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富人为何不捐款？ - 颜昌海

中国的富人为何不捐款？

默认分类 2010-08-17 00:02:30 阅读1143 评论14   字号：大中小 订阅

网评家王晓阳在其博客文章中说，2008年到2010年，3年3次全国哀悼，原因是3次“兴邦级灾难”。而这3年，也是中国慈善活动迅速崛起而又迅速坠入彷徨的3年。

他说，汶川地震，大众的慈善心被全面调动起来，捐款捐到手发软。但是，“逼捐”现象引起了大家的反感。红十字会的雁过拔毛并且购置天价帐篷伤害了民众。红十字会可以从善款中提成，但他首先得向民众承认这一点，并随时交代善款使用情况。红十字会的人过花天酒地的生活，太缺德，要遭报应的。至于购置天价帐篷，那已经不是缺德，而是犯罪行为，公安应介入。到了玉树地震的时候，民众的捐款热情已经大为下降。而“玉树善款90%未使用，青海方面要求全部交给政府”的做法更是慈善业的灭顶之灾。

公众对舟曲灾难的关注，已经彻底从天灾救助转向了对人祸的质疑。捐款方面，“不信任感”已经蔓延到各个人群。从2008年的爱心泛滥，到2009年的爱心彷徨，到2010年的爱心破灭，中国人经历了痛苦的思考。

其中，他个人的捐款变化，是2008年5月12日地震，于5月17日到达灾区现场。余震让他恐慌过，民众的求生力量让他感动，救灾中的种种丑陋则令他愤怒。2009年5月，地震一周年，他再次到达当年的灾区。重建是让人兴奋的，看到那么多人发了国难财则是让人气愤的。所以。玉树地震的时候，他分文不捐。“我的慈善我做主”，再也不接受他们的摆布。今天，面对舟曲灾难，他个人拒绝任何捐款，也建议大家少捐钱，如果要捐可以捐点食物和水。因为贪官及其家属的肚子毕竟有限，吃不了太多，他们要想把那么多方便面和水拿回家存着，恐怕也没有足够的地方。

他还对党和政府的喉舌建议，稍微动点脑筋；尤其不应该把“我国政府向俄罗斯灾区提供援助”和“要求民众向舟曲捐款”两条新闻连在一起播放，影响多不好。他还说，有些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奉旨高喊“中国加油，舟曲挺住，大难兴邦”；有力地驳斥了西方反华势力污蔑中国人民没有游行集会权利的谣言。

不久前，比尔盖茨和巴菲特联合发起的“捐赠承诺”行动，号召美国的富豪们承诺捐出过半财产，用于慈善事业。到8月4日为止，已有40位亿万富翁或家庭响应。其中包括微软创始人之一保罗·艾伦、甲骨文公司创始人拉里·埃利森、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华裔生物制药大亨陈颂雄夫妇、《星球大战》的导演乔治·卢卡斯、洛克菲勒家族掌门人戴维。洛克菲勒、希尔顿家族的巴伦。希尔顿和CNN的创始人特德·特纳等等。如果《福布斯》杂志所列美国前400名富豪都能捐出一半财产，善款总额就可望达到6000亿美元。

盖茨和巴菲特两位首富以身作则，把资产全捐干净，40位富豪随即响应，势必给其他富豪形成压力。这大概也是一种“逼捐”。

不过，这并不是穷人或社会大众逼富人捐，而是富人自己带头逼自己的阶层捐。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19世纪的世界首富、在美国工业史上写下永难磨灭的一页的钢铁大王卡内基，其财富换算到今天的美元价值，恐怕还是世界首富。他不仅生前把财产捐干净，而且还用近乎诅咒的语言向那些不肯捐的人施加压力，说“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这种人死后没有人为之唱歌等等，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不得好死”。他同时代的几位富豪，如洛克菲勒等等，也都成了着名的慈善家。现在到美国随便走走，就能发现这种慈善精神渗透了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一些最着名的大学、音乐厅、博物馆是捐的。在普通的社区，其公共图书馆、自然保护区、公园，也往往是当地的“小富人”捐的。普通老百姓手头虽紧，但捐起来热情并不让于富人。比如，你到公园走走，看见湖边的长椅，背后往往写着这样的话：纪念某某某和某某某，勤奋的父亲，慈爱的母亲。落款是“热爱你们的孩子们”。在美国，大众几乎有一个共识：用死去的亲人敛财是可耻的。但通过捐款的形式捐给以死去的亲人命名的基金，用来支持当地公益事业，几乎是大家都遵守的习俗。用这种方式让死去的亲人为社会作点事情，被认为是对死者最大的纪念。

