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沧海桑田即乡愁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8 19:06:02
余光中:沧海桑田即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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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光中

  余光中翻译的“王尔德四部喜剧”:《不可儿戏》、《温夫人的扇子》、《理想的丈夫》以及《不要紧的女人》。

  余光中祖籍福建永春,1928年生于南京,21岁时离开大陆到台湾,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其人“左手为诗,右手为文”,出版诗文及译著近四十种。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等多国语言,翻译作品极为丰富。著有诗集《舟子的悲歌》、《白玉苦瓜》、散文集《左手的掌纹》等。他被台湾文艺界尊称为“诗翁”。

  8月25日晚,满头白发的著名台湾诗人余光中现身大型诗乐晚会《深圳梦典》的舞台,用诗歌将这个属于鹏城而立之年的夜晚变得意义深长不同凡响。这是余光中先生第二次来深圳,他第一次来深圳是在三年前,他应邀在读书月期间登坛演讲。当时,深圳特区报记者曾与余光中先生就散文创作等话题进行了一次对话,而此次来深是为诗歌而来,于是,我们的访谈也自然而然地转向了诗歌。

  余光中回忆说,“我一生经营四大文类:诗歌、散文、评论、翻译,我把这称作自己的四度空间。而最早出道的,是诗歌。我的第一首诗《沙浮投海》写于南京,当时只有20岁。”老人家声音不高,思路敏捷,语言清晰,娓娓道来,于是,一位老诗人与诗相伴60多年的诗意人生,就此旖旎铺展开来。

  诗歌有国界

  记者:余先生,您是学外语出身,精通西方诗歌,同时对中国古典诗歌造诣极深,那么,您在诗歌创作中是如何把握中西方语言的差异呢?

  余光中:西方语言中代名词、介词很多,中文比较少。而且西方文字常常使用表示身份的字眼。中文说“我吃素”,只是一个短句;而比较西化的人会说“我是一位素食主义者”。像生物学家、宇航员这样表达身份的字眼,西方特别多。所以西方语言名词多,中文在这种场合一般不会用名词。“我吃素”,侧重于动作的表达。我自己写诗,也翻译了很多英美的诗,自己觉得就好像跟西方的武士打斗,只有学会他们的一招一式,才能让西方的好东西反过来进入我的诗,成为我写诗艺术的一部分。所以,我认为翻译对诗歌创作很有帮助。

  记者:那么您认为这两种语言载体中哪一种在诗歌当中更有力量?

  余光中:只能说中文的优点往往是西方语言所没有的,西方语言的若干优点也是中文所没有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贾岛的《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我在美国教中国文学的时候,直译给很多美国学生听。美国学生听得一头雾水,问我,为什么你们中文每一句话都没有主语?“松下问童子”是谁在问?“言师采药去”又是谁在答?“只在此山中”的人是谁?“云深不知处”是谁不知处?他们显得很迷惑,我说对不起,就把所有主词都填进去了,问他们还喜不喜欢:“我来松下问童子,童子言师采药去。师行只在此山中,云深童子不知处。”我想我们中国读者一定觉得还是五言比较好,改成七言就过于繁琐累赘,人称交代得太清楚,反倒没有韵味了。

  中文的美感来源于朦胧和散漫,否则李白那句诗“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就不会这么经典。他把水重复一遍重复得有韵味,没有用代名词。如果变成“抽刀断水它更流,举杯销愁它更愁”,这个味道就是英文的,不是中文。每种语言有独特的表达方式,写中文诗歌要发挥中文的优点,写外文诗歌要发挥外文的优点。

  记者:您先后几次赴美,创作上显然受到西方诗歌创作的影响。您曾说自己“笔尖所染,不是希顿克灵的余波,便是泰晤士的河水”。但您诗里也有“但丁荷马和魏吉的史诗,怎撼动你悲壮的楚辞”。这是您有意识的一种反证吗?您曾说过,相对于西方文化,中华文化更具有弹性。可否说明一下其中的道理?

  余光中:我不记得是在哪里讲过这句话,这当然是很主观的意见,应当是在一定的语境下讲的。西方文化也非常多彩多姿。不过,如果要讲弹性的话,我们中华文化最大的弹性,就是以儒家为主,以道家为辅,后来还加上佛家作为调剂。入世很深的人大都受儒家思想影响比较深,而在野或者失意的人,倡导出世的道家可以给他们以慰藉。其实在西方也是这样,现在很多西方国家是基督教国家,可是文学艺术绝对不能限制在基督教里,它有时会回到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传统中去。一个国家的文化有主流有支流,文学艺术往往从支流中吸收更多养分。这就构成了民族文化的弹性,能够允许多种支流共生。对于中华文化来说,就连外国文化也能够变成我们的一条支流。

  记者:那么是否可以说是东方和西方的融会贯通成就了您的诗歌艺术?

