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逝者：硬骨头教授贾植芳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0 12:53:27
作者：朱强
四进监狱，“三不主义”，这位曾乐观自嘲“扫遍复旦所有厕所”的瘦小老人的辞世，可能改变这座百年学府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之间的某种传承关系。 陆杰/图
2008年4月24日晚6点45分，著名的“七月”派作家，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专家和翻译家，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辞世，享年92岁。
1950年代初，复旦大学中文系号称有十大教授，包括郭绍虞、朱东润、蒋天枢、陈子展、刘大杰、吴文祺、胡裕树、赵景深、张世禄、王蘧常、方令孺、王欣夫、贾植芳等人（这里开列的是曾在各个版本中出现过的13人——编者），但公认以贾植芳、朱东润两人的骨头最硬。朱东润作为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在“文革”初期即遭到围攻，在大大小小的批判会上始终不肯低头，“造反派”头头将日本军刀架在其脖子上，也面不改色；贾植芳则因胡风案牵连入狱，后又被 “劳动改造”，前后为时长达25年，受尽摧残。“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挂在贾先生家中的这个条幅，形象地刻画了他的人生道路。
“左翼小青年”
1949年5月上海鼎革，复旦师生全部返回校园时，贾植芳正携妻子任敏，在青岛火车站附近的一间小旅店内，翻译英国作家奥勃伦的《晨曦的儿子：尼采传》。
这是一次逃亡的旅程。1947年5月4日，贾植芳因在上海地下学联主办的《学生新报》上发表《给战斗者》一文，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入狱，经友人营救后准备设法去解放区，由于交通封锁而滞留青岛。
1949年8月，34岁的贾植芳终于重返上海，两年后受邀与梅林、王元化一起到震旦大学，在中文系讲授苏联文学。1952年8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贾被调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担任教授，并创立了国内第一个现代文学教研室，开设中国现代文学、苏俄文学、外国文学史和文艺写作四门课程。
此前，冯雪峰曾邀请他去文化部某部门任职，他因不想进入官场而拒绝了。
院系调整后的第一任复旦校长陈望道，称贾植芳为“左翼小青年”，他的夫人在外文系任教，与贾植芳相识。他知道贾“又抽烟，又喝酒，花钱多”，就开玩笑说，“我们家挣得比你多，有空你多帮我们花点钱”。后来,贾植芳果然得到了每月40元的资助。
胡风案中的“骨干”
1951年—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是建国后第一次针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政治运动。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时，贾植芳正在埋首翻译恩格斯的《住宅问题》。
“除了陈望道和我，当年的复旦教师中还没有第三个人翻译过马恩的东西。”贾植芳说。
随后他被列入上海高等教育界第一批“思想改造”名单。在陈望道主持下，复旦大学在此次运动中的整体气氛还是“比较自由”的，贾植芳说，“远没有反右及‘文革’时期那么疯狂”。饶是如此，还是出现了刘大杰跳黄浦江事件。此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各种运动变得“越来越激烈和紧张了”。
1955年5月15日，厄运终于降临。
这是个星期天的早晨，贾植芳刚刚起床洗了脸，校党委书记杨西光就打来电话，通知他到上海市高教局开会。在高教局匆匆用过早餐，他被带到一间屋子里坐下，前面的桌子上放着“两包大前门香烟、一杯盖碗茶”，两个扎着小辫的姑娘表情严肃地坐在靠窗的地方准备记录，然后华东局教育部副部长陈其五、市高教局局长兼党委书记等人鱼贯而入，贾原本与他们相识，连忙起身握手寒暄。
问：你和胡风是什么关系？
贾：朋友关系，胡风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他是革命作家。
