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谁与毛泽东争吵反对“公审蒋介石” 

        张闻天是中共党内担任过中央总书记的一位重要领导人，而这一职务是在著名的遵义会议上当选的。如此重大的史实却在相当长时期内党史上是一直讳言的，直至他逝世后，1979年中央为他平反举行隆重的追悼会上，邓小平所致悼词中才公布这一史实。本人原是人民大学的一名党史教师，从上世纪50年代研究生毕业至1979年从事党史教学有20多年，但一直都不知道这样的史实。

　　现在无论是湖南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还是上海浦东张闻天生平陈列馆，观众在参观遵义会议陈列部分时都会看到一座四人雕塑，其所列四位历史人物就是毛、张、周、王四人，应该说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说到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的这一雕塑，据称还有这样一个曲折故事，2003年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该馆对原陈列进行了一番改造，改造后新设计的遵义会议部分的这一雕塑原来只有毛、周、王三人，恰恰没有张闻天。在新馆尚未正式开放的该年10月1日，胡锦涛总书记视察了纪念馆，是胡锦涛同志看到这一雕塑时，向纪念馆的同志提出，这里怎么没有张闻天？那时候他是总书记呀。接着指着雕塑说，这里应该还有张闻天。这样，于是根据胡锦涛的指示进行了修改，将原来的三人雕塑补上了张闻天，成为现在四人的正式陈列。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为中国从内战转向抗战的一个枢纽，也是中共历史命运的一个重大转折。然而在事变爆发后这个历史关口，党中央又是如何应对这个事变的？过去长期流传的一个说法是，毛主席英明决策和平解决，是张国焘主张要杀蒋介石。至于总书记张闻天则是根本不提，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初上演的一部电影《西安事变》，当银幕上出现陕北窑洞党中央讨论会的会场时，张闻天竟连一个身影都没有。近些年来虽然承认会上有张，然而又出现另一种说法，说是在12月13日中央讨论方针时，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致主张和平解决，独有张国焘一人主张“打倒南京政府”。其实这些都是歪曲史实的一种混乱。

　　早在1988年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的《党的文献》就公布过《张闻天西安事变前后发言和电报》，并同时发表了我们编辑组几位同志根据档案合写的《张闻天与西安事变》一文，接着不久《人民日报》(8月15日)又发表了本人的《张闻天在我党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历史作用》。这些都在当时党史学界和许多老同志中产生过广泛影响。20多年过去了，如今却仍然在有关西安事变的历史阐述上出现如此的混乱。为此本人不能不在这里再就当时中共决策过程这个基本史实作进一步的澄清。

　　人们在阐述党史上如何决策问题时往往总要竭力回避存在过的分歧。其实面对如西安事变这样突发而又复杂的事件，开始时党内出现不同意见，以至发生争论，应该说是完全正常的。而一开始就完全一致，倒是不可思议的，何况那时还不是后来发生的那种一个人说了算的情况。

　　当时的情况究竟怎样？首先就拿13日在保安窑洞召开的讨论应对事变的会议来说，有过不同意见的恰恰主要是会议的主持者张闻天总书记，和会议报告人(当时负责军事外交)毛泽东。那时中央会议的习惯做法是会议开始时由分管这方面工作的领导人做报告，因此这次会议首先由毛做报告。毛的报告从事变的意义，到形势发展的可能等都表明了他的看法和分析，同时还提出军事上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上，我们应立即部署兵力；但报告对蒋介石的处理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意见则是“审蒋”和“除蒋”，即“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认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他的这个主张显然是以当时国民党失去了首脑，南京政府被蒋控制的局面已经被打破的估计为根据的，为此他还提出要“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并在西安成立一个名义上不叫政府的“一个实质的政府”。

　　毛报告之后的其他同志发言都基本上同意报告的意见，有的作进一步的分析，有的提建议，有的则作补充。周恩来发言的一个有所不同之处，就是提出“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对立”，将来西安“或以陪都形式出现”，然而这里所说的南京也是没有蒋的情况下的南京。但是会议到了张国焘发言时，则是发展到了极端，提出“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而且认为“内乱不可免”，西安事变的意义“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这是明确对党的“逼蒋抗日”“联蒋抗日”方针的倒退。也正是在张国焘发言之后张闻天作了发言。

