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生命的真意》12. 平衡理性和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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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东西。它在截然对立的极端里面工作。而我们思维的逻辑方式却总是选择一部分而否认另一部分。所以，逻辑以不矛盾的方式前进，而头脑以矛盾的方式工作。头脑在截然对立的极端里面工作，而逻辑的工作是直线的。
比如，头脑有两种可能性：生气或者宁静。如果你能够生气，那并不说明你在另一个极端也无法不生气。如果你能够被打扰，那并不说明你就无法宁静。头脑不断地以两种方式工作。如果你能够爱，你也能够充满恨。一种方式不会否认另一种方式。
但是如果你在爱，你开始认为自已没有恨的能力，那么恨就会在你里面积累起来，当你达到爱的顶峰时，一切都会垮掉。你陷入恨。不仅理性的头脑是这么工作的；社会也是这么工作的。西方已经达到理性思维的顶峰了。现在头脑的非理性部分将开始报复。非理性部分一直是被拒绝的体现，在过去50年里，它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着报复：通过艺术、诗取、戏剧、文学、哲学．而现在，甚至通过生活方式。所以青年的反叛实际上就是头脑的非理性部分在反叛过多的理性。东方可以帮助那些西方人，因为东方是以头脑的另一部分一一非理性部分生活的。它也达到了一个顶峰：非理性的顶峰。现在，东方的青年对共产主义比对宗教更感兴趣，对理性思维比对非理性的生活更感兴趣。依我看，整个摇摆不定的局面现在将会扭转过来。东方将会变得像西方，而西方将会变得像东方。
每当头脑的某一部分达到顶峰的时候，你都会走向对立面。历史上一直都在发生这种事增。所以现在在西方，静心将会变得更有意义。诗歌将会取得新的地位，而科学将会衰退下来。现时代的西方青年将是反技术、反科学的。这是自然的过程，是极端的自动平衡。
我们还没有能够形成一种人格，同时包容两极，既不是东方的，也不是西方的。我们总是只选择头脑的一个部分而让对立的部分挨饿。这样一来．反叛就是必然的。我们所发展的每一样东西都将被粉碎，头脑将走向另一极。这种事情遍布整个历史；它已经成为历史的辩证法。
对于现在的西方，静心将比思维更有意义，因为静心意味着不思维。禅将变得更有吸引力，佛教将变得更有吸引力，瑜伽将变得更有吸引力。这些都是对生命的非理性的态度。它们不强调概念、理论、神学。它们强调的是一种深深地进入存在的热情，而不是进人思维。依我看，技术对头脑的控制越大，另一极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大。
西方青年的反叛是很有意义的，非常有意义。那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整个意识的转折。现在西方无法依然故我了。一场深深的危机已经来到。现在西方将不得不转入另一个方向。
整个西方社会现在都很富裕。过去有一部分个人是富裕的，但是从来没有整个社会都富裕的时侯。当一个社会变富裕了，财富就会失去它们的意义。只有在贫穷的社会里，它们才有意义。而且即使在一个贫穷的社会里，如果有人真的富起来了，他也会感到厌用。一个人越过感，他感到厌倦的速度就越快。佛陀就这么厌倦了。他离开了一切。
当代青年的整个态度就是对空洞的财富的一种厌倦。青年在离开社会，他们将继续离开，除非整个社会重新变得贫穷。这样他们就没有能力点开了。这种离开、这种抛弃只能在富裕的社会里存在。如果这种行为走到极消，社会就会衰退。于是技术得不到发展，如果这种情况发展下去，西方或会变得匾今天的东方一样。
在东方，他们正转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将创造一个像西方那样的社会。东方在转向西方，西方在转向东方，但它们的毛病还是没有改变。依我看，毛病就是不平衡，就是接受这个而否认那个。