早在1937年春天，在日本东京求学的贾植芳偶然在内山书店看到了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在编辑中有茅盾、冯雪峰、胡风等人的名字，他了解到这是一本坚持鲁迅战斗传统的进步刊物，就将以自己第一次牢狱生活为素材的小说《人的悲哀》投去。两个月后，收到了刊登这篇作品的丛刊第四本《黎明》、三十多元稿费及胡风的来信，从此就与这个“左翼文艺理念家，鲁迅先生的亲密助手”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他曾经在1983年出版的《小说选》“后记”中这样表达他和胡风的关系：“对于胡风同志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给予我在文学上和生活上的热情扶持和无私的帮助，我将永远感激。”
问：5月13日 《人民日报》刊登“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和“编者按语”是否看懂了？
贾：看不懂（以为是周扬写的）。
对方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报纸开始念，之后再问，“听懂了吗？”
贾：越听越糊涂了。
问：你要老老实实地交待和胡风之间的反党阴谋！
贾：他给中央提意见是为了促进文艺繁荣，又没有在马路上乱撒传单，能有什么阴谋？
来人：我们代表上海市高教局宣布对你进行隔离审查。
晚上贾即被押入建国西路上海公安局第三看守所单人监房。当晚其家被抄。
5月17日，贾妻任敏也遭逮捕，被关押在上海南市监狱中。24日《人民日报》刊登“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和“编者按语”。同日下午复旦大学召开“揭露胡风反党集团阴谋活动”的师生大会，11人发言，批判“披着进步教授外衣的胡风反党集团骨干分子贾植芳在学校里的阴谋活动”。后来，他的很多朋友、学生如章培恒、施昌东等人受牵连被审查。6月，被开除中国作家协会会籍。
贾植芳、胡风虽神交已久，其实直到1939年才有机缘相见。当时，胡风在重庆北碚编辑《七月》，贾植芳作为该杂志的西北战地特派员，暂居当地某报馆。1946年抗战胜利后，贾植芳夫妇辗转来到上海，曾短暂借住在胡风家，与胡风一家结下深厚情谊。
第二年秋天，贾第三次被投入监狱，曾有军统特务引诱其供出胡风住址，被贾严拒。
真正的囚犯
1957年反右开始，贾植芳不了解外面的形势，还保持着对监狱内“有烟抽、伙食还不错”的“单间生活”的乐观情绪。7月的一天，提审员拿着一张写有很多复旦教授名字的名单给他看，责令他交待这些人的“身份”和“彼此关系”，那里面有历史系教授、著名的“七君子”之一王造时，外文系教授孙大雨等人，其中有些人之前为贾说过一些公道话，比如王造时就曾经说，“把贾植芳抓起来是违反宪法”。
贾植芳辩护说，“他们中很多人都是英美留学生，解放前就是教授，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贾植芳不比他们，充其量只是一个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对方的回答则让他感到彻骨的寒冷：“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你就是反革命。”
数天后，贾植芳就被取消了原来的狱中待遇，每日吃两顿饭，晚上睡在地板上。自谓：“从这时起，我真正感到了自己是一个‘囚犯’了。”
1966年3月30日，50岁的贾植芳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同年4月被押回原单位复旦大学，由保卫科发配到校印刷厂“监督劳动”，“文革”爆发后，原来管制贾的“监督小组”改为“专政小组”，他作为“反革命分子”而遭受各种批判、游斗、凌辱和殴打，同时还被强制劳动、打扫厕所，犹乐观幽默地声称“当时复旦大学所有厕所都是我打扫的”。
冤案平反后，贾、胡再次相见，是在上海龙华精神病院。“他显示出一副呆痴状，很少发言，只是悄悄地流着眼泪，梅志（胡风夫人）不断地替他拭着泪水，它们又不断地涌出来——直到我们离去时，他呆呆地望着门口我们的身影，兀自流泪不止。”“（他）为人诚恳、正直、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历史使命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对中国文学理论贡献甚大。”贾植芳曾在1980年代如此评价亦师亦友的胡风。
“没有功利的热情”
