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味冤案始末》序言

《王实味冤案始末》序言

?　李 锐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四十多万字的书，不仅详细叙述了王实味冤案的始末，以及毛泽东同此案的关系（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仍念念不忘）；而且还记载了延安整风运动转到抢救运动的全过程，以及同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之间的渊源。弄清楚这一段痛苦的史实，对于了解我们党从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许多事件，尤其是“左”的错误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是极有意义的。

　　书中这一段历史我是亲身经历过的，如抢救运动一开始，逮捕王实味的同时，我也是被关押到保安处几百人中的一个（比较幸运的是只关了一年两个月，1944年6月就释放了）。受作者的委托，为此书写一篇序言，我就写一点感想吧。

　　延安整风运动最初是在党中央高层开始的，即彻底清算四中全会后政治思想路线上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由于发生了王实味问题，使毛泽东作出决定，将整风运动的矛头从王明转向全体党员和干部，从而导致抢救运动：要“有眼光去发现坏人，即托派、日特、国特等坏人”。于是，本来是要清算历史上王明路线的“左”倾错误，反而转为新的极“左”错误，搞坦白运动，清“红旗党”，在全党抢救以知识分子为主的新党员新干部。当时有个说法：“特务如麻”；延安吃公粮的五万人中，竟清出“特务”一万五千多人！这就重复了苏维埃时期的肃反错误（从富田事变打AB团开始，据统计死了十万人）。好在总结了一个教训，没有再开杀戒（王实味被杀是后来的事情），毛泽东的九条方针中，有“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但是仍普遍搞逼供信，自古相传和苏联学来的种种刑罚，直到假枪毙，我在保安处都曾亲历亲闻。

　　一九四九年南下湖南，我从公安部门看到全部《唐纵日记》，其中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写道：现在延安很乱，可惜没有一个内线。这就是说，当年国民党并没有一个特务能钻进我们党内来（从境外混入边区的特务是有的）。唐纵乃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二把手，当时在蒋介石侍从室负责特工（这部《日记》已出版）。从各方面说，延安时期究竟不同于苏维埃时期，为什么不认真总结过去的教训，为什么还要重复如此可怕的“肃反”错误？如果说，敌情观念过重算作一个理由的话，那么，一九四九年以后又怎么说呢？经过了大规模的镇反（其中自难免过头）之后，“敌情”应当说基本不存在了。可是历史上的肃反运动，却发展到以言定罪，以思想划阶级，从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四清，一直到十年“文革”，遍地敌情，如山冤案，国家主席、三军元帅都难幸免。回顾历史，我们党（和毛泽东）有光荣、正确、伟大的一面，这是主要的一面；但是也确有不光荣、不正确、不伟大的一面啊！尽管是次要的一面，我们决不能淡忘，若无其事。由于几十年中没有认真彻底清算总结这种滥杀无辜的肃反错误、根深蒂固“左”的教训，我们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太大了，以致出现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十年文革灾难。一九八○年讨论后通过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我曾经说过，这是我们总结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的开始。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仍沉重地谈到，“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列席十五大时，我有一个长篇书面发言：《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建议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年的经验教训。关于“左”的历史教训，究其来源我想到的一点是，此乃我国封建专制主义君为臣纲惟上独尊的传统，同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惟我独革榜样的结合；这也是个人迷信与理想至上即毛泽东毕生追求的君师合一（伟大领袖、伟大导师）的结合。将理想（理论）或革命绝对化以后，滥整、盲干、滥杀、死人又算得了什么呢。

　　王实味冤案由李维汉“引发”，康生定性，毛泽东参与造成，经过五十年后，到一九九一年才彻底平反。李维汉是党的元老，参予过王明路线，经历过光荣正确与各种曲折，“文革”前后挨整受害，终于彻悟，一九八○年找邓小平长谈党受封建专制主义影响的问题，导致邓小平随即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长篇讲话，论述封建专制传统对我们党和国家体制的种种严重危害(可惜的是，讲话中的种种措施没有完全落实)。这时李老已八十高龄，以带病之身写作回忆录，其原则是写出历史的本来面目，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自我批评。为王实味平反，就是这时提出来的。王实味在延安中央研究院工作，李老时为该院领导。他说：王实味问题要重新审查，王的问题是由我引发的，我有责任把它搞清楚，当即向中央组织部建议重新审查这一大案难案。可以说，没有李维汉这样对历史认真负责的态度，没有这种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王实味的冤案是难以彻底平反的。所以我写这篇序言的另一个感想，就是大家尤其老同志（我们这些过来人）应当学习李维汉对历史负责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我们就不能认真吸取历史教训，顺利开辟前进道路。

　　作者宋金寿从一九八○年协助李维汉整理回忆录时，即开始研究王实味问题。多年来他访问了许多当事人，从多家图书馆和有关单位搜集资料，经过严肃认真的研究和思考，全凭历史事实说话，先后二十年写成了这本书。

　　按道理这个序言本应由温济泽来写，因为一九八四年李维汉去世后，为王实味平反的责任主要就落在他肩上了。李老临终前将这件未了之事嘱托给老温。温济泽是当年中央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也是王实味冤案的当事人。他同李老一样内疚，感到有责任为王实味平反，为此多年奔波，来往于中央组织部与公安部之间，从各方搜集证据，付出了极大努力。他还自己并组织有关同志撰文，编著了《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一书，一九九二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为此书出版，他又写了《再谈王实味冤案——冤案的始末及教训》一文。不幸的是老温一九九九年去世了。我写的怀念温济泽的文章中，引用了他总结王实味冤案的六大教训为：一、要解决历史上对托派的错误看法。二、对敌情的过火估计。三、一个人说了算的主观武断的恶劣作风。四、群众运动的斗争方式（千人大会，“左”风压倒一切）。五、宁“左”勿右的不正常心态。六、不愿意听不同意见的专横态度。这六大教训现在是否都已解决了呢？温济泽认为这样的总结远远不够，还应当从王实味到批判“三家村”写出一本书来，总结历史上“左”的教训，教育当代人，启迪后来人。他对宋金寿说出了这个心愿。现在王实味冤案始末及其教训，已呈现在读者面前了。同志们，防“左”、反“左”还是我们长期的任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