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数1949年后中国八位国防部长的关键时刻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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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萍

张爱萍 推动国防现代化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邢婷

张爱萍(1910-2003)四川达县人。建国后曾任第七兵团司令员兼浙江军区司令员,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国防科委主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82年11月至1988年3月任国防部长。

1982年11月,张爱萍被任命为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他在这一职位上,参与和见证了新中国国防科技的一次次飞跃,并亲历了中美军事外交的突破。

痛批军队从商现象

“如何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加速我们的国防现代化建设”,是张爱萍就职后,思索得最多的问题。上任仅25天,他就以某军为试点,进行机械化合成集团军试验。这在我军建军史上尚属首次。

1985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军委主席邓小平宣布裁军100万。这一决定震惊了全世界。鲜为人知的是,在研究制订、执行这一战略方针的过程中,张爱萍的独到见解,起了关键作用。有人主张裁减驻地方部队,张爱萍则主张,裁减野战部队;有人提出把军分区、武装部交给地方,张爱萍则主张它们仍由部队领导为宜。他的很多合理主张,最后都得到了采纳。

对军队从商现象,张爱萍一直持反对态度。他听说国防科工委也成立了“公司”和“中心”,当即打电话询问。对方回答:“社会上都这样。”张爱萍说:“你这是国防科工委,是搞原子弹的!”对方说:“首长,您没听说吗?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张爱萍对此批评道:“谁这样说,那就让他去卖茶叶蛋!”他还多次在其他场合用“自毁长城”来形容军队从商的严重后果。

对于一些有损国防建设的行为,如将军事设施改成商场、把军事禁区改成旅游景点等,张爱萍愤慨不已。他曾在一个会议上痛心疾首地说:“如果这样搞下去,将来战争发生了,该杀谁的头?首先该杀我们的。杀了我们的头,还要落下骂名……”

顺利完成“三项任务”

在出任国防部长之前,张爱萍曾提出“中国航天80年代前期三项任务”,即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从水下发射固体导弹和发射同步通信卫星。前两项任务,已分别于1980年5月和1982年10月完成;发射同步通信卫星,就成了他在国防部长任期内的一大重任。为此,张爱萍曾专赴某卫星发射基地视察,并写下“敢叫三鸣(指第三项任务)更惊人”的题词。

1984年1月26日,是我国首颗同步通信卫星发射升空的日子。下午6点,指挥大厅内,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迎接激动人心的时刻。就在此时,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寂静。担负发射任务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报告:“发现火箭平台不稳,发射难以进行……”对此,张爱萍不但没有批评,反而以少有的轻松语气说:“没关系,那我们就暂时中止吧。这不是个坏事,发射前发现问题,比发射后出现问题要好得多。请转告大家,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慌乱,不要紧张,既要认真做好充分的准备,又要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争取时间。”

29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再次执行发射任务。这次,卫星升空了,却命运多舛,一度失控20个小时,后来才被专家们控制住。

对于发射中出现的故障,张爱萍鼓励大家吃透问题,准备组织第二次发射。同年4月8日,我国的第二颗同步通信卫星终于成功发射。至此,张爱萍主持的“三项任务”已全部完成。

“大闹美国国务院”

“疏通中美两军关系、加强交往、争取军事技术合作”,是张爱萍在国防部长任期内的另一项重要任务。他认为,这不仅能促进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也能引起英、法、德、日等国对我们的重视。

1983年9月25日,张爱萍在人民大会堂前,举行隆重仪式,欢迎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及其夫人一行,并陪同他检阅了三军仪仗队。

在双方的首次会谈中,被视为“鹰派”的温伯格起初并没把中国放在应有的战略位置上。第二次会谈时,张爱萍单刀直入:“如果美国到亚洲打仗,你对中国的作用有什么高见?”温伯格不得不承认:“你们当然处在举足轻重的位置上。”