　　张闻天的发言早在1988年《党的文献》上就全文公布，后来又收入他的文集，这里不再作全面介绍，只需指明几点与毛的报告有明显不同之处，一是通篇没有一个“除蒋”、“审蒋”的字眼，也没有任何一点类似这样的意思；第二，明确提出“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第三，主张“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这里所说的南京政府不但完全没有与蒋分开的意思，相反却用了“正统”这样一个字眼。须知几千年的中国历代王朝，唯有“真命天子”的皇上才称得上正统，事实上当时的南京政府也唯有蒋介石才称得上正统。这里发言虽然没有明说要保蒋，因为在当时蒋的命运究竟最后如何，谁也不好断定，因此发言这里用了“尽量争取”，然而其意思非常清楚，就是不同意那种“以西安为中心”，结成统一战线来控制南京的主张，而发言中“联合非蒋系队伍”一句，显然是以前一句为前提的。发言还要求大家要“慎重”，“不要急躁”，不要自己给自己造成困难；发言最后的结语是，“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

　　必须指出，在高举抗日旗帜，支持张杨，最终要结成广泛抗日统一战线这些问题上毛张两个意见都是一致的，但是不可否认两人确有过分歧和争论。在我们根据记录披露史实的文章发表后，我和编辑组的另一位同志一起曾访问过当时还健在的，曾列席这次会议的两位老同志冯文彬、郭洪涛。他们都证实毛和张确有过不同意见和争论，冯文彬还记得当时两人争吵得很激烈，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毛冲着张说了一句，让历史去做结论吧。这次会议由于情况了解不多，谁也没有定论，因此会议最后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以至15日还发表了毛泽东领衔署名的红军将领致国民党政府的电报，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审判”。直至周恩来17日到西安将外界情况用电报发回保安之后，12月1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才在认识上取得一致，会议遂正式做出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由此可见党中央做出和平解决的决策是有一个过程的。就在19日这次会上作为总书记的张闻天明确表态：我们“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并批评过去“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毛泽东后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谈及西安事变中央决策过程时也说不能认为过去那次宣言是对的。

　　回头看13日的这场争论，其实并不是要不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的分歧，而是究竟是在有蒋还是无蒋的情况下，结成以谁为中心的统一战线的问题的分歧。然而从随后五六天的实际形势发展来看，和平不和平的关键恰恰就集中在如何处理蒋的问题上。那种要除蒋或是把蒋同南京政府分开，建立以西安为中心的统一战线的设想被事实证明是完全不切合实际的，而且也势必导致内战的扩大。这种意见实际上是对蒋在当时国内人们心目中的“正统”地位，以及他作为中国中央政府和军队最高权力的代表在国际上的影响，都大大估计不足。

　　至于党内为何会出现这种意见，从中央的高层来说，这里不能说只是出于一时的愤情，而是有其重要的两方面的背景为依托的，一是共产国际(实际是苏共)态度的变化，须知事变之前国际对中国的方针实际是两面的，一面拉住国民党，一面又支持中共，中共同张学良秘密协议合作建立西北大联合，打通苏联获得物资和技术援助的计划是得到国际批准的。然而事变爆发，国际的电报中共虽未能及时收到，但从最初苏联《消息报》公开谴责张学良，斥之为亲日派的反应来看，就已经清楚表明苏联方面的态度，就可以判定共产国际是不会支持的，要想拉苏联支持西北大联合的设想已经完全失去希望。另一方面从国内来看，事变之前社会舆论越来越呈现出对蒋“安内攘外”政策的不满，甚至在相当一部分地方实力派的“军阀”中酝酿一股强烈的反蒋情绪，实际上事变前中共也以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对他们做了许多争取工作。据此也就认为在蒋被拘的情况下，他们也就会纷纷倒向西安一边，然而却未想到事变爆发后不久，从地方“军阀”势力到社会舆论却相反出现一股普遍的“拥蒋潮流”。因此党中央从这些客观形势变化中迅速取得认识的统一，做出推动和平解决的决策。

　　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当时中共中央做出的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而且短短六天就能对这样重大而复杂的事件做出正确的决定，也充分表现出当时党的先贤们的智慧和团结。然而弄清中央起先曾经有过一场争论，不仅对澄清长期存在的历史混乱，恢复历史的真相，尤其是让人们了解长期遭到埋没的作为总书记的张闻天的重大历史作用有益；而且也给予人们这样一个启示，即使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对于如西安事变的这样突发的重大事件，中央能做出正确的决策，靠的也是党内民主，靠的是集体智慧，而不是靠任何的个人专断。（摘自《炎黄春秋》2010年第六期，作者：张培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