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人生记录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的《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张爱萍人生记录》，其腰封标出：“毛泽东说他：‘好犯上!’，叶剑英说他：‘浑身是刺!’邓小平说他：‘惹不起!’儿子评价父亲是：‘一个天真的共产主义者。’”笔者在万圣书店看到这本书，一下子就被抓住了眼球。读过这本489页的厚书，感到45元的书价还是物有所值。

　　作者张胜是张爱萍次子，上世纪80年代曾任总参谋部作战部战役局局长，在上级决定擢升其为作战部副部长兼战役局局长、战略研究室主任之际，离开军队走入民间下海。因此，这本书所记录的，既是父亲与儿子的对话，也是老一代上将与新一代大校的对话。一般的将军传记和回忆录，多是津津乐道“过五关，斩六将”，回避“走麦城”；张胜则在新四军的败仗上大做文章。一般的将军传记和回忆录，多是讲将帅如何同心，上下如何协力；张胜则侧重讲领导者在战役决策上的分歧，及其所造成的后果。但是，如果用腰封背面的两句话“以独特的笔法展现历史，以全新的理念揭示人物”来衡量，读者还不能感到十分满意。书中有些浓墨渲染的人物，竟然无名无姓；有些最让人感兴趣的情节，刚一开头就戛然而止。“一个天真的共产主义者”，是弘扬，还是微讽，是七分褒义、三分贬义，还是反过来，从张胜的字里行间中找不到确切答案，这说明他想要澄清围绕父亲的历史迷雾，却又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不露破绽。

　　一、与彭雪枫、黄克诚、赵紫阳、王震四人的关系和分歧

　　这本书讲到了张爱萍与彭雪枫、黄克诚、王震、赵紫阳等高级将领和党政领导人的关系与分歧。按照张胜的描述，在有关的过节中正方都是张爱萍。虽然是家属的一面之词，但仍然是难能可贵的。有一面之词，就可以引出两面之词，真相就会从辩论中展现出来，最没有意思的是一盆糨糊，你好我好大家好。

　　在内战时期，彭雪枫曾是红三军团五师师长，张爱萍是四师政治部主任；红军过大渡河时，彭雪枫任十三团团长，张爱萍任该团政委。抗日战争初期，彭雪枫任豫皖苏军政委员会主席，张爱萍任豫皖苏省委书记；后来，他俩先后脚担任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部是应当向西发展，进入河南腹地，等待日军打通平汉线后伺机控制中原；还是向东发展，跨过津浦线，进入皖东北日伪占领区，开辟敌后根据地，彭、张二人长期持有不同意见。后来，彭雪枫部屡遭败绩，张爱萍多次出手相救。这是书中最为完整的一个故事。

　　在黄克诚担任红三军团四师政委的时候，张爱萍是师政治部主任；长征中扎西改编（扎西改编，1935年2月，中央红军由30个团缩编为17个团——编者注。）后，黄、张分别担任10团和11团政委。黄克诚出任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委后，调张爱萍任副师长。《黄克诚自述》解释了调张的理由：“我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体质弱，高度近视，这都是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的不利条件。而且我这个人偏于谨慎，选择战机时，对可能造成较大牺牲的作战行动，有时果断不足，这都是作为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员在指挥大兵团作战时的不利条件。”张胜写道：“父亲调到三师后，他和黄克诚在总体思路上有些微妙的差异。父亲强调军事斗争，黄更偏重于根据地和党政建设。我问过母亲，她说：‘你爸这人也固执得很，黄老大概也烦他了，后来就不要他再管作战了。’”1942年11月，面临日军大扫荡，华中局召开紧急会议，饶漱石代表华中局党委做出反扫荡部署，决定由三师副师长张爱萍兼八旅旅长、政委、盐阜地委书记、盐阜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统一指挥八旅和七旅部分部队，坚持根据地内的反扫荡斗争。其他与会者没有不同意见，只有张爱萍唱反调：“‘我不干！’他站起来只说了这三个字就坐下了。”张爱萍给儿子讲述当时情形，得意地说：“哈，他们全都哑了。”后来在陈毅的劝说下，自然还是由张爱萍出马指挥反扫荡并取得胜利。他唱反调的潜台词是：“在书记、常委、军长、副军长、师长、还有华中局和军部机关的领导人面前，他的地位最低嘛。”干嘛还要他这个讨人厌的小人物留在包围圈内指挥作战啊。这个精彩的片段，充分展示了张爱萍“好犯上”又“惹不起”的个性。

