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阎长贵：1967年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19 12:12:44
1967年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 阎长贵 粉碎“四人帮”以来，许多关于文革的书和文章，在谈到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时，都说文革一开始，江青就要把周恩来打倒，或把周恩来视为“眼中钉”，我认为这样说不符合实际。 
不错，江青在周恩来面前，比较随便和放肆，有时发脾气，或顶撞周恩来；对这些事和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我曾问过戚本禹，他告诉我：江青和总理的关系很好，她之所以敢在总理面前发脾气，那正是他们关系比较好的表现，她怎么不敢在刘少奇、林彪面前发脾气？
当然，这是戚本禹一个人的说法和看法，但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视角，对正确认识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有启发。
关于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我也问过汪东兴，他说：“江青和总理的关系是比较亲密的，非同一般，同她和其他领导人的关系不一样。在文革中，总理说了很多赞扬江青的话。[ 向江青同志学习！] [ 向江青同志致敬！] 就是首先由总理喊出来的。连主席都说，总理有点怕江青。”
我从1967年我所看到的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中，实实在在得不出江青从文革一开始就把周恩来视为“眼中钉”和要打倒周恩来的结论。下面，我谈谈我经历的一些事情。
周恩来经常到江青这里来，我遇到多次都是他亲自先给我（时任江青秘书）打电话，问我：“江青同志现在干什么，是工作还是休息？如果不是休息，我想到江青同志那里去。”所谓休息，是指江青睡觉，周恩来自然不会来；所谓工作，是指看文件和处理文件，周恩来就会来。周恩来打电话来了，我就去报告江青。有时周恩来也打电话说：“我有事要到江青同志那里去，请你问一下江青同志行不行？”在一年的时间里，我遇到多次这种情况，当我每一次向江青报告时，江青都是高兴和痛快地说：“总理来，可以，欢迎。”我实实在在地说，江青没有一次说“总理不能来”，或借口有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而拒绝总理来。
在发生所谓“二月逆流”的时间里，我拿份关于周恩来的什么材料（其内容没一点印象了，很可能是关于贴周恩来大字报的材料）给江青看，江青严肃地跟我说：“凡是涉及到总理的事情，我心都不安!”江青这句话，这个表态，对我影响很大。也正巧在这段时间里，我中央财金学院的一个大学同学（年轻教员），给我来信，说（大意）：1967年2月16日晚（或2月17日凌晨），周总理接见财贸口造反派的讲话对造反派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利，还当场抓了支持造反派的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等等，并附来了周恩来讲话的纪录；其意思是想就周恩来的这次接见写周恩来的大字报，问我行不行。我知道这不行，因为按照当时毛主席以及中央文革的意见，不允许贴总理的大字报，陈伯达、江青不止一次叫我找聂元梓、蒯大富，让他们组织人到天安门覆盖有关总理的大字报，我听了江青所说她“心不安”的话，更觉得不行，于是我就给我那位同学打电话，告诉他：“不行，绝对不行，决不能给总理贴大字报。有什么意见可以向上反映。”我那位同学，知道给总理写大字报不行，又给我来信，说要贴李先念的大字报，我觉得他不听话，有点不耐烦，告诉他：“我不管了！”我当时的心态是只要不贴总理的大字报就行，其他我不管。我讲这件事情，是想说明，江青所说“心不安”的话对我确实是影响很大的，也是很直接的。
有一次看正被批判的“毒草影片”《怒潮》，是反映和描写大革命失败后武装斗争故事的。看完后，在从钓鱼台十七楼（放电影的楼）回十一楼的路上，江青跟我们说，总理和刘少奇不同，在大革命时期，刘少奇贯彻执行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叫工人赤卫队缴枪，总理是主张武装斗争的，他组织和领导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都胜利了，搞得好。——这是我听到的江青赞扬周恩来历史功绩的一次谈话。
我给江青当秘书的时候，还代理过半个月的警卫员。事情是这样的：1967年4月份检查身体，发现警卫员孙立志有肝炎，按照规定，工作人员发现有肝炎就要马上离开首长。孙立志不能做警卫员了，中央警卫局就挑了一位姓杨的同志代替，只一天时间，江青跟我说：“姓杨的不行，我怕见生人，你代理一段警卫员吧。”我说：“不行，我一点警卫知识也没有。”江青有些生气地说：“当警卫员不就是跟着出去吗！”我没法推脱，除做秘书外，还兼做了半个月的警卫员（从4月中旬到五一节新警卫员孙占龙来前）。在我代理警卫员期间，我看到一个情况，这就是：在外出开会或活动时，周恩来有时坐江青的车。这是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我当时就想过。我认为，主要就是周恩来要和江青讨论问题，征求她的意见，以统一对一些问题的认识。