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数1949年后中国八位国防部长的关键时刻 (上)

环球人物2010年第3期封面

彭德怀

核心提示：我国国防部的诞生和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国防部长职能、责任的变迁，相应地也走过了一条特殊的历史轨迹。

国防部长的关键时刻

在首都北京西长安街军事博物馆的东侧，有一幢庄严肃穆的灰白色仿古建筑，建筑的正面高悬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这里就是解放军举办军事外交会议、欢迎外国军方领导人、举办高级将领晋升授衔仪式等活动的“八一大楼”，也就是人们俗称的“国防部大楼”。

可以说，国防部是我国最重要的军事行政机关之一。它对内号令百万雄兵，对外则代表了整个国家的军事形象。国防部的政策、行为和对外形象，又主要集中在一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国防部长身上。

随着时代的变迁，国防部的命运也几经波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防部长所肩负的使命各有不同。如今的国防部，是国务院系统的军事工作机关，负责中国的各项国防事务和军事外交等事务。建国以来，先后担任过我国国防部长的有彭德怀、林彪、叶剑英、徐向前、耿飚、张爱萍、秦基伟、迟浩田和曹刚川，现任国防部长为梁光烈。作为国家防卫力量的重要象征，国防部长们都经历了哪些令人难忘的关键时刻？他们演绎过哪些精彩动人的国防故事？

彭德怀 建成首座核反应堆

彭德怀(1898-1974)湖南湘潭人。建国后曾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1954年9月至1959年7月任国防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在众多杰出军事将领中，毛泽东提名彭德怀出任第一任国防部长。

近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专访了当年彭德怀的军事参谋(相当于秘书)王亚志。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回忆起在彭德怀身边工作的日子，仍然激动不已。

千里决胜一江山岛

在国防部长任上，彭德怀面临的第一场硬仗，就是攻打一江山岛。

一江山岛位于浙江东部的台州湾外，是当时国民党军占据的大陈岛的北侧屏障，距解放军驻守的东矶列岛很近。1954年7月，华东军区建议攻打一江山岛，为下一步攻占大陈岛创造条件；从长远看，解放东部沿海小岛，是为最终解放台湾做准备。毛泽东和彭德怀都同意采纳这一建议。8月，华东军区在宁波成立浙东前线指挥部，张爱萍任司令员，开始了作战准备。

但这一年11月下旬，形势突变。美国和蒋介石集团在大陈岛海域举行了3次联合军演；12月2日，台湾和美国又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于是，在华东军区“拟于20日攻打一江山”的报告上，毛泽东批示：“彭德怀、粟裕同志：因美军正在浙东海面作大演习，攻击一江山时机目前是否适宜，请加考虑。”

彭德怀收到毛泽东的批示后，一面电告华东军区推迟行动，一面仔细权衡美军可能的反应。他认为，要弄清楚美国的底牌，就不妨在一个小岛上刺激它一下，但我军必须取胜。他特意询问在浙江前线的张爱萍有没有取胜把握？张爱萍说：“‘绝对’二字不敢说，但只要美军不插手，把握肯定有。如停止进攻，老兵复员后，重新训练新兵反而不利，建议仍按原计划实施。”

在报毛泽东批准后，彭德怀决定发起对一江山岛的进攻。

1955年1月18日上午，彭德怀、粟裕、陈赓和有关负责人，走进了设在中南海居仁堂的总参谋部作战室。此时，对一江山岛的轰炸已经开始。值班参谋进来说：“前线发来电报。”彭德怀命令道：“念。”“我军航空兵在歼击机掩护下，轰炸机3个大队、强击机2个大队，于8时轰炸了一江山岛；另，轰炸机、强击机各1个大队，轰炸了大陈岛的指挥通信设施和炮兵阵地，现飞机已全部返航。”彭德怀听完汇报，看看手表说：“快两个小时了。”陈赓高兴地说：“过去打仗，我们总挨敌人飞机的轰炸，这次也让敌人尝尝飞机下蛋的滋味。”作战部代部长王尚荣说：“下午，航空兵还要配合地面炮兵实施火力准备。”