　　张爱萍与王震历史上关系不深，张胜兄弟在“文革”前甚至没有见过王震。但是在1972年，张爱萍仍被关在单人牢房里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贸然闯入了王震家门。张家的申述信由王震通过叶选宁交给叶剑英，再由叶剑英递交周恩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组长周恩来批示，“同意李又兰见面”。于是，张爱萍在被关押5年后，首次与家人团聚。1977年邓小平再次复出后，王震向其推荐张爱萍任军委秘书长，说：“爱萍这个人有这个本事。”邓小平找张爱萍谈话时，张没有接受这个职务，转而推荐了罗瑞卿。1980年，根据王震的建议，张爱萍接替比他大两岁的王震，担任国务院主管国防工业的副总理。张胜写道：“在我们最危难的时候，王震帮助了我们，以后又向小平同志力荐我父亲出任军委秘书长；这次，听说我父亲写了退休报告，就自己主动让贤，他说，爱萍同志在这个位置上要比我合适。……可惜9年后，他们在一个重大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虽然彼此也都能明白对方的良苦用心，但毕竟有了一层阴影，不能不说是件憾事。”张爱萍在大是大非面前，能够分清私谊与公义，不惜与自己的朋友甚至可以说恩人分道扬镳，这是他晚年值得称道的一个闪光点。

　　张爱萍与赵紫阳的交汇点是在他们分别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总理的1981年。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赵紫阳和张爱萍有以下对话（摘录）：

　　赵：最后一个议题，关于大亚湾核电站的问题。这件事已经讨论了好几次了，法国的总理也来了，是不是今天就定下来。

　　张：秦山（秦山核电站）怎么办？

　　赵：喔，爱萍同志有什么具体意见吗？

　　张：我的意见是秦山要尽快上马。

　　赵：对秦山上还是不上，各个部门的意见不是不统一吗？

　　张：上秦山，能够带动整个核工业的转型，可以振奋精神，鼓舞士气。我还是坚持这个意见，请紫阳同志考虑。再补充一点，也是主要的，如果全套引进，我们自己也供应不上核燃料。

