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叛逃带给毛泽东怎样的身心重创？

晚年毛泽东在大会上(资料图)

　　核心提示：毛泽东因为身体的缘故，几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更不要说进人民大会堂主持会议了。此时与中南海新华门一步之遥的人民大会堂在毛泽东政治生涯中已成为“遥远的地方”。从1971年9月林彪叛逃到1973年10月，两年多后，他才走进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当他步履蹒跚地出现在全国党员代表的视线里时，几乎所有代表的脸上都闪过惊诧的表情，大家内心顿时沉重起来。一个严峻的现实摆在人们面前：毛泽东老了！（来源：凤凰网 本文摘自《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 作者：顾保孜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林彪事件，毛泽东心灵受到重创，从而加速了他衰老的速度。新年刚过，毛泽东得到陈毅病逝的消息……

　　1972年的新年是寒冷的，严冬侵袭着中南海。 曾经郁郁葱葱的苍翠在寒风中迅速地枯黄、凋谢、飘零……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毛泽东，也无法背离日趋衰老的自然规律。他的精神受到林彪叛逃的极大刺激，身体健康状况日渐下滑，各种病症开始显现。有时可能一点诱因就能导致大的疾病出现。

　　一年多前，也就是1970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因游泳受了风寒，加之“批陈整风”并不顺利，林彪一伙攻守同盟，很难突破，心力交瘁的毛泽东觉得身体很不适，三步一喘，五步一咳，因为咳嗽剧烈，侧卧床榻，常常一夜无眠到天明。到了1970年11月下旬，毛泽东的病情越来越重，持续高烧不退，医生怕转成肺炎，赶紧找来专家给他看病。专家们一致诊断他得了肺炎。在此之前毛泽东身子骨很硬朗，几乎不生病，不要说肺坏了，就是头痛脑热也很少出现。所以他对待疾病的态度就像对待帝国主义一样，认为那是只纸老虎，你不怕它它就会怕你。毛泽东既不相信“病来如山倒”，也不信“病去如抽丝”。他一听医生说自己得了肺炎，立刻就火了。他不仅拒绝治病，也拒绝医生靠近。

　　毛泽东就这么一连发了两天高烧，也一连发了两天的脾气，导致病情持续恶化。

　　办公厅主任看见毛泽东病情万分危急，赶紧把跟随毛泽东多年的保健大夫紧急召了回来。深知毛泽东脾气的保健大夫为毛泽东检查后，故意轻描淡写地对他说：“看来仍旧是老毛病，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只要打打针就好了。”

　　毛泽东听了保健大夫这一番话，觉得这才符合他身体的真实情况，心病没了，神情也放松了，开始同意接受治疗。

　　最终肺炎是治好了，但是这场重病已经累及心脏和肺腑。很长一段时间，他的身体都十分虚弱，行动困难，走起路来，双腿只能像两条木棍子似地拖动……他的体态高大，心血管循环负担非常重。而心血管疾病又是人类的“头号杀手”，如果这个潜伏危险不被发现不去排除，那么人的生命随时会被这个“杀手”夺走。

　　去年9月，林彪事件发生后，78岁高龄的毛泽东与周恩来一起领导了对“林彪集团”的揭批查工作。

　　“批陈整风”改为“批林整风”。一字之改，却惊天动地，震魂荡魄……1970年以后，“文革”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都显露出它致命的缺陷。当举国上下为庆祝粉碎林彪集团的胜利而纵情欢呼时，毛泽东所看到的前景却不容他有太多的乐观和轻松。林彪集团的覆亡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也意味着毛泽东的精神再次遭受更猛烈的重创……

　　因为“揭批查”过程也是“剥竹笋”的过程，一笔一笔地清算林彪的历史老账，一层一层把内幕剥开。林彪自井冈山以来所犯的十六条错误在政治局内部进行传达，接下来《“571工程”纪要》作为批判林彪的罪行材料也印发全国。

　　翻开《“571工程”纪要》，那些被当时认为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反动至极的语言，更加激起全国人民义愤填膺，对死有余辜的林彪一伙恨之入骨。

　　但是，毛泽东已经发觉，揭批查到最后，暴露出了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文化革命是不是“左倾”路线的产物？ ……他在精神上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顿，他体内潜在的疾病也开始“秋后”向他算总账。

　　在精神与身体双重打压下，11月下旬，毛泽东又患了一次重病，经过医生全力抢救，方才脱离危险。一个半月来，他的身体都没有恢复元气。双脚严重浮肿，原先的布鞋、拖鞋一双都穿不上了。工作人员赶制了两双特别宽大的拖鞋，好让毛泽东穿着能够散散步。

