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特族”——走在工作与休息之间

　　飞特族人群

　　所谓“飞特族”，实际上是Freeter的音译，是英文“自由”(free)与德文“劳工”(arbeiter)的组合字。Freeter代表的是一种自由的工作方式，“飞特族”们在西方一直非常流行，后来传到日本。

　　2002年，日本公司为了应对经济衰退，当终生雇佣制这个20世纪最后的铁饭碗终于不保的时候，一个被称为Freeter的词语曾成为全球的焦点。这个来自英文和德文的混合词语，融合了自由和工人的词义，同时也显示了一种新的工作和生活潮流在影响很多人。Freeter被译为飞特族，专指那些走出校门后，并没有固定工作，找一份工作干几个月就走，花光了积蓄再找新工作的年轻人。飞特们都拒绝接受长期固定职业，以实现自我追求而非生活稳定，甚至仍然在经济上对家庭有所依赖。这些人各具特色，但却都怀揣着一种追求自由生活的乌托邦式理想。

　　日本官方对“飞特族”的定义就是：年龄在15至34岁之间，没有固定职业、从事非全日临时性工作的年轻人。“飞特族”往往只在需要钱的时候去挣钱，从事的是一些弹性很大的短期工作。钱挣够了，就休息，或出门旅游，或在家赋闲。

　　中国的城市中正在出现这样一群热衷打零工的青年，他们并不是慵懒颓废的无业游民，也不是鄙视体力劳动的轻浮分子，他们有自己的收入来源和娱乐方式，不需要那么稳定的工作，却需要一种自己认同的生活。在他们看来，内心的生活安逸要比金钱财物上的安稳更好。这无疑与整个中国社会人们对于财富的极端追求格格不入。但是，在中国社会经济还没有达到可以全民慵懒之前，一些年轻人就试图以自己的方式，让这种经济过度发达之后的社会现象在中国提前上演。

　　与全职上班族相比，半休闲式的“飞特族”看起来似乎很吸引人，但也有人对这一现象感到担忧。有人提出疑问：“飞特族”现象，是进步还是倒退?

　　记者了解到，在日本，政府部门就曾对外宣布，“飞特族”如果放任不管，数十年后，15岁以上的人口中，两个人中就有一个会不工作，国家的竞争力也将有所下降。而且，同年的人，在Freeter族与正式员工之间，将出现收入上的鸿沟。

　　北京社科院人力资源专家林教授分析，“飞特族”做事是为了休息，而不是想要另一份更好的工作，表现为“两个极端”：一是没有明确的职业发展目标，从事简单职业，随时准备离开;二是为追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在工作和休息之间做一个合理的平衡，利用“飞特”带来的时间上的弹性，为自己重新出发做出更好的心理上和实际上的准备。

　　需要旅费就去工作

　　乐乐，齐肩的长发，蓝色的直筒牛仔裤，高挑的身材让她和莫文蔚有几分相似。

　　29岁，上海一所知名高校法学专业的毕业生，大学毕业6年，从事过5份工作，平均每份工作时间不超过半年。工作地点从上海到兰州到成都到西藏。

　　大学毕业那年，和大多数对未来充满太多欲望、生活又很安分的青少年一样，乐乐听从爸妈意见找到了一个律师事务所进行见习。不过在她看来，虽然工作与专业对口，但是当助理是一件相对固定却很无趣的工作。“每天任务就是整理各种乱七八糟的、所有你能想到称之为案件素材的东西。每个月可以拿到1000块补贴。虽然律师行业是个让很多人羡慕的高薪职业，我却觉得工作太过程式化，而且每天面对纠纷和一群叽叽喳喳的人很容易让人崩溃。一想到自己的青春就要耗费在这些白纸和人们的唾沫星子中，我就决定辞职了。”乐乐是个不受束缚的人，虽然这个决定让她成为家里的“不孝女”，但她还是坚持了。

　　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希望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但在这个潮流下，也有许多孩子放弃按部就班，他们有相对稳定的家庭背景，有工作能力，却在寻找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乐乐就是这样一个人，父母都还在工作，不需要她负担家里的生活费，甚至可以在她需要的时候继续养活她。