　　赵：你们不是报告过核燃料过剩了吗？

　　张：那是高浓铀，用于原子弹的，过剩了；我现在指的是低浓铀！核电需要的是低浓铀！！燃料供不上，就要向人家买，这就必然受制于人。

　　赵：这件事都议过几次了，临到要做决定了，又是意见一大堆。这样搞，工作还怎么干嘛！我在这里再强调一下，以后讨论重大问题时，不要老是请假。

　　张：凡和我有关的会，我都是参加了。

　　（会场上另外有人拍了桌子：上次研究你就没有参加嘛！）

　　张：你那个议程上有吗？事先不通知，不打招呼，这样大的事，临时动议。你们几个说了，就能算吗？！（也拍了桌子）

　　（长时间的沉默。）

　　赵：就这样决定了。说我卖国主义就卖国主义吧！

　　张：总理，如果你是这样理解的话，那我从此就再不说话了！

　　半年后，国务院机构改革，原有13名副总理，保留了万里、姚依林2人，余秋里、耿飚、方毅、谷牧、康世恩、陈慕华（女）、薄一波、姬鹏飞、黄华9人改任国务委员，只有杨静仁、张爱萍2人不再担任国务委员。张爱萍事先毫不知情。张胜对父亲说：“肯定和那次核电站的争执有关，恨上你了！”紧接着，中共十二大召开，新一届军委成立。杨尚昆为常务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张爱萍、余秋里、杨得志、洪学智为军委副秘书长。张爱萍继续抓国防科技与国防工业。又过了半年，张爱萍被任命为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他作为军方代表，再次顶撞国务院总理。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继四（电子）、六（船舶）机部之后，将二（核）、三（航空）、五（兵器）、七（航天）４个工业部由国务院直接领导。张爱萍说：“紫阳同志，这个手，我举不起来。涉及到军队的事情，国务院单方面决定是不妥当的。”赵紫阳说：“也好，我们这次会议先不做决定，就请爱萍同志把这个方案带到军委去吧。”军委召开的会议炸锅了。“事情反映到了最高层，稳一稳也好，那就先缓一步吧，邓小平说，分两步走吧，核工业部和航天部暂时不动，其他两个部，兵器和航空先划拉过去。”最后，还是张爱萍向赵紫阳表示：“虽邓主席提出‘除二、七机部外’”，也可不必照办。赵紫阳12月27日批示：“同意爱萍同志所批各点。”包括把二、七机部也一并划过去。

　　二、外交部和军方的顶牛

　　外交部门与军方顶牛的事，以前人们了解甚少，《两代军人的对话》对此略有披露。1984年6月，国防部长张爱萍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美国。他从国际战略格局的利害关系出发说服了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维西，达成了中美两军的军事技术交流协议。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份中美两军最高层的协议。本来是件皆大欢喜的事。可谁知道，外交部驻美使馆有人递了封告状信，说张爱萍违反中央确定的不结盟的原则，和敌对势力搞战略同盟。其实，仅仅是因为美方不同意非军事人员进入参联会大本营，这个人觉得丢了面子，说这是歧视性政策，应该取消会谈。父亲好不容易得来的成果，哪能为这点小事所纠缠，说，那你就不要去吧。于是就有了这封告状信。小平同志看到信后，给了杨尚昆，说让爱萍先看一下，就不要再传阅了，到此为止，有时间，我找他谈一谈。杨把信给了我父亲，父亲顿时就被激怒了，说了声：“无耻！”顺手在信上批了几个字：“如此国防部长理应撤职！”哪晓得秘书也不看，见是小平同志处来的，既然首长批的有话，就把信给退回去了。邓小平一看真气坏了，对我父亲说，你这个张爱萍，看看，看看，你自己写的是些什么？我父亲还嘴硬：

　　“违反了中央规定的国防部长是该撤职嘛！”事后，我们都说他，小平同志这样处理，已经很够意思了，你怎么这样任性呢？他也很沮丧，一言不发。

　　张胜笔下“这个人”不知道是谁，但不一定是大使馆的一把手。当时的驻美大使是章文晋，是个相当开通的外交家。打小报告的人多半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三、张爱萍夫妇的恋爱婚姻

　　张胜在行文时，有的时候指名道姓，有的时候隐名埋姓，不知道他掌握的标准是什么。至少在谈论他父母的恋爱婚姻时，没有依据统一的标准。书中写道：张爱萍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叫孙力的女孩走近了他。武汉蛇山刨冰堂有个抗日干部培训班，周恩来派父亲去授课。几次以后，下课时总有一个女孩子在等他，左问右问的，两人慢慢熟悉起来，自然有了好感。父亲还给她改了个名字，把孙力的‘力’，改成了‘莉’。大概是经历了战火的男人更渴望柔情吧。就在爱情悄悄地向这对青年男女走来的时候，军委特工部长李克农找到父亲。李是父亲的老相识，私交甚密，李告诉他，……你和孙力的事，延安都知道了，毛泽东在一次开会时还点了你的名，听说张爱萍被一个托派拉下水了！这无疑是五雷轰顶。托派、恋爱、战争、特科、领袖……当这些名词连在一起时，意味着什么？”忍痛分手后，李克农又告诉张爱萍，所谓托派问题，是孙力的一个情敌的诬告。张爱萍前妻“也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曾当过周恩来秘书的国家卫生部部长杨纯”。

