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日记：与其屈服而亡 固毋宁抗战而败

1943年11月，蒋介石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中）、英国首相丘吉尔（右）在开罗会议上。开罗会议的目的之一就是讨论制定联合对日作战计划和解决远东问题。若是没有蒋介石坚持抗战，远东战场也许早就沦于日本之手。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2》 杨天石著 华文出版社 2010年6月版

近年，随着蒋介石日记的完全开放，蒋介石研究成为“显学”，有关蒋介石的论著显著增多。杨天石先生的《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2》（以下简称《解读2》）主要是以蒋介石日记为基本线索，辅以大量的档案、文献、其他民国要人的回忆录、日记或口述史等珍贵史料，钩沉索隐，细致爬梳，以横向方式，通过对“国共关系”、“对日策略”、“国际外交”、“国内政治”、“迁台之后”“婚姻家庭”等几个点与面的论述，对蒋介石进行的立体性解读。

多年来，杨先生不辞劳苦，数次往返大洋两岸，试图穷尽蒋介石的相关史料，通过细致考证与逻辑推理，避免“内战时期的情绪”而下结论，尽最大限度还原历史真相。如杨先生所言，这种对蒋介石的研究方式有助于两岸和平关系和政治互信的建立，有助于中华民族的和解与和谐。而书中通过几个片段描述的坚持抗战的蒋介石，更值得一提。1937年12月16日，蒋介石发表《我军退出南京告全国国民书》，里面一句“与其屈服而亡，固毋宁抗战而败”，正是表达了他坚持抗战的意念。

提议组建“国民革命同盟会”

众所周知，国共两党的合作与分裂始终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中心问题。针对抗战时期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传统史学著作大多从共产党的角度，利用党史资料，对蒋介石的“容共”、“限共”、“反共”进行了多角度论述。实际上，在蒋介石的日记里，能反映出蒋对国共合作的积极态度及其变化过程，此与抗战的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的武力争斗基本结束，蒋介石希望采取合作方式，共同抗日。问题是，如何才能消除两党十年内战的结怨，彼此增进信任。1937年5月31日，蒋介石提议在国共合作框架下，取消国民党和共产党，“组织国民革命会，双方各推代表五人”，共同组织一个新的政党“国民革命同盟会”（蒋介石日记1937年5月31日）。

不过，蒋介石的这种主张并不能轻易实现。周恩来在1937年6月25日起草与蒋介石谈判的新提案中，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蒋介石也表示周恩来起草的纲领可以讨论。此后，尽管红军改编后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战斗序列，蒋介石坚持中共部队需直属军委会行营，但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放弃对军队的独立领导权。

如作者所言，蒋介石既想利用共产党，又害怕共产党。故在与中共谈判时，始终存在着两面心理。蒋介石认识到中共在纪律、方法、组织等方面的优越性，中共“纪律最严，方法最精，组织最密，任何党派所不及”（蒋介石日记1937年11月18日）。在军事指挥权属问题未能解决时，蒋介石必然存在着对中共的猜忌。抗战形势一旦缓和，这种猜忌尤其加深。蒋介石认为，解决两党分歧的有效方式，就是实现合并，反对“跨党”，担心兼有双重党籍的共产党员不能忠实于国民党。

不谋而合，坚持持久抗战

抗战发生后，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批评卢沟桥事变以来国民党军事当局的主要错误，提出持久作战的战略方式。与此同时，蒋介石与毛泽东不谋而合，无论是对全国战区的划分还是此后退居川渝，均体现了“以空间换时间”，以“持久战”作为制定对日作战计划的指导思想。蒋介石反复表示，要保存兵力，不必过于一城一池的得失。1938年3月5日，蒋介石考虑对日作战方略，“我之对倭，在以广大之空间土地，求得时间持久之胜利；积各路之小胜，而成全局之大胜”（《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1332页）。