经过1967年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在中央层面上出现了一个议事和决策机构，叫做“中央文革碰头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这个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参加者除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外，还有谢富治、杨成武、叶群等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虽然是陈伯达、顾问是康生，但说话算数的实际上是第一副组长江青，她几乎具有一票否决权；不管什么问题，就是陈伯达、康生同意了，江青不同意也是不行的。周恩来作为“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主持者，不能不正视和重视这种情况。为了争取时间和节约时间，所以周恩来有时坐江青的车。至于他们究竟讨论过什么问题，我当时没怎么注意去听，现在一个完整的印象也没有了。印象深的是，有一次周恩来跟江青说：“现在好了，有主席、林副主席掌舵，把握方向，具体工作由我们来做。”江青怎样回答和回答什么不记得了。
我也看到过江青在周恩来面前耍态度、发脾气的情况。1967年国庆节前后（1967年9月26日——10月14日），以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来中国访问，中国对外文委用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招待谢胡一行，以对外文委的名义发了请柬。这是中国招待国宾的惯例。江青拿到这个请柬后，在人民大会堂，冲着周恩来大发脾气。江青怒气冲冲地说：“搞京剧改革的时候，他们反对，现在他们贪天之功，拿别人的成果，以他们的名义招待外宾。这像什么话！”类似的话，江青接连嚷了几次。周恩来则和气地连连对江青说：“不要生气，可以改嘛，可以改嘛！”周恩来说改，还不容易，通知一下有关部门就改了。新改的请柬落款是中央文革小组。当时听到反馈，同一个招待会谢胡一行收到了落款不同的两份请柬，他们不知底里，还以为招待他们的规格提高了。谢胡无限感慨地说：“我们要把这两份请柬一同带回阿尔巴尼亚，放在历史博物馆里，让阿尔巴尼亚人民都知道中阿两国人民的友谊多么深厚！”
“总理，总理，什么事情都得理。”周恩来自己说：“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啊，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民交代！”（见周家鼎《周恩来忍辱负重的岁月》，《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邓颖超说：周恩来“是国家的管理员”，“大小事都处理”。（金凤《邓颖超传》下卷，人民出版社第607页） “日理万机”——周恩来真是日理万机，人们都知道周恩来是全国最忙的人。江青不管这些，不顾这些，她常常缠着周恩来，她做的事，她的活动，很多总是要求周恩来参与。比如，当时江青经常看所谓革命样板戏的演出，她要周恩来也看，演出结束后，她给剧团的演出人员谈看法，提意见，她也要周恩来陪着，我看到周恩来不仅多次和江青一起看戏，也参加江青演出结束后的活动，可以说周恩来经常总是“奉陪到底”。——在文革中红卫兵搞的一些资料中可以看到这方面的记录。据我看，周恩来也“乐意”（不乐意也顺从）帮助江青做些事情，这恐怕是大政治家的“深谋远虑”，想到毛主席……
林青山在《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一书中说：江青在接周恩来电话时，她要我“把一个只有火柴盒大小的窃听装置”递给她，她把这个小“火柴盒”放在拿听筒的手里。电话打完后，“ [ 叭 ] 一声，江青使劲把电话一摔，[ 真是混蛋。简直比狐狸还狡猾！] 江青狠狠地骂了一句。”江青又把手里的窃听器递给站在一旁的我，并向我布置：“你把录音都记录下来，交给我。”（参见该书第293、297页）从林青山的叙述中还可以看出，江青这样做并不是偶尔为之，而是经常的。这完全是瞎编。我严肃认真地说，江青一次也没有叫我做过这种事，我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江青做这种事。
谈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不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能脱离开毛泽东。周恩来对江青迁就又迁就，忍让又忍让，为什么？因为江青背后站着毛泽东。陈伯达不止一次说过一句很直白而又很深刻的话：“如果不是因为毛主席的关系，谁理她呀？”（见《陈伯达遗稿》，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出版第89-90页）江青是通天的，周恩来对江青的态度是他对毛泽东态度的延伸。江青也知道她在很多方面都得靠周恩来。她建国以后的工作都是周恩来给安排的，在文革中她想职务攀升也离不开周恩来。她1956年成为毛主席五大秘书之一是周恩来提议的，1969年在九大当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无疑也有周恩来帮忙。这是从她本人的利害关系而言。而她对周恩来的态度，从根本上讲，也是以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态度为转移的。毛泽东经常敲打周恩来，在每一次敲打时，江青都比毛泽东走得更远，从思想方法讲，她比毛泽东更极端。江青认为周恩来成为她实现野心的障碍而必须打倒，恐怕是在林彪“九一三事件”以后。因此，不论从情理看，还是从实际讲，说江青从文革一开始就把周恩来视为“眼中钉”，就要整周恩来、打倒周恩来，是不对的，不符合历史事实。
