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76年：毛泽东时代最有价值的历史遗产

          1949―1976年（不妨将这一时期称为“毛泽东时代”），中国为了实现宏伟的目标而进行了极为艰辛的努力和奋斗。但由于在重大的选择与努力方面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如“以阶级斗争为纲”），致使中国的发展走了许多弯路，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文化大革命”)。从一定意义上讲，这就难免为后人评价此段历史罩上一层云雾，使之不容易看到或者是容易过低地估价这一时期的重要成就。
客观地看，中国在这一时期取得了许多重大的进展，形成了许多至今看来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价值的成果，即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历史遗产。这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烈的民族自尊与自信
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的1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之中，饱受外国侵略者的凌辱和侵害，割地赔款，治外法权，就连关税都不能自主，民族的尊严丧失殆尽；国家分裂，战乱频仍，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因此，“恢复中国的伟大所必需的全国统一是所有爱国的中国人衷心渴望的目标。” 经过几代人的奋斗，中国终于获得了独立和统一，中国正常的现代化建设同时也获得了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中国人民由此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与自信。这是那个时代最为明显的特征之一。试想一下当时的中国民众是怎样的一种心理状态:“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这种强烈的民族自尊与自信在1949-1976年间不仅得以保留，而且得到了强化。
强烈的民族自尊与自信至少从两个方面对于当时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为现时代的中国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照与借鉴。其一，自力更生的精神。强烈的民族自尊与自信必定会演化成自力更生的精神，而自力更生的精神对于一个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国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要一个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民族）没有灭亡，那么，它的一切重大变化的根源在于其自身体内，外部的因素是无法予以取代的，对于一个大的民族来说尤其如此。毛泽东所说“自力更生”一语，至今看来仍是寓意很深。其二，民族向心力与凝聚力。强烈的民族自尊与自信也必然会造成强烈的民族向心力与凝聚力。在别的民族压力面前，本民族的成员、本民族内的各个利益集团与阶层，可以产生一种强烈的民族归属感和凝聚力。由于目标的一致和简洁，本民族原有的某些隔阂和离心因素可以程度不同地减弱。
虽然我们可以遗憾地指出，当时中国的民族自尊与自信没能同对外开放结合起来，自力更生精神只是存在于一个封闭的社会里，因而所产生的作用是有限的。但是，必须看到的是，正是这种民族自尊与自信为当时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当时的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十分严峻，50年代是东西方两大阵营的严重对峙，60年代则是中苏、中美之间的对立，因而中国不可能进行十分正常而有效的对外开放。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仍能获得较为长足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民族自尊与自信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所提供的持续不断的动力。
（二）工业体系的初步建立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工业虽然从洋务运动时期便已开始出现，但是由于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打压，一直步履维艰，呈现出低度发展的状态。建国以前，中国的工业不仅规模小，而且几乎谈不上结构的体系化。1947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只有140亿元。 1949年，中国主要工业产量十分低下，甚至落后于印度:原煤为0.32亿吨（印度为0.32亿吨），原油为12万吨（印度为25万吨），发电量为43亿度（印度为49亿度），钢为15.8万吨（印度为137万吨），生铁为25万吨（印度为164万吨），水泥为66万吨（印度为186万吨）。1949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中国的机器大工业仅占17%，根本谈不上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 1949年以后，中国把发展工业作为经济活动中的首要任务来看待。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的指导思想，首先是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此后，发展工业尤其是发展重工业便一直成为中国经济活动基本的指导思想。“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 中国为发展工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同时也走了许多弯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国的工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工业体系终于得以形成。