1978年9月，复旦大学印刷厂召开大会，宣布为贾植芳“摘帽”，12月，受尽磨难、相濡以沫的妻子任敏终于回到他的身边。1980年12月正式平反，得补助费500元，随后恢复教授职称，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在1987年退休之前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博士生导师。
恢复名誉之后的贾植芳虽然年逾古稀，但工作热情很高，他不但被聘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委，整理出版了巴金、闻捷、赵树理等研究资料专集，还写作了大量散文、文学研究论文、杂文等，而且与巴金、王元化、施蛰存、唐弢、绿原、茅盾、萧军、冰心等文化名人多有交往。
贾植芳青年时期就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除入狱、改造及接受批斗外，多年坚持不辍，一直至其病危住院无法动笔。他的日记字迹难以辨认，也每天由其侄女负责“翻译”整理得井井有条。
1985年7月，他在日记中写道：接到电话得知自己翻译的《契诃夫手记》第三版已经排版印刷完毕，但就是装订不出来，因为一些出版社“只顾印赚钱的书”，为此他大为生气，痛斥道，“多少年的反动的左的路线，把人都变成鬼或兽，一种利己主义已经成为普遍的生活哲学”。
他晚年收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李欧梵在其门下进修；青年学者购买的港版《金瓶梅》遭海关查扣，他亲自写信给市委宣传部长要求放行。1986年11 月，他在复旦大学接待了来访的前苏联汉学家谢曼诺夫、英国立兹大学教授詹纳尔，席间专门询问了他们对索尔仁尼琴的看法。此间的日记记载说：“谢说，他初期作品还好，但越走越远，成为法西斯；西方说他是持不同政见者。”这种记录与2007年普京专门颁奖给索氏的新闻相较，别有深意。
同年12月，德高望重的贾植芳深为学校职称评定之事所烦扰，不少人登门请求他的帮助，他一方面为真正具有学术才华的青年学者获得公正待遇上书校领导，另外对一些人的行为大发感慨：嘲笑“他们对人生并无奢想，这么一点人生要求——一个副教授，就是他们的最高境界了”。
“这一代中年知识分子眼界狭小，有的是在个人小利小害中自苦的落后意识。他未能想到个人的命运由自己掌握这个根本问题，缺乏自我觉醒的社会意识，只视自己为一个工具，为生活上的小得小失苦恼，这正是那个封闭的时代所养成的文化性格，实在有悖于五四的新知识的传统，而更像个个体的农民。”
“文革”前大学学生都吃大锅饭，由于贾植芳生性随和大方，不拘小节，家里平时多有蹭饭的朋友学生，而这个“特点”在当年的批斗大会上竟然成了三大罪状之一（“政治上拉拢学生，思想上毒害学生、生活上腐蚀学生”）。可对这其中最后一条，贾植芳则颇为自豪，时至今日，依然学生故交往来不断，已成贾家一大特色，甚至被誉为“开放式公园”。
2006年为庆祝他90岁生日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仅仅发出150张请柬，结果去了近300人，很多学者、朋友、故交甚至慕名的陌生人不请自到，赶去祝贺。
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说，“没有功利的热情”让他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人。章培恒教授则评价，他不唯上，不媚俗，坚持自己的个性与见解，尽管有很多社会经验，却与学生坦诚相处，没有架子，也从不隐瞒，这个特点容易让人亲近。
在晚年，烟瘾极大的贾植芳最终听从医嘱，成功戒烟。乐观、豁达、幽默的他曾经长期坚持“不戒烟，不戒酒，不锻炼”的“三不主义”，他极为重视生活乐趣，即使1950年代中期受胡风案牵连被秘密关押审讯期间，也为早餐能够提供牛奶和面包而开心不已。
（注）本文参考了沈建中先生的 《贾植芳先生年谱初编》、上海社科版的《贾植芳文集：书信日记卷》
贾植芳小传
1916年生，山西襄汾人。1932年到北平上高中，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捕关押。1936年出狱后，流亡日本。抗战爆发后弃学回国参加抗战工作。 1945年被日伪徐州警察局逮捕，日本投降后出狱。1947年被中统特务机关逮捕，后被胡风等人营救后设法逃亡。1952年由震旦大学调入复旦大学任中文系教授。1955年因胡风案入狱，达11年。1966年3月，被法院定罪为 “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判处有期徒刑12年。
1980年平反。