1984年6月9日,张爱萍应邀回访美国,走进了五角大楼。美方以最高的军事礼遇迎接中国军事代表团。

在次日的会谈中,双方就军事技术合作的原则和意向,达成了一致。会谈结束后,温伯格给了张爱萍“一个意外的惊喜”——几位衣着整齐的美国老人,向张爱萍走来,其中一位身材魁梧的老者恭恭敬敬地行了个军礼:“救命恩人,您还记得我吗?”张爱萍认出,他就是当年自己指挥新四军营救的5位美国飞行员中的小队长萨沃埃。随后,温伯格把张爱萍请到新闻发布会现场,动情地介绍说:“41年前,张部长为中美关系史写下了极其珍贵的一章,他今天的来访是在续写新篇……”

6月12日上午,张爱萍一行拜会了里根总统。但紧接着,一个意外发生了。

此前,中美两国正在筹备核能合作方面的协定。其间,美方声称在巴基斯坦的浓缩铀加工厂里“发现了中国人”,并据此认定“中国在帮巴制造核武器”。中国政府曾多次以铁的事实加以驳斥,但美方还是纠缠不休。6月12日下午,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在与张爱萍的会面即将结束时,又把话题扯到“中国帮巴制造核武器”问题上,并指使副国务卿达姆与张爱萍进行交涉。达姆称,希望中方对此有一个更为具体的说法,还递给张爱萍一份文件,里面写有当天的会议记录,希望张爱萍签字表示认可。

对此,张爱萍礼节性地回应说:“我国政府没有授权我来谈这个问题,我也无权接受这个文书。”达姆却威胁说:“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贵国政府的进一步保证,就会直接影响美中的核能合作。”张爱萍闻言,勃然大怒:“我们是出于友好的目的来拜会舒尔茨国务卿,副国务卿竟然提出了这样一件事,毫无道理。”说罢,他将面前的文书掷了过去:“请你转告舒尔茨国务卿,在与他进行友好会见后,发生了这样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是令人遗憾的。我告辞了。”说罢,便拂袖而去。

此事很快传了出去。世界各大媒体相继加以报道,有些媒体别有用心地称张爱萍“大闹美国国务院”。

事实上,张爱萍美国之行还是较为顺利的。6月13日,他和温伯格签署了《两国军事技术合作协议》。这是中美两国签署的首个军事技术合作协议,为中国打开了引进军事技术的闸门,也为今后两军的合作走上正轨打下了基础。

 

 

秦基伟

秦基伟 拉开中俄军事技术合作序幕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撰稿 李一军

秦基伟(1914-1997)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军长,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兼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88年4月至1993年2月任国防部长。

1988年4月,秦基伟升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部长。这一年,他已经73岁,成为当时国务院各部部长中年龄最大的一位。

秦基伟担任国防部长期间,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正在经历波折和反复,其中中美两军的关系更是明显“由暖转冷”。

1988年,应秦基伟的邀请,美国国防部长卡卢奇、空军司令、海军陆战队司令和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等重量级人物访华。秦基伟也收到了访美的邀请。这些密切的往来,被一些美军人士形容为“欣欣向荣”。但1989年,美国政府严重干涉我国内政。6月5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宣布“制裁”中国。中美两军交往随之中断。

但是,中俄两国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合作。1992年8月,秦基伟访问俄罗斯,与俄国防部长格拉乔夫会面,讨论军事合作问题。莫斯科某军事指挥学院教官瓦列里后来回忆说:“1992年,俄罗斯首次向中国出售了苏-27战斗机,就此拉开了俄中军事技术合作的序幕……俄中军事技术合作渐入佳境,为建立新的国际安全秩序树起了典范。”

秦基伟曾多次率团出访。当时,中国的军事、综合实力还未被普遍认可。在和一些欧洲国家的将领打交道时,跟随秦基伟出访的一些工作人员常常“发怵”,觉得对方“高人一等”。秦基伟曾就此对一位将军说:“别看他们‘派头’不小,却未必经历过真正战争的洗礼。他们经历过长征吗?经历过长征的人,比谁都更懂得什么叫军人、什么叫战争。不信你把麦克阿瑟叫过来,我们两人一同到地狱里走一趟,我能活着回来,他未必。两万五千里长征对于中国军人是意志的锤炼,是10个西点军校也培养不出来的。”

