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中国农民工档案
第一代农民工：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于80年代到90年代初进入城市。改革开放的一代。
第二代农民工：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于90年代到新世纪初进入城市。经济全球化的一代。
农民工的子女：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民工子女的年龄跨度比较大，主要是从幼儿园、小学到高中的年纪。在城市长大的农业人口。
中国农民工子女数据
中国进城务工农民接近1.2亿到1.3亿。
农民工子女，即流动青少年2000万。
其中，适学年龄却失辍学的农民工子女占9.3%，即接近200万流动青少年游荡在城市间。
——据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国儿童中心调查
共调查120人，有效问卷107份。
在被调查的孩子中，只有不到一半的农民工子女有过和城里孩子或是家庭条件优越的孩子接触的经历。他们大半对城里孩子的生活表现出羡慕，羡慕他们有很多玩具，羡慕他们有很多吃的，羡慕他们穿得好。但也有部分孩子说，“城里孩子待人太傲”、“自私”、“瞧不起人”，“和他们接触感到不自在，甚至害怕”。在接触中认为自己会被城里孩子看不起的人有51名，占总数的47.66%。在被调查的孩子中，37人称曾有被欺负的经历，占34.58%。数据统计显示，在有过被欺负的经历的孩子们中间，有95%以上认为在以后的交往中仍然会被看不起或是再次被欺负，因此而不愿再与城里孩子交往的占不到60%，另有10%的孩子尽管从没受过欺负，但也主观地排斥城里孩子。
——据《新京报》2004年10月调查
中国农民工子女生存解读
故事回放：贫穷、失学、隔阂
在大众的视线中，农民工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他们在都市里的生活环境往往用这样的词语来描述：低收入，较差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无法享受社会保障。而农民工的下一代虽然从小在城镇或大城市里长大或出生，他们的成长也脱离不了三个关键词：贫穷、失学与隔阂。
刘莉的故事：贫穷，从乡村到城市
刘莉老家在河南信阳淮滨，今年12岁或13岁，因为家里孩子太多，除了自己，还有四姐妹和一个小弟弟，父母都记不清孩子的出生年月。最大的姐姐14岁，最小的弟弟6岁，刘莉排行老二。在她6岁的时候，全家到了北京，除去生活开支，一家每年收入只有三四千元。
从严格意义上说，刘莉也不是生活在城市里，而是在北京郊县，因为父亲承包了小马庄一片大约80来亩的菜地，而母亲在城镇上打零工。刘莉给人的印象就是黑，从头到脚都很黑，只有两只大眼睛还忽闪忽闪的。她说，平时不是帮爸爸下地干活，就是去给妈妈当帮手，或者在家里洗衣服做菜。
刘莉的家可以说是用泥巴糊起来的，砖头是父母两个拾的，没花一分钱。房子的地就是他们自己承包的菜地，屋外菜地的引水沟就在墙边，每年开春井水解冻时，床底下就会渗出水来。屋里地面都是被砸实了的泥土地，凹凸不平。房子很小，两间屋加起来大概20来平方米，里外屋除了两张床和一个五斗柜，再没有其他家具，基本上没有剩余的空间了。
屋里头有三件电器：每个房间一台吹起来“呼呼”作响的风扇，一台“牡丹”黑白电视机。电视图像上的人物都是变形的，这是刚来的时候老乡送的，本来是坏的，修一修花了20元钱。隔壁邻居都感叹，这种屋子遇到下大雨就漏，有一年夏天，刮大风下冰雹，屋顶都掀翻了，小孩可怜啊。
刘莉的妈妈说，这里比老家好，老家太小了。但是刘莉总是说，老家好。
到底是大人失去了判断力，还是小孩没有记忆呢?贫穷就像衣服上爬着的虱子，从乡村到城镇，甩都甩不掉。
洪芳的故事：读书，从理想到梦想
洪芳今年13岁，老家是在河南省周口，家庭收入每月只有一千元。父母在酒店打扫卫生，即将面临失业。大哥一个人在河南读了三年高中，2004年考上了大学，但没钱交学费。二姐辍学打工，为哥哥和她赚学费。
洪芳全家住在金沟河阳光假日酒店地下室里，她即将上六年级了，但是随着哥哥考上大学，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继续自己的理想。因为大学学费每年要一万块，家里没钱，即使国家有助学贷款，也不知道银行给不给，贫困大学生太多了。
