成黄金。若美国乱搞，发行美元太多，其他国家就可能失去对美元的信用，将美元拿到美国财政部兑换黄金。黄金储备的下降会约束美元的发行。但遗憾的是，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被美国总统尼克松颠覆了。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宣布不再将美元与黄金挂钩，公开单方面践踏国际协议。他以指责“投机者也已发动对美元的全面战争”为名，命令美国财政部长：“暂时终止美元与黄金或其他储备资产之兑换，除非要求兑换的数量和条件符合货币稳定和美国的最高利益……”

　　南方都市报：当时尼克松做出这种决定的原因是？

　　向松祚：源于美国对自己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约束不够。先是朝鲜战争，接着是14年的越南战争，约翰逊总统大搞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导致美国财政赤字连年扩大，被迫开始大量发行美元来弥补赤字。到1968年，美国官方的黄金储备已经大幅减少，由1945年有7亿盎司（21770吨）下降到2.96亿盎司（约合9200吨）。到1970年，美国的黄金储备下降仅占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的15.5%

　　当美国的黄金储备大量减少，发行的美元大量增多，市场上就出现美元大幅贬值、金价上升的预期。1971年7月，美元危机再次来临，尽管美国尝试用黄金价格的双轨制来解决危机，但8月初金融市场上盛传法国等西欧国家要以大量美元兑换美国政|府储备黄金的消息，让美国深刻感受到：必须要尽快为美元寻找到更适合发展的出路，避免类似的危机严重威胁美元的生命和美国的金融安全。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标明纯粹美元霸权的正式形成，开启了不受约束的美元本位制度，美元的发行再也不受任何约束，美国依靠其强大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科技实力，来保证美元在全球的“价值”。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那就是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到1971年，全球没有出现过什么金融危机，只有几次小规模的汇率危机，欧洲、美国、日本的真实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然而，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全球范围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机平均每三年就要爆发一次。许多学者做过统计分析，自1971年至今，全球出现过110 次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相应地，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真实经济增长却远远低于1944-1971年代。麦金龙称这个异常鲜明的对比是“最值得经济学深入研究的重大历史之谜”。我认为答案的核心就是不受约束的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体系。

　　南方都市报：接下来就是70年代的通胀和拉美债务危机。

　　向松祚：1972年美国选举时，美联储主席是阿瑟伯恩斯（长期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是格林斯潘的老是，也是弗里德曼的老师）。他当时大量放松货币，以支持尼克松当选。这是美联储历史上的一个大污点，到今天人们还在批评他，因为中央银行必须有独立性而不能受政治家左右。正是当时的货币政策出了问题，加上当时的中东战争，导致石油价格猛涨，美国的石油公司赚了大钱。但当时美国经济陷入衰退，通胀高企，没人愿意投资。于是石油美元经过美国、英国、日本和欧洲银行（主要是美国银行）转手，借给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等拉美国家（被戏称为MBA贷款，MBA分别代表Mexico, Brazil, Argentina）。大量低利率的贷款滚滚流入，冲混了拉美国家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头脑，他们真以为“天上掉下了馅饼”，随意花钱、挥霍无度，许多项目完全没有基本的可行性论证。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银行家集团，则是另外一把算盘：贷款都由拉美国家政府担保、投资项目皆是能源、基础设施等等国家命脉产业。假若拉美国家最后无法偿还贷款，美国银行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管那些国家所有的支柱产业和金融机构。正如花旗银行前主席瑞斯顿（Walter Wriston）所说：“国家不会破产！”在大量滚滚而来的国际资金诱惑下，拉美那些国家完全丧失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约束，国内信用极度扩张，资产价格泡沫异常严重，最终付出了全面金融经济危机的惨痛代价。我们又一次看到：金融危机的根源还是国际货币体系和本国货币政策（包括资本账户开放和对投机资金的管理）出了大问题。

　　南方都市报：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也是同样如此？

　　向松祚：同样的道理。首先亚洲的一些国家像韩国、泰国、马拉西亚等受美国和国际基金组织的“劝告”开放资本帐户，搞所谓的金融自由化。接下来就是大量的国际投机资金进来，这些国家的工业和制造业根本没有能力接受这么多的资金，这些资金最后都进入了房地产和股市。当时四国出现问题，毫无例外都是在两三年前出现房市和股市泡沫，最终资产价格泡沫崩溃，出口大量逆差，这些国家没有能力归还外债，然后就是货币贬值，印尼贬了80%，韩国、泰国都贬了60%。马拉西亚贬的比较少，40%。他们的总理马哈蒂尔比较有魄力，马上实行金融管制。

　　我们回头再来看2005到今天的中国金融危机，我们的金融危机主要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原因就是在于中国的汇率改革，尤其是人民币升值，这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是同一个故事。中国搞什么汇率机制改革导致严重的人民币长期升值预期，同时又严重放松了对热钱的监管，直到今年才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加强监管。热钱进来、货币量增长、信用宽松、股市泡沫、房市泡沫，这些都是何曾相识啊！中国股市从2005 年到2007年的涨幅是人类历史的记录。最大的不幸就是从2005年7月21日开始，人民币不再实行固定汇率制，缓慢升值并形成了长期升值预期，形成了一种我所称的“人民币升值预期综合症”，带来很多严重问题。早在2005年，我就明确指出，美国压迫人民币升值，好像是给中国吃了一副“春药”。初期看起来很好，没有什么问题，反而是股价也涨，房价也涨，大家都高兴，房价涨的好，股票涨的好，人民币似乎也更值钱了，但春药吃下去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短期的兴奋必然导致整个机体萎靡不振，最后就是崩溃，所有这些不幸被我言中。实际上，从2002年日本财长在巴黎七国财政会议上宣称要强迫人民币升值那一刻起，大量的美元和外汇就已经进入中国换成人民币，现在回头看是越来越清楚了。这些热钱进来，并没有进入科技、教育、医疗等实体经济行业，都到了房地产和股市，或者一部分存在银行体系等着赚升值的汇率差价。尽管无法准确知道进入这两个市场的热钱是多少，但肯定进去不少，这就是为什么今年年初，热钱一下子成为整个中国的热门话题，问题其实早就开始了。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后果就是扰乱了中国的货币政策，制造了流动性过剩、货币供应量空前增加，信用极度宽松，，相应的就是资产价格惊天的泡沫，泡沫破灭就立刻陷入经济体系的负循环：内需下降、通货紧缩、银行体系不良贷款上升、公司和个人资产负债表恶化。与全世界其他地方的金融危机故事没有什么两样。当然，人民币升值的第二个危害就是伤害了中国的出口，2006年中国的人民币已经升值7%，2007年已经超过10%，这点广东应该最有感触。但很悲哀的是，到2008年我们还在加速人民币升值。所以我说今天中国的经济困境主要是我们自己的政策错误造成的，是“雪上加霜”。“雪” 是中国自己下的，中国自己的失误是“雪”，美国金融危机导致外需减弱仅仅是“霜”。华尔街的金融海啸似乎掩盖了我们自己所犯的巨大错误，成为我们许多负责官员逃脱责任的借口。

　　美国不受约束的本位体制和浮动汇率体系实际上造成了全球的“滔天洪水”。当前全球虚拟经济的规模是真实财富规模的数十倍，两者之间已经严重失衡。衍生金融产品是虚拟经济的最典型表现，它们的恶性膨胀与人类真实财富没有任何关系，却极大地增加了人类整体经济体系的风险。现在金融衍生品的总值已经超过了600万亿美元，最高达到680亿美元，而全球的GDP也才58万亿美元。根本原因就是美元早已经不是根据黄金储备和实物生产的数量来决定了，美元与黄金、真实财富生产已经脱钩，美元可以生美元和各种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资产，产生过度的虚拟经济。中国自己错误的汇率升值政策和发送对投机资金的管制，让国际投机资金的“滔天洪水”终于扰乱了中国的金融货币体系。我们现在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没有什么准则，无所适从。

　　必须强调：浮动汇率体系是一个国际货币供应量无限制增加的内在机制，它促使全世界的货币供应量无限制放大。从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到今天，全球基础货币量是数百倍的增加，1971年只有381亿美元，今天超过了6.2万亿美元。

　　南方都市报：这里面有一个关键，就是为何浮动汇率体系是一个国际货币供应量无限增加的内在机制？

　　向松祚：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可惜经济学家没有仔细分析其中的机制。经济学是一门致力于解释经济现象的科学。1971年不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有几个重要现象没有得到真正有说服力的解释：第一、为什么国际储备货币增加量或增长速度远远超越真实GDP的增长速度？第二、为什么衍生金融交易特别是外汇市场的衍生金融交易发展如此迅猛？交易量早就是庞大的天文数字？它们与人类真实财富的创造究竟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帮助？第三、为什么金融危机如此频繁的发生？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最近我看了英国《金融时报》有名的专栏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的新着《Fixing Global Finance》，应该翻译为《改革和稳定全球金融》。他关注的的主要事实也是过去三十多年来，全球金融危机如此高频率的爆发。他也希望找到其中的根本原因。因为找不到根本原因，我们就无法谈论改革。

　　为什么我说浮动汇率体系是一个国际货币供应量无限增加的内在机制？这个重要论点似乎是我最先提出来的。麦金龙在他的多部着作里，深刻指出了浮动汇率的危害，并且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说：19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真实经济增长速度一致大幅度下降，主要原因就是浮动汇率体系大幅度提高了经济体系的运行成本。我认为麦金龙假说是非常重要、非常具有启发力的理论。但他也没有详细论证浮动汇率为什么和怎样增加了经济体系的运行成本。我提出浮动汇率体系是一个国际货币供应量无限增加的内在机制，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解决麦金龙假说的主要前提。

　　要论证浮动汇率体系是一个国际货币供应量无限增加的内在机制，我们先来看两个事实。A，全球的贸易，汇率、金融交易的计价和结算都是美元；目前美元占全球贸易结算大约67%，金融结算大约75%，外汇市场干预货币则主要是美元。1970年代这个比例还要高得多。1999年欧元诞生后，美元比例相应下降了一些。B，全球没有哪一个中央银行和政府能够允许本国的汇率完全不受控制，个人和企业的投资者也不能无视汇率的波动。从这两个基本事实出发，根据简单的经济学逻辑甚至常识，我们很容易能够推出几个重要结论：

　　首先，外汇买卖使全球美元需求急剧增加。全球对美元的需求量、也就是储备量会急剧上升，美元储备货币的发行也会跟着急剧上升。这是从事实A推断出来的，既然全球的外汇买卖、债券买卖、贸易都主要以美元计价，各国政府、数之不尽的公司和个人都要参与到外汇市场，或者干预汇价，或者套期保值，或者投机买卖。无论哪一项活动，都需要增加美元资金。我们可以从一个最简单的模型出发。譬如，一家企业之前生活在完全固定的汇率制度下，不需要任何套期保值，一旦开始搞浮动汇率，需要进行套期保值，由于外汇市场的主要买卖货币或计价货币是美元，这个企业要进行套期保值就需要购买美元。它到哪里去购买美元呢？自然是到银行。然而，之前同样生活在完全固定汇率制度下的银行也没有美元，那么银行就必须到国际外汇市场上去买美元。一层一层推上去，最终就需要美联储增加美元的发行量。企业、个人是这样，国家也是这样。假若一个国家之前完全不需要干预外汇市场，储备中没有任何美元资产，现在突然需要干预外汇市场，到哪里去买美元呢？也必须到国际外汇市场去买，一层一层买卖下去，最后也是要美联储增加美元发行量。

　　其次，汇率越动荡，全世界需要的美元就越多。中央银行要干预汇率，要力求汇率稳定，必须手头拥有大量的美元。这是是从B事实推出的结论。“美元悖论”现象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自2002年以来，相对一篮子货币，美元贬值已超过25％。然而，纵然美元相对世界其他主要货币持续贬值，各国所累积的美元储备资产却几乎直线攀升，不断创出天文数字般记录。仅2001年－2007年，日本和中国净增加的外汇储备就高达1.8万亿美元。中国外汇储备累积速度尤其令人震惊：总量已经突破2万亿美元！相应地，美国国债数量屡创新高，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弱势美元”或“贬值美元”与美元储备货币和美元资产的急剧增加，形成最强烈的对照，我称之为“美元悖论”。除美国外，每一个国家对汇率的波动都怕的要死，即使是一个贸易顺差，经济增长和稳健的国家也要储存大量的美元，以防范本币受到攻击，贬值而引发通缩。

　　正是这两个原因，现在不受约束的美元体制+浮动汇率制成为了整个人类的枷锁，像“西西弗斯神话”一样。上帝惩罚西西弗斯将一块悬崖边的巨石推上山顶，结果越推石头越重，越推越重，永远也不可能推上去。美国之外的国家之处境，很像西西弗斯：美元越泛滥，全球汇率就越动荡；汇率越动荡，全球对美元的需求就越多。积累的美元越多，越担心本国货币汇率升值；越担心本国货币升值，就越发要多购买美元来阻止本币升值，手中积累的美元就越多。如此循环往复，没有一个了结。