1976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为3278亿元； 原煤产量为4.83亿吨（印度为1.04亿吨），原油产量为8716万吨（印度为866万吨），发电量为2031亿度（印度为956亿度），钢产量为2046万吨（印度为931万吨），生铁产量为2233万吨（印度为1000万吨），水泥为4570万吨（印度为1870万吨）。 中国工业的门类已基本齐全，工业体系已经建立。除了钢铁、煤炭、石油、纺织等工业部门外，中国还建立了机械制造石油化工、汽车、飞机、核工业、电子等现代工业部门。交通运输业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1949年，中国的铁路营运里程为2.18万公里，1976年上升至4.63万公里；1949年，中国的公路里程仅为8.07万公里，1976年上升至82.34万公里。 这一时期，“对大江大河的开发治理也取得了可观成绩。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刘家峡、青铜峡、盐锅峡等大型水利工程和丹江口大型水库的建设，不仅对于防止黄河下游和长江主要支流的一般洪水发挥了作用，而且收到发电、灌溉等多方面的效益。”
（三）科学技术基础的初步奠定
1949年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刚刚起步，规模很小。新中国建立之初，科学技术基础十分薄弱。1952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自然科学技术人员的人数只有42.5万人，平均每万职工拥有自然科学技术人员数仅为269人；1957年，经过了数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仍然没有非常明显的起色，科学研究支出总额为只有5.23亿元，科研支出总额仅占财政支出的1.7%。 再者，建国之初，中国在许多重要的科学技术研究领域尚处在空白的地带。
新中国成立以后，十分重视科学技术事业。1949年10月，中国科学院成立。1956年，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向科学进军”，并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了中国的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的长远规划即《1956年至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1961年，中央批准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用以纠正“左”的因素的不良影响，鼓励科学技术界“出成果，出人才”。以后，又制定了《1963年至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具体地安排了重点科研项目。
经过近30年的努力，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已初具规模，在国家的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中起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这主要反映在科学技术队伍的扩大、经费的投入、研究领域的拓展、重要研究成果的形成等方面:1978年，全民所有制单位科学技术人员的人数已达434.5万人，平均每万职工拥有自然科学技术人员数为593.3人；1976年，科学研究支出总额为只有39.25亿元，科研支出总额仅占财政支出的4.9%； 建立和发展了原子能、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技术、喷气和火箭技术等新兴科学技术领域；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首次用人工方法合成了有生物活力的牛胰岛素，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发射与回收，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证明，以李四光为代表的中国地质学家的地质力学的理论与应用等等。
（四）社会动员的有效组织与实施
社会动员，是指有目的地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参与重大社会活动。社会动员的基本特征在于广泛参与性、一定程度的兴奋性目的性和秩序性.中国在1949―1976年的近30年间，社会动员的范围之大，社会动员的程度之深，都是空前的。
当时的中国社会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社会向心力.这就使当时空前的社会动员成为一种可能。但这种可能毕竟还不是现实，尚需要进一步的转换方能成为现实。而在当时，又恰恰存在着有助于这种转换的两大杠杆。一个杠杆是在历史上所形成的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和地位，而且,毛泽东本人又特别的重视人本身的解放、偏爱群众运动。另一个杠杆则是中央集权体制。中央对于各区域、各部门的管理和控制极为有效。领袖人物的伟大与执行系统的有效,最终使空前的社会动员在当时成为一种现实.
这一时期空前的社会动员,具有这样几个明显的特征:其一，所涉及范围的广泛性。当时，几乎所有的领域如政治、经济、知识等领域里都曾进行过社会动员。其二,规模大,程度高.这一时期的许多次社会动员,几乎都是全民动员、全国动员。其三，持续时间长。从1949―1976年这近30年间,社会动员几乎没有中断过,呈现出此起彼伏的状态。其四,总体上的可控性。尽管这一时期的社会动员有时过于情绪化，而难以控制，但总的说来，还是具有秩序性、可控性的。这一时期社会动员的发动往往是由决策者所直接促成的，而一旦达到目标或者出现了问题,则往往也是由决策者予以终止的。