我们从未允许过人的头脑完全开花。我们总是选择一部分而反对另一部分，以另一部分为代价来选择一部分。这问是我们的烦恼。所以，我既不赞成东方的方式，也不赞成西方的方式。我两个都反对，因为它们都是部分的态度。一个人应该既不选择东方，也不选择西方；它们两个都失败了。东方因为选择宗教而失败，西方因为选择科学而失败。除非发挥两个，否则无法摆脱这种恶性循环。我们可以变化——从一极变到另一极。如果你在日本谈论佛教，没有一个年轻人会愿意听。他们对技术感兴趣，而你们对禅的佛教感兴趣。在印度．新的一代至少对宗教不感兴趣。他们对经济、对政治、工程、科学感兴趣——对宗教以外的一切事物感兴趣。西方青年对宗教感兴趣，而东方青年对科学感兴趣。这只是把担子从一头换到另一头来挑。过去的谬误依然存在。
我对完全的头脑、对既不是东方也不是西方的头脑感兴趣，那就是一个人——一个地球头脑。用头脑的一部分来生活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你想用两个部分生活，你就不得不生活得非常不一致——表面上当然是不一致的。在较深的层面上你将有一种和谐、一种灵性的和谐。
人在灵性上依然是贫穷的，除非相反的一板也成为他的一部分。这样他就变得富有了。如果你只是一个艺术家而没有科学的头脑，你的艺术就必然是贫穷的。只有当对立面存在的时候，你才会富起来。如果这个房间里面只有男人，房间就会缺少点什么。女人一进来，房间在灵性上就变得丰富了。现在，对立的两极都在这里。整体扩大了。头脑不能固定。如果一个数学家能够进人艺术的天地，他就会更加富有。如果他的头脑能够自由离开他的主要固着，然后再回过去，他就是一个比较富有的数学家。通过对立面，一种交互繁育发生了。你开始用一种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事物。你的全部洞察力都将变得更加富有。
一个人应该同时拥有宗教的头脑和科学的训练，或者科学的头脑和宗教的训练。我看这里面没有什么天然的不可能性。相反，我认为如果头脑能够从一极移到另一极；它就会变得更有活力。对我来说，静心意味着一种深入所有方向的能力、一种解脱所有固着的自由。
比方说，如果我变得太逻辑了，那么我就会变得罚措践即诗歌。逻辑成为一种固着。然后当我听诗歌的时候，我的固执在那里，诗歌就显得十分荒唐。并非因为诗歌是荒唐的，而是因为我对逻辑有一种固着。从逻辑的立场来看，诗歌是荒唐的。另一方面，如果我变得团着于诗歌，那么我就会开始认为逻辑只是功利主义的东西，它没有深度。我开始对它封闭起来。
这种一部分被另一部分否认的事情历史上一直都在发生。每一个时期、每一个民族、世界上的每一个地区、每一种文化都只选择一个部分，然后以它为中心塑造出一种人格。这种人格是贫乏的，缺少很多东酉。在灵性上，东方没有富有过，酉方也没有富有过。它付］不可能富有。富有来自于对立、来自于内在的辩证。对我来说，东方不足取，西方也不足取。
我们必须选择一种不同的头脑品质。我说这种品质的意思就是：一个人自己歇下来了，没有选择。一棵树在生长。我们可以把它所有的枝条都砍掉，只留下一根，让树只往一个方向生长。它将是一棵非常可怜的树，非常难看，而且最终它必然会陷入深深的困境，因为一根枝条无法独自生长；它只能在一群枝条中生长。总有一天，这根枝条将感到自己已经走到了尽头。现在它不能再生长下去了。对一棵树来说，真正的生长必须让它往各个方向生长。只有这样，树才是富有的、强壮的。
人的灵魂必须像树一样地生长：往各个方向生长。我们必须停止这种我们不能往对立的方向生长的观念。事实上，我们只有往对立的方向生长，我们才能生长。直到现在我们总是说一个人必须专业化，一个人必须只往一个特定的方向发展。于是就发生了那些丑陋的事情。一个人往一个特定的方向发展，然后他开始缺少什么。他成了一根枝条，而不是一棵树。甚至这根枝条也是弱不禁风的。
我们不仅在砍伐头脑的枝条，我们还在砍伐头脑的根。我们只允许有一条根须和一条树枝，所以全世界都充满了饥饿万分的人：在东方，在西方，在每一个地方a于是那些东方人被吸引到西方，西方人又被吸引到东方，因为人总是对他没有的东西产生兴趣。因为肉体的需要．东方开始对西方产生兴趣。因为灵魂的需要，西方开始对东方产生兴趣。然而，即使我们改变位置、改变态度，这种毛病还是老样子。那不是一个改变位量的问题；那是一个改变整个观念的问题。