　　1968年，美国国会考虑抛弃布雷顿森林体系，采取浮动汇率体系，邀请多名经济学大师去作证，包括弗里德曼和蒙代尔。弗里德曼和蒙代尔的观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弗里德曼说只要各国政府不干预外汇市场，任其自由浮动，全球对美元储备的需求将是零！蒙代尔说：人类经济体系要能够运行，各国政府就不可能不管外汇市场，不可能不干预外汇市场以尽可能稳定汇率，如此以来，汇率越浮动，各国对美元的需求就越大。蒙代尔当时明确推测：一旦搞浮动汇率，全球美元储备将天文数字般增长。大师之见，确是不凡！数十年的历史证明弗里德曼错得实在离谱。

　　南方都市报：这是这个原因，浮动汇率制最符合美国的利益，成为其无节制发行美元的理由，于是我们也看到美国不遗余力向全球推销“浮动汇率制”。

　　向松祚：早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就认识到取消美元的黄金约束，实施浮动汇率，才是对美国最有利的货币体系。1975年，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下属之国际汇率和支付委员会主席罗斯一语道破天机：“浮动汇率能更好地为美国服务。”

　　第一，可以使铸币税急剧增长。近日全球接近6.2万亿的储备资产，美元资产占近70%。美国由此获得巨额的铸币税（事实上的铸币税收入比这个数字还要高很多）。

　　第二，美元储备资产以天文数字剧增，极大地拓展了美国资本的规模、广度和深度。今日美国资本市场绝对主导全球。相应地，美国投资银行基本垄断了全球的投资银行业务。投行、商业银行、共同基金、对冲基金、风险基金等数之不尽的金融工具和中介机构，构成了最强大的金融势力，很大程度上垄断了全球的金融业，占据了全球资源配置的最高端。

　　第三，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对世界各国货币政策具有更加强大的影响力。浮动汇率体系加上巨量投机资本，汇率成为各国货币政策之主导变量，而各国汇率之波动，相当程度上操纵于美联储和财政部之手（还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传统经济学之见解认为，固定汇率束缚了各国央行的手脚，取消了各国货币政策之独立性。只有采取浮动汇率，各国才能拥有独立性。此论点大错特错。20世纪主张浮动汇率的大经济学家，包括凯恩斯、费雪、弗里德曼、梅泽等，最极端的是以弗里德曼和约翰逊为代表的芝加哥货币学派。弗里德曼发表于1950年的《支持浮动汇率》一文，还是他最引以为豪的学术成就之一。悲哀的是，这一论点成为了中国许多经济学家支持放弃固定汇率制的依据。

　　我们看全球的货币和金融，必须要有一种大历史的视角。人类历史上经济快速增长，完全改变世界格局的时期有三个：一是美国内战结束后到一战（1865-1914），英国繁荣，美国崛起，法国、俄国、德国、日本都是那个时候成为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二是二战后到70年代（1945-1971），美国成为大国，英国相对衰落、日德再次崛起，亚洲四小龙飞速发展；第三个就是过去30年中国的崛起。这三个时期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快速增长的国家无一例外都是实行固定汇率制。我不知道那些肤浅主张浮动汇率的学者如何解释上述重大历史现象。

　　浮动汇率制最大的弊端是增加了人们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也就是增加了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成本。日本着名企业家盛田昭夫就深刻认识到这个问题。他说：“要稳定汇率，各国政府就应该大力合作，共同创立新的国际同伙交换机构。同时，还应采取什么方式限制那些不从事生产活动，纯属投机的货币交易行为。”一个企业家辛苦一年消减20%管理成本，可能因为汇率的波动，而得不到任何回报。浮动汇率之害，本质上就是整个经济体系的交易费用，包括决策成本、风险、不确定性、预期、签约履约成本、外汇掉期、套期保值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浮动汇率时代的来临，是整个人类犯的一个大错。

　　——人民币应重回固定汇率制

　　汇率只是一个价格？

　　南方都市报：对于当前中国的经济困境，房市和股市低迷，你溯源到中国2005年货币政策出了问题，即没能顶着外部的压力和受一些错误的货币政策理念影响，宣布人民币升值和浮动，从而引发中国的资产价格泡沫，这一论断颇为“另类”，但很有启发性。上次我们也具体剖析了为何美元本位体制与浮动汇率制一起，酿造了全球近40年来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见南方都市报1月4日BⅡ18）。但对于汇率及货币政策本身，你的理解似乎与大多数国内经济学者有根本差异。经济学教科书说，汇率只是一个价格，应让供求决定汇率水平，浮动汇率天经地义。

　　向松祚：（笑）此观点是浮动汇率支持者最常挂在嘴边的说辞。说汇率是个价格，笼而统之，没有错。几乎所有古典经济学大师都说，货币之间的汇率特殊，不像一般服务商品价格那么简单，不是萝卜白菜的价格。但后来的经济学出了问题，教科书都写汇率是个价格。中国不是搞市场机制，要让价格机制起作用吗？这样的一个推论看似正常，其实完全错误。

　　南方都市报：汇率是资产价格。

　　向松祚：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我要强调的是：汇率不是由商品服务市场之价格水平决定，而是由资产市场决定，其变动受资产市场各种因素左右，诸如预期、风险、过度投机、不确定性、不同货币之间的替代、不同资产之间的替代等。

　　这涉及对货币的本质认识。货币与其他商品最本质、最重要的特征是：它是交易媒介和价值储藏手段，其最基本的目的是降低人类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即尽可能减少风险和不确定性对经济活动的冲击。没有货币，就回到以物易物的时代；没有公认的国际货币，国际贸易不可能进行。作为交易媒介、价值尺度和储藏手段的货币，必须稳定，这是经济学最重要的命题之一。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之价值论和货币论，本质上就是要寻求价值之绝对尺度，以此来衡量其他一切商品服务之价值。

　　既然大家都认为浮动汇率好，为何不是每个省，每个城市，每个居委会、每个小区，乃至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货币，然后相互浮动，世界会怎样？按照严格的经济学逻辑推理，浮动汇率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货币。固定汇率的逻辑贯彻到底就是整个人类用一个货币，那个好？

　　对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实行浮动汇率后带来的经济和金融动荡，上次我已说得很清楚了。汇率是一个价格，但却是自找麻烦的“是非之价”，欧元的诞生，消除了欧洲各国货币之间的“是非之价”。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多次说，全球经济需要一个全球货币。若全人类有一天真用同一货币，能省去多少麻烦！我深信人类终究会抛弃浮动汇率，并最终走向全球单一货币。单一货币诞生之前，次优的选择当然是固定汇率。说汇率应由供求力量决定，乃是对货币本质缺乏深刻理解的浮泛之辞。

　　人类历史上经济快速增长，完全改变世界格局的时期有三个：一是美国内战结束到一战（1865-1914），英国繁荣，美国崛起，法、俄、德、日等那个时期成为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二是二战到70年代（1945-1971），美国成为大国，英国相对衰落，日德再次崛起，亚洲四小龙飞速发展；第三个就是过去三十年中国的崛起。这三个时期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快速增长的国家无一例外都是实行固定汇率制，我不知道那些肤浅的主张浮动汇率的学者如何解释上述重大历史现象。

　　南方都市报：既然汇率是个“是非之价”，我们也不能不重视它。

　　向松祚：既然汇率无法避免，是不是实行浮动汇率就是上佳之选？不是。真正重要的不是汇率浮动或固定，而是经济整体之稳定和货币环境的稳定。我们必选转换思维。汇率、利率、货币供应量、一般物价水平皆是左右或度量货币稳定的重要变量。这四大变量中，选择那个变量固定，那个变量自由变动，能最有利于实现货币稳定和经济稳定。

　　人民币升值中国才有独立的货币政策？

　　南方都市报：这正是2005年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实行浮动汇率制的最重要理由：只有人民币汇率浮动，中国才能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盯住美元恰好让中国丧失了独立的货币政策，难以保证中国的货币稳定和经济稳定。

　　向松祚：此谬论是经济学历久不衰的老生常谈。芝加哥大学的货币理论大师约翰逊1972年发表的文章，题目与弗里德曼在1950年发表的文章一样：“支持浮动汇率”。他宣称：“支持浮动汇率最根本的理由是它赋予国家独立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其他政策工具。与此同时，浮动汇率自动保持外部均衡、确保公民向右国际交易的充分自由。”

　　克鲁格曼和奥布斯菲尔德在他们着名的教科书《国际经济学》中写道“如果中央银行不再因为固定汇率干预外汇市场，那么政府就能够用货币政策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此外，浮动汇率还可以有效避免外国通胀和通缩波及国内。”美国财政部2006年5月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写道：“当信用扩张触发新一轮的投资热潮时，中国的固定汇率制却限制了货币当局调节利率和货币信用总量的能力。”与一些国内学者和央行官员主张浮动汇率的论调同出一辙。

　　南方都市报：这些无疑都深受货币大师弗里德曼的深刻影响。

　　向松祚：弗里德曼的逻辑大致是这样的：一是本国的央行调节利率，改变货币供应量，因为汇率是浮动的，这样就会改变汇率水平，就是一国央行的货币政策行动可以决定汇率水平。

　　二是汇率自身不会主动、自发的出现巨大波动，外汇市场的投机行为可以自动的让货币稳定，这是弗里德曼着名的结论，就是投机行为可以导致外汇市场的自动均衡。外汇市场有投机行为，买卖、投机、期货，这些都没关系，外汇市场的投机行为越多，相反的力量会相互抵消，所以利率会稳定，或者会在一个影响非常小，很窄的区间浮动。这两个逻辑都成立，就等于说央行拥有了自主权。

　　南方都市报：就是在汇率、利率、货币供应量和一般物价水平中，只要汇率浮动，利率就可以成为一个主动变量。

　　向松祚：你理解的很对。如果这两个逻辑成立，就会推导出第三个结论，国家不需要任何外汇储备，国家也不需要干预外汇市场，这也是弗里德曼的经典论断。弗里德曼虽然错了，但他在逻辑上是很严密的，这是他厉害之处。企业家害怕汇率市场的动荡和波动，弗里德曼会说，不要担心，外汇市场的各种力量会相互抵消，汇率会自动均衡。

　　南方都市报：这是一个理论意义上的推导。

　　向松祚：这个推导逻辑上看很漂亮。1968年蒙代尔和弗里德曼都到美国国会去作证。当时美国国会正在考虑推翻布雷顿森林体系，搞浮动汇率，请了很多经济学者去。弗里德曼声称只要搞浮动汇率，全世界外汇储备是零，不需要。汇率也会自动迈向均衡，不需要干预。

　　针对弗里德曼的逻辑，蒙代尔指出恰好相反。第一，历史上没有经验证明，汇率浮动时，央行来调控利率，就能左右汇率。更多的事实是汇率往往反过来决定货币供应量，导致央行被动行动。作为资产价格的汇率，其波动往往先于商品服务市场之价格水平波动。汇率之预期、过度波动和不确定性，会极大的改变人们的货币需求、消费需求、投资需求以及不同货币和资产之选择，从而左右一般物价水平。因果关系一旦颠倒，货币当局之政策将完全失效，本想依靠操控汇率来实现内部均衡，以汇率波动来维持外部均衡的愿望会完全落空。

　　2005年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和浮动后，引发的股市和房市惊天泡沫，人民银行有控制能力吗？持续采用加息等各种货币手段收缩流动性，奏效吗？直至泡沫破灭，中国深陷困境，这个教训还不深刻吗？

　　南方都市报：也就是说汇率浮动的情况下，汇率和利率的影响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的。

　　向松祚：对，至少是双向的关系。而且往往汇率是主动的变量，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实例。第二，没有任何历史证据表明外汇市场可以自动迈向均衡，外汇市场永远是过度波动的，一会过度贬值，一会过度升值。这个历史经验太多了。1944-1977年全球实行的固定汇率，但作为经济学家，他们都熟悉二三十年代的情况。那个年代的经验表明外汇市场本身是过渡波动的。当时的外汇市场，政府多多少少还能控制，但投机已经非常严重了。

　　蒙代尔又反问，那个国家可以永远不管汇率的波动？如果汇率像二三十年代的话，整个国家的经济行动会收到极大伤害，企业的经营甚至无法正常运转。当时汇率动荡，各国为了避免伤害，提高关税，最后导致全球萧条，二战爆发。

　　蒙代尔当时明确预测：一旦搞浮动汇率，全球美元储备将天文数字般增长。大师只见，的确不凡！数十年的历史证明弗里德曼错的离谱。

　　中美贸易差额与人民币汇率没有关系

　　南方都市报：实际上，中国外汇储备的急剧增长，也是始自2005年人民币浮动后，2005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还不到8千亿，但近三年增长了约1.2万亿。而中国的巨大贸易顺差又反过来成为美国向中国施压人民币的理由，认为美国赤字和国际贸易不平衡与中国对人民币的“操控”有关，很多国内经济学家也持同样观点。

