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反法西斯战场的新闻中心：国民政府陪都重庆

远东反法西斯战场的新闻中心：国民政府陪都重庆(1)2009-02-12 15:13:27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大 中 小】 发表评论    
    来自西方的战地记者
    
    回国采访的华侨记者
    各路记者云集山城
    
    抗日战争前，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对外口岸，世界各大新闻媒体都在上海设有机构或派驻记者。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于淞沪登陆，继而南京失守，集中在上海的外国通讯社和记者，纷纷迁往香港和武汉。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国民党军政机构撤至重庆，重庆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1938年8月中旬，德国海通社驻武汉分社记者艾格纳、陈云阁等3人最早西撤来渝，在大梁子公园路后街建立重庆分社。
    
    直到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席卷东南亚，香港、新加坡、马尼拉、西贡、曼谷相继沦陷，各国记者陆续从战区、从缅甸印度迁来重庆，重庆顿时成为采访亚洲陆地战场的新闻中心。
    
    中国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受到全世界的瞩目，各国纷纷派记者前来采访。美国的合众社、美联社，英国的路透社，法国的法新社、哈瓦斯社，苏联的塔斯社，德国的德新社等，世界知名的大通讯社都在重庆建立了分社或派驻了记者。
    
    美国政府为了利用中国战场拖住日军，十分重视中国。1942年夏，在重庆上清寺设立美国新闻处，年底在两路口建立办公楼，美籍工作人员有数十人之多，美国的《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芝加哥日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以及《时代》、《生活》、《幸福》、《读者文摘》等杂志十余家单位都派有驻渝记者。
    
    1941年5月，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代表《下午日报》，其夫人代表《柯立尔》杂志抵渝，蒋介石亲自批准发予随军记者证进行采访。
    
    此外，派驻重庆的还有英国的《泰晤士报》、法国的《巴黎日报》、《人道报》、苏联的《消息报》，瑞士的《苏利克日报》和加拿大《新闻报》，另外还有澳大利亚、意大利、波兰等国记者。
    
    同时，一些由外国机构和外国人主办的报刊也在重庆出版发行。1941年10月，苏联大使馆新闻处在中山二路出版日报《新闻类编》，直至1946年3月;1944年9月，卫诺德在枇杷山苏联大使馆内出版《苏联公报》;1943年3月，美国大使馆在神仙洞后街出版周刊《大美晚报》;1945年6月，美国人在两浮支路开办的新闻快讯社出版《英文新闻稿》;1945年，欧德伦在顺城街加拿大使馆出版《加拿大新闻报》。
    
    新闻广播在抗战时期的重庆也呈现出了国际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中决定成立反侵略国家联合宣传委员会，以重庆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为会址，开放国际广播电台部分时段，供各国记者对外广播新闻通讯，并建电台供外国记者发稿。如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加利福尼亚广播公司（CBS）、互通广播公司（MBC）、英国大英广播公司（BBC）等机构的记者，经国民党中宣部介绍，可以到中国中央国际广播电台（XGOY）直接播出自己的节目，并通过本国电台定时转播交换XGOY的外国语抗战节目。美国新闻处无线电部还派人参加了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XGOA）的英文广播和节目制作，并监听日本电台广播。
    
    1944年10月，美军新闻机构还在重庆白市驿机场建立广播电台，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的美军官兵收听新闻和娱乐节目。
    
    1942年，重庆成立了外国记者俱乐部，拥有会员30多人，由《纽约时报》记者艾金森任会长，美国《时代》杂志白修德、苏联塔斯社叶夏明、英国路透社赵敏恒为副会长。
    
    派驻重庆的外国记者大致可分为几种类型:一是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专业记者;二是奉命派遣来渝作短期采访报道;三是以自由作家的身份，辗转来渝参加记者行列的，如史沫特莱、爱泼斯坦、斯特朗等人;四是替外国通讯社工作的中国人，如哈瓦斯社的潘少昂、法新社的姜彼德、海通社的陈云阁、塔斯社的苏良克、合众社的王公达、路透社的赵敏恒等。  没有硝烟的“第二战场”
    
    1938年底，重庆国民政府在两路口巴县中学校园内，设立了国际宣传处和外国记者招待所，每周五午后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一时间成为战时首都抗战对外新闻活动中心。从1938年到1941年初，国宣处大约接待了150多名外国记者，举行新闻发布会600多次。1941年10月、1943年6月，还先后组织中外记者赴湘北前线和鄂西前线采访。
    
    除了国民政府组织的新闻活动，外国记者们还广泛与社会各界接触，听取不同政见的声音。
    
    1942年5月20日，18集团军（即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举行美英记者招待会，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活动，揭露了国民党军队围攻游击队的事实。参加招待会的外国记者采写的电讯稿，全部被国民党当局电讯检查处扣压，为此，记者们提出了强烈抗议。
    