　　“不少像我这样的年轻人选择开个网上的小店维持自己的生计，但是我又不乐意，找个实体店铺卖衣服也很挣钱，可还得成天盯着。”乐乐抱怨道。她身边有一大批和她同样不想打工的人，都有意凑在一起做个创意工作室，但这也许只是一种宽慰自己的想法。对老一辈人来说，他们希望看到年轻人有创造力和责任感，会把这类挑剔看成是“好吃懒做，娇气，没有正当工作”。

　　喜欢旅游的乐乐最终选择了一种折衷的方式。她成为儿童救助会的一名志愿者，在帮助困难孩子的同时，游历原生态景区。“我以前的一个外教老师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在乎挣很多钱，在一个城市工作一段时间再去另一个城市，但一定会在乎一种新鲜的体验和生活方式。当然，他也不乏责任，现在他在联合国某组织在中国的一个分部工作。中国人一直生活在一种压抑中，这种压抑在当今大部分，就是来自对‘人上人’的追求，来自于对未来不确定因素的畏惧，因此我们就不惜代价为明天不断累积资本。”乐乐说：“我不想做人上人，我赚钱的目的是为了支付我的旅游费用，而我希望我的工作是实在的，可以真正帮到别人。”

　　乐乐在一次旅途中走进了西藏的一个牧民家庭，在简陋的屋子里躺着一个6个月大的孩子，把孩子从床上抱起的时候，乐乐吓了一跳，在破旧衣服包裹中，竟然有3条腿。为了救治这个孩子，乐乐带着孩子去拉萨市的中心医院，找了专家拍片会诊。但是由于当地的医疗条件不许可，小孩根本无法手术。乐乐便开始利用网络帮助小孩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寻找帮助。而因为这个牧民家庭的年收入只有近千元，高额的医疗费用是他们完全承担不起的，乐乐在帮助他们求医的过程中还需要帮他们筹集医疗费用。“我找到了上海的一个旅行者俱乐部，之前参加过这个俱乐部，成员们都很热心，很快就发动起身边所有的资源，大约一周后就找到了医院，先是确诊了病情，不到两个星期，小孩子的医疗费用也都筹集齐全了。因为有医院愿意减免一部分手术费用，所以医疗费没有想象中那么高了。”之后，乐乐陪着小孩和他的母亲来到了上海，因为负担不起在上海的住宿费用，小孩很快被安排进行手术，整个过程都很顺利。当小孩出院之后，乐乐又陪着他们母子回到了西藏，继续她的旅行。“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心里也有过矛盾。毕竟家里要承受很大的压力，而且和同学相比，很多人现在都是部门主管了，而我还是闲云野鹤。”

　　上海一位财经专业的大学生，对乐乐的状态颇为理解:“我毕业以后，正常有三条出路:一是高校老师，二是公务员，三是进入金融企业。后两条路我没兴趣，前一条路走起来很困难，所以三条路都不行。我对自己的专业失去了兴趣，想换个方向发展。”他的兴趣是开发网站，“如果网站不成功，或者我的存款不能维持下去了，我就会去工作。在这之前，我想尝试自己做一些事情，看看能不能养活自己。总的说，我很相信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的那篇演说，必须去做那些你爱做的事情。另一方面，在当今这个时代，如果不讲究物质条件，那么应该说‘活下去’还是不难的，犯不着为了一点点报酬而出卖自由。”

　　在西藏生活了近一年，乐乐的下一个目标想走出国门。“我想去印度、尼泊尔呆一段时间，了解一些别国的文化。因为还不知道是不是能在印度找到打零工的地方，所以我想我可能会在国内找份工作，文秘、销售都可以，干过试用期，挣足旅费就行。”

　　网络让飞特生存更容易

　　刚刚过了自己27岁生日的朱晨住在延吉市的一间月租700块钱的平房里，他说自己每天最大的乐趣和战斗就是清扫院子里的树叶，以及如何把炉子点着，并让房间的温度维持在15摄氏度以上。然后就开始熬绿豆粥，看电影听音乐并时刻准备背起摄影包和三脚架冲出去，拍摄旅途上的美景或者寻找下一份临时工作。