在老家的时候，洪芳留着一头又黑又亮的长发，乡亲们总说就跟电视里明星的头发一样漂亮。她总是要花很多时间洗头发，然后擦干净，直到头发留到了一米多长。可是有一年，家里真的是没钱了，她的学费差了几十块钱。邻居告诉洪芳，长头发可以卖钱，说像她那么长的头发怎么都能卖个几十块钱。她犹豫了好几天，可是看看家里都快没钱吃饭，怎么可能再交得出学费，她终于下定决心去卖头发。
当时那收头发的人把她的头发拉得很紧，头皮疼得要命。他剪完后，给了洪芳15块钱。洪芳哭了，爸爸妈妈也哭了，因为15块钱根本不够交学费……
现在，洪芳再也没有长头发可以卖了，即使卖头发，对于哥哥的万元学费和自己的学费还是杯水车薪。读书，像哥哥那样考上大学，从理想变为了梦想。虽然在和平年代，但是农民工孩子无法得到一张安稳的书桌。
陈凤的故事：隔阂，从底层到边缘
陈凤的老家在安徽凤阳，当她还是婴儿的时候，就被父母带到了上海，她是家中唯一的孩子。父亲在一家建筑工地开货运车，母亲在一家大医院里打扫卫生，因此家庭状况还算可以，陈凤从小也没有受过很多的苦，基本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到了入学的年龄，由于是黑户口，爸爸左托人右托人地，让陈凤去了一家公办学校上学，说是那里教学条件好。刚去的那几天，陈凤挺高兴的。但是，没有过多久，有一天放学回家，爸爸就发现陈凤没有早晨送她上学时那么兴奋开心了，蔫头耷脑坐在屋角不说话。一问，原来同桌小朋友文具盒上的龙被她说成了“侬”，因为他们的乡音，N和L是很接近不分的，这引起了同学们的嘲笑。
又过了一阵子，突然有几个上海孩子围着她，骂她是乡下人，让她回老家，后来还动手打她。陈凤觉得很委屈，自己根本没有招惹他们啊!于是就去告诉了老师。后来，那些孩子老找她麻烦，说谁让她去告诉老师、打小报告了。
后来爸爸看陈凤老受人欺负，就让她到现在的学校，一所民办民工子弟学校上学去了。
虽然陈凤和她的父母脱离了赤贫的状态，已经不再是社会底层的人了。但是，经济地位的改变，并没有使陈凤真正融入城里人的群体中去，她依然徘徊在城市边缘，遭受歧视和排挤。
农民工及其子女：双重边缘
在城市打工的过亿的农民，以及每年新增的1500万农村劳动力大军，是每一届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财富，然而城市从一定意义上，并没有真正接纳这些外来者。他们远离家乡和亲人，从事高强度劳动，遭受歧视，缺乏适龄性伴侣和社交生活，就像生活在孤岛上一样。
当我们的眼光从农民工转向农民工第二代的时候，忽然发现，这种深刻的烙印还影响着下一代。农民工的子女摆脱不了贫穷和失学的困境，即使经济状况得到相应改善的家庭，农民工子女也会出现一些心理问题，往往存在很强的自卑心理，性格大多内向，不容易与同学和老师沟通。由于农民工子女一般是从学校直接进入城市，他们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农民，而是介于城市和农村这两个群体之间，他们无法短时间内适应城里的生活，也不愿意再回农村。孩子因为父母的流动性大频繁转学，使一些农民工子女错过了最佳受教育的时期。所以，他们最后形成的价值观念即人格核心，往往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些孩子可能会成为未来社会的特殊群体，甚至引发社会所担忧的犯罪问题。
就像前不久发生的在网上倒卖假国家机关印章的案件，涉案的是一个小女孩，父母在北京生活了五六年，有固定的面食店。但她觉得在店里帮工不体面又累，就去学习电脑，在电脑班上认识了很多城里的同学。熟悉了电脑之后，她没有去找一份相关的工作，而是利用网络售卖假印章。她否定了父母辛勤工作的生活方式，又找不到自己的方式。
然而，在所有这些故事的背后，我们忽然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是不是所有农民工子女的故事都是灰暗的，是不是农民工的子女只能是新一代农民工，是不是我们在关注弱势群体的时候，过分强调了弱势的一面，而缺乏正面的思索。
于是，对农民工子女生存进行再解读，似乎不是没有意义的。
中国农民工子女生存再解读
调查继续：技高一筹，火柴天堂，梦想飞翔
叶磊的故事：技高一筹，不就是考个复旦吗?