有人认为，蒋的持久抗战思想或来源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及其中国共产党人，多次对国民党的抗战提出过真知灼见。实际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蒋介石并没有读过《论持久战》，其日记里完全没有关于《论持久战》的记载。因为在此期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并没有公开刊登。蒋的持久抗战思想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处，而这恰恰是中国能够取得抗战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了持久抗战，蒋介石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中共关于持久抗战具体实施的一些建议。如1938年8月6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各负责人，说明“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侧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毛泽东等致王明、周恩来电，1938年8月6日）。毛泽东的主张与蒋介石的具体做法较为一致。蒋介石认为，“对防守武汉不作无谓之牺牲，应保持相当兵力，一为待机应用，作最后胜利之基础”（蒋介石日记1938年7月26日）：“保守武汉问题，惟力是视，不可为环境所牵制也”（蒋介石日记1938年9月26日）。当广州失陷后，蒋介石认为再固守武汉，已无多大价值，决定撤退。蒋在日记中言，“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持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基础”（蒋介石日记1938年10月25日）。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武汉守军撤退“秩序井然”。为此后的持久抗战保持了力量。

蒋介石坚持持久抗战，并接受了朱德的建议，开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由中共派出以叶剑英为首的教授团执教。该班于1939年2月开学，蒋介石自兼主任，以叶剑英为副教育长。这些都是蒋介石坚持抗战的一些具体的行为，其目的为获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反对汪精卫谋和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内部的“和”、“战”态度分野益甚。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出逃，对抗战的前途产生了不小负面影响。面对主和派的呼声与行动，蒋介石作出了适时反应，坚定抗战的信心。

汪精卫的叛逃，除其自身原因外，与蒋、汪的抗战分歧有着一定的关系。汪、蒋之间分歧由来已久，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为政见之争，一为权力、地位之争。抗战爆发后，主要集中于对日本的“和”、“战”问题。

汪精卫反对抗战的根源是认为抗战必败。早在卢沟桥事变后，汪即谈到，“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1937年8月开始，汪连续致函蒋介石，主张对日和谈。汪在8月23日的函中称：“如认谈判所开（条件）尚可接受，则负起和之责任。”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前后，汪精卫劝说蒋介石与日本言和，共达十多次。

为了集中抗战意志，国民党内设立总裁制，蒋介石就党魁制与汪精卫商量时，汪不赞成（蒋介石日记1938年3月11日）。最终，蒋决定自己做领袖，“推汪为副”。但是，汪精卫因居蒋之下，心情极度沮丧。汪自己做不成领袖，同时也不愿别人做领袖。在蒋的主导下，1938年3月，国民党在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大会宣言》，声称：“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存亡所系，人人皆当献其生命，以争取国家民族之生命。”汪自觉“和平”希望毁灭，自此，对蒋彻底失望。

当国民政府自武汉撤退后，汪精卫更加丧失了抗战信心。蒋却更坚定了抗战的决心，“只要我政府不与倭言和，则倭无法亡我”（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9日）。蒋反对与日本言和，汪则主张与日本言和，针锋相对，泾渭分明。如汪精卫回忆，“12月9日，军事委员长蒋中正到重庆，（兆铭）复激切言之，卒不纳”。汪精卫致其好友彭学沛说，他之所以离开中国，“系因中央不愿考虑和议，及本党有进一步容共之趋向”，故不得不“以去就争”（王世杰日记，第455—456页）。

蒋介石坚定抗战的信心，在陶希圣那里也能找到一些证据。陶在跟随汪出逃时对胡适的函件中称：“蒋先生12月8日到重庆。他的态度完全改变。对于国家处境困难，全不考虑。他的全部计划在提携共产党。他说日本没有兵打仗了。他对日本的和议，不假思索的拒绝。……幻想支配了一切，我们才下决心去国。”（《胡适往来书信选》（中），第397—398页）

当汪出逃后，蒋介石曾企图挽救汪精卫，以尽量减少汪叛逃的影响，甚至思考过能够“以至诚感动之”（蒋介石日记1938年12月27日）。不过，汪终究未能回心转意。当汪在12月31日发表“艳电”后，蒋在日记里写道：“通敌卖国之罪已暴露殆尽，此贼不可救药矣，多行不义必自毙也。”在国民党临时中常会上，蒋决定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解除其一切职务，但并未下令通缉。此后，蒋通过多种办法对付汪精卫，并争取了与汪关系较为密切的地方实力派龙云站到抗战这一边。甚至连汪精卫寄予希望的薛岳、张发奎等将领，谁都没有跟他走，从而保证了抗战意志的集中与统一。□刘大禹（湖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湖南湘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