　　朱晨是北方人，在上海读书，学的金融专业，大学毕业后在沪上一家银行工作2年，辞职，之后就靠网上炒股，维持着自己的生活。每隔一年半载换一个城市居住。朱晨说，拒绝被贴上标签并纳入某个社会流水线分支几乎是他的本能:“小时候总在家待着，是因为不小心得了心肌炎。在小学的6年里，也就五、六年级基本全勤，剩下时间就是在家歇着。然后期末去考个试，每天的日程就是早起去医院打针打到下午，回家睡觉，胡玩，吃晚饭，再睡觉。”在大多数既有幸生而健康、又不幸未得其所的孩子看来，这样的生活仍然显得很奢侈，因为病情，朱晨很庆幸自己能够拥有一个自己完全支配操控的童年，“在家里整天百无聊赖，做纸手工，听格林、豪夫和王尔德的童话故事磁带，然后每周翻两三次课本”。最终，对这种自由的无节制沉溺让他索性在2006年宣布辞职，因为他发现，“如果还要像小学时代做一个好学生，就要朝八晚五，披星戴月，一点也不值得。”

　　朱晨说，“飞特”只是他们的暂时状态。“4年前我可能算是典型的‘宅男’，除了上班，足不出户沉迷于游戏和网络。大学生活的磨砺和毕业后的迷茫，已经让我进入了一个难以形容的人生状态。”朱晨坐在股市大盘图形前，如此评价自己。由于过分迷恋电视游戏，他差一点读了5年本科。在经过层层选拔进入银行工作2年后，朱晨直接选择了“退休”。

　　朱晨是这样形容自己的选择，他2007年4月初正式进入股市，就用他爸10年前炒股留下的老账户里的闲散资金，再加上家里面的一点资助，打算靠这8万元，搏杀出自己的生存方式。折腾半年下来，也才拿到了30%的收益，与那些一块毕业的同学相比，朱晨却自认为生活状态挺好，可以到处游走，也不缺钱花。

　　“没有了上下班的车程，我的作息时间让人很愉快，虽然照样早上8点半以前起床，股市下午3点关门等于在校学生下午上了两节课。”与大多数新股民对股市暴富的憧憬一样，朱晨最初也有过想入非非的时候，但是他很快就明白，自己选择毕业做股民就是为了生活。“其实在依靠股市生存之前，我也考虑过辞职之后的出路问题，想过休息一段时间再找工作，但是繁琐的面试环节我感到厌恶。看到参加考试面试的人们西装笔挺在走廊上排着一字形的队伍，个个都有些紧张，我总是想为什么每个人都要把聪明才智用在竞争一个没多少薪水的工作岗位上呢?”所以朱晨放弃了找工作的想法。

　　飞特族的确有自己生活下去的能力，有些人维持打短工的状态，工作一段休息一段，有些人依靠互联网找到自己的经济来源。朱晨似乎把生活看得很透彻:“人跟人都差不多，不必把别人看得那么愚蠢，把自己看得如何高大，我觉得生活就是量力而为。上学可以吃父母，现在毕业了就得养活自己，找个工作也无非是给老板打杂的命儿，还不如在家自己把握生活。”“在中国社会做飞特族需要很多勇气，家庭的压力太可怕了。这个世界财务自由的人只占5%，大部分人都是不得不找个工作，给自己一种有安稳工作的麻痹性安全感”。

　　朱晨的一位同学，陈方沿毕业的时候就直接选择了退休。每天的生活从中午12点起床，打开电脑开始，延续到凌晨3点。工作内容用他自己的话说，“好听点叫互联网广告推广行业，说不好听就是互联网欺诈”。与传统媒体广告不同的是，互联网以流量或者推荐人数计算广告费用。

　　他的目标客户基本上都是国外的网站，陈方沿介绍，当年国内一些网站进行推广时候推荐一个注册用户返8块钱，而国外的基本上3美元起步。互联网切实地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也降低了体力劳动的强度，尤其是对于那些以往更多时间被迫浪费在路途上的人。像他这样的互联网投机分子，恰恰在互联网提高的生存效率上捡到了便宜。“互联网没有地域限制，我可以边走边挣钱。”