这时，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彭德怀身上。他知道，大家最担心的是美国的反应和态度。他说：“我们都打过仗，知道部队出动从下决心到出发，要经过一定的程序和时间。美军要来干涉，它首先要判明情况，弄清我们是不是攻岛，是只攻一江山岛，还是攻大陈岛。还要判明我们在战区的兵力……估计一两天内美军难以到达战区。这样，我军就有了比较从容解决战斗的时间。告诉部队，占领一处滩头阵地后，后续部队要源源上去。我军能打夜战，加上明天一天，估计可以攻下来……成功与否，今天下午是关键，作战和情报部门要密切掌握情况，随时汇报。”

地面攻击一江山岛的战斗，在当天中午12点正式开始。1.2万余发炮弹和300多枚航空炸弹倾泻在1.75平方公里的小岛上。我军登陆部队在火力掩护下抢占滩头阵地，经过3小时激战，全歼守敌1086人，俘虏567人，占领了一江山岛。情况果然如彭德怀所料，美军当天没有“协防”，直到1月底才调来大批海军、空军，迫临浙东近海。但最终，美国政府出于对其全球战略的考虑，决定让蒋介石的军队从大陈岛撤退。

从此，浙江沿海的岛屿全部解放。

力保义务兵役制

作为首任国防部长，彭德怀肩负着一个重任：完成解放军从战时到平常的战略性转变。大到国防制度、海防边防、战略方针，小到军队条令、训练方针，他都得从零做起。在他的推动下，从1954年到1955年，我国的义务兵役制度、薪金制度和军衔制度(合称“三项制度”)相继建立。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确定我国实行义务兵役制度。但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对此仍有不同看法，主要是担心战时后备兵源不足。彭德怀一直惦记着这件事。1955年9月，他在视察广东边防时，南澳岛守备团团长汇报说，岛上原本兵力不足，但这里有很多民兵，平时对他们进行训练，需要时就能参加作战，从而解决了兵源不足问题。彭德怀由此得到启发：把民兵和预备役合而为一。经过充分酝酿，他在1957年的军委会上提出“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制度”，毛泽东批示“同意”。1958年3月，他的建议得到中央政治局的认可，争议了3年之久的义务兵役制从此被固定下来。

1955年，军队薪金制度开始实行。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彭德怀一直在观察各方反应，考虑薪金标准是否合理。1957年，他发现，军队中最高薪金和最低薪金过于悬殊，不利于发扬上下一致的光荣传统，便决定从正师级到军委副主席，每级都不同程度地降低薪金。他将自己军委副主席的月薪，从450元降到了400元，两年后又从400元降为360元。1958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议考虑取消薪金制，恢复战争年代的供给制。但彭德怀几经考虑，认为“实行一种制度主要考虑它能不能促进社会发展”。于是，薪金制被坚持下来。

彭德怀还力倡实行军衔制。在国防部会议和军委会议上，他讲到一个故事：“新中国建立以后，军队同外国的往来一天天多起来，没有军衔实在不方便。1951年时，志愿军在朝鲜板门店同美国人谈判，人家有军衔，我们没有军衔。为了和对方平起平坐，只好临时给谈判代表安上一个头衔，这种状况往后不能一直这样。”1955年，军衔制度开始实施。

“三项制度”的相继实行，成为“我国国防建设的基本起点”，使我国的国防建设逐渐步入了正轨。

“要有自己的核武器”

彭德怀深知科学对国防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因而十分重视军事科学和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

1955年5月，彭德怀以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出访东欧。回国途经莫斯科时，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主动问他想参观些什么。彭德怀提出想参观海军。赫鲁晓夫说，对中国同志是没有任何秘密的，可以去看看核潜艇。彭德怀到达列宁格勒波罗的海舰队驻地后，舰队司令满口答应第二天就参观核潜艇，可第二天早晨又说“核潜艇已出海”。经交涉，苏联方面说可以到塞瓦斯托波尔去看，但到了那里，又说黑海舰队没有核潜艇……彭德怀对此非常气愤，回国后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并提议尽快发展我国的核能事业。