来源：《记忆》第3期
不错，江青在周恩来面前，比较随便和放肆，有时发脾气，或顶撞周恩来；对这些事和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我曾问过戚本禹，他告诉我：江青和总理的关系很好，她之所以敢在总理面前发脾气，那正是他们关系比较好的表现，她怎么不敢在刘少奇、林彪面前发脾气？
当然，这是戚本禹一个人的说法和看法，但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视角，对正确认识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有启发。
关于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我也问过汪东兴，他说：“江青和总理的关系是比较亲密的，非同一般，同她和其他领导人的关系不一样。在文革中，总理说了很多赞扬江青的话。[ 向江青同志学习！] [ 向江青同志致敬！] 就是首先由总理喊出来的。连主席都说，总理有点怕江青。”
我从1967年我所看到的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中，实实在在得不出江青从文革一开始就把周恩来视为“眼中钉”和要打倒周恩来的结论。下面，我谈谈我经历的一些事情。
周恩来经常到江青这里来，我遇到多次都是他亲自先给我（时任江青秘书）打电话，问我：“江青同志现在干什么，是工作还是休息？如果不是休息，我想到江青同志那里去。”所谓休息，是指江青睡觉，周恩来自然不会来；所谓工作，是指看文件和处理文件，周恩来就会来。周恩来打电话来了，我就去报告江青。有时周恩来也打电话说：“我有事要到江青同志那里去，请你问一下江青同志行不行？”在一年的时间里，我遇到多次这种情况，当我每一次向江青报告时，江青都是高兴和痛快地说：“总理来，可以，欢迎。”我实实在在地说，江青没有一次说“总理不能来”，或借口有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而拒绝总理来。
在发生所谓“二月逆流”的时间里，我拿份关于周恩来的什么材料（其内容没一点印象了，很可能是关于贴周恩来大字报的材料）给江青看，江青严肃地跟我说：“凡是涉及到总理的事情，我心都不安!”江青这句话，这个表态，对我影响很大。也正巧在这段时间里，我中央财金学院的一个大学同学（年轻教员），给我来信，说（大意）：1967年2月16日晚（或2月17日凌晨），周总理接见财贸口造反派的讲话对造反派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利，还当场抓了支持造反派的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等等，并附来了周恩来讲话的纪录；其意思是想就周恩来的这次接见写周恩来的大字报，问我行不行。我知道这不行，因为按照当时毛主席以及中央文革的意见，不允许贴总理的大字报，陈伯达、江青不止一次叫我找聂元梓、蒯大富，让他们组织人到天安门覆盖有关总理的大字报，我听了江青所说她“心不安”的话，更觉得不行，于是我就给我那位同学打电话，告诉他：“不行，绝对不行，决不能给总理贴大字报。有什么意见可以向上反映。”我那位同学，知道给总理写大字报不行，又给我来信，说要贴李先念的大字报，我觉得他不听话，有点不耐烦，告诉他：“我不管了！”我当时的心态是只要不贴总理的大字报就行，其他我不管。我讲这件事情，是想说明，江青所说“心不安”的话对我确实是影响很大的，也是很直接的。
有一次看正被批判的“毒草影片”《怒潮》，是反映和描写大革命失败后武装斗争故事的。看完后，在从钓鱼台十七楼（放电影的楼）回十一楼的路上，江青跟我们说，总理和刘少奇不同，在大革命时期，刘少奇贯彻执行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叫工人赤卫队缴枪，总理是主张武装斗争的，他组织和领导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都胜利了，搞得好。——这是我听到的江青赞扬周恩来历史功绩的一次谈话。
我给江青当秘书的时候，还代理过半个月的警卫员。事情是这样的：1967年4月份检查身体，发现警卫员孙立志有肝炎，按照规定，工作人员发现有肝炎就要马上离开首长。孙立志不能做警卫员了，中央警卫局就挑了一位姓杨的同志代替，只一天时间，江青跟我说：“姓杨的不行，我怕见生人，你代理一段警卫员吧。”我说：“不行，我一点警卫知识也没有。”江青有些生气地说：“当警卫员不就是跟着出去吗！”我没法推脱，除做秘书外，还兼做了半个月的警卫员（从4月中旬到五一节新警卫员孙占龙来前）。在我代理警卫员期间，我看到一个情况，这就是：在外出开会或活动时，周恩来有时坐江青的车。这是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我当时就想过。我认为，主要就是周恩来要和江青讨论问题，征求她的意见，以统一对一些问题的认识。经过1967年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在中央层面上出现了一个议事和决策机构，叫做“中央文革碰头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这个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参加者除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外，还有谢富治、杨成武、叶群等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虽然是陈伯达、顾问是康生，但说话算数的实际上是第一副组长江青，她几乎具有一票否决权；不管什么问题，就是陈伯达、康生同意了，江青不同意也是不行的。周恩来作为“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主持者，不能不正视和重视这种情况。为了争取时间和节约时间，所以周恩来有时坐江青的车。至于他们究竟讨论过什么问题，我当时没怎么注意去听，现在一个完整的印象也没有了。印象深的是，有一次周恩来跟江青说：“现在好了，有主席、林副主席掌舵，把握方向，具体工作由我们来做。”江青怎样回答和回答什么不记得了。