据美国The American杂志数据（截止2007年底）显示，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在算上通胀和人口变化水平之后，美国的慈善捐助比国民经济的增速还快：50年内美国人均GDP增长了150%，而人均慈善捐赠数额则增长了190%。这意味着，在普通美国家庭越来越富有的同时，慈善捐赠不仅跟上脚步、还贡献了更多。

美国人为何如此热衷慈善捐助？这与美国法律不仅为民间慈善划定鼓励框架，还提供监督和惩罚的重要职能息息相关。个人和团体可以放心将钱捐给民间组织，因为每个州都有官员来确保捐赠者不会受到欺骗；一旦有人以慈善之名行骗，法律就将其投进监狱。美国政府和民间组织已形成一个比较合理的分工，免除了美国人捐赠中的许多疑虑。

美国人普遍乐于行善，从事慈善已成为美国的一项习俗；在当代美国，乐善好施还是特别被主流社会看重的品质。一个几乎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在美国想上好大学，申请者就必须要从事过志愿工作。据不完全统计，95%一流大学的学生，在高中时代就开始当社会志愿者。

然而，虽然大部分美国人都希望富人多多捐献，他们却从不期待政府也如此慷慨。在美国人眼里，政府只提供公共服务，慈善让个人、企业和其他团体发挥作用，但慷慨者将获得社会的相应奖励。实际上，美国政府介入慈善，只是从政策上去鼓励的。对于乐善好施的普通民众，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都给予免税奖励：例如，纳税人若捐出1千美元并按时交纳35%的税款后，他的这笔捐助将帮他省掉高达350美元的税金。美国纳税人因为捐赠而少交的税款，已成为所有“政府奖励计划”中最大的一笔数目，比如2002年，美国政府因捐助或其他慈善活动，免去了捐赠人1.4千亿的税款。

所谓人无信而不立，确立善款必能善用的公信，是慈善捐款的基本前提。让善款得以善用的制度设计，也是美国人行善的一个重要价值考量。比如，美国的免税制度不仅鼓励人们捐款，同时也有让国税局借机监管慈善机构与捐款人、受捐人之意。纳税人要想享有免税的权利，三方都得在资金上接受国税局的监督。……

上述这些，可能是美国的慈善事业兴旺蓬勃，但中国慈善却日益被民众质疑甚至抛弃的一些原因。不过，这还不是主要原因。因为，它还不能解释中国富人为什么不捐款的现象。

按照西方市场经济理论鼻祖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中国现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富与德（物质富裕与道德）同时实现的前提条件并没有出现。特权阶层依靠制度缺陷和社会不公迅速致富，大量没有经过道德修炼过程的暴发户成为社会道德沦丧的毒瘤，他们使整个社会倾向于投机取巧而非勤劳致富，这些都是违背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理论和商业道德伦理而种下的恶果。

亚当·斯密的理论在几百年前就很好地解释了商业社会中道德败坏和腐败产生的根源。他认为妨碍人们勤劳工作、阻止人们实现生活改善愿望的制度就是社会道德堕落的根源。例如：特权、垄断、管制、保护等制度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道德风险，不仅仅阻碍了社会经济的自然运行，而且还造成了商人的腐败和堕落，它使商人的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投机取巧而获得垄断和超额利润上，导致腐败的产生和社会道德的败坏。他说，“如果取消了特权、垄断、管制、保护以及暴利等，……则商人阶层亦会非自愿地被引向努力、节俭、正直等道德领域”。