　　但是说到母亲李又兰的前夫，张胜就吞吞吐吐了，“在这之前，妈妈一直在新四军皖南军部工作。年轻时的她，端庄大气，温文尔雅，在和我父亲认识的时候，她的前夫在皖南事变中已牺牲一年多了。”“妈妈的第一次婚姻是不幸的。结婚没到两个月，她的第一个丈夫就牺牲了。我从小就能感受到在某些场合妈妈的特殊身份，在众多的来宾中，总理、少奇同志、陈老总这些曾在新四军工作过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总会过来和我妈妈打招呼，寒暄小叙。对战友的怀念，对历史的尊重，以及对我妈妈个人的安慰，全都蕴含其中了。”“妈妈特殊的身份，并不一定都会给她带来便利。她和我爸爸的恋爱，在一开始就遭遇了潜在而有力的阻击。没人明确反对他们相爱。领导人不在了，他的遗孀总不能想嫁人就嫁人吧？世俗的伦理和领导人身上的光环不知怎么就搅合在一起了。何况，张爱萍是什么人？一个从八路军过来的家伙，我们新四军里就真的没人了？岂有此理！组织出面了。党的会议上说：‘有的人把根据地当成上海的霞飞路了！’爸爸写给妈妈的十几封信，也被组织部门扣下了。”“组织”希望李又兰为前夫守贞节牌坊，新四军哪个“领导人”值得“组织”这样出面干预呢？自然是最高领导人——项英。皖南事变中牺牲的新四军领导人有副军长兼政委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已知周夫人为何子友，袁夫人为邱一涵，李又兰的前夫只能是项英。

　　四、1950年代军队的精简整编

　　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的时候，让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大刀阔斧”抓军队的精简整编。张晚年回忆说：“那时的机关，是按苏联编制搞的，共８个部，除总参、总政、总后外，还有训练总监部、总干部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此外，还有军委办公厅和总参办公厅两个办公厅。总参内部又有十几个部、局。”“我还是认为按我们传统的司令部体制为好，提出撤销它５个，恢复到司、政、后三大部。总干和总政合，财务和后勤合，军械、装备合，军务部和队列部合，训练总监部合并到总参，监察部干脆撤掉，没什么可监察的！军委办公厅和总参办公厅合，没有必要搞成两个。”“其他同志都赞成我，但粟裕不肯去汇报，说你去和彭说去。”“彭老总基本同意我的设想，但还是有些顾虑，他对我说：总干正在评军衔，工作任务很重，合并会不会影响工作？训总部长是叶剑英，弄到总参下面是不是合适？最后，彭老总决定保留总干部部和训练总监部，其他部合并。”

　　“机关合并还是比较顺利，但牵扯到军种就遇到问题了。当时是陆、海、空、防空、公安５个军种，防空军是按苏联模式搞的，它分战略空军和国土防空军。但我们的防空军没有飞机，机场、雷达、气象、勤务都要靠空军，一旦要用都得向空军借，这样的防空军没有意思。公安军也没必要搞，我在浙江省军区工作时，就认为把大批野战军改成公安军不合理，并向陈老总反映过。到总参后，调查得多了，更是认为边防有省军区，内卫有内卫部队，再搞个公安军，纯属多余。”“这些想法是我和粟裕、陈赓讨论后，报给彭老总批准的。但讨论时，不是很好统一，都在争。”“搞大海军没有那个条件。根据近海防御的原则，以发展水面中小型舰艇，和潜艇为主，然后是航空兵。”“我是冲了些，特别是面对萧劲光那样的老资格，还有叶帅。海军最后还是提空、潜、舰。我想算了，他们已经放弃大舰了。”张胜写道：在讨论海军问题时，两个上将拍了桌子。“在座的一位佩戴上将军衔的司令员冷冷地摔出句话来：张爱萍，我看你没有后台就不敢这么硬！显然，这是一句带有责备味道的话。会场上没有人说话了，沉默。这是什么话啊？父亲顿时勃然大怒，用手指着他喊：‘那我今天就告诉你，我的后台就是共产党！’这回可真是鸦雀无声了。”书中既然已经指明了在整编问题上张爱萍与粟裕、罗瑞卿、萧劲光、叶剑英这些大将和元帅的矛盾，又有什么必要遮掩他与一位上将的冲突。上将军衔的海军副司令员，历史上只有王宏坤一人，点名和不点名又有什么区别呢？