　　毛泽东带着一身疾病迈入了1972年新年的门槛。此时的北京也进入了数九寒冬的季节。

　　寒流、大雪交替突袭而来，中央各种会议也少了许多。

　　毛泽东因为身体的缘故，几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更不要说进人民大会堂主持会议了。此时与中南海新华门一步之遥的人民大会堂在毛泽东政治生涯中已成为“遥远的地方”。从1971年9月林彪叛逃到1973年10月，两年多后，他才走进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当他步履蹒跚地出现在全国党员代表的视线里时，几乎所有代表的脸上都闪过惊诧的表情，大家内心顿时沉重起来。一个严峻的现实摆在人们面前：毛泽东老了！

　　失去健康的毛泽东，整日躺在床上看大本线装书，可是就在此时，他又发现自己的眼睛不仅老花程度加深，白内障也随之严重起来，“内忧外患”导致他的情绪越来越不好，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十几年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对此就深有体会。

　　张玉凤毫不犹豫地回答：“发！1970年以后，主席身体患了多种疾病，有时情绪不好，渐渐地，我就觉得毛主席也和平常人一样，也有喜怒哀乐。不过，他始终像父亲一样对待我们工作人员，是位非常慈祥的老人！我们在他身边久了，他也熟悉了我们，就像对家里人一样。有时遇到我们做错了事，或是他的情绪不好，就会发脾气。当时我也觉得委屈，觉得自己已经尽责尽力了，还是挨批评。现在看来，这不能怪主席。他操劳的是国家大事，加上国际风云不断地变幻，国内形势也不稳定，他心头有很重的压力。这些都是我们年轻人无法认识和体会的。所以就不能准确把握主席的内心活动。比如，主席正在看文件，我见饭要凉了，就提醒主席说：主席，饭菜要凉了，还是先吃饭吧。主席一听，火了：你没有见我在看文件吗？不吃！不过，主席发脾气，从不往心里去，发完也就忘了，并不计较我们的过失。

　　主席一辈子爱看书，他读书几乎达到手不释卷的程度。主席读书有个习惯，不爱坐着看，常常捧着书靠在床上看。他的眼睛老花，又有白内障，看不清字体，却又不肯配带老花镜，只好借助放大镜看书。放大镜是象牙做的框，很重，他竟能拿着看几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书。主席读书范围很广，历史天文地理文学，几乎没有他不读的。”

　　依靠读书舒缓内心的负累，或许是毛泽东一种减压的方式。他习惯从历史中寻觅政治灵感的毛泽东又从历代文人墨客的怀古诗中，为林彪一伙反党篡权找到相似的历史原型。记得当时社会上流传一时的唐朝杜牧的“折戟沉沙”等作，都是毛泽东读古书中挑选出来的。诸如“试玉还须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一类诗句，说明历朝历代接班人的选取都非常之难，都真伪难辨，而且被选者要经过时间的检验。今天的共产党政权也是如此……毛泽东要让历史照进现实，借古人之口为今天的政治说话。

　　寒冷，容易让人生病，也容易令人伤感。

　　1972年1月7日一大早，陈毅被癌症夺走了生命的噩耗传到了毛泽东耳中。不知是消息来得突然，还是早有思想准备，他很长时间竟面无表情，无言无语。但他内心多少有些安慰，在前一天上午，也就是陈毅去世前几个小时。毛泽东对前来商谈工作的周恩来和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检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 (注1)

　　据叶剑英报告说，他已经将这话带到了陈毅的枕边……

　　毛泽东望着窗外，零零星星的雪花一片一片地飘落在窗户上，渐渐融去。雪花就这么落下，融去，再落下，再融去……

　　人往往表面反映越是平静，内心活动越是剧烈。

　　毛泽东是在思念那井冈山战斗的岁月？还是对以陈毅为代表的老帅们有些愧疚？扳着指头数数，那些和他一起出生入死打江山的元帅们，活着还有五位，除了叶剑英，其余四位都闲居在家……

　　“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毛泽东穿着睡衣执意前往，令所有人措手不及……

　　陈毅去世了。他是在北京最寒冷的冬夜里去世的。

　　无论相信与否，他都静静地躺在那儿，仿佛睡熟一样，那么安详。

　　此时，日历上印着赫赫黑字——1972年1月6日。

　　凌晨的钟声，再有5分钟就要敲醒新的日程。而陈毅生命的钟声却永远地沉寂了。

　　按照周恩来与几位老帅商议的意见，陈毅元帅治丧程序只比上将、副总参谋长的规格略高一点。参加追悼会名单上有周恩来、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郭沫若等人。叶剑英致悼词。周恩来特别注明：因天气太冷，江青、宋庆龄可以不参加。一向怕冷的江青却传话：她能够来。参加追悼会的人员确定了，可由于中央还没有对“二月逆流”正式平反，悼词如何草拟，无人敢轻易表态。