  余光中:我还不敢说融会贯通,只是接触得比较多,写诗的时候就能够作为一张王牌,至少是多了一个筹码。

  每个时代都有诗人

  记者:与您谈诗,总是无法回避您那首《乡愁》。温总理访美期间曾引用您的这首诗,使这首诗传遍世界,您也被冠以“乡愁诗人”的美名。其实我们也知道您的诗歌题材非常广泛,绝不仅限于一个“乡愁”的范畴。我们今天想问的是另外一层意思: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地球已经变成“地球村”了,互联网大大拉近了地域之间的距离,而城市化的加快也在消减着“故乡”的概念,在这种新的变化中,人们的乡愁意识会不会越来越淡?

  余光中:这也不一定。乡愁的格局有大有小,“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小而亲切;“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大而慷慨。境界有大小,感情则同其深长。当年,我是把个人的乡愁融入于海峡两岸更浩大的乡愁之中。如今,现代人也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乡情结。譬如一个广州人,在外国居住几十年之后回到广州去,心里也会产生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怀。乡愁不一定非得是“去国怀乡”不可。有一天当你回到家乡,看不到以前的熟人了;当你发现故居门前的大树、熟悉的街巷都找不到了,那你会不会感到一种惆怅呢?这不也是乡愁么?所以,我说乡愁不一定是地理上的,也可以是时间上的。老年人会怀念自己的青春时代,工业时代也会怀念农业时代,沧海桑田便有乡愁。

  记者:《乡愁》已经入选中学课本,成为教育学生们从小铭记祖国和亲人的教材。说到教材,我们知道您近年来多次呼吁,反对语文课本削减古典诗文。也正如您刚才所说,古典文学是一种养分,对现代文学而言,也可以说是一种乡愁。那么,您作为一直在教书育人的老教师,对于两岸的语文教育有何看法?

  余光中:我发现大陆的语文教科书跟台湾有很大的区别。大陆的教科书有三个单元,台湾是两个,只有古文和现代文。你们从小学起到初中高中,多出来的第三个单元就是世界文学。在大陆的课本中,不单有欧美大国的文学作品,还包括日本、第三世界、南美洲、欧洲小国的民族文学。这些国家的民歌、童谣都纳入了国内的教科书,这样学童从小就能接触世界文学,这一点很了不起。在台湾,世界文学大概只会在英文教科书里才出现,而且不多。这个优点我要向台湾很多国文老师介绍。而对于古典,以前台湾的中学国文课本,文言和白话文的比例是65∶35。两千年的古典文学只占65%,一百年的白话文学就占了35%。对新文学来说已经足够重视了,还要再去削减古典诗文的分量……

  记者:您的意思是,中国古文和诗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削弱这一方面有些不恰当?

  余光中:对。台湾国文课本原来还有一项中国文化基本教材,教授《论语》、《孟子》这些经典。前几年,台湾将它变成选修而不是必修,其实就相当于把它去掉了。有组织呼吁反对教育当局的作为,可是现在也没有完全挽回。很多人都认为古文就是落后保守的象征,其实不然。古人几千年的智慧结晶都凝聚在古文里了。何况古文作为语文表达的工具,自有它的美感和价值,不能轻言抛弃。我相信文言底子比较好的人写文章会更加简练,也会更优美一些。

  记者:国内诗坛,好像从来就没有哪个诗人能单纯靠写诗,过上有质量的生活。有人说,靠写诗是活不下去的。您怎么看待当下诗歌的创作困境?诗歌的发展前景是否有些黯淡?

  余光中:对于一般的大众,流行歌的歌词已经足以令他们陶醉了,那就是他们的诗歌。另一方面,还有小众的文化界,趣味相投的人会自发聚到一起,阅读一些大众很难接触到的东西。社会越自由,生活越灵活,小众化的现象就会越来越显著。很多人无事的时候会去旅行,也有人会去玩车,总之不读文学。其实这都没有错,这说明人们的生活范围变广了。在我读中学的时候,下了课百无聊赖就读读旧小说,看《水浒》、《红楼》、《西游》……这些爱好都还在文字的范围内。现在不同了,大家的兴趣爱好更多地扩展到文字范围以外,网络也横空出世了。所以,如今诗道并不昂扬。朦胧诗出来的时候,《诗刊》每期能印四五十万份。成都的《星星诗刊》,每期印二十万份,现在印量锐减。另外,现在文学书里面,译著多如繁星,也来抢占中文写作的市场。《哈利波特》来了,《达芬奇密码》来了,来自国外的竞争在台湾香港同样厉害,这相当于大家都不愿意买国货而去买洋货。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一切也不完全是时代的错。古人并不见得就很满意他们当代的诗人啊,李白诗里讲,“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从建安到盛唐,他觉得这些文学都不够好。其实,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诗荒之叹”,但是每个时代也都产生出自己的诗人。在我看来,当代的诗人们不应该抱怨,要抱怨的话,只能怨自己写得不够好!