　　五、与两个反面角色的恩怨

　　《两代军人的对话》中有两个没有点名的反面角色，其一涉及人品素质；其二则涉及诬陷犯罪，张爱萍直到晚年也不能原谅他。

　　1950年代前期，张爱萍先后担任七兵团司令员、浙江军区司令员、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参谋长等职。上面原来准备让张兼副司令员，他自己推辞了。司令员陈毅基本上是挂名的，原副司令员粟裕出任副总参谋长后，反面角色之一调任副司令员。在张爱萍兼任浙东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期间，与其顶头上司屡屡发生矛盾。大陈列岛登陆作战有三个方案：先攻上下大陈，先攻一江山岛，先攻披山。张爱萍领导下的参谋人员根据对“诸军兵种的合同作战”的研究推敲，主张先攻一江山岛，却受到军区首长的呵斥：“你们吃了几碗干饭？给老子上课啊！”“我他妈操你姥姥的！不他妈就是两万吗，老子一仗就消灭了他十几万。不要在这里长别人的威风。我就不信，还有操不开的Ｘ！”最后，上面还是决定先打一江山岛。

　　1954年11月30日，军委电告华东军区，12月20日攻占一江山岛，以迫使美蒋不能把浙闽沿海岛屿包括在《共同防御条约》范围之内。12月9日，华东军区报告，作战行动准备完毕，请示按原定日期发起攻击。11日，华东军区接到上峰来电：不必太急于攻占一江山，可延至1955年1月，也可不必选择一江山为目标。此间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战斗即将发起之际，华东军区的一个领导同志向总参报告，兵力不够，时间仓促。”1955年1月17日晨，浙东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张爱萍父和参谋长王德从宁波出发，抵头门山前沿指挥所，准备指挥部队发起攻击。他们再次接到华东军区转来总参谋部的紧急通知：“立即停止作战行动。”这一次“还是华东军区自己内部不同意见所致”。张爱萍当即打电话给副总参谋长陈赓，“陈赓迅速向总参谋长粟裕汇报。粟裕遂要陈赓速报彭德怀。此时的彭德怀正在中南海参加政治局会议，在得到报告的同时，即打断会议，向毛泽东报告前方指挥员的判断和决心。毛泽东没有马上表态，当即征询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的意见，然后对彭德怀说：授权你来下这个决心吧！”彭“当即表态‘相信前线指挥员’，他说：我们都是打过仗的，按爱萍的意见办，战斗照原计划进行！”一江山岛作战结束，南京军区（战后华东军区撤销）党委向军委上报了《党委常委对张爱萍同志的意见》的报告。报告里说他骄傲自负，自以为是，独断专行，不好合作，看不起其他领导同志……

　　“文革”期间，狱中的张爱萍对自己的遭遇百思不得其解，他在看到九大选出的政治局名单后，“终于恍然大悟”。不算毛泽东，政治局24人，“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以及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黄永胜、邱会作。每组6人，共12人。”“剩下12人的构成是，毛泽东身边的汪东兴；‘文革’中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典型纪登奎；三支两军的代表李德生；三个党内元老中，朱德、董必武年事已高，刘伯承双目失明；剩下的人中，有历次党代会都是政治局委员的；有的几乎没有文化，连《参考消息》都要秘书誊写成大字才能看的；再有……真正有治国治军才干的，历史上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在党内军内享有威望的，同时身体尚可，能主持日常工作的，只有两个人，周恩来和叶剑英。”没有点名的3个政治局委员是李先念、许世友、陈锡联，显然，“几乎没有文化，连《参考消息》都要秘书誊写成大字才能看的”那一位是许世友，当年的华东军区副司令员也是许世友。书中除了在彭德怀表态“按爱萍的意见办”后，提及作战处长石一宸的回忆：许世友副司令员正在作战室，他听说军委已批准了，大声说：“坚决支持张参谋长的意见，不要再干扰张参谋长的行动。”通篇没有说过许世友一句好话。