　　悼词成稿后，周恩来亲自动笔修改，他煞费心思，字斟句酌地补写了一段对陈毅一生功过的评价。他写道：陈毅的一生“努力为人民服务，有功亦有过，但功大于过”。接下来采取对功实写而对“过”虚写的方式，这样，既能避免刺激党内文革派，又彰显了陈毅在历史上功劳，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为他恢复名誉的目的。

　　周恩来将悼词改完，放下笔，仰天长叹，他多么希望陈毅知道他的内疚和无奈！如今老友归去，周恩来心痛之余，要通过陈毅的治丧活动为朋友作出力所能及的补偿。

　　陈毅死后，三〇一医院门口自发地聚集了许多从四面八方闻讯赶来的干部和群众。他们站立在寒风中等候，久久不肯散去，坚持要向陈毅的遗体告别。人数越聚越多，最终惊动了中央高层。

　　周恩来这时决定将陈毅的悼词送给毛泽东审阅，请他最后定夺，并在附信中说：“陈毅同志是国内国际有影响的人，我增改的一长句，对党内有需要。”(注2)

　　1月8日，毛泽东接到了周恩来送来的陈毅悼词。他一眼扫过，几乎没有思忖，大笔一挥，将周恩来精心补写的几段评价陈毅一生功过的文字悉数勾去，在稿纸一边批示道：“基本可用”、“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 (注3)

　　当天毛泽东就圈发了有关召开陈毅追悼会的文件，包括陈毅追悼会的规格。

　　按照文件所定的规格：陈毅已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陈毅的追悼会由中央军委出面组织。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追悼会，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词。政治局委员不一定出席，参加追悼会人数为500人，定于1月10日下午3点在八宝山烈士公墓举行。

　　但是接连两天，副主席宋庆龄来电话，坚持要出席陈毅的追悼会；西哈努克亲王发来唁函，并提出参加陈毅追悼会的请求；许多民主人士也纷纷表示要前来悼念。

　　这一切令周恩来十分为难，他不知如何解释为好，只能用天气寒冷、场地狭小等理由反复劝阻他们前来。

　　工作人员发现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就劝他休息一会儿。他说要起来到沙发上坐一坐。工作人员搀扶他走进书房。毛泽东坐下后，便随手抓起一本书，看了一会儿又放下，显得心事重重。

　　自从圈阅了陈毅追悼会的文件，他就一直这样意乱心烦，越加显得面色憔悴，腮边的胡须很长。

　　当时毛泽东手边没有日历，桌子上没放钟表，也没有任何人提醒他，在追悼会快要开始之前，毛泽东突然抬头询问工作人员：“现在是什么时间？”当得知是一点半钟的时候，毛泽东拍打了一下沙发的扶手：“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说完，他便缓缓站起身来。(注4)

　　太突然了！工作人员愣怔住了。毛泽东没有多作解释，一个人颤巍巍地向门外走去。

　　大家反映过来后，立即通知派调汽车。

　　这时，毛泽东还穿着睡衣，下身是一条薄毛裤。工作人员急忙拿来他平时出门见客时穿的那套灰色“毛式”服装要他换上，他却觉得耽误时间：“不要换了。”大家赶忙替他披上大衣，再给他穿制服裤子时，他还是拒绝了。

　　只穿着薄毛裤出门，这怎么行呢？然而毛泽东的脾气大家是很熟悉的，他决定要做的事谁都别想阻拦，他不想做的事你再动员也无济于事。工作人员中有两位搀扶着毛泽东上车，另一位快速拨通了西花厅周恩来的电话。

　　周恩来得到这一消息，立刻拨通了中央办公厅的电话，声音洪亮而有力地说：“我是周恩来。请马上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出席陈毅同志追悼会；通知宋庆龄副主席的秘书，通知人大、政协、国防委员会，凡是提出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要求的，都能去参加。”

　　接着他又电话告知外交部：“请转告西哈努克亲王，如果他愿意，请他出席陈毅外长追悼会，我们将有国家领导人出席。”(注5)

　　周恩来搁下电话，忘记了自己身上还穿着睡衣，一边让卫士长张树迎赶紧调车，一边匆匆往外走。他要赶在毛泽东之前到达八宝山！

　　在汽车抵达目的地之前，周恩来才好容易将睡衣换了下来。而毛泽东则将睡衣穿进了追悼会场。

　　周恩来一下车，三步并作两步，一进八宝山休息室就激动地通知张茜：“毛主席要来！”