此后，彭德怀经常把钱三强、钱学森等科学家请到家里，为自己讲课。他接受钱三强的建议，决定先建一个试验性原子反应堆和一个加速器，为研制原子弹准备条件。

1957年6月15日，天还没亮，彭德怀就起床去参观中国人自己建成的原子反应堆。技术人员把他领到一个水泥浇铸的筒形建筑前，说：“这就是原子反应堆的心脏部分。”

“好家伙，像座碉堡！”彭德怀乐呵呵的。

“现在还没有封口，可以看到内部，封口后就什么也看不到了，得通过仪器观察。请彭总看看。”

彭德怀说：“技术上的事，我是外行。我只说两件事：一是对废料、废液一定要严格处置，绝不要造成环境污染；二是一定要加强防护，保证工作人员身体健康。”

这次参观，让彭德怀很高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原子反应堆，这是个好的开端。有了它，以后就会有我们自己的火箭、导弹和核潜艇，再也不用去看人家的了！”

但是，彭德怀最终没能看到研制出的核武器。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受到错误批判，从此离开军委和国防部。“文革”中，他受到残酷的批斗。即便如此，他仍然为祖国军事科技的飞跃激动不已。1964年10月，他在广播中听到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1970年4月，他又听到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的消息。但1971年中国核潜艇下水、1974年8月交付使用的消息，因未对外公布，他到1974年11月去世时都不知道。在临终遗言中，这位新中国的第一任国防部长念念不忘：“我国的战略防御设施不完善，国防工业和科研跟不上需要，这是我最担心的。”

叶剑英

叶剑英 坐镇指挥粉碎“四人帮”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邢婷

叶剑英(1897-1988)广东省梅县人。建国后曾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1975年1月至1978年1月任国防部长。

1959年，彭德怀遭到错误的批判，被免去国防部长一职，由觊觎此位置已久的林彪接任。1971年9月，林彪及家人乘飞机出逃时，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坠机身亡。随后，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自此到1975年1月，我国一直未任命“国防部长”，由叶剑英全盘负责国防事务。

西沙一战不眠夜

1974年1月11日，南越当局(当时的越南分裂为南越和北越两个政权)公布地图，将我国西沙群岛全部划入其版图，并于当年1月15日公然出动军舰，侵我领海，撞我渔船，突袭我永乐群岛。

1月17日，叶剑英指示总参谋部，组织班子，准备打仗。他命令海军部队立即派出舰艇，开进永乐群岛海区，并派武装民兵进驻琛航、广金、晋卿三岛。1月19日凌晨，叶剑英接到报告：南越当局突然派兵强行登上琛航、广金两岛，首先向中国民兵开炮。他立即就这一情况请示周恩来总理。周恩来说：“立即组织领导六人小组，由你负责，到总参谋部指挥作战！”

周恩来所说的“六人小组”，是1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成立的，由叶剑英牵头，成员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苏振华，共6人。其任务就是处理中央军委的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

几个小时后，叶剑英来到总参谋部的作战指挥室。他一进屋就问：“前边怎么样了？告诉前方，提高警惕，一旦敌人动手，就迅速还击！”

“报告叶帅，10点22分，敌人4舰向我271、274号猎潜艇和396、389号扫雷艇攻击，我舰队已给予还击。”

叶剑英知道，我军参战的舰艇装备不如敌方。但他相信我军勇敢、不怕死的精神，于是对参谋人员说：“要参战舰艇狠狠地打，坚决消灭敌人！”