　　反面角色之二在撤销防空军时，就与张爱萍结了怨。张爱萍说：“我两次登门征求他们的意见，做说服工作，但人家都拒而不见。”在议案上会讨论时，对方摔出话来：“吃我？历来是老子的部队吃掉人家！”张爱萍一听，顿时就炸了。他拍着桌子喊道：“老子今天就是要吃掉你！”满座哗然。会议再也无法开下去了。后来，1957年1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确定撤销防空军，将防空军并入空军，建立空防合一的新体制。历来“吃掉人家”的防空军司令员果然被张爱萍“吃掉”了。

　　1965年底，总参谋长罗瑞卿下台，这位冤家对头升任代理总参谋长，成了副总参谋长张爱萍的顶头上司。1967年1月，解放军测绘学院（属总参领导）造反组织抄了张爱萍家，并将其扣押。2月15日《关于批判张爱萍的请求》报告：“张爱萍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问题性质十分严重，要求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对他进行追斗和揭发批判。”“签名。上面有林彪圈阅”。虽然张胜隐去了签名者的姓氏，但谁能代表总参党委签名呢？张爱萍本人就是党委副书记，签名者只能是已于1966年12月被任命为总参党委书记的代总长杨成武。12月18日，以杨成武为首的军委办事组向中央报告：“将张爱萍隔离审查”，因为“张爱萍问题专案小组审查张反党罪行和历史问题时，发现张爱萍有特务嫌疑和假党员问题，他还和潘杨案件有直接牵连……军委办事组讨论，同意总参党委的建议，将张爱萍交由北京卫戍区看管，隔离审查”。林彪批示：呈主席批示。林彪28日。毛泽东圈阅。12月26日，张爱萍被宣布正式逮捕。

　　现存的1968年1月4日、6日的电话记录上，记载了杨成武的话：“对张爱萍的问题应当明确是个特务问题”；“追特务要从张见彭入手，怎么样与彭认识，治愈后又怎样出院的。”“张爱萍的审讯要一下能突进去”，使他“跑不了”，“要连续作战，不让他喘息。”根据杨的具体指示，专案组去上海先抓了彭（彭丰根大夫，曾在上海医治过张爱萍的枪伤）的女儿、儿子，然后逼迫彭写下把张爱萍介绍到日本特务机关——福民医院，见了特务头子顿宫宽的口供。3月5日，专案组向总参党委和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写出报告（张爱萍专案组组长、总参党委书记和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主任，均为杨成武）：“张爱萍的日本特务分子问题基本可以定案。”但是彭被迫的伪证有个时间上的漏洞，“于是下一个阴谋出现了。专案组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要求，将所谓彭丰根1933年出卖情报的事提前到1930年。他们对负责此项工作的人说：‘从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度上看，这样做也是有过先例的。’”没想到19天后，杨成武本人也被逮捕，专案组大换班，“张爱萍的日本特务分子问题”最终没能定案。

　　与罗瑞卿关系非常密切的杨成武，在批斗罗的时候上纲上线，嗓门特别高。轮到从大西北核试验场回到北京的张爱萍“表态”，他张口就说：“对中央的决定我没有异议，但我就是看不惯有那么一批投机分子，人家在台上的时候拼命巴结，出了问题就落井下石，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共产党内搞成这种风气了！”后来他在回忆往事时对儿子说：“我从心里鄙视那些政治投机者，都是些无耻小人！”“我最鄙视的就是这种两面的风派式人物!”在纪念刘少奇的座谈会上，张爱萍激愤地发言：“有些人，在‘文革’中坏事做绝，又毫无悔改之意，到现在还在写文章为自己涂脂抹粉，到处招摇撞骗！”在场的方毅喝彩：“爱萍同志讲得好，就是要这样讲！大声地讲！公开地讲！”关于原来专案组的人，张爱萍对张胜说：“这是不能原谅的!我绝对不会对这种人说一句原谅的话!这不是我和他个人的问题。不行!绝对不行!”