　　向松祚：中国逐年剧增的贸易顺差，是美国指责中国制造“全球不平衡”的主要依据，也是美国强力压迫人民币升值的主要理由。美国还指责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国内经济失衡，要求中国“实现更平衡的增长方式，即更多的依赖国内消费来实现增长。解决“全球失衡”和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防止陷入“贫困型增长”），成为人民币升值的主要理由。遗憾的是，国内很多论者都持这样一个观点，与华盛顿遥相呼应，在事实和理论上的无知，荒谬绝伦。

　　南方都市报：请说的具体一些。

　　向松祚：不知从何时起，“全球失衡”竟然成了时髦术语，我详细拜读美国财政部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以及美国高管和经济学者的议论，却无法找到全球失衡的准确定义。美国财政部所说的“全球失衡”似乎就是美国的贸易赤字和经常帐户赤字。“全球失衡”的根源是什么，美国财政部认为是“主要大国之经济增长率差距很大，对投资吸引力不同，储蓄—投资之模式各异”。

　　奇哉怪也。要按照这种理论，全球经济从来也没有平衡过，且永远不可能平衡，除非退回到“以物易物”的野蛮经济时代，与今天高唱的全球化何止十万八千里。为什么会有贸易顺差逆差，会有国际收支逆差顺差？顺差就是多卖少买。“以物易物”会出现顺差逆差吗？当然不会，贸易永远是平衡的。只有以货币为媒介的市场经济，才会有多卖少买。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就是中国卖给美国的产品，多于从美国购买的产品。

　　南方都市报：中国为什么会多卖少买？

　　向松祚：这是问题的关键。中国贸易出现顺差并逐年扩大，是全球产业分工的必然结果，与人民币汇率政策没有直接关系。中国政府虽然鼓励出口（主要是出口退税），但这不是关键力量。关键力量是全球产业分工的必然结果，是比较优势造成的，中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若将中国贸易顺差归结为人民币汇率政策，是根本无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常识和人类经济史的基本事实。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低端制造业开始迅速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当时还有所谓的“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一说，一些不明事理的学者还隆重其事地大做文章，认为是发达国家国际竞争力衰弱的症候。资本和产业劳动力、土地、原材料便宜产地进行生产，平常事。后又加上发达国家环境保护浪潮汹涌，产业转移自然一日千里。发达国家反而得以腾出手来，大力发展以信息科技革命为主导的高新科技，遂有后来的IT革命，生物即使、航天技术等的长足发展。中国的出口主市场在美国，但原材料进口和所需产品主要在亚洲和其他地方，这是全球化分工的自然结果。

　　中国“两头在外”的模式，利用的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牺牲的是中国的环境，赚钱的是外资企业（中国的贸易总额中，外商投资企业比例超过50%），享受的是国外消费者，受指责和制裁的是中国企业。中国目前有近200种产品产销量全球第一，是喜是忧，答案是短期喜忧参半，长期看忧多于喜。统计分析表明，几乎所有工业制成品的市场价格中，劳动力、厂房设备和原材料等成本所占比例大部分不超过20%，许多甚至低于 5%，其余都是品牌价值。中国加工贸易最大的收益者是谁，是拥有品牌、专利或市场控制权的外资企业。中国不想占据全球产业链的高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南方都市报：这就是中国的“不得已”？

　　向松祚：中国要最终占据全球产业链的高端，必须经历为全球加工制造的 “痛苦过程”。而且，处于全球产业链低端的国家不止中国，还有印度、印尼、墨西哥、巴西等许多发展中国家国家，这些都是中国的竞争对手。设若中国停止向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出口，或中国大幅提升出口产品价格，美欧日会重新生产那些他们原来依靠进口的产品吗？当然不会，只不过会将进口地点转移到其他国家而已。中国会怎样：大量生产设备闲置、大量劳动力失业、经济增速急剧放缓。美国的贸易赤字会消除吗？当然不会。

　　中国有那么多竞争对手，实行一些鼓励出口的政策，原本也无可厚非。各国经济起步之初，都采取了多项优惠政策鼓励出口，非常明智，此乃各国共同之经验，非中国独创。经过国际市场的锻炼，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强，相应的出口鼓励措施必将减少，这是世贸规则的要求，也是中国政府的既定政策。但说中国的人民币被低估，实际是以财政收入变相补贴出口企业，美日这么说，中国人也跟着起哄。不否认中国过去、现在还有很多鼓励出口的措施，但与人民币高估、低估完全扯不上关系。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维持汇率稳定的目的，就是要让企业有一个稳定的货币环境，从而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和技术条件，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即内销还是出口）。中国自 1994年实行固定汇率（这里似乎与前面“改变世界格局的时期，都是实行固定汇率制，其中就有中国的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相矛盾，请向老师稍微解释一下），就算当年人民币低估有利于出口，经过那么多年，企业之出口或内销之决策，早已与汇率没有关系，完全不存在人民币低估鼓励出口的问题。想当年亚洲金融危机之时，周边各国货币大幅贬值，中国继续维持固定汇率，美国人和日本人为何没有大呼人民币已经严重高估，鼓励人民币贬值，反而为中国的继续维持汇率稳定决策叫好。现在反而施压人民币浮动而最终得逞。这个世界有如此奇怪的逻辑？中国的经济学家不该深思？

　　自2005年以来，人民币已经升值了近25%，中美贸易的顺差、美国的赤字减少了吗？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马克和日元相对美元均大幅升值，但两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和经常帐户顺差也是有增无减，这些都是铁的事实。

　　南方都市报：中国的外汇储备现在已达两万亿美元，即使成立了主权财富基金，如何花出去现在也成了一个难题。其实，这就是你说的中国“少买”的问题。

　　向松祚：中国辛苦赚的的外汇，要花出去，就只有以下几条路好走：一是到其他地区购买或投资，但中国最希望购买的产品，不仅美国不让卖，欧洲，日本也不卖。中国需要的，美国不卖，我们怎么办？如果美国真想解决她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办法有的是：第一，彻底开放对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允许中国购买所需的高科技产品和技术。第二，允许中国购买美国公司股权，包括金融、保险、证券、科技等公司的股权，对于中国去世界其他地方买石油矿产，不要横加干涉，鼓励欧盟取消对中国的军售控制。第三，对中国公民开放旅游，起码首先对商务学术人士和留学生充分开放。第四、美国不要为了对外扩张，搞那么多国债，搞那么多财政赤字。

　　南方都市报：2006年中海油高溢价收购优尼科，费劲周折，甚至为了让美国国会放心，还在《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整版广告，结果也是不了了之。

　　向松祚：大国竞争，波谲云诡，但中国很少有人意识到金融的重要性。美国指责中国的贸易顺差，不过是它的一个政治外交武器。美国比谁都清楚，美元本位制本身就要求它是逆差国，而且是美国主导并获得巨大利益的逆差。这是典型的“得了便宜还卖乖”。

　　美国政府高管几乎个个都是国际经济金融领域的顶级高手，它们向中国施压人民币升值的策略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美国贸易逆差已持续近40年，他们知道中国不可能完全接受，就转过头了要求中国在其他方面做出巨大让步，尤其是要求中国迅速开放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这才是美国真正的目的。2006、 2007年，保尔森每次参加中美战略对话，都是“怒气冲冲，态度生硬”，而一旦得到中国开放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具体承诺后，就“异常兴奋”。这位“华尔街的顶级生意人”还一再安抚要人民币快速升值的美国议员，与中国打交道要“多点耐心”。而当年好多国内媒体还为战略对话的“巨大成果”欢呼，呜呼！

　　中国不能购买自己最需要的产品、技术和资产，只好将这些外汇储备暂时存起来。这就是中国外汇储备的累积和运用。到目前为止，中国外汇的投资渠道主要还是购买美国国债、公司债和其他金融资产，这等于中国反过来借钱给美国政府和公司。这种现状反映到两国国际收支会计表上，美国是逆差，中国是顺差；反映到国内经济结构上，美国是负储蓄，中国是正储蓄；反映到金融资产上，美国“欠”了大量债务，中国累积了大量外汇资产。其他国家与美国的国际收支关系也与此大同小异。

　　这里有两个现象值得深入思考。一是中国与其他国家会不会也出现上述关系，中国相对日本大量顺差，中国为何不购买日本国债，为日本政府融资？二，世界上还能不能找到第二个国家像美国那样，长期维持贸易赤字和国际收支赤字，而其他国家还甘愿为美国融资？戴高乐将军曾尖锐指出，这是“不流眼泪的赤字”，是美元全球霸权的具体体现！将军高见！启人深思！

　　南方都市报：中国外汇储备达2万亿，“两万亿”这个数字本身有很大的迷惑性。

　　向松祚：中国的实际贸易顺差被严重夸大，是不是就是“两万亿”，要打一个大问号。这里面有人民币升值后，许多投机者为了规避资本帐户管制，采取贸易帐户将资金转入国内，这也是近三年来中国贸易顺差激增的重要原因；其次，中国出口退税政策鼓励出口商虚假出口，或虚假高报出口；第三，即使不考虑骗取出口免退税的虚假出口，一般而言，进口商也会报低进口额，因为关税主要都是依价按比例征收，进口商有虚假低报的强烈动机。

　　以2005年和 2006年为例，中国海关统计的贸易顺差分别是1050亿和1770亿，美国财政部报告说2005年中国经常帐户顺差为1610亿，2006年中国全年贸易顺差是1740亿美元，两个统计数字大体相对。然而，其他机构和研究者的估计数据与两国政府统计数字出入很大。中国贸易总额里，外商投资企业比例超过 50%，2005年中国出口额58%是外资企业完成的，51%的贸易顺差是外资企业创造的。若扣除外资企业，2005年中国企业创造的贸易顺差只有500 亿美元左右，与斯坦福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宾塞的估计恰好相符。2007年初，斯宾塞就在《华尔街日报》撰文，尖锐的批评美国压迫人民币升值的政策，“部分源于政治力量之推动，部分源于理论逻辑之‘内在矛盾’”。

　　更重要的一点是如何看待这“两个亿”，中国是不是钱多的不得了了？中国庞大的外汇基本上结汇到外管局，而不是分散到民间，由个人和企业自理。外管局就那么几个人，能管理好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吗？这些外汇储备接回到外管局，变成本币的基础货币，再通过银行体系货币创造乘数的放大，自然会增大国内银行体系的流动性。

　　中国的经济制度存在根本缺陷。假若国内银行体系增加的储备和信贷量，能够方便地流入到真是经济投资领域，能够方便地转化为实质投资，转变为科技、产业、教育、医疗、城市基础设施等长期投资，能够帮助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解决大量下岗职工和大学生的就业，中国怎么会在2005—2007年有流动性泛滥。

　　中国仍然是一个资金匮乏的国家，每一个领域、行业、地区都需要大量资金，从广袤的农村到中小城市、大城市，有大量的基础设施需要完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下岗工人的再就业，数以千万计的毕业生就业，要解决中国需要创办多少企业，创造多少岗位，需要多少资金，教育、医疗、科研等每一个领域都需要几乎无限的资金，完善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需要多少钱，也几乎无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将一直是资金极其匮乏的国家。

　　中国那么一点有限的，用血汗、资源和环境换来的资金，流不到急需资金的地方和领域，流不到真正有利用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领域。一部分投到国外资本市场上，一部分涌向国内的房地产和股市。从某种意义上说，全部都参与投机去了。账面上可能好看，真实财富增加没有？这提醒我们必须全面审视中国的经济金融制度安排。一个国家的经济金融制度，核心是要能够将有限的资金引导到长期投资领域和行业，要最大限度的鼓励竞争，鼓励每个人最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华，鼓励每个企业自由进入各个领域，这才是国家富裕强大的唯一法门。从斯密到邓小平，真正具有大智慧者，都明白这个基本道理。

　　中国经济金融制度具有两个根本性的缺陷：一是金融体系依然比较落后，还不完善，无法将有限的资金善加利用；二是效率底下的国企垄断和政府权力寻租的行业管制，极大的限制了中国产业的提升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长远看，这是阻碍中国真正强大的一个重要障碍。应该允许国内民营资本参与各个行业的公平竞争。

　　人民币升值能防止中国陷入“贫困性增长”？

　　南方都市报：说到产业升级，在很多学者看来，允许人民币升值和浮动恰好可以促进产业升级，改变中国“外需依赖型”的增长模式，防止中国陷入“贫困性增长”。

　　向松祚：经济学家巴格瓦惕在贸易条件学说的基础上，在1958年发表了着名论文《贫困性增长：几何证明》，贫困性增长怪论不胫而走。其原意是说：贫穷国家的增长是自我毁灭的，因为出口导向的增长不仅没有带来好处，反而恶化该国福利，不增长比增长好。巴氏的大文，遂成为好些国家搞所谓的“进口替代战略”的依据。