我们从来没有接受过一个完整的人。有些地方不接受性。有些地方不接受世俗。有些地方不接受感情。我们从来没有强壮到足以接受人的每一个方面，没有谴责，允许人往各个方向发展。你越往对立的方向生长，你的植株就越大，你的财富、你的内在的财富就越多。我们的观念必须全部改变。
我们必须从过去走到未来——而不是从东方走到西方，也不是从一种存在走到另一种存在。问题十分艰巨，因为我们的分裂已经很深了：我不能接受自己的愤怒，我不能接受自己的性，我不能接受自己的肉体，我不能完全接受自己一有些东西必须被否认、被抛弃。这是邪恶的、这是坏的、这是有罪的…··我必须继续砍伐多余的枝条。很快我就不是一棵树、不是一个活物了。而且我整天都在担心那些被我锯掉的枝条还能不能重新长出来、冒出来。
一个人必须接受人的全部可能性，把他内在的每一样东西都带上一个顶峰，同时R有任何不一致的、矛盾的感觉。如果你不能真实地生气，你就不能受。然而直到现在，这始终都是我们的态度。我们始终认为，如果一个人没有能力生气，那么他的爱就比别人更多。
可是，假设这棵树长在墙脚下，它的枝条就不能发育了，因为墙在那里。如果树的旁边有一堵地，它怎么才能生长呢？
我们周围有很多墙。但是那些墙都是由树造成的，不是由别人造成的。这些树一直都在支撑这些场。这些激的存在完全依靠它们的合作：这些树一旦不再愿意支撑这些墙了，它们就会倒下来、瓦解掉。
我们周围的这些墙都是我们的创造。因为人类头脑的这些态度，所以我们创造了这些治。比如，你教育你的孩子不要发火．你告诉他如果他发火了，他就不是一个有爱心的孩子。于是你在他周围创造出那些旧，它们告诉他他必须回以他的愤怒，而你却不知道如果他压制他的愤怒，那么他的爱的能力也将同时遭到毁灭。愤怒和爱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它们是同一棵树上的两根枝条。如果你砍掉一根，另一根就会在日下来，因为每一根枝条里面流的都是同样的元气。
如果你真想训练你的孩子，让他过一种比较好的生活，你就会教育他要真的生气。你不会说：“不要生气。”你会说：“当感到生气的时候，要真的生气；要彻彻底底地生气。不要为生气感到内疚。”与其告诉他不要生气，还不如训练他正确地生气。该生气的时候，他就应该真的生气，不该生气的时候，他就不应该生气。爱也一样。该爱的时候；他就应该真的爱；不该爱的时候，他就不应该爱。
这不是一个在生气和爱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问题在正确和错误、真实和不真实之间。愤怒必须被表达出来。一个孩子，当他真的生气的时候，他是很美的——一阵突发的能量和生命的激流。如果你扼杀愤怒，你就是在扼杀生命。他将变得软弱无力。就他的整个生命来说，他无法活泼起来；他将是一具行尸走肉。
我们不断地创造各种概念来创造各种围墙。我们发展各种态度、意识形态来创造各种围墙。这些围墙不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它们是我们的创造。我们一旦觉知起来，这些围墙就会消失。它cite存在是因为我们。可是，假设这棵树、这个人在根本上有障碍呢？这样他就无法改变了。不是因为他不想改变，而是因为他无法改变。障碍不是问题。如果整个社会是活的．我们就能医治他们。我们可以分析他们，帮助他们。他们必须得到帮助；他们自己什么也做不了。
比如，一个妓女的儿子之所以是有障碍的，是因为我们的道德观念。他对某些他完全没有责任的事情感到深深的内疚。他怎么可能阻止他的母亲曾经是一个妓女呢？他对此又能怎么样呢？然而社会对这个孩子始终另眼相看。他将继续悔恨自己是一个妓女的儿子，直到我们对性产生一个不内疚的态度为止。因为我们把婚姻弄得很神圣，所以卖淫必然被视为一种罪恶。然而卖淫的存在是因为婚姻的存在。它是整个婚后系统的一部分。