    1945年8月3日，驻渝外国记者应邀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在嘉陵江畔特园举办的招待会，民盟所主张的“民主、团结、抗战”进步呼声，与蒋介石政府的独裁统治形成了鲜明对比，经客观真实的报道，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重视。
    
    抗战中后期在重庆的外国记者，主要的任务是搜集中国的新闻向本国报道。他们报道中国民众的苦难，例如南京惨案、1944年湘桂大撤退的惨状、中国民主势力的希望等真实消息。在宣传抗战，揭露敌人，向全世界报道战况，争取世界舆论同情等方面，外国记者们做了大量工作，有力帮助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他们当中许多正直、善良的记者，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爱泼斯坦以美国合众社战地记者的身份，先后在天津、北平、南京、武汉前线采访。1940年，他从香港到重庆时才25岁，除了担任几家报刊的记者外，还曾在重庆国际广播电台兼职，担任英语编辑和英语播音员。1944年夏，随记者团访问延安，单独与毛泽东长谈3小时，之后出版了《我访问了延安》、《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等著作，在国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白修德，著名的美国记者，以分析报道美国总统大选而闻名，并获普利策奖。然而白修德的记者生涯却是从中国的山城重庆开始的。抗日战争期间，白修德作为美国《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记者在重庆生活了多年，他曾深入过山西游击区，报道过河南大饥荒。抗战结束后他返回美国，出版了《中国的雷声》，在书中揭露了蒋介石政府内部的腐败。许多年后目睹了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后，再回忆四十年代初的重庆，他深感“美国方式”给亚洲带来了悲剧。
    
    新加坡《星洲日报》华侨女记者黄薇到延安等地采访后，在重庆撰写了“活跃在华北敌后”、“边区访问记”连载通讯百余篇，陆续寄回新加坡发表，同时又受聘于香港《星岛日报》驻渝特派记者，把中国抗战消息传送到东南亚地区。
    
    英国记者田伯逊以反映南京大屠杀为内容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意大利记者樊斯伯撰写的《东北寇酋丑行录》在渝出版。
    
    曾在重庆工作过的美国记者，如史沫特莱、爱泼斯坦、斯诺、白修德等最终成为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1941年夏天，日机空袭频繁，重庆迭遭轰炸，外国记者招待所也数次中弹，有一次被全部炸毁，个人物品丧失殆尽。所幸招待所附近有坚固的防空洞，躲避及时，记者们无一伤亡。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各国来渝采访的记者日益增多，招待所又添造房屋十四间。1943年，再加筑楼房七间。虽然记者们常抱怨招待所里电话不灵，灯光不明，漏雨透风，老鼠肆虐，但在这里住过的人们战后却念念不忘。爱泼斯坦晚年来重庆寻觅旧址，在原外国记者招待所门前摄影留恋，并题词:“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当年，我和重庆人民一起分担着艰苦和危险。”
    
    “外国记者团”访问延安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千方百计封锁和诋毁来自陕甘宁边区的消息，遭到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抗日民主力量的抵制和抗争。
    
    驻渝外国记者认为当局扣压删节过多，对新闻检查制度极为反感。美联社记者斯坦因发表的文章中，有国共行将分裂的观点，结果被停止免费使用电台发稿;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由于对国民党的独裁政治持批评态度，被取消了参加记者团访问延安的资格;爱泼斯坦宣传了中共对抗战的贡献，当局以国籍问题发难，拒发他返美护照。 1944年2月，重庆国民政府发言人在每周新闻例会中回答中外记者的问题时，否认对共产党边区的全面封锁。20余名外国驻重庆记者立刻抓住这个机会，联名写信给蒋介石，要求到延安和八路军防地参观访问。国民政府在国内外进步舆论的压力下和美、英政府的一再要求下，被迫于5月10日答应组织中外记者去陕甘宁边区访问。
    
    6月9日，记者访问团到达延安。外国记者6人:爱泼斯坦（时代杂志、纽约时报）、福尔曼（合众社、英国《泰晤士报》）、斯坦因（美联社、《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武道（路透社、《巴尔的摩太阳报》）、普金科（苏联塔斯社）、夏南汗神甫（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
    
    他们在陕甘宁边区访问考察了43天，除夏南汗神甫提前返渝外，其余5人还到了晋西北敌后根据地，实地观察了我军夜袭日寇战略据点汾阳，并与日本俘虏进行了交谈。在延安，他们会见了中共领导人和一批知名人士，搜集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材料，写出了轰动世界的新闻报道，披露了“封锁线内部事情的真相”。
    
    如1944年7月1日，在毛泽东接见中外记者参观团后不到20天，伦敦《泰晤士报》就刊载了这次毛泽东对记者的谈话内容;8月3日，美国之呼声电台广播了《纽约时报》记者从延安发出的通讯，称赞陕甘宁边区的军民自力更生、广泛实行民主等。
    