高强度的社会动员，对于当时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难以替代的推动作用:其一，空前的社会动员是中国这一时期经济现代化能够持续推进的重要动力。在社会动员中，社会成员的主体能力能够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在一定的技术水平及资金总量不变的前提之下，投入的劳动量越大,所得到的产出也就越大。而在这一时期，空前的社会动员意味着空前的劳动量的投入，因而经济的现代化便获得了一种极为重要的推动力量。而且，在空前的社会动员中，人们的道德取向、价值取向、信仰以及行为方式很容易溶为一体，所以这时社会成员相对以往来说不会非常看重个人收入的增长问题，不会过多地考虑个人的生活问题。这种情形非常有利于资金的高积累。而高积累又成为这一时期经济现代化能够持续进行的重要原因。其二，有助于民众素质的更新与提高。通过社会动员，可以造成一定的社会声势，使社会成员为接受新的观念、新的知识以及新的行为方式做好必要的心理准备，促使广大社会成员在兴趣、动机方面实现有益的转移。通过社会动员，可以使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需求取向向更高层面认同，从而更为主动地进行自我素质的更新。这样，不仅可以使社会的某一部分直接得到了发展，而且也为中国社会的整体现代化提供了一种必要的动力。当时一度所提倡的学文化、技术革新等活动便是成功地使用了社会动员的方式，从而取得了较为明显的积极作用。其三，有效地解决了当时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某些难题。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其现代化的始初阶段，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许多问题。社会动员对于克服、解决这些问题的克服、解决而言，具有某种独特的效应，可以造成某种有益的社会环境方面的压力。例如，60年代初期，中国城市里的人口数量相对偏多，正是通过社会动员等方式，将其中的一部分人迁回农村，从而缓解了市政方面的许多压力，避免了一些潜在的社会问题所可能造成的负面效应。
现在看来，同别的国家相比，我国在社会动员方面实际上有着明显的优势。这不仅是因为中国从近现代以来就有此传统，更因为我国是一个重视群体的国家，因而社会动员的潜力比较大。只要启动得当、使用得当，社会动员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长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许多国家都不能相比的。
（五）妇女的解放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是极其低下的、生活是极为悲惨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男子普遍要受政权、族权、神权的支配，“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 经济上，妇女没有财产所有权和继承权，甚至出嫁时的嫁妆也不得完全归自己所有，“凡娶妇有奁田，以三分之一，听奁其女，以三分之二归祠堂。” 政治上，不准妇女参政议政，“妇主中馈，惟酒食衣服之礼耳，国不可使预政，家不可使干蛊，……必无牝鸡晨鸣，以致祸也。” 生活上，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必须遵循“三从四德”的规矩。尤其惨无人道的是，唐宋起，盛行缠足，大多数妇女从小必须缠足。一部中国的封建社会史，同时也就是中国妇女受尽压迫受尽屈辱的血泪史。虽然从中国的近代开始，便有许多先进的人士倡导妇女解放，试图改变妇女悲惨的局面，但由于没能将妇女解放运动同整个社会的改造结合起来，因而其影响是相对有限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争取妇女解放、实现男女平等作为重要的奋斗目标，并组织了妇女解放运动。1949年建国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明确宣布，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均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以后新中国陆续颁布的《宪法》、《婚姻法》、《选举法》、《继承法》、《刑法》、《民法》等多部法律和法规，都明确规定了对于妇女权益的保护。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妇女的解放并不是仅仅停留在形式上的法律规定方面，而是同整个社会的实际改造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就使得中国妇女的解放是实实在在的。
1949年以后的近30年间，中国妇女的实际境况确实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至少表现在:（1）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法定权利。包括: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政治权利、文化教育权利、劳动权利、财产权利、人身权利、婚姻家庭权利等等。（2）妇女的文化教育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1951年，初等学校的在校女生比重为28%，1976年上升至45.5%；1950年，普通中学的在校女生比重为26.5%，1976年上升至40.4%；1949年，普通高等学校的在校女生比重为19.8%，1976年上升至33%；1950年普通高等学校的女教师比重为11%，1976年上升至24.7%。 （3）妇女就业人数大幅度提高。实现经济上的独立，是妇女社会地位提高的基础。1949年以后的近30年间，中国妇女的就业人数迅速增加。以全民所有制单位为例，1949年，女职工的人数为60万人，1977年则剧增至2036万人。 （4）广泛地参政议政。妇女全面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积极参加在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人民政府和司法机构的活动。 （5）重视妇女的健康保健。中国政府对于女职工采取了全面的劳动保护措施，如，城市女职工中85.3%的生育妇女都享有三个月的带薪产假。 中国的妇幼保健机构发展得很快。1950年，全国县及县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机构数为2880个，1976年上升至7952个；1949年，全国妇幼保健所、站机构数为9个，1976年上升至2239个。
这一时期中国妇女的解放，有着巨大的历史意义。这既是真正人道主义的体现，是平等、自由理念在现实社会中的实现，同时也是对于中国人力资源的巨大开发。在众多的后发国家中，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就恐怕是居于明显的领先位置。