1987年8月退休。
著作有 《劫后文存》、《历史的背面：贾植芳自选集》、《贾植芳文集》（四卷本）、回忆录《狱里狱外》等。
四进监狱，“三不主义”，这位曾乐观自嘲“扫遍复旦所有厕所”的瘦小老人的辞世，可能改变这座百年学府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之间的某种传承关系。 陆杰/图
2008年4月24日晚6点45分，著名的“七月”派作家，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专家和翻译家，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辞世，享年92岁。
1950年代初，复旦大学中文系号称有十大教授，包括郭绍虞、朱东润、蒋天枢、陈子展、刘大杰、吴文祺、胡裕树、赵景深、张世禄、王蘧常、方令孺、王欣夫、贾植芳等人（这里开列的是曾在各个版本中出现过的13人——编者），但公认以贾植芳、朱东润两人的骨头最硬。朱东润作为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在“文革”初期即遭到围攻，在大大小小的批判会上始终不肯低头，“造反派”头头将日本军刀架在其脖子上，也面不改色；贾植芳则因胡风案牵连入狱，后又被 “劳动改造”，前后为时长达25年，受尽摧残。“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挂在贾先生家中的这个条幅，形象地刻画了他的人生道路。
“左翼小青年”
1949年5月上海鼎革，复旦师生全部返回校园时，贾植芳正携妻子任敏，在青岛火车站附近的一间小旅店内，翻译英国作家奥勃伦的《晨曦的儿子：尼采传》。
这是一次逃亡的旅程。1947年5月4日，贾植芳因在上海地下学联主办的《学生新报》上发表《给战斗者》一文，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入狱，经友人营救后准备设法去解放区，由于交通封锁而滞留青岛。
1949年8月，34岁的贾植芳终于重返上海，两年后受邀与梅林、王元化一起到震旦大学，在中文系讲授苏联文学。1952年8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贾被调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担任教授，并创立了国内第一个现代文学教研室，开设中国现代文学、苏俄文学、外国文学史和文艺写作四门课程。
此前，冯雪峰曾邀请他去文化部某部门任职，他因不想进入官场而拒绝了。
院系调整后的第一任复旦校长陈望道，称贾植芳为“左翼小青年”，他的夫人在外文系任教，与贾植芳相识。他知道贾“又抽烟，又喝酒，花钱多”，就开玩笑说，“我们家挣得比你多，有空你多帮我们花点钱”。后来,贾植芳果然得到了每月40元的资助。
胡风案中的“骨干”
1951年—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是建国后第一次针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政治运动。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时，贾植芳正在埋首翻译恩格斯的《住宅问题》。
“除了陈望道和我，当年的复旦教师中还没有第三个人翻译过马恩的东西。”贾植芳说。
随后他被列入上海高等教育界第一批“思想改造”名单。在陈望道主持下，复旦大学在此次运动中的整体气氛还是“比较自由”的，贾植芳说，“远没有反右及‘文革’时期那么疯狂”。饶是如此，还是出现了刘大杰跳黄浦江事件。此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各种运动变得“越来越激烈和紧张了”。
1955年5月15日，厄运终于降临。
这是个星期天的早晨，贾植芳刚刚起床洗了脸，校党委书记杨西光就打来电话，通知他到上海市高教局开会。在高教局匆匆用过早餐，他被带到一间屋子里坐下，前面的桌子上放着“两包大前门香烟、一杯盖碗茶”，两个扎着小辫的姑娘表情严肃地坐在靠窗的地方准备记录，然后华东局教育部副部长陈其五、市高教局局长兼党委书记等人鱼贯而入，贾原本与他们相识，连忙起身握手寒暄。
问：你和胡风是什么关系？
贾：朋友关系，胡风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他是革命作家。