　　历史早就无情的驳斥了某些经济学家的荒诞不经的论断。从战后日本、德国的经济奇迹，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到最近20年中国的快速发展，无不证明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不仅大大有利用本国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而且有利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这是最基本的比较优势原理。而高举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经济增长却乏善可陈，这种学说早该从教科书出局。现在大多数经济学者均认为，所谓贫困性增长不过是一种纯理论假说，与真实世界无关。而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拾人牙慧，食洋不化，竟然用“贫困性增长”之说为人民币升值张目，怎不令人悲从中来。

　　更让人震惊的是，有学者竟然由此出发，得出人民币应该升值以改善中国贸易条件。进出口商品价格是商人根据赚钱需要所做的自主决策，是国际市场竞争的结果，怎能强迫？若按照此逻辑，将人民币汇率上升到1：1甚至更高，岂不是更有利于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学问之陋，于斯为甚。若能用汇率政策影响进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如果汇率能够改变贸易条件，占到便宜，其他国家都是傻瓜，不会也来操纵货币吗？

　　中国“两头在外”的模式是全球分工的结果，中国要成为强国，必须要经历为全球加工制造的痛苦过程。“人民币升值有助于促进中国产业迅速升级”的言论，是拔苗助长之哲学，用意虽善，却行不通。中国有七八亿农村劳动力要转移，要就业，现在都搞资本密集型企业，行得通吗？让农村劳动力转化为高素质、有一定技能的劳动力，靠什么？第一，出口要稳定，不能说把出口企业都杀死，不然怎么多人如何就业；第二产业升级要逐步地从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和知识政策方面下功夫。国家有选择性地鼓励哪些产业，不鼓励哪些产业，要通过产业政策来实现。中国可以对农民大规模地培训，建立技术学校，技术培训中心等，通过这些方式逐步完成产业的升级换代。

　　而汇率政策，它有没有作用？从长远看没有任何作用。相反，人民币升值搞乱的是中国的货币环境。中国的核心问题是三农问题。认为人民币升值能促进产业升级。第一是误解了汇率本身的功能，第二是高估了汇率的作用，汇率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作用。

　　日本着名企业家盛田昭夫就深刻认识到这个问题。他说：“一个企业家辛苦一年消减20%管理成本，可能因为汇率的波动，而得不到任何回报”。浮动汇率之害，本质上就是增加了整个经济体系的交易费用，包括决策成本、风险、不确定性、预期、签约履约成本、外汇掉期、套期保值等。浮动汇率时代的来临，是整个人类犯的一个大错。允许人民币升值，是中国货币政策犯下的重大战略错误。

　　南方都市报：人民币升值和浮动，在你眼里，好像百害而无一利。

　　向松祚：（笑）是的。汇率的固定和浮动都是不完美的，但货币政策的根本目的是维持稳定的货币环境，以此来促使经济持续增长。为达此目标，我们不要奢谈什么模糊不清的“独立性”，而是在各种不同那个的货币准则里，选择最透明、最容易操作、最能避免利益集团干预或政治力量左右，成本最低的货币稳定准则。正是在货币环境稳定这个最根本的意义上，固定汇率优于浮动汇率。

　　人民币要走出去必须汇率先浮动？

　　南方都市报：现在有一种观点是：人民币要走出去，中国要成为金融强国，人民币必须允许自由兑换，人民币汇率也要浮动，才有可能。

　　向松祚：这又是两个错误的理论。一是人民币要国际化就必须要浮动汇率，把汇率浮动做为货币国际化的前提条件；第二个是固定汇率和资本项目开放或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是矛盾的，人民币想要自由兑换，就要浮动，搞固定汇率行不通。

　　先从历史经验来看，一个货币成长为国际货币，有一个条件就是币值一定要稳定。18世纪英镑成为国际货币，它的币值是怎么稳定的？它是金本位制。第二，货币体系的演变有个“借力打力”的关系。比如以前英镑是全球主导货币，美国希望挑战英镑地位，美元在走向国际货币的过程中，是先选择金本位制，是先选择和英镑挂钩，在和英镑、黄金挂钩的条件下，美国的货币政策很稳定，美元货币的贸易量、金融的结算量才不断的扩大。

　　南方都市报：浮动汇率制恰恰相反，会造成人民币的不稳定，别人不敢多储藏人民币或以人民币做交易工具。

　　向松祚：当人民币汇率不稳时，没有国家愿意和人民币挂钩。只有人民币和美元有非常稳定的汇率，人民币在外流通，其他国家才认为人民币等同于美元。一些对中国贸依赖程度很大的国家，才会愿意储存人民币。反过来有什么理由储存人民币？没有任何理由。这跟当年英镑区的例子一模一样的。英镑区涵盖了27个国家，主要是英联邦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等。我们知道从1913年起，英镑的地位在急速下降。为什么这些国家还愿意本币和英镑挂钩？当然英联邦有政治上的关系是一个重要因素，第二个是当时英镑还在努力和金本位挂钩。1931年到1936年英镑区曾经崩溃过，因为1931年英镑脱离金本位，汇率动来动去，加拿大、澳大利亚就选择直接和美元挂钩了。

　　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之一就是币值要稳定。货币环境要稳定，货币政策要有一个确定的 “锚”，这个“锚”是什么？现在看起来最好的“锚”是跟美元固定。在短期内跟美元挂钩，好像中国吃了亏，帮了美国的忙。但现在的一个客观现实是美元是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类黄金”。以前英镑和美元挂钩是帮了谁的忙？是帮了黄金生产国的忙吗？黄金最大的生产国是南非、俄罗斯，以前美国和澳大利亚也生产不少，那是帮了南非和俄罗斯的忙吗？不对的。

　　要权衡各种“锚”，各种稳定人民币的办法后，再决定哪个办法更好。现在搞浮动汇率，中国自己调控汇率是最好的货币的“锚”吗，历史证明这将犯大错，连日本人都没成功，中国能成功吗？一旦搞浮动汇率，中国对美元的依赖要更大，我们上次已经谈过，汇率浮动本身是美元储备内在增加的机制。中国搞浮动汇率，所用的干预货币不可能是人民币，还是美元，这客观上增加了美元的需求量。

　　相反，要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一心要让全世界搞浮动汇率？如果全球都跟美元挂钩是帮美元的话，美国一定要求全世界都搞固定汇率。为什么反过来，正是因为搞浮动汇率增加了美元的需求量，客观上扩大了美元区的势力，所以美国人拼命推销固定汇率。

　　历史经验证明全世界都搞浮动汇率对美国最有利，这我们已经论证过了。中国搞固定汇率，恰可以“借力打力”，先跟美元挂钩，慢慢让自己的货币长大，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美元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过程。

　　南方都市报：固定汇率和货币可自由兑换也没有矛盾。

　　向松祚：对。历史上的金本位时期，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货币都是自由兑换的，但都是固定汇率。固定汇率对货币自由兑换一点都不矛盾，而且汇率在固定条件下可以确保国际资本有序流动，能够更好保证一国货币的可自由兑换。为什么？因为在固定汇率的情况下排除了投机性资金的流动，外汇的投机买卖没了。而一国一旦遭受投机性的波动，往往不得不采取外汇管制措施，反过来会伤害自由兑换的政策。为什么在浮动汇率时代，许多国家在汇率遭到投机资金冲击的情况下都是仓皇之中重新实施外汇管制，不搞自由兑换，搞不成。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美国为何力促人民币升值?

　　南方都市报：以上我们聊的其实都是对人民币浮动或固定的种种认识误区。你刚才说到，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的目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美国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中国迅速开放金融和资本体系吗？

　　向松祚：美国就人民币升值向中国施压，不是一个经济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汇率不过是美国找到一个借口，以此来遏制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引起中国的金融动荡，削弱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而美国国会的议员为了赢得选票，也拿这个说事，动不动就是中国劳动者抢了美国人的饭碗。

　　南方都市报：这听起来像典型的“阴谋论”。

　　向松祚：这哪里是“阴谋论”，这是公开的秘密和阳谋，是美国的国家战略。上追基辛格，下到小布什，美国国务院、顶级高管、主流媒体多次宣称：今日遏制中国崛起之主要战场只有两个，一个是全球能源战场，一个是金融战场。白纸黑字，清楚异样。美国不是不允许其他国家发展和增长，而是不允许出现一个强劲的对手，不允许其他国家凌驾与美国之上。其他国家的发展和增长必须纳入美元本位体制，要受美国掌控。

　　南方都市报：美国对其他国家也同样如此，能举出一些实例吗？

　　向松祚：很多国家，但我经常举的例子是日本。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之后，日本实行浮动汇率。但在1985年之前，日本总体来讲对汇率控制的还好，频繁干预。但从六十年代开始，美国和日本的贸易摩擦在不断增加，日本家电、汽车对美出口增长很快。美国国内保护主义的压力很大，所以美国政府从70年代开始就要求日本做两件事，第一是日元要升值，这和当年要求中国一模一样；第二是对汽车和家电要实行配额，即所谓的“超级301”提款，如果日本不遵守，就要接受惩罚性的关税，甚至经济制裁等。

　　迫于美国的压力，日元选择升值，但日本不想让日元过度升值，所以日本央行频繁入市干预日元对美元汇率。到80、90年代到这个现象更加突出。1985年重大事件是广场协议，即美国要求日元和马克相对美元大幅度升值。广场协议的签署日期是1985年 9月21号，9月23号美联储直接入市买日元抛美元，主动使日元升值，很快日元就升值到23%，日元的出口企业就非常难受，包括盛田昭夫，很多日本企业家都出来抱怨，希望日元不要升值，所以从1986年到1990年，日本一直在市场上买美元抛日元，同时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没有办法，因为美国一直在强迫日元升值，市场也有强烈的升值预期，于是就形成了日本泡沫。

　　1986年到1990年这段时间内，日本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外汇资产增长极为迅猛。这个增长大部分不是来源于外汇顺差，而是来源于干预外汇市场。当时日本的货币政策是受制于外汇市场，日元汇率根本不是日本央行决定的，是美国的政策来定的。

　　汇率是受预期左右的变量，根本不是像大白菜异样，由供求决定。广场协议后全世界都形成了日元升值的预期，全世界的投资者都知道，不升值美国就会制裁。于是汇率变成了一个主动变量，它根本不是受制于本国政策，而是受制于政治家的意图，受制于国际政治的较量，受制于投资者的预期。1990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美国不管是否破灭，继续要求日元升值，美国认为泡沫就该破。日本泡沫破灭后经济一直以极低的速度增长，甚至多少年都是负增长，最高也不会超过2%，偶尔有一个季度增速超过2%，很可怜。

　　日本的GDP在90年代已达到美国的70％，那时1美元等于170多日元。按照中国经济学家的幼稚逻辑，如果日元升值1倍，那么日本的GDP岂不是美国的1.40倍？但今天日本的GDP已不到美国40%了，从70%降到40%，而日元同时在升值，这意味着什么？

　　日元为何没能成为全球第二点货币？

　　南方都市报：这一幕在2005年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和浮动后重演了。

　　向松祚：数字摆在这，2005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不到8千亿，今天已达2万亿。这 1.2万亿中，保守的估计只有一半来真正贸易的增长，至少有一半来自涌进的热钱。中国现在也是两难，要维持人民币的稳定，但又形成了升值的预期，和日本当时的情况异曲同工。我称之为“人民币升值预期综合症”，因为当时日本的情况叫做“日元升值预期综合症”，日本被“日元升值预期综合症”害惨了。

　　南方都市报：不仅事与愿违，而且哑巴吃黄连。

　　向松祚：对，有苦说不出。追溯日美的贸易关系，从60年代开始日美间贸易摩擦非常严重，美国压迫日元升值是基本国策。这里有一个更深层的含义，日元希望国际化，成为一个世界主导货币。按照最基本经济学逻辑来推论，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货币理所应当。日本70年代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货币体了，为什么日元没有成为世界第二大货币？日本采用了很多办法，但都没有成功。这是一个值得中国经济学家深思的问题

　　一个货币想成为国际主导货币，要具备几个基本条件，我曾把它概括成一个“帝国定律”。简单的说就是：第一，必须是一个大国，且该国的货币有强大的中央政府支持；第二是国家的科技经济实力要足够强大，有足够能力创造足够财富，这是货币的背后支持；第三就是金融货币市场的深度和广度要足够大，全球的股票、债券、外汇都可以在此买卖；第四是银行体系、结算系统要足够完善；第五是该国的货币政策能够确保该国货币环境的稳定，确保币值稳定。

　　前两条日本毫无疑问都具备，日本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银行体系和清算系统也都还可以，日本的问题就在最后一条。日本人愿意保持日元稳定，但美国不允许。一个国家的货币浮动，币值怎么能稳定？