1小时37分钟后，捷报传来：我军民击沉、击伤4艘敌舰。这时，一直没有休息的叶剑英，才在人们的劝说下，去作战室旁边的一间办公室里休息。没想到刚过中午，战场上的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支持南越的美国政府，派出一支舰艇编队，向南海方向驶去。叶剑英立刻将这一情报汇报给了中央，不久又根据中央的指示，向前线发出了新的命令：“坚决收复甘泉、珊瑚、金银三岛！”

20日9点35分，我陆军在海军舰艇和渔轮的掩护下，向甘泉、珊瑚、金银三岛的敌人发起了反攻，全歼敌军，收复了西沙群岛中的永乐群岛，取得西沙海域自卫反击作战的重大胜利。

拒绝江青的邀请

1975年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任命叶剑英为国防部长，继续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并协助邓小平对军队进行整顿。

正式就任国防部长后，叶剑英在紧抓国防建设的同时，还不得不同妄图插手军队事务的“四人帮”进行周旋。

1975年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叶剑英主持会议。他在会上论述了整顿军队、加强战备的重要性，提出军队要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影响和腐蚀。

会议间歇，叶剑英与各军区和兵种的高级干部逐一谈话，把毛泽东批评“四人帮”的事(指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警告她“不要搞四人帮”)透露给他们，并要求大家谨慎从事，坚定立场，稳住部队。

在小组讨论会上，叶剑英提醒说：“有个别中央领导人，不通过组织，自己发指示搞运动，这是不正常的……今后不论谁，凡不经过军委直接向部队发指示、送材料，你们都有权力抵制，都可以不执行。我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

会议结束时，叶剑英显得很兴奋。可没过多久，他的心情又沉重起来，一是因为周恩来总理的病情更重了，二是因为出现了矛头指向周恩来等人的“评《水浒》”、“批投降派”运动。这使得军委扩大会议的精神根本无法得到贯彻。

那段时间，叶剑英常常独坐沉思。一天，他正在与孩子们打乒乓球，警卫参谋走过来说：“首长，江青同志来电话，请您到北海公园的‘御膳’用餐，说特意准备了宫廷糕点。”

江青这次又要搞什么名堂？叶剑英皱了皱眉头，对警卫参谋说：“你告诉她，我的身体不适，不能去了。”警卫参谋走后，他挥了一下球拍：“继续打球！”

怀仁堂力挽狂澜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1976年“1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这份文件还有一项引人瞩目的内容：“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这只是风云突变的开始。同年4月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中共中央的两份文件，一个是《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通知》，另一个是《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9月9日，毛泽东逝世。9月底，叶剑英敏锐地预感到，“四人帮”就要行动了，必须立刻采取措施。他在西山住处，一遍又一遍地思考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方法。

此时，被宣布“生病”的叶剑英，其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的职务没有被免去，并没有完全丧失对军队的指挥权。

考虑成熟后，叶剑英找到华国锋，商讨处理“四人帮”的办法。他提议以召开会议的方式，“请”他们到会，然后宣布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华国锋对此表示赞同。

10月6日，叶剑英像往常一样，起床，用餐，散步，看报，读书。下午3点30分，他接到了电话通知：晚上8点，政治局在怀仁堂开常委会，审议《毛选》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建设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方案，要求提前1小时到。

7点整，叶剑英乘坐的黑色红旗轿车，准时在怀仁堂门前停下。他走下车，对随员说：“你们不要随意走动，听指挥！”华国锋几乎同时到达。中央警卫局局长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则带着警卫隐蔽在屏风后，以防任何突然变故。

7点55分，王洪文刚走进怀仁堂的大门，几名警卫就向他走来。王洪文一看不妙，立刻说：“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但话音未落，他就被制服，带进了正厅。华国锋当场宣布了他的罪状和对他实施隔离审查的决定。随后，张春桥、姚文元、江青等人也一一被制服。

当晚9点，叶剑英和华国锋召见耿飚，让他带一个营去接管被“四人帮”控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等新闻机构。晚上10点至第二天凌晨4点，中共中央在叶剑英的住处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结束时，天色已是微明。新的一天开始了！