我也看到过江青在周恩来面前耍态度、发脾气的情况。1967年国庆节前后（1967年9月26日——10月14日），以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来中国访问，中国对外文委用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招待谢胡一行，以对外文委的名义发了请柬。这是中国招待国宾的惯例。江青拿到这个请柬后，在人民大会堂，冲着周恩来大发脾气。江青怒气冲冲地说：“搞京剧改革的时候，他们反对，现在他们贪天之功，拿别人的成果，以他们的名义招待外宾。这像什么话！”类似的话，江青接连嚷了几次。周恩来则和气地连连对江青说：“不要生气，可以改嘛，可以改嘛！”周恩来说改，还不容易，通知一下有关部门就改了。新改的请柬落款是中央文革小组。当时听到反馈，同一个招待会谢胡一行收到了落款不同的两份请柬，他们不知底里，还以为招待他们的规格提高了。谢胡无限感慨地说：“我们要把这两份请柬一同带回阿尔巴尼亚，放在历史博物馆里，让阿尔巴尼亚人民都知道中阿两国人民的友谊多么深厚！”
“总理，总理，什么事情都得理。”周恩来自己说：“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啊，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民交代！”（见周家鼎《周恩来忍辱负重的岁月》，《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邓颖超说：周恩来“是国家的管理员”，“大小事都处理”。（金凤《邓颖超传》下卷，人民出版社第607页） “日理万机”——周恩来真是日理万机，人们都知道周恩来是全国最忙的人。江青不管这些，不顾这些，她常常缠着周恩来，她做的事，她的活动，很多总是要求周恩来参与。比如，当时江青经常看所谓革命样板戏的演出，她要周恩来也看，演出结束后，她给剧团的演出人员谈看法，提意见，她也要周恩来陪着，我看到周恩来不仅多次和江青一起看戏，也参加江青演出结束后的活动，可以说周恩来经常总是“奉陪到底”。——在文革中红卫兵搞的一些资料中可以看到这方面的记录。据我看，周恩来也“乐意”（不乐意也顺从）帮助江青做些事情，这恐怕是大政治家的“深谋远虑”，想到毛主席……
林青山在《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一书中说：江青在接周恩来电话时，她要我“把一个只有火柴盒大小的窃听装置”递给她，她把这个小“火柴盒”放在拿听筒的手里。电话打完后，“ [ 叭 ] 一声，江青使劲把电话一摔，[ 真是混蛋。简直比狐狸还狡猾！] 江青狠狠地骂了一句。”江青又把手里的窃听器递给站在一旁的我，并向我布置：“你把录音都记录下来，交给我。”（参见该书第293、297页）从林青山的叙述中还可以看出，江青这样做并不是偶尔为之，而是经常的。这完全是瞎编。我严肃认真地说，江青一次也没有叫我做过这种事，我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江青做这种事。
谈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不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能脱离开毛泽东。周恩来对江青迁就又迁就，忍让又忍让，为什么？因为江青背后站着毛泽东。陈伯达不止一次说过一句很直白而又很深刻的话：“如果不是因为毛主席的关系，谁理她呀？”（见《陈伯达遗稿》，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出版第89-90页）江青是通天的，周恩来对江青的态度是他对毛泽东态度的延伸。江青也知道她在很多方面都得靠周恩来。她建国以后的工作都是周恩来给安排的，在文革中她想职务攀升也离不开周恩来。她1956年成为毛主席五大秘书之一是周恩来提议的，1969年在九大当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无疑也有周恩来帮忙。这是从她本人的利害关系而言。而她对周恩来的态度，从根本上讲，也是以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态度为转移的。毛泽东经常敲打周恩来，在每一次敲打时，江青都比毛泽东走得更远，从思想方法讲，她比毛泽东更极端。江青认为周恩来成为她实现野心的障碍而必须打倒，恐怕是在林彪“九一三事件”以后。因此，不论从情理看，还是从实际讲，说江青从文革一开始就把周恩来视为“眼中钉”，就要整周恩来、打倒周恩来，是不对的，不符合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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