　　1971年美国决定搞浮动汇率体系，很多经济学教科书解读为是一个偶然事件，好像是尼克松个人的胡来。完全错了。美国人为了摧毁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的经济学家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蒙代尔讲的很清楚，1970年在马德里，欧盟开会研究他起草的第一份构建欧元的具体方案。当时欧洲人问他，“你认为欧元多长时间能够实现？”蒙代尔说“两个礼拜”。结果过了差不多30年才实现，原因就在于美国把布雷顿森林体系摧毁后，欧洲内部一片混乱，马克、法郎、里拉、比塞塔、荷兰盾……这些货币的汇率陷入一片混乱，没法整合，日元也一样。

　　日本在70年代80年代初期，有非常好的条件把日元变成世界至少是亚洲最大的货币。因为亚洲周边国家都买日本的东西，家电、汽车都从日本进口，日本也提供贷款给它们，但美国除了让日元升值，还暗中做了很多工作，要求亚洲国家比如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这些国家，跟日本做生意不要用日元结算，要用美元结算。欧元起来后，日元占贸易结算的比重更低了。我刚才提到的是一个最基础的解释，日本有很多人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但他们的资料不给外人看的，他们自己吃了亏，但并不想把教训告诉其他国家。

　　南方都市报：日本都做了那些努力？

　　向松祚：其实日本人做了很多努力想提升日元的地位，一直到今天，日本都在努力。有几个例子可以说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日本人觉得机会来了。当时亚洲国家外汇储备严重不足，政府要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钱。但基金组织借钱条件非常苛刻的，要求削减财政赤字，减缩经济，就是“华盛顿共识”那一套，很多国家不愿意。1997年9月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年会上，日本提出成立一个亚洲货币基金，日本人出钱，其他国家也可以出钱参与，以后亚洲国家出事就可以用这个基金的钱，不用去找国际货币基金了。日本人不是没有钱，它通过基金援助进而提升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日本这个想法刚一提出，就被美国断然否决，说一切对外经济援助必须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主导，不能离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上世纪60年代初，日本人在亚洲也搞了一个亚洲开发银行。日本人具有深远的战略眼光，这一点比中国人强多了。日本搞亚洲开发银行，也是为了提升日本在亚洲地区的金融、经济、政治影响力。这是仿照美国一贯的做法，钱到了哪里，政治经济影响力就到了哪里。这就是美国所谓的“美元外交”。日本人也想做这个事情，它筹划亚洲开发银行，知道美国会反对，但他们很聪明，就把美国人也请进来参加。但一旦邀请美国进来，就是引狼入室。

　　南方都市报：亚洲开发银行到现在对亚洲地区的影响力还是非常有限。

　　向松祚：亚洲开发银行成立后，日本是第一大股东，美国是第二大股东，两国所占比例差不多，日本争取到永远是行长，美国永远是副行长。但日本搞的开发银行，总部应该放在东京啊，美国人不同意，最后妥协的结果是放在菲律宾。

　　当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谈完以后，欧洲和美国争的也非常厉害，到底机构应该放哪？美国人是很蛮横的，三大机构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必须放在美国，当时甚至说联合国总部也放在华盛顿，那美国就成为彻头彻尾的世界统治者了。欧洲人当然不同意了，最后讨论来讨论去，联合国总部放在纽约，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放在华盛顿，但是行长必须是美国人，欧洲国家一起争，结果就是基金组织的主席永远是欧洲人，尽管没有写在明文上，但已成为了惯例。这就是大国力量的较量。

　　尽管如此，亚洲开发银行在全球，在亚洲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因为美国一直强调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主导。这与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不太重视金融货币战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某种意义上就是美国推行经济战略的工具，尽管貌似看起来客观中立。世界银行也选中国人去做首席经济学家了，基金组织也有很多外国的雇员，但实际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有政策都是美国决定的，因为美国有否决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最早占23%的股权，所以美国要求所有的事情必须超过77%的股权才能通过，后来有一些其他国家加入，美国现在的股权是 19.7%，它又把条款修改了，所有事情必须有超过股权83%的股东通过，反正搞来搞去它都有否决权。世界银行也一样，世界银行的行长都是美国总统任命的，能不听话吗？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白了只是美国的一个财政部门，他们忠实的实行美国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仅用钱救助受困国家，同时还把自己的政策理念贷到非洲、亚洲等国，这些理念就是美国的政策理念。它们貌似一个中立的，公正的机构，所以它们的学术报告、统计数据、预测推理，全世界都认为是权威，但很多经济学家都知道，那些理论、报告很多都是胡说八道的。

　　南方都市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推广“华盛顿共识”的过程中，曾担任过世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斯蒂格利茨都明确表示反对。

　　向松祚：但是反对没有用，斯蒂格利茨为什么后来辞职了？因为他认为华盛顿共识从逻辑上是有问题的。我认为他是一个有良心的经济学家，他忠实于学问和道理。1971年之前，世界基金组织每年写年报必然有一段话，就是固定汇率有多么好，因为当时美国支持固定汇率。但1971年后突然就变了，因为美国要搞浮动汇率。1976年通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第八条款第二修正案的核心就是搞浮动汇率，所以从那年开始，国家货币基金组织每年都开始积极鼓吹浮动汇率。蒙代尔就说：“这很奇怪，这也绝对不是有什么经济的新理论问世了，而是美国国际战略的需要。”

　　中国该选择何种金融战略？

　　南方都市报：这让人想起对当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诊断上，中国很多支持“华盛顿共识”的经济学家也将危机的原因归结为亚洲国家政府的独裁、专制、腐败、天然的裙带关系以及亚洲国家金融监管的无能和金融创新的不足等。

　　向松祚：把亚洲的金融危机归结为亚洲的裙带主义，独裁体制或腐败，这是极大的误解和误导。亚洲国家的确存在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是产生金融危机的根源。要尊重历史，在“华盛顿共识”没有推行之前，在全世界浮动汇率没有推广之前，这些国家有金融危机吗？没有。第二，那些政治上很民主，很干净的国家，西欧、北欧、美国，在过去三十年出现过多少次金融危机？为什么别的国家出现金融危机就归罪为腐败、独裁？

　　你可以说美国才是典型的裙带资本主义。保尔森以前是高盛的CEO，现在是美国财长，美国副总统切尼曾是一个很大公司的CEO，干的是承包中东工程卖军火。美国人自己还拍了电影《华氏九一一》，讲的很清楚，凯莱集团卖军火到中东，伊拉克战争一打响，一天就赚三亿多美金。凯莱董事会的成员是那些人？老布什、英国首相梅杰、前美国财长、国务卿等，这些人都是他董事会成员，这不是裙带资本主义？美国是一个霸权国家，它认为它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全世界都要承认他讲的对。但这掩盖了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也掩盖了美国作为一个全球大国应该承担的责任，美国消耗了全球那么多资源，就应该承担责任，不能转移焦点，混淆视听。

　　南方都市报：我们回头看2002最先提出要人民币升值的，反而是日本的高官和媒体，日本为什么也强迫人民币升值？

　　向松祚：日本是美国的受害者，它们做了很多研究，探讨日本宏观经济病症的原因，也清楚症结所在。按照儒家的说法，“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什么日本要人民币升值？

　　日本的理由与美国不同，它们认为人民币价值低估，是中国在向全球输出“通货紧缩”。这是非常慌忙的，中国的出口在世界范围内计算，份额很低。中国向日本输出“通缩”，更没有道理，因为日本搞浮动汇率，原则上，通缩和通胀都控制在自己手里，他们的动机就是要中国重蹈日本覆辙。根本目的就是要遏制中国不断上升的国际竞争力。就像麦金农教授所说：“日本尤其对中国惊人的出口竞争力感到极度不安。”

　　南方都市报：日本的惨痛经验能为中国提供何种借鉴?

　　向松祚：一是必须确保汇率稳定；二是汇率的国际化要作为国家最高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度重视，而且要采取非常巧妙之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应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货币和资本市场，同时尽力避免美元本位制、浮动汇率体系和国际热钱冲击所伴随的巨大风险，这是中国金融开放战略的基本出发点。

　　在具体的金融战略上，一是要迅速稳定人民币汇率预期；二是要彻底对内放开金融体系，一定对中国内资优先；三是消除国有垄断、允许国内资本平等参与所有产业之竞争发展；四是谨慎对外开放金融行业和资本市场；五是严格监管国际热钱。

　　南方都市报：这里有一个疑问，像当年的日本，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国家，都没能承受住升值的压力，而实行浮动汇率制，中国能顶住吗？

　　向松祚：日本人很幸运，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已经完成了现代化进程，中国的现实与日本不能同日而语。中国若让人民币有持续升值预期，其后果要比日本严重的多，因为当时日本海外资产已经相当大，外汇市场，资本市场规模也比较大，能承受的汇率风险也比中国强。

　　但日本想让日元汇率稳定而没得，是美国对日本的经济金融政策决定。中国一旦认清了固定汇率对中国现实是一个最佳的选择，就要定在压力坚持，中国现在的汇率还是人民银行直接调控的，权力还在我们手上。第二，中国的外汇本身和资本账户并没有完全开放，完全可以管制。这里还有第三个误区，好像说资本账户开放后，资本进出全部都是不管的，这是不对的。你带十万块现金去，美国还要查，何况庞大的资金往来。

　　“华盛顿共识”讲的这些东西都是推到最极端的，什么都不要管，资金流动也不要管，美国是这么做的吗？不是。美国的经济政策从来就不是按照教科书上写的干的。

　　弗里德曼错在何处？

　　南方都市报：其实弗里德曼晚年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倾向于国家货币体系应有一个“锚”。

　　向松祚：弗里德曼在货币理论上有很多新的见解，但在货币最基本的层面上他犯了错误，他相信人类自身可以管理好货币。所有的大师都是主张货币要有约束和控制，只是说到底采用什么办法来更好的约束和控制，在这方面差别就大了。蒙代尔长期以来认为金本位是好的，尽管有很多缺陷，任何一个制度都可以说有很多毛病。那么多制度到底哪个更好，最好用经济的实体指标来判断，浮动汇率在人的历史上来讲是一个新经验，以前没有过，就这几十年的经验，但这个经验现在来讲是很痛苦的。

　　人类历史上有三个货币制度，一是商品货币本位，货币的控制完全依靠自然力量，黄金的产量；第二个就是人类相互约束的固定汇率制；第三个就是固定汇率制。不管是搞固定汇率还是金本位制，各国的货币、财政政策必须自我约束。任何好的货币制度，如果政策不相互配合、约束、制约、协调，那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

　　人类的任何一个制度如果大家真正按照规则来，人与人之间能够相互约束，都会是一个好的制度。君主专制有什么不好呢？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政治学家都认为开明君主专制实际上是最好的制度，决策快，民主很麻烦、很繁琐。但一个昏庸的专制就很坏，即使是民主制度，如果缺乏约束和克制，也会像陈水扁那样瞎搞。世界上搞民主搞的乱七八糟的国家多的去了。中国的经济学家经常挂一漏万、顾此失彼，他们认为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都有很多毛病，所以要抛弃，浮动汇率的毛病不是更大吗？

　　无论是从经济增长的指标，还是从金融危机的频率这两大类指标来看，前面两类货币制度都要好于后面一种。人类没有一个完美的制度，即使搞固定汇率，如果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乱来，也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相比较而言，浮动汇率给整个人类带来的更大的不确定性。

　　弗里德曼一开始也不主张小的国家和地区搞浮动汇率，比如他认为香港这样的地区，对外依存度特别大就应该搞固定汇率，应该和美元固定。

　　南方都市报：他为什么支持大国可以浮动汇率，小国就不行？

　　向松祚：他的核心点在于大国对外依存度小，可以将之理解为一个封闭经济，小国对外依存度高，是开放经济。为什么弗里德曼和蒙代尔在货币理论上有那么大的差异？蒙代尔一开始就把地球作为研究对象，他研究开放经济，蒙代尔的名言就是“唯一的封闭经济是整个地球”，而弗里德曼研究的是大国经济，是美国。美国可以看作一个封闭经济，对外依存度不大。他认为对一个对外依存度很小的经济体来讲，货币政策要独立，这就是我前面说的他的逻辑。而事实证明即使对于大国，他的逻辑也不成立。而且他认为通过调控利率来调控货币供应量，他也反对。弗里德曼是说最好让货币供应量每年以一个固定的速度增长，每年4%，这是他最着名的货币供应量的法则。他骨子里是怕中央银行乱来，所以他就提出铁的规则，每年就增长4%，哪个中央银行能听他的啊？没人听他的。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肯定不干。历史上短期内也按照他的办法干过，事实证明不行，因为货币供应量本身是什么东西搞不清楚，所以后来美国是调整利率，英国也是调整利率的。利率好像可以找一些指标算一下，但在金融体系及其复杂的情况下，应该调整多少货币供应量根本不知道。