就像人的头脑那样，永久的关系是不自然的。一个人将无限期地跟同一个人生活在一起，只因为法律要求他这么做。这不应该是法律。它不应该强迫我：如果我今天爱这个人，我明天也得爱这个人。这不是自然对我的要求。没有什么内在的必然性说明天这种爱情还会在那里。它可能在；也可能不在。你越强迫它在那里，它就越不可能在那里。然后卖淫就从后门溜进来了。除非我们有一个社会允许自由的关系，否则我们不可能结束卖淫的现象。
如果一种关系在继续，你对它的感觉就会很好；你的自我的感觉就会很好。为了实现你的自我——你是一个忠诚的丈夫或者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妻子——妓女必须受到谴责。于是妓女的儿子也必须受到谴责，然后它就变成一种疾病。他的里面形成了一种病态。但是这些都是特殊情况。如果某个人在医疗上或者心理上有病，我们就必须帮助他、治疗他。然而整个社会并不是这样。百分之九十九的障碍都是我们创造的；百分之一是例外。
这百分之一根本不是问题。如果社会的百分之九十九改变了，那么百分之一也会受到它的影响。我们还无法确定你的生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头脑的制约。我们了解得越多，我们就越吃不准这一点。很多生理疾病的存在或许就是因为你的头脑。除非一个人的头脑是自由的。否则他就不能说他的病因一定在肉体上。
所以，有很多疾病都只是人类的现象。动物不生这些病。跟人类相比，动物更加健康．疾病更少，也没有那么丑陋。实在搞不但为什么人类就不能更有活力、更加美丽、更加健康。我们经过了一万年的训练，这种长期的头脑的训练或许就是问题的根源。可是，当你自己也是这种模式的一部分时，你连想都不可能想到这一点。
有很多生理疾病的存在都是因为头脑的缺陷。而且我们还在损坏每一个人的头脑！在孩子的一生中，前七年的意义最为深远。如果你损坏他的头脑，以后你就很难再去改变它。可是我们还在继续损坏．而且是好心好意地。心理学越是深入人心，似乎就有越多的家长不知不觉地变成了罪犯，就有越多的老师和教育系统不知不觉地变成了罪犯。他们也曾经受到老一辈的折磨。他们只是在传递这种疾病。
不过现在有了新的可能性。尤其是在西方，人第一次从日用需求中解脱出来。现在我们可以对头脑试验一些新的可能性。以前不可能做这些试验，因为肉体的需求是一到很沉的担子．远远没有得到满足。但是现在有可能了。我们生活在一次深刻的革命的起点上，人类历史还从来没有碰上过这样的革命。现在，意识的革命是可能的。依靠更多的认识和了解的工具，我们可以改变。我们将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这种可能性对于我nJ是存在的。如果我们敢这么做，如果我们有勇气，它就可以变成现实。
整个人类都处于生死攸关的当头。我们不是回到过去，就是走向新的未来。这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也不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这些问题现在都过时了。
危机就在身边。要么我们不得不决定我们希望拥有一种荷的意识，并且为此修行，要么我们不得不倒退，回到旧的模式里去。倒退也是可能的。每当出现危机的时候，头脑总是倾向于倒退。每当你面对无法面对的事情时，你总是倒退。比方说，如果这所房子突然失火了，你马上就变得像孩子一样。当房子失火的时候，你需要更多的成熟、更多的理智，你的行为需要更多的觉知，你反而倒退成五岁的孩子，然后开始到处乱跑，为自己制造更多的危险。
令人遗憾的可能是；如果我们试图创造一个新人类，我们就要面对一个全新的局面——我们可能会倒退。甚至还有一些预言家在宣扬倒退。他们希望过去回来：“黄金时代在过去。回去吧l”但是在我看来，那就是自杀。不管可能多么艰难困苦，我们都必须进入未来。