　　一位羡慕职场飞特的白领说：“频繁地调动工作，意味着每次从头做起。一次次从底层往上走，始终无法超越，久了自己也会疲倦、抱怨。做做短期的‘飞特’也许不错，比如找一个工作，赚够几个月的花费辞职，专心备考。考注册会计师，或者考英语，上了一个台阶之后再工作。”

　　松散的“自由人联合体”

　　美国著名的职业顾问威廉·布里奇在《新工作潮》一文中指出：“不久的将来，世界上有一半的人每天要工作12小时，而另一半的人将没有工作。”他预言：未来的公司不需要固定的岗位和固定的员工，而是一个松散的“自由人联合体”，当某个工作程序、某个季节性岗位需要人时，就临时聘用一些专业人才，签订几周或者几个月的劳动合同。当然，作为一个“自由人”，你亦可同时兼任几家公司的工作。“飞特族”的工作前提是，要专心、专业，惟有如此，才能变成专家，也只有专家才能变成职场赢家。毕竟“一生一职”的工作形态已经过时，如何“化短暂为永恒”，找出其中的“杠杆点”是“飞特族”、也应是所有上班族的追求。

　　基本生活成本的廉价也是“飞特”现象涌现的一个重要社会基础。在中国，食物开销早已经在城市居民看来微不足道，反而是交通支出和社交支出更昂贵。而在飞特族看来，交通和社交都可以被排除在日常生活之外，足不出户是飞特们最崇尚的生活方式，网络聊天要比集体泡酒吧更能沟通感情。

　　实际上，塑造飞特族身份的另一社会意识根源，即在于东亚新一代在社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对外向型社会发展的恐惧。整个东亚传统社会和父辈重视血缘纽带的特征，也为飞特族眷恋家庭，迟迟不肯作为独立个体迈入社会提供了温床。在中国台湾地区，16至31岁之间，自命为飞特族的人数也快速攀升至数百万，其中将近60%选择了与父母同居。

　　对外向型竞争，与社会身份提升兴趣的淡漠，也使许多飞特族转而热衷于虚拟化生存，在这一点上，许多飞特族同时也是“御宅”爱好者。“5P”，即个人电脑、PSP、手机、罐装饮料和方便零食，概括了飞特族基本的生活要素构成。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技术与个人主动性研究中心的谢丽·特科在《屏幕生存:互联网时代的身份认同》中争辩说，网络生存可以让青少年以相对轻松、免责的代价尝试各种不同的身份，并提供了一个与生活平行的空间。这些角色扮演的例行公事成为每一位玩家生活中的一部分，它轻松地混淆了自我和游戏、现实和仿真的界线:“现实不过是屏幕上众多弹出窗口中的一个，而且不是最好的一个。”对于e时代缺乏归属感，个人意识高涨的青少年来说，网络不仅放大了个体的孤独感，又利用创造的技术空间使这种孤独感本身成为共同语言。

　　不过，媒体和社会研究者对于“飞特”的未来仍然是忧虑大于乐观，不少专家学者表示，在一些高福利国家，“飞特族”很普遍，这是一种灵活的就业方式，与个人价值取向有关。社会应对其保持宽容态度，对那些辞职后投身公益事业的“飞特族”，大众应给予支持。不过，青年人在决定“飞特”前，一定要慎重，要理性对待自己的职业选择。一旦作了决定后，也就要勇于承担各种后果，不要成为社会和家人的负担。

　　社会学专家指出，事实上，在可以预见的很长一个时期内，我们还是应该提倡把快乐和工作整合在一起，在工作中享受快乐。这样的快乐，才是于人于己都把不利因素降到最低的双赢之道。专家认为，特立独行“飞特族”的层出不穷，虽说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现象，但社会有关方面不能不看到其中的利弊得失，要努力采取多种措施，尽量化解随之而来的种种“副作用”。这当中，最简便有效的对策，便是全社会应坚持不懈地推进和提升公民的休闲意识与休闲质量，把劳动者工作与休闲有机融合的文章做得更好、更深、更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