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昕捷:陈宗器——曾经有水的罗布泊(中国青年报 2008-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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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宗器(1898~1960)浙江新昌人,地球物理学家,中国地磁学的奠基人

    两个船工站在齐膝深的水里,手里托着肥美的大鱼。这块如今已经干涸的“死亡之地”罗布泊,在陈宗器的镜头中,曾是一片浩淼的水泊。

    时值1931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陈宗器与瑞典地质学家霍涅尔,避开新疆军阀金树仁的监控,自甘肃深入罗布泊地区。“旅行四月,未见一人。”

    陈宗器在考察日记中写道:“沙风当面吹来如刀割一般。虽满身积垢,无水,风停也不能洗澡。冬季常隔月一洗面,二三星期才擦一次牙,所以常患牙痛。”

    在那些没有水的大漠之夜,陈宗器给妻子写信,遥想家乡江南的细雨从屋檐上滴落,汇成细流,流向母亲洗衣的天井。

    陈宗器等人此行如愿找到了水波荡漾的罗布大湖。后来,他们又花费半年之久,绕罗布泊一周,完成了详细的天文、地形测量和地质考察。

    几年后,在结束科考后的归途中,陈宗器的牙齿全部脱落。

    有专家在评价这次考察的意义时说,这是“人类第一次科学地测定了罗布泊的准确地理位置,第一次绘制了罗布泊的实测地图。”60年后,美国科学家通过卫星测得的有关图像,与陈宗器所绘完全一致。

    然而,在第一次有中国学者加入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中,这个“瘦瘦的小个子”起初并不起眼。

    考察团出发前,北京使馆的一些欧洲人轻蔑地说,“中国人哪里知道什么是沙漠”,他们甚至断言,“中国人出包头不远便将返回北平。”以“科学救国”为己任的陈宗器,由此下定决心,“当努力考察,希于科学界稍有贡献以增国光。”

    考察团成员大多晓行夜宿,负责天文观测的陈宗器却不得不“白天赶路,每晚在星光下消磨。”有时,夜间的严寒只有“断指肤裂“可形容。”而惟一对付的办法,就是“烤一会儿火,再玩一会儿仪器,挨过这漫漫长夜。”作为戈壁组里唯一的中国人,他还得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与军阀土匪们周旋,以保证外国学者的安全。

    这些故事后来都被考察团团长、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写进他的传记里,以至于读着这些探险故事长大的一代代瑞典人都知道中国人“帕克陈”。

    赫定写道:“我从来没有要求他这样做。让任何人在最热的2个月里(41摄氏度),在牛虻和蚊虫密集的地方工作,都太残酷了。”在赫定笔下,陈是一个“难不倒的小个子”,有着“过人的精力”。

    从另一个角度看,陈宗器似乎又有些不近人情。为了西北之行,他抛下了生育不久的妻子。再加上前妻所生,他当时已经有五个孩子。但这些都未曾留住他西去的脚步,且一走就是6年。其间,父母先后亡故,他与第二任妻子的婚姻也因此走到尽头。陈宗器后来在写给妻子的信中也曾“扪心自问,良多内疚。”

    结束传奇般的考察之行,陈宗器回到物理所,继续践行着自己“科学救国”的理想。1935年,他主持修建了中国第一个地磁台,后来又成为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的发起人之一。

    1950年,85岁的斯文·赫定给地质学家黄汲清写信,打听他“最亲爱的中国朋友”陈宗器的下落,同时希望转告老朋友霍涅尔去世的消息。不久,赫定也离开了人世。

    1987年,在纪念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60周年的座谈会上,黄汲清第一次谈起了这件事,他说自己当时就把信交给了在中科院办公厅工作的陈宗器。奇怪的是,陈似乎并没有给“敬爱的队长”回信。

    后来,女儿陈雅丹在人事档案中发现了陈宗器“向组织交待的自传”,才解开了这个谜团。

    当时,地球物理学的研究范畴,已遍及到宇宙空间,地球大气、海洋、陆地直至地球内部。然而陈宗器却不得不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整风和各种各样的会议上。朝鲜战争爆发后,与外国人通信更会被视为“里通外国”。

    据陈雅丹回忆,在那个理想与狂热交织的年代,父亲日渐沉默。她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四十年代父亲还拉着哥哥姐姐们,讲述当年的探险经历。到了五十年代,孩子们就再也听不到有关“赫定爷爷”和罗布泊的只言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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