　　神情黯淡的张茜听到这个突如其来消息，眼水长流。

　　周恩来安慰道：“张茜，你要镇静些啊！”

　　张茜强忍住抽泣询问：“毛主席他老人家为什么要来啊？”

　　周恩来没有回答，但他明白，这是毛泽东对昔年战友的重新认可。

　　毛泽东首次将“中国第二号走资派”归于人民内部矛盾，这成为邓小平复出的重要“信号”

　　张茜看到了毛主席，令人心碎地惨然一笑，多时的委屈化为苦涩的泪花在眼眶里盘旋：“主席，您怎么来了？”

　　毛泽东也忍不住凄然泪下！他握住张茜的手，话语格外缓慢、沉重地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 ！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

　　宽慰和喜悦如温暖的春风从每个人心头吹过，张茜激动地挽住毛泽东的手臂，这肺腑之言虽然姗姗来迟，可它毕竟来了！

　　杜修贤此时按下快门，留下了这个别有意义的瞬间。

　　张茜尽力抑制悲痛，向毛泽东告白：“陈毅病危时，还想到主席的寿辰。12月26日那天，他进食已经很困难，但是还吃了一点寿桃、寿面，祝你老人家健康长寿。”

　　毛泽东眼眶红了，他深知陈毅的至情至诚。他关切地问：“孩子们呢？叫他们进来嘛。”

　　陈毅的四个孩子进来后，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勉励他们要努力奋斗，深情地对孩子们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立了功劳的。”

　　“陈毅同志26岁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主席，从那时起，在你老人家的指引和教导下，他才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也正是这样，才有了我们这一家。”张茜表示了对毛泽东的由衷感激。

　　毛泽东回应：“陈毅同志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了贡献，这已经作了结论了嘛。”

　　听到这些，张茜心潮起伏，喃喃地说：“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主席。”

　　“陈毅同志和我有过几次争论，那个不要紧嘛 ，我们在几十年的相处中，一直合作得很好。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是能团结人的。”毛泽东再次表示了对战友的肯定。

　　谈话告一段落时，张茜真诚地请求：“主席，您坐一会儿就请回去吧！”

　　毛泽东微微摇头：“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

　　张茜忍着泪水连忙说：“主席，那怎么敢当啊！”

　　有人进来报告：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来了。毛泽东稍稍地一怔，立刻转身朝门外望。

　　西哈努克和陈毅相识了十多年，交往颇多，对陈毅的感情很深。陈毅去世后，他几次向周恩来提出要亲自来八宝山，参加追悼会。周总理没法答复他，当时连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不参加，怎能同意一个外国领导人来呢？

　　毛泽东告诉西哈努克：“今天向你通报一件事，我那位‘亲密战友’林彪，去年9月 13日，坐一架飞机要跑到苏联去，但在温都尔汗摔死了。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

　　西哈努克亲王惊异地望着毛泽东。林彪出逃，中国还未向国外公开发布消息，他是毛泽东亲自告知林彪死亡消息的第一个外国人。

　　毛泽东左顾右盼，竟没有发现几张熟悉的面孔。他怀旧了，开始想念那些和他一起走过近半个世纪岁月的老战友们。在接着的谈话中，他不仅谈起了陈毅，还谈到了邓小平。他说：“邓小平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注6) 毛泽东第一次把“中国第二号走资派”归于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毛泽东在邓小平出来工作问题上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

　　周恩来在一片低沉的哀乐声中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他当场暗示陈毅的子女，要将毛泽东替老同志们说话的信息传出去，为尽早解放老干部先造一些舆论。

　　毛泽东抱着多病之躯亲自参加陈毅追悼会，是对死者的一种悼念，也是对生者的一种安慰。

　　陈毅追悼会由于毛泽东的突然出现，原定较低的规格一下子提了上来。才接到通知的宋庆龄和一批民主人士也纷纷赶来。八宝山礼堂并不宽敞，一下子搁不了这么多人，很多着冒寒风赶来的老干部只能站立在追悼会场外为陈毅元帅送行。尽管1月10日那天下午气温在零度以下，阴沉的天空还飘散着零星雪花，寒风刺骨，可是没有一人退场，没有一人抱怨。大家通过悼念陈毅，表达着内心的不平。今天，毛主席来了，亲自为陈毅元帅送行，人们的心灵得到了些许宽慰！