叶磊的父母是在80年代初来到上海的，老家在江苏泰兴。叶磊的爸爸在老家读过一些书，也算是当地的秀才。来到上海后，觉得自己的视野更加开阔了，机会更加多了。先在一家加油站打工，因为喜欢文学，一直没有放弃自学和练笔。渐渐地，叶磊的爸爸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一些文章，从工人转行到了一家国有企业担任宣传工作。
叶磊是在上海出生长大的，现在已经初三了，所以只能听懂父母的家乡话，自己却不会说。他还记得，从自己小学三年级起，爸爸几乎每天晚上是和自己一起读书的，当然不是陪读，是在自学考。叶磊说自己小时候特别的顽皮，活脱脱一个没有规矩的乡下孩子，就算有人到家里来玩，他也会从桌子上跳到椅子上，或者从椅子上跳到床上。不知道有一天怎么开窍了，看到爸爸那么大人了，还在拼命读书，自己忽然像受了启发似的，一下子对读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至于现在妈妈都有些担心，叶磊是不是太爱读书，太安静了，都傻掉了。
随着叶磊从小学到初中，他的爸爸也拿到了大专和本科的文凭。现在叶磊要考高中了，他的爸爸已经是一家国有单位的老总，除了拿到了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的学位外，还正在交大进修EMBA课程。叶磊觉得爸爸对他说的最多的话就是，你要好好读书，要考到班级前三名。叶磊有时候也会对爸爸说，不要管第几名，最后不都是考个好大学吗?我考个复旦还不行吗?因为叶磊在班级里总是第五名，也就是说男生第一，却比不过女生。
应该说，父母的身体力行是孩子最大的榜样，真正地要融入城市生活，在乎心态而非环境。
许慧的故事：火柴天堂，我只要一个温暖的小小的空间。
许慧的爸爸是90年代中期来到城市的，在一家建筑公司工作，先是做土木工程，搬砖砌瓦的，后来因为工作卖力，被建筑队的头头选中，送他去学了驾驶，专门在工地开车运货，现在也算是建筑公司运输队的小头头了。
许慧在三年级的时候才来到城市，现在大学一年级，也算是在城里长大的。虽然她的口音里还改不掉土语，但是对于农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已经无法接受了，比如说她不喜欢早睡早起，不喜欢固定的作息，不喜欢一定要找个忠厚的老公。只是每年过大节日的时候，她还会随父母回乡探望七姑八婆。
许慧坦言，自己大概小时候在村子里野惯了，所以即使转学到了大家眼里的城里的好学校，还是改不了性子里的不愿意读书，所以几乎是拼了命才考到现在的大专，主要是为了给弟弟做个榜样，家里人都希望男孩子要更有出息。许慧的妈妈在小市场里开了家店铺，她就很喜欢去。她说，她觉得不要强求每一个人都要读大学，都要去一个什么什么单位，她就喜欢有一个自己的小店，这样比较自由，蛮开心的。
许慧也不觉得自己是乡下姑娘，或是自己是城里的姑娘，她说，不就一个户口吗，最后还不是一份工作一个家。她从来不避讳自己是农民工的孩子，就像卖火柴的小姑娘，有一点火焰就仿佛点燃了天堂。
对于一些本质上纯朴的人来说，一个有限的能够满足自由想象的生活空间，那就足够。所谓知足者常乐。
戴成的故事：梦想飞翔，我愿意为我的爱人和小孩撑起一片天。
戴成的父母属于进城务工的农民中不太成功的那一类型，90年代离乡后，就是打一些最底层的零工，在不同的单位转来转去，没有任何稳定感和安全感。随着年龄的增大，逐渐失去竞争优势，只能算是在城市间勉强存活，因为即使回到农村，也还是没有土地可种，没有生活来源。
由于戴成是黑户口，所以只能在民办学校读书，从小学到高中都是这样，因为民办学校没有严格的限制，但是为了他能够读得起书，父母几乎是缩衣节食，还向家乡的亲戚借了很多债。戴成一直很刻苦，很努力，比别的孩子花更多的时间和功夫在功课上，直到考上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从大学到就业，戴成没有别人所说的，读了大学就可以放松了，工作了就可以成家了。戴成在大学期间，一直在外面勤工俭学，除了固定的家教工作外，还在不同的公司打工。即使到了航空公司上班，也还是辛苦地考研，希望从技术类转型到管理类。他说，老话讲，富不过三代，穷不过三代，那么他就是承上启下的最艰苦的一代，他一定要给自己的爱人和小孩撑起一片天。
