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11日 - wangxiuhuan1945的日志 - 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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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11日

《论语》学习 2009-08-11 21:51:38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李里《论语讲义》为政第二摘记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治天下以后为什么讲诗呢,因为孔子一生提倡诗教,用诗来教化民众,用诗来治理天下,用诗来陶冶民众的性情。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要用诗来引起人们对生命、生活,对人生的热爱。我国古代,小孩子发蒙就读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诗经》都属此类。一上来就给小孩子讲道理,是很枯燥乏味的。诗歌简短,有情感,而且形象生动,又是美的载体,较容易引起小孩子的兴趣。“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你看,两只黄色的鸟儿在翠绿的柳树间鸣叫,一行白鹭飞上苍茫的天空。“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西岭就是我们四川的西岭雪山,从窗子看出去,一片茫茫的雪山,门边则停靠着行程万里的船只,这是多美的一幅图画,诗是形象的,诗和画是分不开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些家喻户晓的诗,教给小孩子,有助于培养他们对美的感悟,陶冶他们的性情。诗是最能够陶冶人情操的,如果你一来就给小孩子讲《易经》,讲得他们摸不着头脑,就再也不想学了。一开始就给他讲“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回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多美的诗句。再讲“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讲这些的时候,小孩子容易被诗的意境、美景所感染,所打动,这就是陶冶性情。 所以孔子讲治理天下以后马上就讲诗。

思无邪。共和国五十八年暮春李里绘。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就是《诗经》。 夏商周的时候,有一个制度,叫做“采诗”。最早的诗就是民歌,上古时诗和歌是不分的,老百姓唱歌,朝廷里的官到民间收集这些诗歌给国君看,以此了解民生。如果采编的诗都是赞美国君如何圣明、深入民心啊,天下如何太平啊,生活如何美好啊,就说明当时的政治是得民心的;如果收上来的全是在嘲讽、怒骂,抨击贪官污吏,就说明政治出问题了,依此就要对社会进行治理,这就是“采诗”“观治”,诗歌可以反映出民心的向背。我们说孔子最大的成就是“删诗书、正礼乐、赞易传、著春秋”,第一件就是删定上古传下来的三千多首诗,编成三百零五篇,即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也是五经里的第一经。“《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孔子认为,用一句话来概括《诗经》,就是“思无邪”。“邪”字在古文里边要读做xiá,“邪”就是杂念,诗歌里边没有杂念,没有邪念。这个没有杂念,没有邪念,怎么讲呢?用三句话来讲:“乐而不淫,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快乐但不过分,雨水过多就叫淫,《岳阳楼记》里边的“淫雨霏霏,连月不开”,这个淫雨就指过多的雨水,“淫”引申为过分。“哀而不伤”,你可以哀愁,但你不能伤心。《黄帝内经》里讲,一个人伤心,就真要伤害你的心,就要伤害你的心、肝、脾、肺、肾。所以你可以哀愁,但不可以伤心。“怨而不怒”,你可以有埋怨,“哎呀,怎么老师讲得这么慢呢?老是讲一句,讲快点儿嘛”,你可以埋怨,但不要发怒,你说老师:“你不要讲了,滚!”这就是发怒,一发怒就伤你的肝,喜怒哀乐都是会影响身体的。中医里边讲,外感六淫,内伤七情,都是致病的根源。六淫是风、寒、暑、湿、燥、火,就是使人体生病的六种自然界的淫邪之气。风,中风了,伤风了。寒,人受寒了,把舌一伸出来,舌生白苔。暑,人中暑了,全身温热,不出汗,白苔里面发黄。湿,风湿,湿症,皮肤出问题了。燥,燥火,情绪暴躁如雷,肝上阴虚,情绪波动,睡不好觉,魂不守舍。内伤七情,哪七情呢?喜、怒、哀、惧、忧、恐、思,使人体生病的七种内在情绪因素。喜伤心,过于欢喜就伤心脏,所以有因高兴过度而死的人,如武松。怒伤肝,发怒就伤肝脏,所以易怒的人肝都不太好。哀、忧伤肺,哀愁、忧伤过多就伤肺,林黛玉多愁善感,最后就是得肺病死的。恐、惧伤肾,伤肾脏。思伤脾,思虑过多伤脾胃,但凡多思多虑的人一定长不胖,无忧无虑的人则多半容易长胖,所以《大学》里讲“心宽体胖”,一般胖子都很少有忧虑,瘦子多半一天到晚愁眉苦脸。中医讲致病的原因就是两大条:外感六淫和内伤七情。诗三百篇为什么无邪呢?就是因为其言情而得情之正,虽言情但无邪念,也就是说情感中正、温润,无过分或偏邪之病,所以读诗能让人的情绪平和。

 


杨伯峻《论语译注·为政篇第二·2》摘记

 

2.2子曰:“詩三百⑴,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⑵’。”

【譯文】孔子説:“《詩經》三百篇,用一句話來概括它,就是‘思想純正’。”