    外国记者延安之行，冲破了国民政府的欺骗政策和新闻封锁，将解放区和八路军的真实情况，向大后方和世界许多国家作了公正的报道，对世界人民以及美、英、法盟国对中国共产党重新认识和评价，起到了积极作用。
    
    客观报道国共合作
    
    抗战时期，派驻重庆的外国新闻机构虽然是以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为主要传播对象，但仍然能够对国共合作和共产党八路军作出较公正地认识和评价。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苏等国希望中国成为打击和牵制日寇的主要战场，以便腾出手来在欧洲击败德国法西斯。但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危机明显暴露，蒋介石政权日趋崩溃，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不利于整合民族统一战线，削弱了对日作战力量，引起美英苏等反法西斯阵线国家的不满和忧虑。例如，1942年“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政府受到英美等国舆论的谴责;又如，1944年，美英驻渝使馆多次要求国民党政府开放外国记者赴陕北解放区采访。他们一方面批评国民党的一些所作所为，一方面也寄希望于敌后的共产党八路军，这种观点自然左右着西方的新闻喉舌。但当1945年日本投降，二战结束，美英等国转而扶持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政权，西方的新闻风向随即发生了变化。
    
    除了同盟国的战略利益，对抗战时期驻渝外国新闻机构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是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中缅印战区最高司令官、美国将军史迪威。先后在华工作了13年的史迪威熟悉中国国情，同情中国人民的民族救亡事业。在重庆任职期间，因在军队指挥权限、美援物资控制权以及国民党军队改革等问题上与蒋介石产生激烈争执，对重庆政府极端失望。相比之下，他更欣赏、佩服中国共产党人。
    
    作为“中国通”,史迪威对中国共产党并不陌生。早在1935年任驻华武官期间,他便根据收集到的情报资料,着手整理了一本“关于中国共产党情况”的小册子。在小册子中,他认为共产党的军队纪律严明,生活俭朴,士气高昂,与国民党军队形成鲜明的对比。
    
    1937年12月,抗战全面爆发后,史迪威在汉口通过史沫特莱结识了周恩来和叶剑英,他第一次了解到共产党主张的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全民抗战的方针,以及八路军独立自主的作战原则与意义。
    
    为积极有效地打击日军,史迪威曾多次提议国共采取联合行动,均遭蒋介石拒绝。随着战争的发展,华北敌后根据地在太平洋战场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史迪威决定同共产党人接触,并由他的顾问和助手戴维斯、谢伟思等人负责联络和沟通。
    
    1943年1月, 美国大使馆二秘谢伟思在回国述职报告中向美国政府提出“中共军队的价值不容忽视”,“美国应要求国民党解除封锁,并将租借物资分配给共产党”,“应当派代表访问中共根据地”。1944年1月,戴维斯将他对中国国内事务的备忘录,以建议的形式递交给史迪威,并将副本交给罗斯福,希望总统注意中国局势。
  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重庆，迫使蒋介石答应美方向延安派遣观察组的要求。在选择观察组负责人时,史迪威提出:这名负责人应当是“一名受到中共尊重,并会说中国话的军官”。 1944年7月,史迪威安排第一批人员飞抵延安，由美国驻华使馆包瑞德上校为这支观察组的第一任组长。8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亲笔定稿的“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一文。
    
    1946年10月,史迪威因病去世。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出的唁电说:“……中国人民将永远记得他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和他为建立公正对华政策的奋斗……”
    
    来渝的外国记者，大部分对中国人民怀有诚挚的同情心，其中的一些人赞同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救亡政策，并为之付出了极大的热情。例如，1945年福尔曼在美国出版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和《西行漫影》画册;斯坦因在美国发表了《毛泽东朱德会见记》、《红色中国之挑战》等专著;武道写的《我从延安回来》等，都引起了美国各界普遍的关注，产生了很好的影响。特别是爱泼斯坦，他给《时代》杂志、《纽约时报》写了“我所看到的陕甘宁边区”等很多报道，有说服力地告诉全世界人民，他“看到了一个未来的，崭新的中国将要诞生！”
    
    又如，皖南事变后的一天，采访过新四军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国际宣传处的院子里（也是外国记者招待所驻地）举行了一个个人示威游行，他愤怒地流着眼泪大声疾呼:国民党的将军是刽子手，国民党的新闻机构在说谎，想要掩盖谋杀的真相。他还向其他记者讲述他所知道的关于新四军的情况。1998年，爱泼斯坦重访重庆时说，“贝尔登勇敢正直，曾写过一本书《中国震撼世界》。”
    
    抗战时期，重庆俨然成为亚洲反法西斯战场的新闻中心，外国新闻机构和新闻工作者，为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段历史永远也不会被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