（六）重视大众教育
1949年以前，中国的教育十分落后。全国人口中80%以上的人是文盲，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左右，劳动者很少能进入学校学习。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学生仅占全国人口的5%左右，而且，教学设备十分缺乏，教材陈旧落后。这一切，是同当时落后的经济基础、落后的社会结构相适应的。
1949年之后的近30年间，中国的教育事业尽管也经历种种曲折、磨难，但仍然获得了大幅度的发展。其中一项明显的成就是大众教育的兴起，并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影响。5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实行了一切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1950年12月，政务院发布《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1951年2月，教育部颁发了《举办工农速成中学暂行实施办法》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暂行实施办法》，创办了工农速成中学。中国在中等以上的学校设立了人民助学金制度。另外，还在城市和农村大规模地设立了各种类型的文化扫盲班，创办了各种职业学校。
在这一时期，虽然大众教育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以妨碍高等教育的正常发展为代价的，但是就大众教育本身而言是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就。1949年，中等学校的在校学生为126.8万人，1976年上升至5905.5万人；1949年，小学在校学生为2439.1万人，1976年上升至15005.5万人。 1965年，中国的小学入学率为89%，而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为73%，中下等收入国家平均为78%；1965年，中国的中学入学率为24%，而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为20%，中下等收入国家平均为26%。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城市的文盲率为16.4%、农村的文盲率为34.7%，而同为后发大国的印度的城市文盲率则是34.9%、农村文盲率是67.3%，巴西的城市文盲率为16.8%、农村文盲率为46.3%，埃及的城市文盲率为39.7%、农村的文盲率为70.6%。 显然，中国的大众教育在后发国家尤其是后发大国中走在了前列。
中国这一时期大众教育长足发展的意义是深远的。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对于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普遍提升，而且在于为以后高等教育的正常发展、为中国整个教育事业的协调发展乃至于为中国社会经济今天的全面发展奠定了一个比较踏实的基础。
（七）历史延续与历史借鉴
毛泽东时代有价值的历史遗产内容十分丰富，所涉及的面也很广。除了上面所提及的内容之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内容，如:理想的追求，探索的精神，国内民族关系的正确处理，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军人不干政的传统，等等。限于篇幅，这里不拟一一展开。历史是具有延续性的，是不应被人为割断的。从1949年到1976年近30年间，尽管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走了许多弯路，整个社会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成本，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这一时期的现代化建设毕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构成了中国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阶段，并为下一个阶段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一个初具规模的物质与社会的基础。直到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还在享用、使用毛泽东时代那些有价值的历史遗产，而且，对于其中的一些有价值的历史遗产还应进一步地予以发掘、继承与发扬光大。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在这个期间建立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累积起来的”。就连国外许多学者也都客观地承认这一点。“所有观察家都同意这一点，即1949年以来工业、采矿业和公共事业的发展都增长很快。……中国在发展工业方面取得的成就要比其他较大的欠发达国家如巴西和印度等大的多，而且这些国家还比较自由地接触到了外国的专长和技术，任意接受外国的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没有。” “在奔向现代化的竞赛中一再落后于日、俄之后，中国在50年代终于开始比她的两个领先的邻国跑得更快了。” 不能想象，在缺少毛泽东时代有价值历史遗产的情形之下，今天的中国能够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就。还需要看到的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存在着一些重大的缺陷。其一，没有把现代化建设同市场经济有效地结合起来。本来，现代化建设同市场经济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但在1979年以前的将近30年期间，这两者呈现出一种脱离的状态，中国社会对于市场经济基本上是予以排斥的，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同计划经济体制结合按一起的。