应当承认，利己心是人类的本能，中国富豪不愿意捐款，是利己心的驱使。然而，在以真正的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制度下，利己心具有自发地趋向美德的内在力量；在市场经济社会里，社会和经济活动的主体必须具有自由和独立的人格，其个人伦理或者说国民性才表现为基于利己心的慎思之德；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社会中，其国民的富与德（物质富裕与道德）将自然而然地同时实现。即国民在积累经济资本的同时，积累勤勉、节俭、诚实、守约、守时等道德。在市场经济中，追求富裕的过程就是道德修炼的过程，这是一个无意之中的结果，是每一个市场的参加者谁也没有意识到在经商中使自己高尚起来。

比如美国这种体制，政府手缩得很紧，能不管的事情尽量不管。但是，美国社会并非没有财富再分配这回事情；在美国，是富豪自己带头进行再分配。而这些富豪，不是靠行贿地方官推倒人家的房子致富，而是在市场竞争中冲杀出来的，深谙钱怎么使最有效率。让他们自己来进行财富再分配，多半比政府更有效率，所以政府也乐得缩手。

钢铁大王卡内基就是个相当极端的市场派，相信自己每分钱都是靠本事干出来的，这里没有运气，也不靠政府，政府不应该打他的主意。他也允许政府打他的主意。但是，他自己把钱捐得一分不剩。现在看来，若让美国政府主持花他的钱，恐怕没有他花得更有效率。

中国的富豪小款们如果能够如此和国际接轨，自然就会希望有个小政府。比如满街民工子弟的教育问题，为什么一定都要政府管呢？在美国，这种事情富豪一把就包揽过去，执意给穷孩子提供平等的机会。富豪不干这种事情，当然只有靠政府进行财富再分配了。

中国的富豪们之愚蠢，是将些小事情看得清清楚楚，却将大事弄得糊里糊涂。比如修建豪华墓地，目的无非是想靠金钱来永垂不朽；其实自古至今，皇帝的陵墓都保不住，几个款爷能躺在自己的坟墓中安生？！看人家美国，哈佛、耶鲁等等，不过是几百年前的小款而已，他们的钱没有用来折腾什么豪华墓地，全给了学校。再看看如今世界上有几个人不知道哈佛、耶鲁？哈佛、耶鲁这些富豪，才真正的永垂不朽。

中国的富人不捐，对社会不好，对自己也不好。西方富人留下的印迹，是文艺复兴的建筑和雕塑、是哈佛、耶鲁等名校、是卡内基音乐厅、图书馆。中国的富人留下的印迹，则是加州的二奶村和豪华墓地。在美国，政府真要想向富人开枪，老百姓会站出来说话。在中国，政府真要向富人开枪，老百姓会耸耸肩：这关我屁事？！

但归根结底，还是中国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的缘故。在中国，特权、垄断、管制、保护以及暴利、暴力致富敛财盛行，则商人阶层由此不仅没有“非自愿地被引向努力、节俭、正直等道德领域”，反而成为道德堕落的急先锋。所以，一个民族或国家要成为富德并存之国，仅仅是变种的市场经济是不行的。只有通过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因为真正的市场经济社会，才存在着看不见的道德强制作用。

笔者并不是在刻意宣扬美国、宣扬西方，而是陈述他们在市场经济过程中怎样走过富与德（物质富裕与道德）同时实现的路径。如果“中国特色”自己能够解决现有道德危机问题，当然就无需画蛇添足地学习西方。问题是，“中国特色”拿来了西方的市场经济，却抛弃了西方市场经济的道德哲学，所以中国就处在国民“缺德”和“文明古国”世风日下的道德尴尬状况；所以，中国富豪宁愿修建豪华坟墓，也不愿意造一排公园里的简单靠椅。

根据市场经济理论的鼻祖亚当·斯密在其经典伦理学著作《道德情操论》中阐述的基本道德思想，中国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追求物质富裕与提升国民的道德水准并不矛盾，只要完善法制，创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引导国民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来追求自己的根本利益，富裕与道德的社会就会到来。也许到了那个时候，中国富豪就用不着比尔·盖茨不远万里要跑来中国“逼捐”，也用不着中国政府采取各种形式“逼捐”，中国富豪们恐怕自己就相互“逼捐”了。

不过，好像日本明治时代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福泽谕吉曾引用过一句西谚：“愚民之上必有苛政”；似乎这句话到现在，对于中国还有着深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