每一个在城市打拼的农民工的后代，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读书加勤奋这条道路，虽然路漫漫其修远，但希望还是触手可及的。
城市：只要提供两个字，公平
近期，广州市教委针对流动青少年作了一个调查。在目标群体的流动青少年中，77.5%的人对现有生活状况感到满意，有80.7%的人认为学校老师对自己很友好。这些数据足以让我们感到安慰。
和第一代农民工的遭遇相比，现在已经好太多了。可是，无论是第一代农民工，还是第二代农民工，他们的子女绝大多数还是上学中的未成年人，童年或青少年时期的丝毫阴影可能会伴随他们的一生。对于上一代民工来说，至少享受到了“人人平等的贫穷”。对小孩子来说，歧视和绝望带给他们的伤害，恐怕要远远超过贫穷。
为人父母，不管自己遭受到什么样的委屈，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过得健康快乐，而并非大富大贵。因此，只要有一个公平的制度环境，这样的制度让人有成长的空间，和可盼的未来，即使这种环境下的竞争是激烈和残酷的，对于塑造孩子的人格和心理还会是正面和积极的。
负解读·正解读：关注弱势群体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从这样的一些故事中，我们似乎可以从沉重中缓一口气，无论反驳者可以说这只是小部分幸运者，或者这只是一种很微弱的光明，但是我们依然要看到一种发展道路和趋势。
农民工子女虽然总体上没有经济优势，也没有享受充分的教育资源，但是毕竟城市给了他们一种开阔的发展眼光，无论是主动地，还是被动地，他们接受“学习才是出路、有才才能翻身”的观念，即使这条路还很艰苦，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扶助。
在城市或者农村中徘徊，虽然有双边缘化的倾向，但是从本质上来讲，这些农民工的第二代是已经城市化的结果，因为哪怕是城市贫民，其终归还是城里人，只是这种城市化带着某种让人心痛的负担和扭曲。能够寻找到自己适合和坚定的生活方式的农民工孩子，除了家人和自身的努力外，某种程度上，也是靠了命运的眷顾。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在国家下一个发展规划的蓝图里，看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城镇一体化和谐社会构建的目标，对于农村户籍、家庭贫困人口的免费义务教育的推行，对于流动人口流入地的社会保障管理，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弱势群体会得到真正的阳光政策。而绝望不再是这个群体的代言，我们能够看到更多或自信、或知足、或努力的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中找到希望，找到人生真正的航向! 然而，在所有这些故事的背后，我们忽然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是不是所有农民工子女的故事都是灰暗的，是不是农民工的子女只能是新一代农民工，是不是我们在关注弱势群体的时候，过分强调了弱势的一面，而缺乏正面的思索。
于是，对农民工子女生存进行再解读，似乎不是没有意义的。
中国农民工子女生存再解读
调查继续：技高一筹，火柴天堂，梦想飞翔
叶磊的故事：技高一筹，不就是考个复旦吗?