徐向前

徐向前 打赢对越自卫反击战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许陈静

徐向前(1901-1990)山西五台县人。建国后曾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1978年2月至1981年2月任国防部长。

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年，即1977年，邓小平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成为党和军队的主心骨。他把整顿、建设军队的工作，托付给了几位老帅。当时，健在的老帅只有4位——85岁的刘伯承、80岁的叶剑英、78岁的聂荣臻和76岁的徐向前。1978年2月，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最年轻”的徐向前，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北京西山“重回”战争岁月

1978年10月，徐向前出任国防部长仅仅几个月后，对越自卫反击战在云南、广西边境打响。

战争让人忘记年龄，徐向前仿佛又回到了革命战争的年代。他每天都到位于北京西山的统帅部指挥作战室，亲自参与作战方案的拟定，关注前线战事的进展。他指挥作战时有个习惯，只要前线的枪声一响，就睡不着，吃得也少。当时，77岁的他患有头痛病，经常发作。前线战事正紧时，头痛得实在厉害了，他就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强忍。作战室里的将领们，都以为不爱说话的徐帅在思考问题。秘书和警卫进来发觉他病了，才连忙送上他常吃的药片。

徐向前本已戒烟多年，但在指挥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那段时间，由于经常熬到深夜，精神紧张，身体疲劳，他的“烟瘾”又犯了。好几次，他自己没带烟，就吸起了“伸手牌”——找吸烟的将领们要香烟。不过，有时他已经把烟点着了，一看保健医生，不等提醒，就会丢掉。

只要是有关作战的事情，徐向前事无巨细，都很关心。一次，听说许多上前线的连队，还和从前一样，让炊事员背上笨重的行军锅。他当即火了：“这怎么行，又费时又费劲，一定要把吃饭的问题解决，当成个课题研究改进！”

1979年3月，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徐向前回到家，夫人黄杰开玩笑地对秘书说：“老徐一打仗精神好多了，只怕今后没有那么多的仗打呢。”徐向前听了，哈哈一笑：“失业好嘛，军队失业，可以全力投入经济建设。”

不避讳“穷家底”

徐向前在很多场合说过，他是世界上年纪最大的国防部长了，希望早一天交班。但当时，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还需要他。

1980年3月，邓小平把一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徐向前——主持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军队的精简整编问题。在随后召开的大大小小会议上，各大军区的将领们围绕军队“消肿”问题，各抒己见，如同一群医生给一个重病号会诊，开出了许多药方。3月11日，徐向前对这些会议作了总结：“在座的都是老同志，60岁以下的不多，但大家都壮心不已，都有一股劲儿……军队现代化是个很复杂的事情，打起仗来军队是一部很复杂的机器。搞不好，你来我不来，自己打自己，有东西送不上去，相互联络不上。我现在提出这些问题，有些要做研究，有些也可以做些试验。”

作为国防部长，徐向前还要承担繁重的外事工作。1980年8月，他接受了意大利著名记者纳西·皮劳斯的采访。很多人担忧，这名记者到过许多国家，爱钻空子，更何况西方总是戴“有色眼镜”看待中国。谁料，徐向前一见到皮劳斯，就对他直言：“我国虽然很大，但人口多，很穷，非常需要有一个长期和平的环境来建设国家。”这种毫不避讳“穷家底”的态度，让皮劳斯很惊讶，也很感动。最后，他问：“我很想听听国防部长对战争持何种态度？”徐向前说：“我们一向主张和平，主张国与国通过协商，平等地解决相互分歧。我们的原则就是毛主席提出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两次发火

在国防部长任上，徐向前两次发火的事，让身边的工作人员至今难忘。

一次，徐向前从内参上看到一条消息：在昆明街头，一位残疾军人佩戴着勋章讨饭。这让他十分难过。之前，他已听到不少反映：一些残疾军人的生活条件很差；一些烈士家属得到的抚恤金，还抵不上一头牛的价钱；有些地方的烈士家属甚至领不到抚恤金。每次得知这样的情况时，他总是感到难过。一次他愤怒地说：“战士战死还抵不上一头牛，这是什么政策？”于是，他特意让总参谋长杨得志向中央书记处“提要求”：地方政府一定要安排好残疾军人的工作和生活，建议国务院拨专款解决这个问题。