早在1937年春天，在日本东京求学的贾植芳偶然在内山书店看到了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在编辑中有茅盾、冯雪峰、胡风等人的名字，他了解到这是一本坚持鲁迅战斗传统的进步刊物，就将以自己第一次牢狱生活为素材的小说《人的悲哀》投去。两个月后，收到了刊登这篇作品的丛刊第四本《黎明》、三十多元稿费及胡风的来信，从此就与这个“左翼文艺理念家，鲁迅先生的亲密助手”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他曾经在1983年出版的《小说选》“后记”中这样表达他和胡风的关系：“对于胡风同志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给予我在文学上和生活上的热情扶持和无私的帮助，我将永远感激。”
问：5月13日 《人民日报》刊登“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和“编者按语”是否看懂了？
贾：看不懂（以为是周扬写的）。
对方从口袋里掏出一份报纸开始念，之后再问，“听懂了吗？”
贾：越听越糊涂了。
问：你要老老实实地交待和胡风之间的反党阴谋！
贾：他给中央提意见是为了促进文艺繁荣，又没有在马路上乱撒传单，能有什么阴谋？
来人：我们代表上海市高教局宣布对你进行隔离审查。
晚上贾即被押入建国西路上海公安局第三看守所单人监房。当晚其家被抄。
5月17日，贾妻任敏也遭逮捕，被关押在上海南市监狱中。24日《人民日报》刊登“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和“编者按语”。同日下午复旦大学召开“揭露胡风反党集团阴谋活动”的师生大会，11人发言，批判“披着进步教授外衣的胡风反党集团骨干分子贾植芳在学校里的阴谋活动”。后来，他的很多朋友、学生如章培恒、施昌东等人受牵连被审查。6月，被开除中国作家协会会籍。
贾植芳、胡风虽神交已久，其实直到1939年才有机缘相见。当时，胡风在重庆北碚编辑《七月》，贾植芳作为该杂志的西北战地特派员，暂居当地某报馆。1946年抗战胜利后，贾植芳夫妇辗转来到上海，曾短暂借住在胡风家，与胡风一家结下深厚情谊。
第二年秋天，贾第三次被投入监狱，曾有军统特务引诱其供出胡风住址，被贾严拒。
真正的囚犯
1957年反右开始，贾植芳不了解外面的形势，还保持着对监狱内“有烟抽、伙食还不错”的“单间生活”的乐观情绪。7月的一天，提审员拿着一张写有很多复旦教授名字的名单给他看，责令他交待这些人的“身份”和“彼此关系”，那里面有历史系教授、著名的“七君子”之一王造时，外文系教授孙大雨等人，其中有些人之前为贾说过一些公道话，比如王造时就曾经说，“把贾植芳抓起来是违反宪法”。
贾植芳辩护说，“他们中很多人都是英美留学生，解放前就是教授，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贾植芳不比他们，充其量只是一个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对方的回答则让他感到彻骨的寒冷：“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你就是反革命。”
数天后，贾植芳就被取消了原来的狱中待遇，每日吃两顿饭，晚上睡在地板上。自谓：“从这时起，我真正感到了自己是一个‘囚犯’了。”
1966年3月30日，50岁的贾植芳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同年4月被押回原单位复旦大学，由保卫科发配到校印刷厂“监督劳动”，“文革”爆发后，原来管制贾的“监督小组”改为“专政小组”，他作为“反革命分子”而遭受各种批判、游斗、凌辱和殴打，同时还被强制劳动、打扫厕所，犹乐观幽默地声称“当时复旦大学所有厕所都是我打扫的”。
冤案平反后，贾、胡再次相见，是在上海龙华精神病院。“他显示出一副呆痴状，很少发言，只是悄悄地流着眼泪，梅志（胡风夫人）不断地替他拭着泪水，它们又不断地涌出来——直到我们离去时，他呆呆地望着门口我们的身影，兀自流泪不止。”“（他）为人诚恳、正直、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历史使命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对中国文学理论贡献甚大。”贾植芳曾在1980年代如此评价亦师亦友的胡风。
“没有功利的热情”
1978年9月，复旦大学印刷厂召开大会，宣布为贾植芳“摘帽”，12月，受尽磨难、相濡以沫的妻子任敏终于回到他的身边。1980年12月正式平反，得补助费500元，随后恢复教授职称，开始招收比较文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在1987年退休之前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博士生导师。