对国防建设,秦基伟也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他就任国防部长的头一年,我国的基础性国防建设就取得了重要进展,其中值得一提的就是军训的普及。1988年,全国有342所高校和高级中学开展了军训,参训学生达17.5万余人。另外,秦基伟还组织编纂了《公民国防义务手册》,由邓小平题写书名。在该书的序言中,秦基伟坦言要通过国防教育,“使广大群众懂得什么叫国防……知识就是力量。公民掌握必要的现代军事知识,不仅在未来战争中可以转化为战斗力,在平时,它也是履行国防义务所不可缺少的。”

1994年12月,已经80岁高龄的秦基伟接受了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的采访,回忆起自己8岁丧父、13岁加入义勇队、15岁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战士的经历。主持人问他:“粉碎‘四人帮’以后,您兼任那么多职务,后来又做了国防部长。如今离开这些重要的岗位,回望波澜起伏的一生,不会觉得闷吗?”秦基伟答道:“从当兵的那一天开始,我从没想过要当官。参加革命,我就是这样一个想法,革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要经受这些苦,就要靠自己坚强。要想得开,乐观,不背包袱。”

 

 

迟浩田

迟浩田 撞机事件中严厉警告美国

《环球人物》特约撰稿 毅军

迟浩田(1929-)山东招远人。历任北京军区副政委,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谋部政治部主任、济南军区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93年3月至2003年3月任国防部长。

1993年,迟浩田接替秦基伟,出任国防部长。在担任国防部长的10年间,他在军队建设方面建树颇丰,在军队的对外交往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向美国军官送《孙子兵法》

1996年12月,迟浩田率团访美。在位于得克萨斯州的美军胡德堡基地访问时,美方陪同人员邀迟浩田一行参观新型MlA2坦克,并请他们“坐进去看看”。迟浩田熟练地戴上头盔,套上军靴,穿上防弹衣,进了坦克。介绍完坦克的性能及电子系统后,美方人员提议迟浩田试射一炮。他没有推辞,坐在仪表前,调整瞄准镜,对准目标开炮。对讲机里马上传来报告:“目标的距离是l500米,一发命中!”随后,副总参谋长熊光楷、广州军区司令员陶伯均等人也相继开炮,均命中目标。这引来了美方军人的连连赞叹。

在之后一次欢迎宴会上,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位高级军官主动走到迟浩田面前,对他说:“迟将军,听说您在朝鲜打过仗。我的父亲也在朝鲜打过仗。当时,他在东线的海军陆战队第一师,是一位上校。”

迟浩田听到这话,知道对方研究过他的履历,是有备而来。他立刻问:“你父亲还健在吗?”

那名军官答道:“还健在。我父亲告诉我,中国人打仗特别勇敢,摄氏零下40度挡不住,飞机大炮挡不住。我父亲还说,那次他差点就被中国人民志愿军‘解决’了。”

这番话令迟浩田想起了当年在朝鲜的一场场恶战。他笑着说:“我当年就在东线,当时天气冷,中方冻伤的士兵特别多,我们的装备又差。我常想,如果我们当时的装备能有现在一半的水平,那整个美军陆一师,包括你家老爷子在内,恐怕一个都跑不了。”这段话,让旁边的人都笑了起来。迟浩田注视着对方,放缓了语速:“令尊是战争的幸存者,我也是战争的幸存者。这场战争告诉我们,对话好过对抗,我们要化干戈为玉帛。美国也要吸取历史教训,不要搞对外扩张。请转告你父亲,代我向他问好。”那名美国军官心悦诚服,连说“我一定转达”。

第二天,中美两国的国防部长举行会谈。会谈结束后,那位军官又一次向迟浩田走过来。他把一个小包送给迟浩田,说:“这是我父亲让我转交给您的一件纪念品。要不是离这里600多公里,他一定会亲自来看望您的。”迟浩田随即拿出一部英译本的《孙子兵法》回赠,请他转交给他的父亲。中方代表团回国后,那位美国军官特意给迟浩田寄来一封长信。在信中,他说:“我们的相处是短暂的,但是您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深刻的。希望我们永远是朋友。”

冷对“麦克阿瑟”

迟浩田常常告诫自己:“我的形象代表着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军队。国有国格,人有人格,军有军格,不能因为我的一举一动使我们的国家、军队有一丝一毫的损失。”