生命必须走向未来。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存在方式。我希望它能够发生。而西方必须成为它发生的土壤，因为现在的东方只是300年前的西方而已。生计和存活的问题沉重地压在东方人的肩上，但是西方已经完全没有这些问题了。当西方青年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我总是发觉他们既可以进步也可以倒退。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一直都在倒退，他们的行为跟孩子、阳原始人一样。这不好。他们的反叛是好的，但他们的行为必须像新人类，而不是像原始人。他们必须在自己的内在为一种新的意识创造各种可能性。
他们却只是一味地麻醉自己。原始人的头脑总是救药物迷住、被药物催眠。如果那些抛弃西方社会的人开始表对得像原始人一样，那就不是一种反叛，而是一种反应、一种倒退。
他们的行为必须像新人类。他们必须向着一种新的、全然的。全面的意识前进，接受人的所有不一致的可能性。动物和人的区别就在于：动物的可能性是固定的，而人的可能性是无限的、但是它们只是可能性而已、人可以成长，但是这种成长必须得到帮助。我们必须在全世界开设这种能够帮助成长的中心。
头脑必须接受逻辑的。理性的训练，但它同时也必须接受非理性的、无理性的训练。理性必须接受训练，同时感情也必须接受训练。理性的训练不应该以感情为代价。怀疑必须在那里，信任也必须在那里。没有任何怀疑的信任是容易的，没有任何信任的怀疑也是容易的。但是这些简单的套路现在不管用了。现在我们必须创造一种健康的怀疑、一种持久的怀疑，怀疑的头脑和信任的头脑必须同时并存。我们的内存在（inner being）必须能够从一端移到另一端：从怀疑移到信任，然后再移回去。在客体的研究上，一个人必须是怀疑的、小心的、谨慎的。但是在与此相连的另一个向度上，信任却提示你不要怀疑。两者都是需要的。
问题在于怎样同时创造相反的两极。这就是我所关心的。我会不断地创造怀疑，又会不断地创造信任。我看不出这里面有任何天生的矛盾，因为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运动，从一极移到另一极。我们越是固定在一个极端上，它就变得越困难。比如，在西方，你养成了剧烈活动的习惯。然而你总是睡不好。当你开始睡觉的时候，头脑需要从活跃的状态进入不活跃的状态，但是它做不到。你在床上翻来复去；头脑继续兴奋不已。为了睡觉，你不得不吃安眠药。但是强制性的睡眠不可这让你得到很好的休息；它只是表面的休息。在深处，这些骚乱还在继续。你的睡眠变成了一场噩梦。
东方的情况正好相反。东方人可以睡得很好，但是他们活跃不起来。即使在早晨，东方人的头脑也觉得懒洋洋的，想睡觉。千百年来，他们一直睡得很好，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于过，而你们于得很多，但是你们产生了不安、不自在。因为这种不自在，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白费功夫。你们连觉也睡不着！
所以我强调既要训练头脑活跃、也要训练头脑不活跃。最重要的是，要让头脑学会运动——这样你就能够在两极之间来回运动。你可以训练头脑从一极移到另一极。在任何活跃的状态中，我都能马上进人不活跃的状态。我可以跟你们谈上几个小时，我也可以马上停止谈话，进入深深的、内在的宁静。除非你的内在也产生这种可能性，否则你的成长就会受到阻碍。
未来必须允许内在的两极之间存在一种深深的和谐。除非两极之间产生这种运动，否则人的探索就结束了。你无法继续前进。东方已经疲惫不堪了，西方也已经疲惫不堪了。
你们可以交换两者的观念，但是以后，两百年之内，同样的问题又会出现。如果你们只是彼此交换态度，那么你们就开始进入一个循环。
如果每一样东西都必须被接受的话，一个人怎么才能知道生活中什么是他应该追求的正确目标呢？
追求目标本身就是理性过程的一部分。未来因为理性而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动物既没有未来也没有目标的原因。它们生活，但是没有目标。理性创造理想；它创造目标；它创造未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什么是正确的目标。真正的问题在于是否要有目标。