  会再为深圳写一首诗

  记者:近三年中,您两次来到深圳,能否谈谈对这个城市的印象?我们还读过您30多年前,从落马洲眺望深圳所创作的诗歌《独白》,您能不能谈谈当时的背景?

  余光中:那时候我正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大陆文革的余波未平,当时深圳这只大鹏还没有起飞。而我自己怀乡之情郁郁垒垒,望着深圳河的对岸,心里有很多感慨,就写成了一首诗。当时写文章写诗,很多作品的中心思想是否定文革的,于是就有一些偏激的香港友人说我是反华反动的。谁知三十年过后,现在又倒过来了,说我是爱国诗人,其实我从不曾改变。《独白》就写在这种情形之下。《独白》这个题目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说自言自语,自说自话,其二是说有时候处于孤立的状态,面对众人的围剿,我以独自一人之“白”,来对抗四周之“黑”,就好像屈原那样,有点“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意味。

  说到深圳,我这是第二次来。第一次是2007年第八届深圳读书月邀请我来演讲,那次我去深圳书城买了好几本书。我觉得深圳对文化非常重视,为了提升文化,请了不同背景的人来演讲,给市民讲述一些不同的观点,非常好。隔开多年,现在再看深圳,可以说是沧桑巨变。深圳是个全新的都市,有许多别具一格的建筑,整座城市洋溢着蓬勃的朝气。我很喜欢这座城市。我想我有机会,会再为深圳写一首诗。(侯军 刘静)

  被《乡愁》遮住的另一张脸

  8月25日夜,深圳音乐厅座无虚席。当白发苍苍的余光中上台的时候,聚光灯下,这个清癯瘦小的老人不显老态,甚至带出些许少年儿郎的佻脱之气。他指着席间某处,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今晚,新娘也在这里,和我们在一起。”灯光并没有适时地追过去,众人没有看清余夫人范我存的样子。但满场掌声响起,持续良久,足以应和这位82岁老人的浪漫情怀。接着,老人家情真意切地为夫人朗诵了一首多年前写的纪念30年婚姻的诗作《珍珠项链》。全场一千多深圳观众与余夫人一起分享了这份特殊的感动。

  我们的采访是在演出前夕几小时进行的。余夫人一直陪伴在侧。因采访时间紧迫,我们的提问连珠炮一般,但两位老人满脸和蔼,回答问题不徐不疾,一副气定神闲成竹在胸的从容与淡定,让我们充分感受到儒雅和沉静的大家风范。

  余光中不算文如其人的典型代表。虽然他不少诗歌清丽婉约,阴柔妩媚。但更为人称道的是他那些大气磅礴张扬奔放的作品。由文窥人,实在是难以一言贯之。性格里的某些端倪或者可以从他的诗作里寻找。余光中喜欢李白,屈原,苏轼这样个性又豪放又悲悯的类型。尤其李白。余光中认为李白胸中有浩然气在,不比杜甫的满怀沉郁。所以,他一气写了三首诗致献《寻李白》、《戏李白》、《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而杜甫在他的《寻李白》里则被戏称为“杜二”。由此可以推断出余老的性格底色。

  余光中本次虽然将王尔德的四部喜剧中译本签约转让内地,但王尔德的生活观他一点也不认同:“王尔德说,‘我的一生,写文章只是用点本领,过日子用的才是我的天才。’我倒觉得过日子就该省点气力,不要太有侵略性,能够平稳过就行了。反而要把激情与妙想多花在写作中。”这闲闲一句,倒是恰好用来验证余老的生活态度。虽然他少年时期生逢离乱,但此后的生活算得上平稳安定,多年游学海外,伉俪情深,四个女儿也是学有所成。相比同时代的学者和诗人,已逾古稀的他著述颇丰,涉猎极广,创造力和想象力依然不减当年。

  晚会上,余光中终究没有亲自念诵《乡愁》。虽然在座很多人都是冲着他的《乡愁》而来。“《乡愁》这首诗,像是他的名片,把他的整张脸都遮住了。”研究余光中多年的香港作家联会副监事长黄维梁博士最后这样告诉我们,“‘乡愁诗人’这顶桂冠太小,他的诗歌天地,其实是非常广阔的。”

  是的,余光中的乡愁,在这个初秋之夜,依然淡淡地笼罩着诗人的面影。而且,势必将继续被人们传说下去。无论他本人愿不愿意,一首诗一旦成为时代的歌吟,它就不再属于诗人,而是属于大众了。(侯军 刘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