恢复名誉之后的贾植芳虽然年逾古稀，但工作热情很高，他不但被聘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委，整理出版了巴金、闻捷、赵树理等研究资料专集，还写作了大量散文、文学研究论文、杂文等，而且与巴金、王元化、施蛰存、唐弢、绿原、茅盾、萧军、冰心等文化名人多有交往。
贾植芳青年时期就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除入狱、改造及接受批斗外，多年坚持不辍，一直至其病危住院无法动笔。他的日记字迹难以辨认，也每天由其侄女负责“翻译”整理得井井有条。
1985年7月，他在日记中写道：接到电话得知自己翻译的《契诃夫手记》第三版已经排版印刷完毕，但就是装订不出来，因为一些出版社“只顾印赚钱的书”，为此他大为生气，痛斥道，“多少年的反动的左的路线，把人都变成鬼或兽，一种利己主义已经成为普遍的生活哲学”。
他晚年收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李欧梵在其门下进修；青年学者购买的港版《金瓶梅》遭海关查扣，他亲自写信给市委宣传部长要求放行。1986年11 月，他在复旦大学接待了来访的前苏联汉学家谢曼诺夫、英国立兹大学教授詹纳尔，席间专门询问了他们对索尔仁尼琴的看法。此间的日记记载说：“谢说，他初期作品还好，但越走越远，成为法西斯；西方说他是持不同政见者。”这种记录与2007年普京专门颁奖给索氏的新闻相较，别有深意。
同年12月，德高望重的贾植芳深为学校职称评定之事所烦扰，不少人登门请求他的帮助，他一方面为真正具有学术才华的青年学者获得公正待遇上书校领导，另外对一些人的行为大发感慨：嘲笑“他们对人生并无奢想，这么一点人生要求——一个副教授，就是他们的最高境界了”。
“这一代中年知识分子眼界狭小，有的是在个人小利小害中自苦的落后意识。他未能想到个人的命运由自己掌握这个根本问题，缺乏自我觉醒的社会意识，只视自己为一个工具，为生活上的小得小失苦恼，这正是那个封闭的时代所养成的文化性格，实在有悖于五四的新知识的传统，而更像个个体的农民。”
“文革”前大学学生都吃大锅饭，由于贾植芳生性随和大方，不拘小节，家里平时多有蹭饭的朋友学生，而这个“特点”在当年的批斗大会上竟然成了三大罪状之一（“政治上拉拢学生，思想上毒害学生、生活上腐蚀学生”）。可对这其中最后一条，贾植芳则颇为自豪，时至今日，依然学生故交往来不断，已成贾家一大特色，甚至被誉为“开放式公园”。
2006年为庆祝他90岁生日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仅仅发出150张请柬，结果去了近300人，很多学者、朋友、故交甚至慕名的陌生人不请自到，赶去祝贺。
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说，“没有功利的热情”让他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人。章培恒教授则评价，他不唯上，不媚俗，坚持自己的个性与见解，尽管有很多社会经验，却与学生坦诚相处，没有架子，也从不隐瞒，这个特点容易让人亲近。
在晚年，烟瘾极大的贾植芳最终听从医嘱，成功戒烟。乐观、豁达、幽默的他曾经长期坚持“不戒烟，不戒酒，不锻炼”的“三不主义”，他极为重视生活乐趣，即使1950年代中期受胡风案牵连被秘密关押审讯期间，也为早餐能够提供牛奶和面包而开心不已。
（注）本文参考了沈建中先生的 《贾植芳先生年谱初编》、上海社科版的《贾植芳文集：书信日记卷》
贾植芳小传
1916年生，山西襄汾人。1932年到北平上高中，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捕关押。1936年出狱后，流亡日本。抗战爆发后弃学回国参加抗战工作。 1945年被日伪徐州警察局逮捕，日本投降后出狱。1947年被中统特务机关逮捕，后被胡风等人营救后设法逃亡。1952年由震旦大学调入复旦大学任中文系教授。1955年因胡风案入狱，达11年。1966年3月，被法院定罪为 “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判处有期徒刑12年。
1980年平反。
1987年8月退休。
著作有 《劫后文存》、《历史的背面：贾植芳自选集》、《贾植芳文集》（四卷本）、回忆录《狱里狱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