　　原准备致悼词的叶剑英悄悄将悼词稿塞进周恩来的手里。追悼会规格提高了，致悼词自然落到周恩来的肩上。

　　这时，工作人员拿来了一块宽宽的黑纱戴在毛泽东的大衣袖子上，张茜搀扶着毛泽东，迈着沉重的步子，慢慢地向会场走去。

　　追悼会下午3点整准时开始。会场内没有军乐队，只有一架留声机反复播放着哀乐。

　　哀乐声中，毛泽东和全体人员面对鲜红党旗覆盖下的陈毅骨灰盒——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毛泽东凝重而深沉地弯下他高大的身躯，低下他花白的头颅，为他的战友致哀。当他再次抬起头时，泪光盈盈，久久凝视着陈毅肃穆的遗像……

　　不足600字的悼词，周恩来竟读得两次哽咽失语……会场里的悲痛气氛更为浓烈，很多人发出了抽抽搭搭的哭泣声……

　　毛泽东站在队伍的最前面，高大的身躯略略前倾，他静静地听着，默默地望着，双唇不停地抿动，似乎有无尽的话要说……

　　追悼会结束后，毛泽东再一次握着张茜的手，久久不肯松开。张茜搀扶着毛泽东，一直把他送到汽车前。毛泽东双腿明显无力，几次用力迈步都没有登上汽车，最后，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他才勉强坐了进去。

　　追悼会结束后，杜修贤一头扎进了照片的后期制作，暗红色的灯光下他熟练地将一张张白色的相纸放进药水中显影，没有一会功夫儿，白天追悼会上催人泪下的悲伤场景就跃然纸上。他在洗好的照片中首先选了一张全景照片， 将它从毛泽东大衣下摆处裁去。这样就遮挡了毛泽东身着睡衣的痕迹。

　　第二天，陈毅追悼会的照片和消息在全国各大报上刊出，立刻引起很大反响。毛泽东亲自前去追悼陈毅，陈述了一番评价，无疑是给“文革”中受到冲击的老干部们带来了巨大的希望。

　　陈毅之死，也为周恩来解放老干部提供了机会。周恩来尽量顺水推舟，扩大此事的影响。他在一些场合中反复说：“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动。”

　　从这以后，毛泽东先后在一批受到诬陷和打击的老干部及家属的来信上分别作出批示：同意陈云回北京；指示对谭震林、罗瑞卿、谭政、杨成武、李一氓、苏振华、林枫、叶飞、吴冷西、舒同、郭化若、李卓然、何长工、白坚、李克如、贺诚、许涤新、范长江、江一真、李一夫、柴沫、林铁、陈丕显、刘景范等人或予以释放，或解放恢复工作，或按照人民内部矛盾性质酌情做出安排。他在杨成武女儿关于杨成武是受林彪等人陷害的采访上批示：“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他还特别批准了陈云、王稼祥要求进行经济和外事调查工作的来信，又专门指示周恩来，说谭震林“还是好同志，应当让他回来”。

　　一月下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地会议代表时，当着江青等人的面直言：“在揭批林彪集团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意思的。”(注7)

　　此时邓小平已在江西新建县的一幢破旧的小楼里，度过了两年多的时间。

　　邓小平从1969年被“战备疏散”到江西，就顶着“二号走资派”的头衔，很谨慎也很平静地潜居在民间。他与同时被打倒的“头号走资派”刘少奇不同，他可以通过汪东兴和毛泽东保持着一种间接的联系。这种状况也是按毛泽东的意图安排的。

　　毛泽东在1971年9月南巡途中，严厉批评林彪的同时，看似无意却有意地对在座的军区司令员们说：“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有个前委，主要还是邓小平起作用的。”毛泽东这些话通过间接渠道传到了邓小平的耳朵里，他棉团藏针的性格使他能够冷静观象，明辨是非。

　　邓小平这位年近70岁的老人除了去不远的一家机械厂做工，，每天总要抽出一定的时间来锻炼身体。清晨或黄昏，他在院子里来回踱步，反思“文革”中的失误，也思考困境中的出路。

　　久而久之，墙根下的荒草地被踩出了一条小路，后来人们称它为“邓小平小道”。

　　1971年11月5日，邓小平在新建拖拉机厂全厂职工大会上默默地听完了林彪事件的传达后，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情，说了一句话：“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他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揭批林彪、陈伯达等人的罪行，同时也表示：“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68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

　　这封信正是林彪事件后处于内心痛苦中的毛泽东很愿意看到的。毛泽东交代汪东兴：“他的事还要你来管。”并且把邓小平的来信批印中央政治局。

　　然而，中央高层里跑了一个拿枪杆子的，还有一群耍笔杆子的，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依然乌云重重。这封信并没有马上“开花结果”。

　　“邓小平小道”通往中南海的路还很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