于是，便造成了这样的情形:工具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与社会本体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两者之间的严重脱节，换言之，物质技术层面的现代化建设非常显著，但在社会本体亦即社会结构、社会与民众的内在取向等方面的现代化建设则明显迟滞。其二，这一时期社会对于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求方面的重视不够。不应否认的是，这一时期社会实际上是在提倡一种类似于禁欲主义的取向。社会对于社会成员的生活状态界限往往严格的划定在“生存”的界限之内。人们对于基本生活需求合理、正常的要求往往被视为腐朽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予以坚决的拒斥。一个明显的事例是，在这一时期人民实际收入的增长幅度远远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幅度，两者之间的比例极不合理。这严重的背离了社会发展的基本宗旨即社会的发展应当是以人为本位的发展、应当不断地满足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求。其三，重整体而轻个人。对于整体与个人的关系，社会所认同的逻辑是，社会（国家）主体主要表现为阶级的状况，而阶级状况又决定着集体的状况，然后，集体再决定个人。这是一种单向的决定，而不是双向的互动。在这样的轻重程度依次递减的逻辑线索上，显然，人的“个体”意义也就不是很重要了。相应的，个人的能力、个人的独特要求、个人的多个层次的需求（如生理的、安全的、归属的、尊严的、自我实现的等多个方面的需求）也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进一步，个体人的自致性也就无从谈起了。国家、集体固然至关重要，但是必须看到的是，个体人是社会体得以形成的最为基本的构成因子，而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个体人并非被动之物，而是有着自己的利益、自己的要求以及自己的创造性。如果忽视了个体人的独立地位，那么，这样的社会将是不健全的，将是缺乏平等与自由的基本前提的，因而也必将是缺乏活力、缺乏公正的，现代公正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前述缺陷的存在，使得中国这30年的现代化建设缺乏可持续推进的内在动能，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缺乏有效的自主推动的成长机制，进而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可避免地出现不正常的诸如摇摆程度过大、随机性过强的特征。
重要的是，上述缺乏的存在以及平均主义观念与作法的盛行、对于精神动力的极度夸大尤其是阶级斗争问题的泛化，使得这一时期那些有价值的历史遗产并不是在那个时代的任何时候都一定地起着积极的作用。如何解释这一问题的基本症结？这里，时代的中心是理解问题的关键。总的看来，在当时，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并没有占据时代的中心位置，相反，“以阶级斗争为纲”一类的政治运动逐渐频繁、升级和强化，以至渐渐地成为当时中国实际上的中心任务、前者在相当程度上从属于后者。“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在长时期内的重大失误，就是没有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极端夸大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直到发生‘文化大革命’那场内乱。” 在这种情况下，占据时代主导位置的“左”的错误路线便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事情，致使原本一些有价值者也程度不同地有时偏离了正常的轨道并产生了某些负面的影响。（1）由于盲目地强调一切工作服从政治的需要，致使经济的发展走了许多弯路，中国社会为此付出了过多的成本。薄一波的一段回忆很能说明问题:“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1957年整风、反右派和随后的‘反右倾保守’、批评反冒进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回应，‘大跃进’本身就是经济决策跟着政治风向跑的结果。第一个回合的‘大跃进’，已经把国民经济搞得‘筋疲力尽’，可是1960年仍不顾当时面临的巨大困难，掀起国民经济的‘继续大跃进’，‘继续大跃进’带来的严重挫折，更清楚地显示了经济决策盲目跟着政治风向走带来的恶果。” （2）社会动员本是一种极有价值、有创意的组织形式，但是，在当时的大背景之下，有时会起着助长甚至是强化政治运动即为政治运动大造声势并提供能量的作用，或者有时起着妨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亦即起着降低生产效率的作用。（3）大众教育本是现代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是，在当时中心任务的影响之下，有时起着一种排斥规范的高等教育、压抑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成长的不良作用。（4）民族自尊与自信这一有价值者，在“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路线的影响之下，有时却演化成以自我民族为中心，起了一种排斥对外交流、盲目自大、使中国社会越来越走向封闭的负面作用。（5）在盲目拔高政治的条件下，中国的妇女解放有时难免出现人为拉抬的痕迹，以致于出现诸如“性别趋同”（片面地理解“男女都一样”）、硬性下达提拔妇女干部指标等不正常的现象。显然，要继承并发扬光大毛泽东时代的有价值的历史遗产，就必须确立起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这一最为基本的时代的前提条件，以市场经济建设为重要内容，以不断满足社会成员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为基本宗旨。唯有在此基础之上，方谈得上认真总结、梳理毛泽东时代那些有价值的历史遗产并予以发扬光大。舍此，一切将无从谈起。这也正是那个时代给我们这个时代所留下的最值得重视的教训。
（本文主体部分刊于《科学社会主义》2002年第2期，为收录入吴忠民个人专栏，故再次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