叶磊的父母是在80年代初来到上海的，老家在江苏泰兴。叶磊的爸爸在老家读过一些书，也算是当地的秀才。来到上海后，觉得自己的视野更加开阔了，机会更加多了。先在一家加油站打工，因为喜欢文学，一直没有放弃自学和练笔。渐渐地，叶磊的爸爸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一些文章，从工人转行到了一家国有企业担任宣传工作。
叶磊是在上海出生长大的，现在已经初三了，所以只能听懂父母的家乡话，自己却不会说。他还记得，从自己小学三年级起，爸爸几乎每天晚上是和自己一起读书的，当然不是陪读，是在自学考。叶磊说自己小时候特别的顽皮，活脱脱一个没有规矩的乡下孩子，就算有人到家里来玩，他也会从桌子上跳到椅子上，或者从椅子上跳到床上。不知道有一天怎么开窍了，看到爸爸那么大人了，还在拼命读书，自己忽然像受了启发似的，一下子对读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至于现在妈妈都有些担心，叶磊是不是太爱读书，太安静了，都傻掉了。
随着叶磊从小学到初中，他的爸爸也拿到了大专和本科的文凭。现在叶磊要考高中了，他的爸爸已经是一家国有单位的老总，除了拿到了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的学位外，还正在交大进修EMBA课程。叶磊觉得爸爸对他说的最多的话就是，你要好好读书，要考到班级前三名。叶磊有时候也会对爸爸说，不要管第几名，最后不都是考个好大学吗?我考个复旦还不行吗?因为叶磊在班级里总是第五名，也就是说男生第一，却比不过女生。
应该说，父母的身体力行是孩子最大的榜样，真正地要融入城市生活，在乎心态而非环境。
许慧的故事：火柴天堂，我只要一个温暖的小小的空间。
许慧的爸爸是90年代中期来到城市的，在一家建筑公司工作，先是做土木工程，搬砖砌瓦的，后来因为工作卖力，被建筑队的头头选中，送他去学了驾驶，专门在工地开车运货，现在也算是建筑公司运输队的小头头了。
许慧在三年级的时候才来到城市，现在大学一年级，也算是在城里长大的。虽然她的口音里还改不掉土语，但是对于农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已经无法接受了，比如说她不喜欢早睡早起，不喜欢固定的作息，不喜欢一定要找个忠厚的老公。只是每年过大节日的时候，她还会随父母回乡探望七姑八婆。
许慧坦言，自己大概小时候在村子里野惯了，所以即使转学到了大家眼里的城里的好学校，还是改不了性子里的不愿意读书，所以几乎是拼了命才考到现在的大专，主要是为了给弟弟做个榜样，家里人都希望男孩子要更有出息。许慧的妈妈在小市场里开了家店铺，她就很喜欢去。她说，她觉得不要强求每一个人都要读大学，都要去一个什么什么单位，她就喜欢有一个自己的小店，这样比较自由，蛮开心的。
许慧也不觉得自己是乡下姑娘，或是自己是城里的姑娘，她说，不就一个户口吗，最后还不是一份工作一个家。她从来不避讳自己是农民工的孩子，就像卖火柴的小姑娘，有一点火焰就仿佛点燃了天堂。
对于一些本质上纯朴的人来说，一个有限的能够满足自由想象的生活空间，那就足够。所谓知足者常乐。
戴成的故事：梦想飞翔，我愿意为我的爱人和小孩撑起一片天。
戴成的父母属于进城务工的农民中不太成功的那一类型，90年代离乡后，就是打一些最底层的零工，在不同的单位转来转去，没有任何稳定感和安全感。随着年龄的增大，逐渐失去竞争优势，只能算是在城市间勉强存活，因为即使回到农村，也还是没有土地可种，没有生活来源。