还有一次，徐向前看到一份简报上说，部队的后勤干部反映，他们的工作“低人一等”。他找来后勤部长洪学智，问：“你说后勤工作是不是低人一等啊？”洪学智是徐向前的老部下，一听徐帅的话，便像当年一样直来直去：“徐帅，我这个部长是挨骂的呀！”

徐向前一笑：“有人敢骂，好，说明你还民主嘛。”

洪学智又说：“做后勤工作的同志确实感到有点低人一等。”

徐向前说：“打仗，没有后勤工作寸步难行。你们觉得后勤干部比人低，我看你们还比人家高呢。”

此次谈话后不久，徐向前专门开了一次后勤工作会议，做了《后勤工作是决定战争命运的大问题》的讲话。这给了后勤干部们很大的安慰和鼓舞。

对老百姓的疾苦，徐向前同样非常关心。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天，几位来北京开会的大别山区县委书记，特意前来拜访徐帅。徐向前问：“老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怎么样？”

这一问，顿时让气氛冷了下来。沉默了好长时间后，一位年轻人壮着胆子说：“徐帅，您还记得七里坪吧？”徐向前点点头。他怎么能忘记，那是大别山下黄安县的一个区。在那里，他指挥过黄安战役，还负过伤。

“我陪新华社记者到七里坪做过访问。”年轻人接着说，“那里有些人家，每人只有一条裤子，想要洗洗，都没有换的。有一家姓王的，7口人只有6个碗……”

“什么？”徐向前站起身，表情凝重地重复着，“7口人只有6个碗？”

送走客人后，徐向前再也忍不住了。他立即着手做了进一步的调查，然后向党中央写了《关于请关注老区建设的意见》，建议中央书记处、国务院派人到井冈山、大别山、陕北等经济落后的老区，进行系列调查，研究尽快改变当地面貌的措施。给中央的报告发出后不久，他的生日到了，家人要给他做寿。徐向前生气地说：“做什么寿啊！不要忘了，有一家7口人只有6个碗呀！”从此，每逢他过生日，家人、工作人员陪他照张相，就算是“祝寿”

耿飚

耿飚 给六百万军队“消肿”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刘畅

耿飚 (1909-2000)湖南醴陵县人。建国后曾任中国驻瑞典大使兼驻丹麦、芬兰公使，驻巴基斯坦大使，外交部副部长，驻缅甸、阿尔巴尼亚大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长，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1年3月至1982年10月任国防部长。

在北京外交部旧址附近的一所公寓中，耿飚的长女耿莹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回忆说：“我这个父亲，上山能打猎，下水能摸鱼，出门能谈判，回家能做饭……”

在耿莹心中，父亲是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实在难用一句话概括。

耿飚的夫人赵兰香，已87岁高龄。谈起丈夫，她和女儿有相同感受：“耿飚一生的经历丰富多彩，由于工作需要，党和国家安排他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从事截然不同的工作，但是他在每一个岗位上都能干得很出色。”

五角大楼的特殊客人

耿莹说，父亲从童工到将军，“大风大火”了一辈子。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多半时间是在外交岗位上。

1979年1月2日，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邓小平宣布：军委决定耿飚回军队任职。

1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兼任军委秘书长，协助军委主席处理军委的日常工作。1981年3月，耿飚又兼任国防部长。

赵兰香至今还记得耿飚回归军队的那一天。

“工作人员送来了军装，等不得我给新衣服过水，耿飚当即就‘披挂’上阵了。他一连说了几个‘好哇，穿什么都不如穿它舒服。还是红旗式的领章好，还是那颗红五星好。’”