2001年4月1日上午9点多,中美战机在南海上空遭遇,美机与中方一架歼8战机相撞,致使中方飞机坠毁,飞行员王伟失踪。两机相撞后,美机未经中方允许,侵入中国领空,于9点33分降落在海南岛陵水机场。对此,中方向美方提出了严正交涉与谴责,要求美国必须向中国人民道歉,并进行赔偿。5月13日上午,受江泽民主席委托,迟浩田看望了王伟的妻子阮国琴。他说:“这次撞机事件完全是由美方造成的……美方想推卸责任是不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不答应……美方这种强词夺理、霸气十足的做法已经过时了。”他的措辞,被海外媒体评价为“一种极为严厉的警告”,甚至“有些出格”。但事实证明,在这次危机中,他的言行与中央一致,对美方表现出了恰如其分的强硬和严厉。

迟浩田的直言也是出了名的。一次,他在会见一个日本代表团、谈及历史问题时,毫不客气地“调侃”说:“我要感谢你们日本人啊。我本来的理想就是读书当一个乡村的教书匠。你们侵略中国,屠杀我的村子,才逼得我参了军。不是你们,我又怎么会当了国防部长,成为上将,在这里接待你们?”还有一次,在菲律宾访问时,他指着一座“二战英雄麦克阿瑟”铜像说:“我不喜欢他。”这话出自一位经历过二战和朝鲜战争、两次被炮弹击中、左眼几近失明、弹片至今残留在右腿内的老兵之口,外界不但没有不解,反而更添敬意。

退休后,听说有关部门要为他写传记,迟浩田坦言,他本人原本是不同意的,“像我这样的人,平常得很,在全军数以万计,还写什么呢?”在60多年的军旅生涯中,他先后7次负伤、3次患重病,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说,自己充其量只是一个幸存者,从没想到能活到今天。

 

曹刚川 铺设中美军事热线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撰稿 毅军

曹刚川 (1935- )河南舞钢人。历任总参谋部军务部部长,中央军委军品贸易办公室主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主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党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199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2003年3月至2008年3月任国防部长。

2003年3月,在北京举行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任命曹刚川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

进入新世纪,我国的军事外交工作进入新阶段。曹刚川任国防部长期间,我国的军事外交呈现出多样化、深入化的发展势头。这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审时度势的决策密不可分。曹刚川不但直接参与了这些决策,还是军事外交工作的直接领导和实施者。有外媒评论说,曹刚川是“世界上最活跃的国防部长”。仅2004年,曹刚川就访问了巴基斯坦、印度、泰国、法国、比利时、瑞士、巴西等7个国家。还是这一年,在他的领导下,解放军系统的代表团,出访了6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时,有5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武装部队司令等来华访问。

中外军队高层领导人的互访,提升了我国军事外交的层次,丰富和发展了对外军事关系的内容,为巩固、发展我军与世界各国和军队的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2007年8月29日,曹刚川开始访日之行。此时距前国防部长迟浩田1998年访日,已相去9年。中断多年的中日军方高层交流重新启动,拘束总是难免的。不过,曹刚川用幽默化解了不少尴尬。拜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他一一介绍中方的随团将领,最后也“不忘”介绍自己:“我是中国国防部长曹刚川。”这句话,把安倍晋三和其他在场的人都逗笑了。双方的会谈,因此得以在轻松的气氛中开场。

在参观京都名胜金阁寺时,曹刚川在经过一个喻意“鲤鱼跃龙门”的小瀑布后,又看到了一个养有鲤鱼的水塘。他开玩笑说:“这些鲤鱼肯定是从那边游过来的。”陪同的僧人听完翻译后,无不哈哈大笑。

就是在这种融洽的气氛中,曹刚川和日本防卫相高村正彦,就两国防务交流的具体细节,达成共识,并发表了联合新闻公报,内容包括曹刚川邀请高村正彦于2008年访华,以及日方邀请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访日等。

也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曹刚川在会见日本防卫相高村正彦、外相町村信孝和首相安倍晋三时,三次敦促日本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言行。对方均表示,日方坚持在《日中联合声明》中就台湾问题表明的立场,不支持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言行。曹刚川访日之行,取得了圆满成功,有媒体称之为“融冰之旅”。