新一代人在询问是否要有目标。你一有目标，你就开始脱离生命。你开始根据你的目标来塑造生命。眼未来相比，现在没有很大的意义。它必须被塑造、必须跟未来协调。一个指向目标的头脑是理性的．而一个指向生命的头脑是非理性的。所以，这不是一个怎样拥有正确目标的问题。问题在于怎么才能使理性不再是头脑的唯一现象。
理性必须有目标；没有它们，它就无法存在。但是这不应该成为独裁的；它不应该是唯一生长的枝条。理性必须存在，它是必须的，但是人的头脑还有一个空的部分，它不能有目标，它只能像动物、像孩子一样存在。它只能存在于此时此地。这个空的部分，这个非理性的部分，会体验到生命的、受的、艺术的深层领域。它不需要进人未来．所以它能够深深地进人此时此地。理性必须得到发展，但是这一部分也必须同时得到发展。
曾经有不少科学家有很深的宗教人格。这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发生。它也许是一种深深的和谐，也许只是关闭一个缺口、再打开另一个缺口，没有一点和谐。我可以是、个科学家，然后我可以离开我的科学世界，到教堂里去祈祷。假使这一样的话，这个科学家就不是在祈祷。这不是真正的和谐；这是。深深的分裂。科学家和祈祷者之间没有内在的对话。科学家根本没有到教堂里去。当这个人回到实验室的时候，祈祷者就没有了。两者之间有一种深深的分裂；他们没有搭在一起。
在这样一个人的身上，你发现的是分裂，而不是和谐。他会说出让自己感到内疚的话。他会发表一个科学家的声明，完全违背他作为祈祷者的头脑。所以，有很多科学家都过着精神分裂的生活。他们的一部分是这种东西，另一部分又是另一种东西。这不是我所说的和谐的意思。我所说的和谐的意思是：你能够从一权移到另一极，同时任何一极都不关闭。这样科学家就会去祈祷，而宗教的人就会去实验室。没有分裂，没有间隙。
要不然，你就会变成两个人。通常增况下，我们是很多人；我们有很多人格。我们认同某一个，然后我们又改换装备，变成了另一个。这种装备的改换不是和谐。它会在你的存在中引起很深的紧张。你用这么多特征在一起不可能感到自在。只有当我们有了一种观念，认为人天生就是一个整体——不再拒绝对立面，我们才会拥有不分裂的意识，才有能力移到相反的一极。
怀疑是科学家的工作的一部分。信任也是它的一部分。它们是从两方面来看同一个事物的不同的向度。所以，一个科学家可以在实验室里面祈祷；这没有什么不对。怀疑是他的工作的一部分、是他的工作的工具，信任也一样。不存在天然的分裂。当一个人能够轻松自如地从一极滑向另一极了，他甚至感觉不到这种运动。你在运动，但是你感觉不到这种运动。只有在碰到什么障碍的时俟，你才会感觉到运动。如果那里有一种深深的和谐，你就不会感觉到任何运动。
还有一点：当我说“东方”和“西方”的时候，我的意思不是说西方从来没有东方的头脑，或者东方从来没有西方的头脑。
我谈论的是主流。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写一部世界史，不从地理上划分世界，而从心理上划分世界。在它里面，东方将会拥有很多来自西方的面孔，西方也会拥有很多来自东方的面孔。所以，我的意思不是说西方不是两种倾向都有。我的意思是说西方主要倾向于理性成长，甚至宗教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信仰曾经那么占据优势的原因。
耶稣是一个非理性的人，但是圣保罗却有一个非常科学的头脑，一个非常理性的头脑。基督教属于圣保罗，而不属于耶稣。在这么一个没有规矩的人的身边不可能形成这么大的一个组织。这是不可能的。耶稣是东方人，而圣保罗不是。科学和基督教信仰之间一直存在着纠纷。两者都是理性的。两者都试图把宗教现象合理化。基督教信仰必然要被打败，因为宗教现象本身就是非理性的。就宗教而言，理性没有作用。所以基督教信仰必然要被打败，而科学必然会胜利。在东方，科学和宗教之间从来没有冲突，因为宗教不需要理性世界的任何东西。两者不属于同一个范畴，所以它们之间没有战争。