　　南方都市报：弗里德曼把一个国家内部的平衡看得很重要，想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来保持物价的稳定，他认为这个最重要的，而蒙代尔看到的是全球间相互的利率波动可能会冲击内部平衡。

　　向松祚：可以这么理解。弗里德曼很多经济学上的研究并不是来源于他对真实世界的详细观察，他很多是来源于信念，也不是我这么说，蒙代尔也这么说。蒙代尔私下对弗里德曼的学问评价是很低的。他认为弗里德曼的很多东西来源于一种信念，并不是来源于真实世界。为什么他主张大国之间浮动汇率？除了我们前面将的那两个逻辑之外，弗里德曼还反对资本管制，反对管制资金流动，这个完全出于他极端的自由主义理念，也就是说他认为政府管什么都不好，他和哈耶克这些人是最极端的，他认为政府什么都不要管最好。弗里德曼一个着名的理论就是认为政府不要管毒品，只要告诉人们吸毒有多么不好，剩下的想吸就吸去。

　　南方都市报：对，这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经典论断，他们认为吸毒的成本那么高，就是因为管制抬高了成本，而最终也没控制住吸毒，政府甚至可以自己种植毒品来降低成本。

　　向松祚：对，他们认为人们的行为会自动迈向均衡，这和汇率会自动迈向均衡同一个哲理。只要吸毒成本够低，而吸毒会伤害身体，慢慢人们就不会吸毒了，这样毒品市场最终会消失。这种极端的理念是基于一种人性的假设，他们认为吸毒、枪支都不用管，人们知道持枪迟早有一天会把自己打死，就会不再持枪。但这些人没有明确说明，那么为什么要管移民呢？他们鼓励资本、货币自由贸易，为什么人口不能自由贸易呢？如果把逻辑推到极致，美国那些鼓吹自由贸易的学者首先应该鼓吹自由移民。因为经济学的原理早就证明了，让人口自由移动可以代替贸易和资本的自由移动，而且成本低得多，但美国很多鼓吹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并不鼓吹自由移民，这是他们在逻辑上的重大缺陷，弗里德曼也存在这个问题，以我对弗里德曼的研究，我从来没有看过他明确主张自由移民，可惜我出生的晚，没来得及和问他，和他辩论。

　　弗里德曼研究的是封闭经济体系，他把封闭经济体系内部的稳定，充分就业看的最高。这点深受凯恩斯的影响。一个封闭经济体，如果没有汇率的干扰，货币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没错，央行可以调节。弗里德曼甚至不相信政府，但他认为既然已经有中央银行了，就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他还没有走到哈耶克这个极端，哈耶克认为中央银行是不需要的，人人都可以发行货币。经济学的逻辑看起来挺荒谬，也挺好玩的，哈耶克真是这么主张的，他认为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是造成通胀的根本原因。

　　南方都市报：那弗里德曼晚年货币思想的转变更耐人寻味。

　　向松祚：因为事实教育了他。2002年是弗里德曼90大寿，总统布什也去了，全世界很多经济学家都去庆祝他的生日，蒙代尔也去了。两位大师那个时候还在辩论，辩论中弗里德曼大体上同意目前这个状况是不行的。但当时他已经年纪很大了，他不可能再做严密的逻辑推倒，没能就当前全球货币环境动荡做一些分析。全球货币动荡，都是地球的一部分，哪一个国家的货币能安定？那个国家能成为洪水里面的“诺亚方舟”？你能成为沙漠上的绿洲？没有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如果他还年轻，不知会不会修改他的理论。

　　弗里德曼很多货币理论推下来都是错误的，都是头脑里的推理，但今天的教科书都是按照他的文章写的，因为弗里德曼的影响力太大了。他主张浮动汇率的观点其实直接是继承凯恩斯的。凯恩斯在1923年写过一本书叫《货币改革论》，该书的背景是因为当年一战结束后英国的通胀很严重，英国脱离了金本位制，英国内部两派争论，一派就主张回到金本位制。凯恩斯不主张金本位制，说搞固定汇率英国的价格水平就要取决于美联储，因为当时黄金都到美国去了，那么美联储就能控制货币供应量，如果美联储乱搞，价格的不稳定就传到英国来，所以他反对固定汇率，而搞浮动汇率的话，英格兰银行可以自己调空利率，这是他提出来的，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的矛盾，内部优先。

　　但凯恩斯的理论比弗里德曼高明，为什么？因为凯恩斯做过投资，他炒过股票，炒过汇市，弗里德曼从来没有做过生意。所以做过生意的和没有做过生意的是不同的，弗里德曼对市场没有感受。凯恩斯深深知道汇率动荡起来是受不了的。所以尽管1923年凯恩斯写了《货币改革论》，主张浮动汇率，但是经过二三十年代的痛苦经验后，凯恩斯在设置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时候是主张固定汇率的，加上外汇管制。这是从实际现实出发的，实事求是。凯恩斯从来没说外汇市场会自动迈向均衡，即使在《货币改革论》中他也说外汇市场经常是动荡不已、乱七八糟，一有风吹草动汇率就及其波动。

　　弗里德曼一直在书斋里，没做过投资，但他特别善辩，做研究非常扎实，他和施瓦茨女士合着的《美国货币史》，是货币理论实证研究最有名的经典着作。不管你同不同意他们的解释和观点，你都要五体投地，这就是大师的厉害之处。你要真的反驳他，就要能够拿出他们那样严谨、深入、系统的伟大着作，这是我追求的目标。

　　南方都市报：弗里德曼有很深的统计学背景。

　　向松祚：他具有多方面的杰出天才，可以说是一个经济学全天候的天才。弗里德曼究天人之际的研究成果，把很多人都吓住了，他太强大了，所以别人就信了，但蒙代尔不信。我认真拜读过这几位顶级大师的着作，但现在我觉得就货币理论来讲，凯恩斯、蒙代尔都比弗里德曼高。实际上，蒙代尔本人对凯恩斯的评价也比对弗里德曼的评价高。我个人最喜欢他对价格理论一些基本问题的深刻阐释，具有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非常了不起。

——加速构建大中华货币区和东南亚货币区

　　国际货币体系将进入“战国时代”

　　南方都市报：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使越来越多的人审视和反思当前的国际货币制度安排。上两次我们聊了为何不受约束的美元本位制是这次危机的根源，也聊到人民币在汇率政策上的重大失误以及国内经济学家对人民币升值的种种荒唐认知，今天我们主要聊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重建以及人民币如何国际化的问题。

　　向松祚：中国该如何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人民币如何国际化，我想这对中国经济和金融而言，是具有最高战略意义的一件事情。之前我们讨论中国汇率政策和制度的安排，背景都离不开国际货币体系的基本制度安排，不能孤立的看。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们谈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和重建，我想至少有五个方面的问题需要仔细研究。

　　南方都市报：哪五个方面？

　　向松祚：第一、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有关的辩论和观点纷纭复杂，我们需要一个和客观事实相符合的理论逻辑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规模、损失如此巨大、波及范围如此之广的全球金融危机。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理解全球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特别是国际货币体系与全球金融危机的关系，我们就无法谈论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和重建。

　　第二、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国际货币体系？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回答起来并不容易。美联储前主席、奥巴马的高级顾问沃尔克曾经说：一个全球经济需要一个全球货币，需要一个真正的全球货币体系。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全球储备货币；需要一个顺畅、公平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需要一个全球最后的贷款人；需要一个解决全球金融危机的机制。

　　第三、美元本位制的缺陷在哪里？目前也可以说有一个全球货币体系，那就是美元本位制，美元是全球储备货币。这个货币体系也有一个国际收支调节机制，那就是浮动汇率体系。也有一个国际最后贷款人，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联储。但这个体系有非常严重的缺陷，它没有任何外部约束机制。国际储备货币发行没有任何外部约束。浮动汇率体系实质上是一个国际货币供应量的内在增加机制。从1971年到今天，全球基础货币量是数百倍的增加，1971年只有381亿美元，今天超过了6.2万亿美元。深刻理解美元本位制的运行机理和内在缺陷，是探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前提。

　　第四、究竟有没有一个内在自动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历史和理论都证明没有。任何国际货币体系的有效运转，都需要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和配合。传统上，人们认为金本位制是自动运行的，其实不是，它的有效运转必须依靠各国之间的合作，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要坚持一些共同的原则，譬如财政不能出现长期的大规模赤字。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什么可以有效运转20多年？因为那时各国宏观政策还是存在一些合作和配合，各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比较节制、有原则。后来为什么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了？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的货币政策过度扩张。因此，要改革和重建国际货币体系，各国必须就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一些基本原则达成一致。完全各搞一套，互相矛盾甚至相互对峙，任何国际货币体系都无法有效运行。

　　第五、如何才能达成对全球经济体系运转的一些共同观点或原则？理论上说，要改革和建立全球货币体系，各国必须有一个共同的全球经济模型，那就是说：各国对全球货币体系的运转机制要有一些基本的共识，譬如说浮动汇率体系究竟是不是一个有效的调节机制？全球要不要回到稳定的汇率体系？储备货币发行没有约束或过度，是不是全球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跨国资金特别是投机资金的流动是不是具有巨大的破坏力？毫无节制、毫无监管的跨国资金流动是否有利于真实经济的增长和真实财富的创造？如果无法就这些基本问题达成共识，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就无从谈起。

　　深刻了解上述五点，才能明白当前的货币体系对中国的好处在哪，弊端在哪，才能制定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战略和策略。中国需要一个怎样的国际货币体系，怎样实现它？以什么方式？以什么样的方案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来赢得中国的最大利益？

　　南方都市报：当前全球的货币体系存在严重问题已成为各国政要的共识，但如何改革与重建仍意见林立，因为这里面有巨大的利益分歧，去年11份在美国召开的 G20国首脑会议也是不了了之，仅具有象征性意义，而没有任何实质性讨论。在你看来，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有几种可能性？

　　向松祚：理论上有五种可能性。（1）将美元直接转化为世界货币，将美联储转变为世界中央银行，可以比照欧洲中央银行的模式，让各国共同参与管理美元，但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2）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改造成为世界中央银行，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货币，按照人口和GDP等规模确立各国在世界中央银行的股份和投票权，这种可能性也几乎为零；（3）世界主要大国（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英国、印度、巴西等）签署国际货币协议，创立世界货币单位（World Currency Unit，简称WCU），世界货币单位背后的基础是上述大国的一篮子货币再加上黄金。各国货币和世界货币单位挂钩，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造成为管理世界货币单位和世界储备的机构（准世界中央银行），重建固定汇率体系。这可能是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佳方案，这种可能性也只有10%。（4）维持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变，这种可能性为50%。现在看美国能接受的方案，最多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人事安排和股份比例上有所调整，增加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5）多个货币区共存和竞争，国际货币体系进入“战国时代”。在我看来，这种可能性为100%。多个货币区共存，将是相当长时间内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基本态势和基本格局。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应该加速和周边国家的金融货币合作，特别是大中华区域的货币金融合作，和东南亚国家的货币金融合作，迅速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扩大人民币的流通范围。为今后进一步谈判构建世界货币做好准备。中国尤其要采取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和国际货币“战国时代”的形成。

　　美元、欧元和日元的演化趋势

　　南方都市报：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和国际收支支付工具，美国一直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最大受益者。甚至金融大鳄索罗斯也在批评当前的国际金融系统，我们且不去深究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认为：“当前的系统提供的远不是一个公平的竞争，而是对控制着国际金融系统的国家，尤其是美国有利。外围国家受制于华盛顿共识下的市场纪律，美国却不受约束。”而要改革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最大的阻力会来自美国。随着美国政府大规模救助金融机构和实体公司，以及实行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美元接下来肯定会贬值，美元的地位会受到何种影响？美国会采取什么措施巩固美元的地位？

　　向松祚：美元相对于全球主要货币会长期处于贬值趋势。同时，美元的相对地位将逐步下降，美元霸权地位将进一步动摇，美元占全球储备货币之比例将进一步下降；美元占国际金融交易和贸易结算的比重将持续下降；纽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将相对下降（尤其是华尔街金融企业持续 “去杠杆化”的影响）；IMF和世界银行的地位也将相对下降。

　　为什么基金组织地位会下降？因为经历了多次金融危机、尤其是经历了目前这场巨大的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上许多人都开始质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作用。两大机构尤其是基金组织的使命就是要维持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但事实证明它安全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去年11月24日我到纽约参加“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会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许多官员也在，会议上就有好些人质疑基金组织：你们有那么多经济学家（超过千人），天天在研究，为什么连金融危机的预警都没有？连一个警告都没有发出？美国次级按揭贷款、资产证券化、衍生金融工具极度泛滥时，基金组织提出过警告吗？完全没有。连预警都没有，又如何可以指望基金组织能够提出有效的挽救金融危机方案呢？又如何可以指望基金组织来牵头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呢？1994年，以尤努斯（后来以“绿色小额信贷银行”之成就赢得诺贝尔和平奖）为首的50名学者，就出版过一本书，强烈要求取消基金组织，书名是《五十年足够了》（1994年是基金组织创立50年）。当然，弗里德曼等人许多年以前就认为基金组织是多此一举，应该取消。他当然是从另一个角度说的。无论如何，世界上质疑基金组织作用的人越来越多。尽管美国不会同意撤销基金组织或大规模改革，但人们不信任它了，它的地位就会下降。