2007年11月5日,应曹刚川的邀请,美国新任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一行访华,并与中方敲定建立中美国防部直通电话机制。这就是备受外界关注的“中美军事热线”。这是我军与外军建立的第一条高层军事热线,标志着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的发展,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对此,不少海外媒体说,“中美两个军事强国之间终于有了‘安全线’,这是对世界、尤其是对东亚安全的保障线。”

几个月后,中俄两国国防部也建立了直通电话机制。

担任过总装备部部长的曹刚川,在忙于军事外交的同时,还时刻关注着军队的装备问题。2005年10月,他在视察总装备部轻武器论证所时,说:“不管打什么仗,即使将来打信息化战争,枪是离不了的。什么时候我们能把枪扔掉?枪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定要结合我们部队的使用实际,走中国自己的路子……”

国防建设所涵盖的内容,远比军队建设多得多。作为国防部长,曹刚川也非常注重国防动员与后备力量建设。2005年10月16日,在北京举行的一个有关学生军训的大会上,曹刚川在讲话中强调,搞好学生军训工作,事关国家发展和国防建设全局。此后,他还指出,要积极探索军政、军民联合训练和联合行动的有效机制、方法,提高国防动员的能力,以及人民群众参战支前的能力。

 

“国防部长”的历史轨迹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撰稿 李大光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中央政府,都设有军事行政领导机关,多数国家称之为“国防部”,少数国家称之为“人民武装力量部”或“军事部”等。多数国家的国防部全面负责国防事务,以及各种武装组织的建设和作战指挥;少数国家只负责指挥和管理军队,或只负责军队的行政事务;还有些国家仅仅负责外交事务。目前,我国的国防部隶属于国务院,是中央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国防部的诞生和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国防部长职能、责任的变迁,相应地也走过了一条特殊的历史轨迹。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防部”并未进入政务院计划设立的“25个部委”的名单。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在国务院的组成部门中增设国防部,作为国务院的军事职能部门。与此同时,党中央改组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军委),毛泽东任主席。这一时期的国防部,基本上就是中央军委的执行机构,虽然权力很大,但履行的都是中央军委的决议。

1958年7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改变组织体制的决议》,规定中央军委是中共中央的军事工作部门,是统一领导全军的统率机关,中央军委主席是全军统帅;国防部是中央军委对外的名称,中央军委决定的事项,凡需经国务院批准或需用行政名义下达的,均由国防部长签署。

20世纪60年代,国防部经历了一个先“急速膨胀”、后“名存实亡”的阶段。其源头是1959年9月的“庐山会议”。那次会议后,林彪开始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这一时期,除了兼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和兼任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的廖汉生外,其他8名国防部主要成员,都是中央军委委员,国防部因而几乎成了中央军委的“翻版”,其权力随之急剧“膨胀”。1966年5月,“文革”开始后,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先后由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和中央军委办事组接管,对外直接使用“中央军委”的名义,不再出现“国防部长”的字眼,国防部的职权随之消失。

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防部逐渐恢复职能,我国也开始在军事外交活动中重新使用“国防部长”一词。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确定了新的国防领导体制——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中央军委”),领导全国的武装力量。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继续存在,其职能和国家中央军委的完全相同,实际上是“一套人马、两个牌子”。

在这一新的国防领导体制下,国防部不再是“中央军委对外的名称”,而是国务院负责军事事务的组成机构,承担军事外交、兵役、国防教育等工作。

目前,我国国防部的主要职能是,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肩负国防动员、军事外交、兵役征集、对外军事宣示、国防教育等任务的命令发布;国防部长则成为代表中国军事形象、防卫力量的重要象征。

我国现任国防部长是梁光烈。2008年3月,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

2009年,是中国彰显军事外交大国姿态的关键一年。这一年,梁光烈等中国军方高层频频出访,到访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并与美国、德国、越南等国开展了10余场防务磋商;中外军队联演联训的组织方式,在这一年也有了创新;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拓展了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军事合作。

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的一部分,军事外交已经成为预报国家间关系的晴雨表。国防部长作为国家军事行政机关的第一负责人,成为外交行为中最敏感和最具指向性的“风向标”。在中国综合实力与军事实力全速发展的今天,国防部长通过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缔造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军事外交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