由于戴成是黑户口，所以只能在民办学校读书，从小学到高中都是这样，因为民办学校没有严格的限制，但是为了他能够读得起书，父母几乎是缩衣节食，还向家乡的亲戚借了很多债。戴成一直很刻苦，很努力，比别的孩子花更多的时间和功夫在功课上，直到考上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从大学到就业，戴成没有别人所说的，读了大学就可以放松了，工作了就可以成家了。戴成在大学期间，一直在外面勤工俭学，除了固定的家教工作外，还在不同的公司打工。即使到了航空公司上班，也还是辛苦地考研，希望从技术类转型到管理类。他说，老话讲，富不过三代，穷不过三代，那么他就是承上启下的最艰苦的一代，他一定要给自己的爱人和小孩撑起一片天。
每一个在城市打拼的农民工的后代，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读书加勤奋这条道路，虽然路漫漫其修远，但希望还是触手可及的。
城市：只要提供两个字，公平
近期，广州市教委针对流动青少年作了一个调查。在目标群体的流动青少年中，77.5%的人对现有生活状况感到满意，有80.7%的人认为学校老师对自己很友好。这些数据足以让我们感到安慰。
和第一代农民工的遭遇相比，现在已经好太多了。可是，无论是第一代农民工，还是第二代农民工，他们的子女绝大多数还是上学中的未成年人，童年或青少年时期的丝毫阴影可能会伴随他们的一生。对于上一代民工来说，至少享受到了“人人平等的贫穷”。对小孩子来说，歧视和绝望带给他们的伤害，恐怕要远远超过贫穷。
为人父母，不管自己遭受到什么样的委屈，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过得健康快乐，而并非大富大贵。因此，只要有一个公平的制度环境，这样的制度让人有成长的空间，和可盼的未来，即使这种环境下的竞争是激烈和残酷的，对于塑造孩子的人格和心理还会是正面和积极的。
负解读·正解读：关注弱势群体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从这样的一些故事中，我们似乎可以从沉重中缓一口气，无论反驳者可以说这只是小部分幸运者，或者这只是一种很微弱的光明，但是我们依然要看到一种发展道路和趋势。
农民工子女虽然总体上没有经济优势，也没有享受充分的教育资源，但是毕竟城市给了他们一种开阔的发展眼光，无论是主动地，还是被动地，他们接受“学习才是出路、有才才能翻身”的观念，即使这条路还很艰苦，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扶助。
在城市或者农村中徘徊，虽然有双边缘化的倾向，但是从本质上来讲，这些农民工的第二代是已经城市化的结果，因为哪怕是城市贫民，其终归还是城里人，只是这种城市化带着某种让人心痛的负担和扭曲。能够寻找到自己适合和坚定的生活方式的农民工孩子，除了家人和自身的努力外，某种程度上，也是靠了命运的眷顾。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在国家下一个发展规划的蓝图里，看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城镇一体化和谐社会构建的目标，对于农村户籍、家庭贫困人口的免费义务教育的推行，对于流动人口流入地的社会保障管理，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弱势群体会得到真正的阳光政策。而绝望不再是这个群体的代言，我们能够看到更多或自信、或知足、或努力的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中找到希望，找到人生真正的航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