　　美国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巩固美元的地位，包括怎样改革华尔街的金融体系，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出来后，全世界有很多人对华尔街的金融模式失去信心。这也是接下来国际货币体系演变中值得关注的重大动向之一，这也是美国未来几年精英阶层面临的的重大政策挑战。现在美国大的金融机构都出了问题，谁还敢大量购买它的股权？华尔街或纽约金融中心地位相对下降是肯定的。

　　南方都市报：金融衍生品市场也会急剧萎缩。

　　向松祚：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肯定会萎缩，至少短期如此。现在，金融衍生品谁敢买？那些专注于衍生金融产品的各种基金，谁还敢大规模投资？去年一年，全球对冲基金平均亏损幅度接近50%，许多基金清盘，赎回潮一浪高过一浪。再加上出了麦道夫这样骇人听闻的旁兹大骗局，对华尔街信心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对美国金融的打击也是实实在在的。美国证监会这次可以说是威信扫地，证监会的职责是监管所有证券市场，但麦道夫这样的事一点儿也没有监督到。奥巴马已经炒掉了以前的证监会主席，还宣布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班子来研究美国总体金融体系的监管制度，要彻底改革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国会已经在大张旗鼓地工作。最近美国国会开了各种听证会，华尔街许多金融机构的老板都去听证，告诉国会议员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管是破产公司的老板还是没有破产的公司老板，都要去听证。雷曼的、美银的老板，都去检讨了。索罗斯和其他对冲基金的大佬也去了。美国人的效率还是很高的。

　　南方都市报：欧元区呢？欧元相对于美元的地位会不会上升？

　　向松祚：在我看来，这种可能性是80%。当代的国际货币体系，概括起来大体就是美元本位制+浮动汇率制。这个体系的演变时间差不多整整一百年了，如果从 1913年美联储成立算起的话。很显然，这个国际货币体系无论从哪个指标来衡量，它目前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欧元诞生的一个核心目标是为了挑战美元本位制，欧洲的领导人实际上公开讲过，讲的很清楚。欧洲的货币整合，欧洲搞单一货币有很多的目标。比如说，消除欧元区内部的汇率波动，因为欧元区内部的汇率波动对欧洲经济的贸易、资本流动、劳动力的流动和资源的有效分配有很多负面的效果，采用欧元以后把这些消除掉了。更重要的是它要挑战美元的霸权。

　　欧元从1999年诞生到今天整整10年了。今天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美元本位制，但已经不是一个绝对的美元本位制了，跟之前有很大的差别了。二战结束后，西方国家的美元本位制应该说是最绝对的美元本位制了，那时西方国家基本上所有的贸易和金融结算都是用美元。现在美元的地位已经相对有所下降，比如说贸易结算、金融结算，美元占有量已经下降到大概2/3了。

　　欧洲愿意改革当前的货币体系，欧洲怎么改有自己的思路，那就是把欧元区尽可能扩大。譬如今年1月斯洛伐克加入欧元区。还有好多个欧盟国家将逐步加入欧元区。现在一个最大的悬念是英国是否选择加入欧元区。对英国来讲，它现在是两难选择。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元区经济非常糟糕，现在看起来越来越糟糕。因此之故，好多人开始怀疑欧元是否能够有效应对这次金融危机，欧元区是不是会分崩离析？我可以肯定地说：欧元区不仅不会分崩离析，还会逐步扩大。英国甚至会尽快考虑加入欧元区。

　　南方都市报：英国政经界的人士，现在倾向于加入欧元区的声音越来越多。英国会不会选择加入欧元区，这可能是接下来国际货币体系演化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向松祚：是的。现在英国有一批人，他们愿意加入欧元。因为欧洲经济和英国的经济之间联系是很紧密的，加入欧元区，从经济上来讲，对英国是非常有利的。第二，如果一旦英国加入欧元区，比如说伦敦的整个金融交易全部用欧元来结算，那英国伦敦将有可能很快成为全世界第一大金融中心，有可能很快超过纽约，这对英国经济金融来讲是巨大的提升。美国经济总量占世界GDP的比重约为25%，欧元区占22%，英国占5%，如果英国加入欧元区，欧元区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所以英国有一批人特别主张加入欧元区。但还有另外一批人不愿意。首先英国人是很骄傲的。英镑曾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货币，是英国全球霸权的象征，从情感上他们就不太愿意放弃英镑。第二，从英国的执政者来讲，放弃英镑加入欧元区，那么欧元区很快就会超过美元区成为世界最大的货币区。这对美元区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而他们认为英国和美国是有着传统上的特殊关系，英国在国际政治、国际战略上应该帮助美国，和美国站在一起。美国自然不希望英国加入欧元区。这里面有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考虑。历史上，英、美、欧洲大陆之间的金融外交关系，是世界历史最有趣的章节，也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

　　南方都市报：两国的历史渊源深厚，而且又说同种语言。

　　向松祚：从我现在所了解的情况看，这次金融危机后，我判断于英国可能会加入欧元区，当然需要相当长时间。因为权衡利弊，英镑加入欧元区对它更有利。对整个英国的经济增长，对经济福利来讲都非常有利。但是近期是不是就能完成这个过程，还不好说。因为根据英国宪法，是否加入欧元要全民公决的。布莱尔任首相时曾经公决过一次，没有通过。未来是不是还会再公决一次，如果公决通过了，美国也没有办法。

　　如果英国加入欧元区，放弃英镑，那对美元区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显然，英镑一加入，欧元区立刻会成为世界第一大货币区，美元就下降为第二大货币区，这是一个巨大的转折。欧元区不仅从ＧＤＰ的规模上超过美国，而且从人口的规模也超过美国。当然，欧元区有自身的问题，欧元区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是它一个致命的弱点。

　　第二个问题是欧洲内部的资本市场，无论从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还是其他金融市场，从深度和广度上还不如纽约。但如果英国一旦加入，伦敦的金融中心立刻就能跟纽约抗衡，甚至超过纽约。我们知道，布朗当首相之前是财长，他当财长那几年，所做的主要的工作就是提升伦敦金融中心的地位，他做了很多工作，比如适当放宽公司上市的门槛，降低甚至减免交易的手续费、改善伦敦金融城的基础设施等等。

　　南方都市报：若英国加入欧元区，那欧元对东欧、南欧等国家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将进一步增强，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加入。

　　向松祚：欧盟现在是２７个国家，目前加入欧元区的是１５个，还有１２个没有加入。尽管这些没加入的国家都不大，但１０几个国家加起来影响力也不容小视。这12个国家会陆陆续续加入欧元区，因为加入欧元区需要满足很多政治经济方面的条件，包括财政政策、税收政策、投资政策、劳动力政策等等，互相之间要协调的，要满足欧元区规定的标准。各国是否选择加入欧元区，主要是从经济金融利益方面考虑的，周边国家逐步加入欧元，对他们是非常有利的。欧元刚刚诞生时，有一些学者（主要是美国）认为欧元区无法持久、难以运转，理由是各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环境差距那么大，单一货币把这些差别如此大的国家捆绑在一起，采取同样的货币政策，一遇到经济困难，各国手脚被束缚住，到时各国就可能放弃欧元，欧元区就可能分崩离析。然而，我们看到：经过了十年，欧元区运转良好，尽管目前又有议论，说欧元区难以经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我相信：欧元区不会分崩离析，而且随着加入的国家越来越多，走回头路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

　　南方都市报：那么日元呢，经过这次金融危机，日元区会不会扩大？

　　向松祚：日元区扩大的可能性已经非常微小。上次我们已经深入聊了日元国际化为什么没能成功。它的经验教训值得深入总结。第一、1971年之后，日元被迫实施浮动汇率，币值高度不稳定；第二、1980年之后，美国“鞭打日本”（Japan-Bashing)的基本国策迫使日元形成长期升值预期，反过来迫使亚洲国家无法将货币与日元挂钩；第三、美国的掣肘和干预；第四、亚洲各国对日本的不信任。从目前的现实看，日本将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继续支持美国和 IMF的方针，日本已经同意借给基金组织1000亿美元。

　　建立大中华货币区的条件逐渐成熟

　　南方都市报：你近期提倡要先建立“大中华货币区”，从历史经验看，建立一个货币区，需要那些条件？

　　向松祚：从历史上看，国际货币区的形成主要有客观和主观两种力量来推动。我曾经将国际货币演变、尤其是大国货币演变或形成的客观力量概括为“大国定理” 或“帝国定理”。大国定理总结了大国货币形成的主要客观条件：第一、大国货币需要有一个强大稳定的政权来支持；第二、大国货币之核心国家（发行国）要有创造巨大财富的资源条件和科技实力；第三、要有相对完善的支付体系；第四、区域内要有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第五、大国货币或储备中心国家的货币，其币值必须相对稳定。

　　从主观力量上而言，一个国际货币区的形成，首先是区域内的领导人要有推进货币区的强大政治意愿，要具有长远战略眼光、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巧妙决策，需要非常高超的政治技巧：其次，货币金融合作的起点是经济贸易的合作，货币金融合作的目标还是要进一步有力促进贸易和经济合作，是要促进真实财富的创造；第三、区域内各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要有约束和克制。前面已经阐述，任何货币区或任何货币本位，都需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配合。不管采取哪种货币本位，如果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乱来，都要崩溃。要形成货币区，区域内国家或地区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遵守一些普遍的准则，要有约束；第四，货币区域内的国家或地区，尤其是核心国家要又合作、宽容、援助、牺牲的精神。

　　构建、推进和扩大货币区，历史上有很多丰富的经验。历史上的英镑区、法郎区，二战期间希特勒主政德国时的马克区，一战之后逐渐形成并最终主导世界的美元区，以及1999年诞生的欧元区，为我们深刻理解国际货币区的形成原理和运行机制，提供了异常丰富的经验。

　　首先，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一个货币区对于整个地区，特别是对于中心国家，意味着政治、经济、金融、外交和整个国际战略上的巨大利益。这个利益之巨大，怎么说都不过分。我们只有从国家最高利益的战略高度，最充分认识到货币区的巨大利益，才会有巨大动力来推动货币区的形成。货币本身是人类自身的一个制度安排，是人类的一个发明，或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制度的发明、创造和演变是需要人类的主观能动性的，而不完全是奥地利学派主张的那样，是一个自然演变、自发自在、似乎完全自动的过程。

　　历史上所有伟大货币区之所以能够成功构建和有效运转，都是雄才大略、高瞻远瞩的伟大政治家直接推动的结果。我只想简单谈谈欧元的例子。欧元的成功诞生，是欧洲几代杰出政治家不懈努力的结果。包括德罗尔、施密特、德斯坦、密特朗、科尔等等；是无数天才学者不懈努力的结果，包括“欧元之父”蒙代尔。几代政治家不懈努力推动欧元区的形成、推动欧洲货币一体化和单一货币，具有异常深远的历史和政治背景。毫无疑问，没有几代杰出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欧元是不可能成功的。

　　历史上欧洲各国之间打打杀杀，数百年、上千年没有了结。二战将欧洲彻底毁灭，要是没有美国的慷慨援助，欧洲恢复不会那么快。痛定思痛，欧洲政治家和无数有识之士认识到，欧洲不能再次陷入相互残杀的地狱深渊了。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欧洲需要全方位的利益整合和相互依赖。从贸易、货币、金融层面整合欧洲，最终实现欧洲的政治整合，是欧洲特别是德法政治家的宏大战略。其实，欧元区的形成应该追溯到1956年的《罗马条约》，是从贸易整合开端的。

　　要形成货币区，各国首先要对货币区能够带来的巨大利益形成共识。要能够约束本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逐步实现构建货币区需要满足的各项条件。欧洲各国在这方面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历史经验。当年欧盟关于货币整合的各种规定是非常严格的。马斯特利赫特条约对于每一个国家的财政赤字、债务、通胀、税收等各方面的指标，都有非常严格的标准和限制。只有满足这些条件才有资格加入欧元区。

　　牵头构建货币区的国家的确需要有大国风范，需要有一点儿牺牲精神。欧元货币区要求的那些条件是很严格的，像意大利当年的财政赤字很多，债务很大，怎么办？这时中心国家必须就要有点牺牲精神，德法当年曾经给予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多方面的支持和援助，帮助这些国家改善基础设施，降低政府赤字。