宗教怎么会变成理性的呢？这是因为宗教本身，每当宗教必须系统化的时候，都会发生这种现象。一个佛陀或者一个耶稣并不追求任何理想。他们过着自然的生活；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成长。他们长得像野生的树一样，然后这些野生的树就成了追随者们的理想。这些追随者开始创造各种模式；偏爱、真理和谴责。宗教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具有很深的宗教人格的人，他们是自然的，另一部分是根据理想创造宗教信条、教义、规范的追随者。然后佛教徒就有了一个理想——“一个人必须像你陀一样”——压制也就产生了。你必须以种种方式破坏自己，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成为那个理想。你必须变成一个仿制品。
在我看来，这就是犯罪。一个宗教的人格是美丽的，但是一个宗教的信条只是理性的产物。它只是理性在碰到非理性时所发生的现象。
难道佛陀没有理性的头脑吗？
他是非常理性的，但是他也有非常不理性的间隙。他对非理性也是很自在的。我们关于佛陀的概念并非真的就是佛陀的，它们只是在佛陀以后出现的传统。佛陀完全是另一回事情。
因为我们只能这么做，所以我们不得不通过佛教来达到佛陀。他们已经创造了两千年的传统，他们已经把佛陀大大地理性化了。他不是这样的。如果你深人存在的话，你就无法存在。很多次你不得不是非理性的——而佛陀正是这样！但是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必须把整个传统放在一边，直接迎向佛陀。这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它可以发生。
如果我现在对一个理性的人说话，他就会不知不觉地丢弃所有非理性的内容。但是如果我现在对一个诗人说话，同样的句子、同样的话就会有不同的含义。一个理性的人无法看到这些话的诗意。他只能看逻辑、看论证。诗人以另一种方式看到这些话。这些话有一种色彩、一种诗意，它跟论证毫无关系。
所以，佛陀的形象是因看他的人而异的。佛陀出现在印度的时候，整个国家所有的非理性事物——吠陀经典、《奥义书），整个神秘主义——都经历着一场危机。这场运动声势浩大，尤其是在佛陀居住的比哈尔邦。佛陀是极有往力的、催眠的。他给当时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他们对佛陀的解释必然是理性的。如果佛陀活在另一个年代，在世界上一个不反对神秘主义的地方，他就会被人看作一个伟大的神秘家，而不是一个理智的人。人们所认识的形象属于特定的历史时期。
依我看，佛陀并非主要是理性的。整个涅磐的概念就是奥秘的。他甚至比（奥义书）还要奥秘，因为（奥义书），无论它们看起来多么奥秘，它们都有自己的合理性。它们谈论灵魂的转世。佛陀则谈论没有灵魂的转世。这比前者更加奥秘。（奥义书）谈论解放，但是你还在那里。要不然．整个事情就会当你谈论倒退的人时，你说倒退的意思是不是在跟社会创造的、社会可以接受的某个形象进行比较？
不是一个形象，是不同的东西。当我说他们的行为象孩子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他们不在成长。他们在倒退。我没有任何形象说他们应该向它看齐。我有成长的概念，没有被追随的形象。我一点也不希望人们都按一个特定的形象改变自己。我只是在说：他们在往过去倒退，他们没有向未来成长。它必须成长；它不能倒退。这是一个是成长还是倒退的问题，不是任何形象的问题。
其次，当我说他们正在倒退的时候，我的意思是他们还在对一个过分理性的社会做出反应。他们的反应走到另一个极端去了。它的错误是相同的。理性必须被吸收，而不是政委在外面。如果你把它丢在外面，你就犯了跟你把非理性丢在外面一样的错误。
维多利亚时代曾经产生过一种人，他纯粹是一个表面、一个面具。他的里面没有活的存在。他是一个行为模式、一个礼仪模式——他比较像一张胜，而不太像一个人。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只选择理性作为每一件事物的标准。非理性的、没有规矩的、混乱的，都被推到一边，都被压制起来。现在没有规矩的一边开始反抗了，它可以做两件事情。它可以破坏，也可以创造。