耿莹回忆：“在父亲兼任国防部长的前后两年中，他为军队整编、民航改制、中美军事关系等问题操碎了心。”

1980年5月25日，由耿飚率领的军事代表团访问美国，走进五角大楼。

“后来我听父亲讲，五角大楼的工作人员不顾禁令，纷纷从窗户探头出来。他们没想到，美国会为一位共产党国家的军队领导人举行欢迎仪式。”耿莹说。

访美期间，耿飚一行还登上了“小鹰”号航空母舰。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科技人员首次踏上航空母舰。上舰后，其规模气势和现代作战能力，给他们留下了极深印象。

在看到代表世界海军最先进水平的装备时，耿飚和同事们内心深处也萌动着尽快改变我国海军面貌的激情。

赵兰香还记得一个细节：5月28日晚，美方把中国军事代表团请进白宫，卡特总统夫妇在晚宴后，邀请耿飚夫妇一起观看了电影《星球大战(Ⅱ)》。但美方因顾忌“如此过分招待中国人会刺激苏联”，所以当时没有将看电影的情况对外公布。

这次访美，中美双方拟定了进一步加强两国军方联系的计划，包括增加军方人员接触，美国同意向中国出口某些具有民用和军用双重价值的技术，并愿意对可能向中国出口的某些军事装备提供技术和资料。

当时有记者问：“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同中国在军事上，哪怕是暂时性的结盟的开端？”美国国防部长布朗答道：“根本不是。美国和中国是朋友，不结盟也可以交朋友。”又有记者问：“同中国军方发展关系是否终将导致美国向中国出售武器？”

耿飚说：“我认为目前没有这个可能。我们的友谊要靠一步一步地来，一天一天地发展。”

组建反劫机警察特种部队

耿莹告诉记者，很多老帅对耿飚在就任国防部长前后执行的“军队消肿”政策，印象深刻。

“父亲在邓小平同志和几位老帅的指导下，主抓了军队的精兵简政，那是‘文革’以后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次大‘消肿’。”

耿莹曾在父亲的回忆录中看到，当年父亲召开军委会议动员部属说：“现在这个样子化不了(实现国防现代化)……我们都是从枪林弹雨中出来的，大家都懂得指挥机关人多了，高大了，并不能提高效率，反而很多事情难办。过去办事情简单，一个电话，或者把人找来，当面几句话一说，回去就办妥了。现在办事情有些人搞官僚化那一套……搞那么多干部，说是能上能下，实际上能上难下，提起来高兴，降下去就不高兴，还要骂娘。现在要消肿，做三年计划，真正消肿！”

为保证简编部队在紧急情况下实施军务动员，耿飚提倡首先把预备役搞好。转业复员的官兵要搞预备役登记。耿莹说：“父亲还给他们讲了《花木兰》的例子。他说‘你们看朝廷里就有花木兰父亲的名字，一旦打仗，一个通知下来，哪一天集中，他自己带弓马，带着保留的军服就来了’。”

在耿飚等的积极努力下，经过这次精简整编，人民解放军的总员额由600多万降到400多万。从此，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在军队序列中消失。

耿莹对耿飚在任国防部长期间组建特种警察部队的事记忆犹新。“1981年6月，父亲召开中央军委办公会议，研究如何应对国际上日益猖獗的劫持飞机等恐怖活动。”

10月9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反劫机警察特种部队。“他们从武汉军区调集了一个团的兵力，开始封闭式训练，当地老百姓称他们是‘敢死队’。”

就在训练紧锣密鼓进行时，1982年7月25日，中国民航发生了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劫机事件。民航兰州管理局的一架飞机遭5名歹徒劫持，命令机组改飞台湾。“父亲立即到突发事件指挥中心现场进行指挥。后来机组人员在乘客的配合下，制服了歹徒。”

1983年，耿飚倡建的警察特种部队并入新成立的武警部队，改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特种警察大队”，任务为反劫机、反恐怖、反暴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