　　美元区的形成就更是如此。美国在推进美元区和美元霸权的过程中，采取了数之不尽主动措施，有时甚至主动做出了很多牺牲。比如出兵参加一战，二战结束之后实施马歇尔计，给欧洲高达130亿美元的援助。马歇尔计划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经济援助计划是极其庞大的数字。按现在币值来计算算，马歇尔计划相当于今天的5000-6000亿美元，而且相当部分是援助给德国。公正地说，马歇尔计划最充分体现了美国的大国风范和恢宏气度。按说德国是战败国，是二战主要的挑起者和罪魁祸首，应该给战胜国（主要就是美国）巨大的赔偿。然而，美国政治家吸取了一战之后凡尔赛合约的教训，没有向战败国索要高额战争赔偿，反而是给予大量援助，帮助欧洲迅速恢复经济和社会稳定。当然，冷战和铁幕降临是大的背景，但坦率地说，苏联并没有美国那样慷慨，反而是不断地从卫星国索取。今天很多历史学者都认为，马歇尔计划太伟大了，它真正确立了美国的霸权地位，不仅是实力上的，而且是道义上的霸权地位。我要强调的是：马歇尔计划在推动美元成为全球主导货币的过程中，是一个关键因素，是关键力量。因为你接受我的援助，买卖当然就全部用美元结算，而且别人都是心服口服，心甘情愿。美元区得以迅速扩大，与马歇尔计划关系极大。

　　南方都市报：那么，在你看来，建立大中华区货币区的条件成熟了嘛？

　　向松祚：对于人民币的国际化战略，我建议首先建立大中华货币区，再过度到整个东南亚货币区，第三步可以扩展到其他国家，譬如有可能扩展到澳大利亚、韩国、中亚国家，甚至日本。现在台湾地区、港澳、新加坡以及东盟这些国家，与中国的经济关联程度已经相当高。大陆是台湾、香港、澳门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也是越南、柬埔寨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泰国、缅甸、新加坡的第2大贸易伙伴，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的第４大贸易伙伴。很多数据表明，这些地区和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和经济的整合程度，事实上跟欧元区差不多，甚至超过北美自由贸易区。我们知道货币的整合，货币区的建立一定要有物质基础，就是说，构成货币区的各个地区和国家之间，在贸易、资金和劳动力这几个方面要有相当的整合程度。产品、生产要素、劳动力没有相当程度的相互流通或贸易，怎么建立货币区？因为货币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

　　目前台湾、香港、新加坡（澳门更不用说）经济、金融对大陆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贸易、劳力、资本往来与日俱增。未来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更要依靠大陆的市场。东盟各国对中国基本上都是贸易顺差，就是因为中国跟这些国家买得多，它们的原材料和好些产品的市场在中国。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中国的市场，这是一个现实。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人口就意味着市场，中国接下来要要把经济发展的战略转向内需，可能要进口更多，尽管最近进口下降幅度很大，但这只是短期现象。

　　现在台湾人民都明白，台湾经济靠谁？主要靠大陆。举一个小的例子，大陆的市场对台湾的水果开放，一下子就把台南果农的问题解决了，至少帮助非常大。

　　所以说，大中华地区、大中华和东南亚地区之间，贸易整合程度已经相当高，对于构建货币区，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条件。也就是说：中国现在已有能力作为一个大的货币经济区的中心国家。

　　第二个条件，大中华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接近8%，是世界第四大经济区，仅次于日本，很快会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区。

　　第三个条件是大中华货币区内都说同一种语言，这一便利是促进区域内经济、金融整合的最重要条件。

　　第四个条件是大中华区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集中起来将是全球货币体系非常重要的力量和谈判筹码。随着香港经济越来越依赖大陆，港币与美元固定的联系汇率制度已经越来越不符合现实需要，港币转而与人民币挂钩势在必然。

　　第五个条件是：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人民币已经赢得了周边国家的高度信任，这是非常好的现实和非常重要的条件。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不仅如此，相对于世界上很多国家来讲，中国的货币环境是很稳定的。虽然2005年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以来，人民币的币值受到影响，但如果你看数据， 2005年之前的十年，中国货币环境之稳定性甚至超过了美国、欧美和日本这些国家。这是人民币赢得信赖的非常关键的一环。现在少数国家已经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比如马来西亚。大陆的银联卡、信用卡支付和清算业务已经扩大到周边许多国家。此外，大陆也已和东南亚多国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包括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日本和韩国等。

　　在某种程度上周边国家已愿意接受人民币，这一点非常重要。

　　第六个条件是：中国现在至少拥有两个区域性金融中心，有可能很快发展成为两个世界金融中心。一个是香港，香港已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虽比不上纽约、伦敦，但超过东京是有可能的。香港经济发展的战略重心就是怎样维护和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还有一个就是上海。央行在上海设立总部，表明中国希望把上海建设成为一个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未来在中国的版图内，要集中发展一个金融中心还是同时发展两个金融中心，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是中国总体经济金融发展和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个人认为：从经济总量上，从未来发展上看，中国完全有能力构建两个国际金融中心，但香港和上海在功能上可以有所分工。

　　南方都市报：具体如何分工？

　　向松祚：今天主要讨论货币区的问题，不能详细谈金融中心问题。比如说可以把外汇市场、期货市场和债券市场侧重放在香港，股票市场侧重放在上海。若一个区域之内有两个重要的金融中心，再加上新加坡，也算是大中华货币区的一个金融中心。这对周边国家是极具吸引力的，周边东盟这些国家，甚至包括韩国，澳大利亚，他们没有条件建立重要的金融中心。金融中心一定要求资本市场的广度、深度和规模足够大。当然上海要建设成国际金融中心，还任重道远，中国现在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很多方面还不是很成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大中华货币区有这么个庞大的经济规模，就有足够的可能性去构建国际金融中心。同时，这次金融危机后，华尔街金融模式的重建历程（尤其是去杠杆化和改革监管体制）将相当漫长，客观上也给香港、上海、新加坡金融中心的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机遇。

　　从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竞争这个战略高度来讲，构建一个大的货币区是中国的国家战略需要，是中国最高的战略利益之需要。当然，政治家没有强烈的愿望，没有伟大的政治家和学者去主动推动，即使具备客观条件，货币区也不会自动形成。我们的政治家确需要大幅度提升对于货币区巨大利益的认识，对于人民币国际化重大意义的认识，对于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重要性的认识，这可以说是推进大中华货币区、东南亚货币区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最重要的条件。

　　建立大中华货币区的障碍

　　南方都市报：我们知道，要想说服港澳台、新加坡加入大中华货币区，或者别的国家加入东南亚货币区，必须让它们看到加入的好处和利益所在才行。加入大中华货币区，对这些国家和地区哟那些好处？

　　向松祚：最近我提出加速构建大中华货币区和东南亚货币区之后，好几个朋友说：这个问题只可以做，不能说。我非常尊重这些朋友的想法和意见，也明白他们的意思。然而，构建一个大的货币区，是一个划时代的事情，是人类货币体系的深刻变革，没有广泛深入的讨论或辩论是不可想象的，不可能单靠几个政治家秘密操作可以成功。如果不是收益大于成本，为什么要建立货币区？为什么要加入货币区呢？但是，对于货币区潜在的利益和成本，往往不是那么一目了然，需要学者们去深入细致的研究，去广泛地调查研究，包括对历史上各个货币区经验的仔细研究。我提出构建大中华货币区和东南亚货币区，主要是希望激发更多的人参与讨论，辩论各种可能的方案。欧洲构建欧元区，经历了差不多四十年才大功告成，中间有许多辩论和不同方案。蒙代尔1960年发表《最优货币区理论》之后，反对和主张欧元的人都拿他的理论为依据，吵得不亦乐乎。最终形成主流意见，才有了欧元区的诞生。我希望有很多人参与讨论，包括政治家、企业家和学者，都来贡献意见，看看建立一个货币区是否可行，哪种方案最合适。

　　至于建立一个大货币区的利益，我以为至少有十五项：（1）有力推动区域间的贸易往来。（2）有力推动区域间的直接投资资。（3）有力推动区域间的人力资本流动。4）显着减低区域间的汇率波动风险（欧元区的重要经验）。（5）显着降低区域内对其他国际储备货币的需求或依赖。（6）显着增加或提高区域内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和稳定性。（7）显着消除货币政策的随意性。（8）显着强化区域内财政政策的约束力（9）综合运用区域内力量应对经济金融震荡或金融经济危机。（10）显着提升区域内金融中心的地位。（11）显着提升区域内股票市场、货币市场、债券市场的广度和深度。（12）形成一个重要的货币区，吸引其他国家加入该货币区。（13）成为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力量，挑战美元和欧元的主导权。（14）能更好地实施区域内的经济金融援助。（15）有力促进台湾和大陆的最终统一。

　　南方都市报：那在你看来，中国当前要主导建立大中华货币区，主要面临那些障碍？

　　向松祚：首先，其他国家可能并不希望有一个大中华货币区或东南亚货币区。道理很简单，假若某个国家或地区能够垄断全球储备货币，那将是多么巨大的利益！美国是目前国际货币体系最大的受益者，她自然不会希望有更多货币区来挑战美元。历史上，各国之间围绕国际货币体系主导权之激烈较量，绝不亚于军事外交方面的较量。我们要是回忆一下1930年代美国、英国、法国之间围绕国际货币体系主导权的争夺，二战期间美、英之间围绕国际货币体系主导权的较量，我们就会看得很清楚。

　　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我认为构建大中华货币区和东南亚货币区的主要障碍是：（1）美国可能阻扰。我们需要回顾1940年左右罗斯福和丘吉尔之间、摩根索（美国财长）和霍普金斯爵士（英国财长）之间的讨价还价、凯恩斯和怀特之间的学术博弈，以及英国当年拼命扩大英镑区的经验，才能明白这一点。（2）日本可能阻扰，当然未来也可以邀请日本加入；（3）IMF可能阻扰。很多人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质上已经成为美国财政部的一个部门，它希望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任何事，都通过它来办。（4）区域内领导人对国际货币体系重要性认识严重不足，可能缺乏构建货币区应有的高瞻远瞩和胆魄勇气。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区域内领导人与英美领导人有显着差别。我们看看历史，英美和欧洲领导人极端重视货币金融，极端重视利用货币金融手段为本国谋取最大利益，过去他们对外扩张，基本上都是金融先行，但亚洲各国由于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多种原因，对货币金融似乎重视不够，对国际货币金融之重视和研究更是不足。譬如，中国这么一个大国，系统讨论国际货币金融历史的着作可以说少的可怜，国内经济学者里，对国际货币金融历史说的清楚的人，非常少。（5）与前面一点直接相关，就是我国历来对金融外交重视不够，可能不知道如何在美、欧、日和本区域内进行斡旋和协调。最近几年围绕人民币汇率的争论，说明我国非常缺乏优秀的金融外交人才。

　　大中华货币区的运行机制

　　南方都市报：那么，大中华货币区的具体运行机制是什么？

　　向松祚：今天只能谈一个大概。

　　短期而言，大中华货币区可以首先是一个固定汇率货币区。核心是：（1）港币、新加坡元、台币与人民币固定汇率。（2）人民币与美元固定汇率或与一篮子货币固定汇率。（3）建立区域内国际储备货币相互借贷优惠机制，以应对不同区域对区域外部的贸易和金融结算。（4）建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沟通协调机制（用一套指标体系来约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中期而言，可以建立区域内统一的货币单位，区域内货币都与该货币单位挂钩。同时建立一个区域内的中央银行或类似中央银行的机构，来管理货币单位、稳定汇率、管理和协调区域内的外汇储备。

　　长期而言，如果那时还不能形成某种世界货币，区域内可以考虑建立单一货币。

　　南方都市报：要建立大中华货币区，中国当下可以先从那些具体的操作做起？

　　向松祚：我想至少有如下十件事情可以开始做：

　　（1）中国牵头正式建立亚洲货币基金（譬如2000亿美元规模，与目前基金组织规模大体相等）。

　　（2）认真研究香港和上海金融中心如何实行分工合作，如何各有侧重。迅速加强两大金融中心的建设，尤其是加强和提升两大金融中心与纽约、伦敦、东京的竞争优势。

　　（3）尽快在香港建立人民币债券市场，这个事情，温总理已经宣布过了。（4）逐步完成港币与美元脱钩，转向与人民币挂钩。（5）尽快实施人民币台湾地区流通，这个措施也已经宣布了。（6）协调区域内银行和金融机构市场相互准入和监管细则。（7）协调区域内股票市场规则细节，逐步建立统一规则的区域内股票市场。（8）创造条件，鼓励东南亚国家公司到香港、上海上市；逐步引入其他外国公司到上海上市。（9）《清迈协议》多边化，这个措施也已经宣布了。（10）加快我国与周边国家贸易实施人民币结算的试点，目前已经开始，需要研究进一步推进和扩大范围之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