【注釋】⑴詩三百——《詩經》實有三百五篇,“三百”只是舉其整數。⑵思無邪——“思無邪”一語本是《詩經·魯頌·駉篇》之文,孔子借它來評論所有詩篇。思字在《駉篇》本是無義的語首詞,孔子引用它却當思想解,自是斷章取義。俞樾《曲園雜纂》説項説這也是語辭,恐不合孔子原意。


  ◎感悟经典
  • 2011年03月01日 作者:
  • 【PDF版】

    “诗三百,思无邪”

    与人心教化

    人的道德教化,靠单打一不行,必须全方位地营造一种氛围,使人全身心地受到熏陶和滋养。在其中,艺术就扮演着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角色。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其实也是当今时代的要求。

    □何中华 

    孔子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是说《诗经》有诚意正心之功;“无邪”就是正其不正以归于正。《诗经》三百零五篇,在体裁上分为“风”、“雅”、“颂”,在表现手法上分为“赋”、“比”、“兴”。《毛诗大序》对风、雅、颂做了解释,谓“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又云:“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再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显然,此三者均含有道德教化之义,要么直接是教化,要么是王政之盛衰的鉴诫,要么是德治仁政的讴歌。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兴、观、群、怨的落脚点,在于“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说到底,它仍然被纳人并落实到伦理秩序的强化方面。诗歌能够潜移默化地陶养人的德性,在诚意正心的环节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所以孔子特别看重并强调《诗经》在挽救世道人心方面的积极意义。

    中国文化有着古老的诗教和乐教传统。孔子说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可见,在人的道德人格成就方面,诗、乐的作用不可小觑。那《诗经》的作用安在?《礼记》云:“温柔敦厚,诗教也。”《毛诗大序》认为,“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它可以敦化人的性情,和谐人伦关系,改善民风民俗。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子的风尚能够深深地影响民风民俗。

    “乐教”的“乐”是广义的,实则包含一切能够引发人的审美愉悦的艺术形式。郭沫若在《青铜时代》中言:“中国旧时的所谓‘乐’,它的内容包含得很广,音乐、诗歌、舞蹈三位一体的不用说,绘画、雕镂、建筑等造型美术也被包含着,甚至于连仪仗、田猎、肴馔等都可以涵盖。所谓‘乐’(岳)者,‘乐’(洛)也。凡是使人快乐,使人感官都可以得到享受的东西,都可以广泛地称为‘乐’。但它以音乐为代表,是毫无问题的。”《乐记》曰:“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还说:“德音之为乐”。因为“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流;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这可以说是一种广义的美育。《乐记》云:“乐者,通伦理者也。”“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所谓“反人道之正”,其实也就是“思无邪”的结果和表现。诚如朱熹所说:“圣人千言万语,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复其性耳。”“反人道之正”,亦即“尽心知性”而已。人们在审美愉悦中,在内心的感动中,不知不觉被改变了、提升了。这种熏染和陶冶,比那种空洞的说教来得扎实和可靠,故孟子说“仁言不如仁声之人人深也”。道德说教不如音乐教化那样深人人心。

    据《论语》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孔子闻尽善尽美的《韶》乐,以至于“三月不知肉味”。孔子自况道:未曾想到听音乐竟能达到这样的程度!音乐的力量,音乐对人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而汉代经学家刘向说:孔子闻《韶》,“乐非独以自乐也,又以乐人;非独以自正也,又以正人矣哉!”这是说,孔子通过欣赏雅正之乐,不仅仅为了自我拯救,还是为了拯救他人;借用佛家言,即所谓自渡渡人、自觉觉他。

    再看中国的书法和绘画。书法看上去似乎与人格培养并无关系,其实不然。书法讲究法度、章法,正书要求横平竖直、错落有致,这与做人的道理实则相通。扬雄曰:“书,心画也。”柳公权亦有言:“心正则笔正。”所以,人们常说“字如其人”;其实也可以反过来说“人如其字”。在一定意义上,一个人写字的风格,是书者人格浓缩了的形式。在书写中养成不苟且、不讨巧、中规中矩的习惯,对于人格的成就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可以说,书法的训练也就是人格的训练。书法作为审美形式,固有其道德教化的功能。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也是优点。通过长期的书法练习,人的心态和仪态都会逐渐变得端庄和方正,人的气质和品性得到改变。至于绘画,同样如此。

    标举“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魏晋名士,大都强调审美的自足性,主张审美同道德教化相脱离,譬如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就说:“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嵇康看起来颇有点这样的气概:“审美就是审美,其他什么也不是!”这正是鲁迅先生为什么说魏晋时代是“文学自觉的时代”的缘故。然而,有唐一代拨乱反正,恢复“诗言志”和“文以载道”的传统,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倾向。韩愈高扬“文以贯道”,柳宗元力主“文以明道”,以使审美回归正途。

    人的道德教化,靠单打一不行,必须全方位地营造一种氛围,使人全身心地受到熏陶和滋养。在其中,艺术就扮演着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角色。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其实也是当今时代的要求。

    (作者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