如果它破坏，那么它就会倒退。那么它就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反抗——否认。它将否认理性的部分。然后你就变得像孩子一样：不成熟。你倒退了。如果没有规矩的一边是创造性的，它就不可能犯同样的错误。它必须把理性和非理性一起吸收进来。这样他的整个存在就会成长。否定非理性的人和否定理性的人两者都不在成长。除非完全的成长，否则你不可能成长。我在谈论成长。关于一个人必须长成什么，我没有任何形象。
西方头脑的很多问题是不是基督教的“罪与悔”的结果？
是的，那是必然的。罪的概念可以在它的周围产生极为不同的意识。东方人的头脑没有这个概念。相反，它以无知的概念来代替它。在东方人的意识里面，一切邪恶的根源都是无知，而不是罪。邪恶之所以在那里，是因为你的无知。所以，问题不在于内疚，而在于训练。你必须变得更加觉知、更有洞察力。在东方，知识就是转化——而静心就是那种转化的工具。
在基督教里，罪变成了中心。它不只是你的罪。它是人类的原罪。你背着一个罪的概念。这就会引起内疚和紧张。所以，基督教不可能真正发展起静心的方法。它只发展了祈祷。你能怎么讨伐罪呢？你可以遵守道德并且经常祈祷！东方的问题跟西方的不一样。对西方人来说，内疚是他的问题。他们感到深深的内疚。甚至那些已经反叛的人也感到内疚。这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它跟头脑的关系比较大，跟他的存在没有多少关系。
他们首先必须释放他们的内疚。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必须发展精神分析和仟悔的原因。东方没有发展这些东西，因为没有人需要它们。在百方你必须仟悔。只有这样，你才能从深深的内疚中解脱出来。或者你必须接受精神分析，把你的内疚扔出去。但是它从来不会被长久地扔出去，因为罪的概念依然存在。内疚还会重新积累起来。所以精神分析和忏悔只能是一种暂时的帮助。你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忏悔。它们只能暂时帮助你抵挡某些已经被你接受的东西。疾病的根源——罪的概念——已经被你接受了。
在东方，这不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这是一个存在的问题。这不是一个精神健康的问题。相反，它是灵性成长的问题。你必须在灵性上成长，必须对事物更加觉知。你不一定要改变你的行为，但是必须改变你的意识。然后行为也会随之改变。
基督教更关心你的行为。而行为只是外围的。问题不在于你做什么；问题在于你是什么。即使你不断地改变你的所做所为，你也没有真正改变过任何东西。你还是老样子。你在表面上可能是一个圣人，但是你的内在还是老样子。
那些西方人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内疚。我不得不跟他们作斗争，只是为了让他们觉知到他们的更深的问题——自身存在的问题，而不是精神的问题。佛教和蓄那教也造成内疚。不是这种内疚，而是另外一种内疚。管那教徒没有基督教徒所感觉到的内疚，因为他们没有罪的问题，但是他们有一种深深的感觉：一个人除非超越某些事物，否则就是劣等的。
耆那教徒也没有设计过任何静心的方法。他们只设计了各种不同的规矩：要做那个。要做那个。不要做这个一整个概念都围绕着行为这个中心，但是就他的内存在而言，他是非常可怜的。
佛教不是死气沉沉的，因为它的着重点不同。佛教的道德部分只是静心部分的延续。如果行为必须改变，它也只是为了帮助静心。在基督教和管那教中，它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如果你做好事，你就是好的。对于佛教则不是这么回事。你必须从内在被超越。做好事可以帮助你，它可以成为一部分，但静心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