　　六、“作战决定编制”

　　张胜写道：父亲在总参主管我军编制长达10年，他搞编制的主导思想是“作战决定编制”。他说：“不先研究透战争，不对未来打什么仗、和谁打、怎么打，有个基本的思路，就谈整编，谈精简，谈编制，谈装备，那是天方夜谭!”“一上来就喊，给我减掉100万。为什么？减谁？为什么不是120万，也不是80万？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平摊。”张爱萍这是在批评谁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在批评邓小平瞎指挥。难怪邓说他“惹不起”，既要用他，却与他不亲近，不像与王胡子（王震）和杨尚昆的关系。张爱萍本人也反对别人说他和万里、胡耀邦、周荣鑫是邓小平1975年搞整顿的“四大干将”。他忿忿然：“什么邓小平的四大干将？他们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不是！我谁的人也不是！”“说我是邓小平派，是他手下的四大金刚，这是对我的侮辱！一个人怎么能成为某一个人的工具、信徒呢？这是把自己的人格都贬低了。对的、正确的，我能跟着你，不对的、错误的，我怎么能跟着你呢？”

　　《两代军人的对话》援引了原军委副主席张震回忆录的一段话：“8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集中财力发展经济。军队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贯彻要‘忍耐’的方针，军费有所减少，各项经费的缺口较大，不足部分需要军队自筹解决。这种形势下，以盈利挣钱、弥补经费不足为目的的经营性生产逐步发展起来。1988年前后，当时一位中央领导提出，要给军队一个政策，叫作‘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从此，部队便办工厂、建矿山、搞公司，搞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更为高涨，干了一些按社会分工不该由军队干的事。”张爱萍是反对这样做的，他在军委常务会议上说：“军队和政府经商，势必导致官倒，官倒必然导致腐败。穿着军装倒买倒卖，是军队的耻辱，国家的悲哀。提倡部队做买卖赚钱，无异于自毁长城。”“我们在军委工作的人，如果连这些都制止不了，这样搞下去，将来发生了战争，该杀谁的头？首先该杀我们的。杀了我们的头，还要落下骂名、丑名、恶名！连尸首都要遗臭万年！”“到时候，怪不得别人要打倒你！”军队要“忍耐”，这是邓小平的意思；军队要“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这是哪位“中央领导”提出来的？1988年可以称为“中央领导”又能“给军队一个政策”的，只有邓小平、赵紫阳、杨尚昆。如果是邓小平说的，张震不敢批评。虽然邓小平让赵紫阳参与管理军队事务，但赵从来不插手，如果是他说的，早就被批得狗血淋头了。那么，只剩下杨尚昆了……再联系到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是杨白冰，后来又兼任军委秘书长；张震和刘华清是从杨氏兄弟手中接管军队大权；答案已经呼之欲出。

　　七、两代军人对审查弊端的分歧

　　张胜写道：“我相信，父亲所受的苦难，并不是最骇人听闻的。肯定有人比父亲遭受的折磨更加残酷，肯定有比审讯父亲的这个专案组更加罪恶的审案组织。这种做法，在党的任何文件中都找不到依据，但它确实是真真切切地存在着。1974年，我在福建见到和父亲一起养病的罗瑞卿，经过‘文革’非人的折磨，他昔日的光彩已荡然无存。我就这个问题请教了这位前公安部长，这种毫无人性的审查的潜规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我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这大概已经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哪个个人了。但父亲似乎不完全认同这样的解释。我们和他谈到这种现象应该归于体制的弊端时，他说：‘什么体制？是人！是用人上出了问题！不要一出了问题就全往体制上推，把自己开脱得干干净净！’”弊端应当归咎于某些坏人、小人，还是归咎于（可能是坏人也可能是好人缔造的）体制，这大概是两代军人“理念”上差异的集中体现。

　　尽管有上面已经提到的一些不尽人意之处，但这些半遮半掩的叙述恐怕主要不能归咎于作者。所以最后还要说一句话：《两代军人的对话》是本非常耐看的好书。

　　沈大民，自由撰稿人。

　　来源：《领导者》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